经济研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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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第五章

世界的封建社会（或称前工业社会）大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上千年甚或几千年。西方经济史学家在研究其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时，发现它有起伏升降，于是对它进行了经验性的总结，归纳出其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表现。后来又企图对它进行理论性的解释，试图得出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本章试图把这些规律性的现象和中国历史上的同类现象相比较，看看二者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并对它进行一些说明。

一、西欧封建时代的发展周期

我在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西方经济史学家把l8世纪以前欧洲经济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l2—13世纪是繁荣时期，14—l5世纪是衰退时期，l6世纪又复繁荣，而l7世纪则陷入衰退的危机中。这一概括无疑已经成为西方学者比较普遍的共识。不过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如l4、l5世纪是否是封建主义危机，17世纪是否是危机等。奇波拉曾经表示过，l6世纪不能笼统地称为黄金时代，而l7世纪也不是全面的危机重重。【1】可是在他的经济史著作中，仍然使用了这一经济起伏模式。沃勒斯坦在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虽然也指出关于17世纪危机的许多争论，而且他也不是探讨经济史的长期趋势问题，不过他仍然使用了这些阶段划分来叙述自己的世界体系。【2】布罗代尔倾向于认为这一周期运动是存在的，而且认为对经济的发展而言，“人口增长堪称是一股‘原动力’”。【3】他也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经济扩展意味着社会危机，甚至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他明确指出，当生产高涨时，群众的生活状况反而出人意料地坏；而当危机出现时，群众生活却得到改善。不过他指出，这是以事先做出大量牺牲，即大量的人口死亡为代价的。【4】
西方学者总结这一长时段的发展变化，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是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来认识一应经济现象的。他们认为，人口一方是需求，农业一方则是供给。而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就反映这供需二者的矛盾。供大于求，粮价下跌；求大于供，粮价上升。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所以也随着人口的多少呈反比变化。由于他们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出发分析问题的，所以他们观察的起点便是物价，而划分经济起伏曲线的根据首先也是物价的变化，这一点阿贝尔在他的书中一开始便说明，他是从找寻物价变动的原因而进行研究的，在否定了物价升降的货币原因后，就采取了人口说。【5】波斯坦也是一样，否定了物价的货币原因而采取人口说。可是人口的升降和农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6】凡·巴斯也以为，随着农业的繁荣，人口便会增加，而这种需求的上升自会使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人口增加意味着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这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大量劳动力也会促使需要劳动力的农业发展。相反，农业的衰退往往是人口减少的结果。因为劳动力缺乏，所以实际工资相对要高，农产品价格下跌，需要劳动力的开垦等也会不再进行。【7】但是，要把西欧甚或整个欧洲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变化，根据物价、人口等指标整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地区有着无穷的差异，于是才有刚才说的两次危机的不同认识。凡·巴斯经过整理，列出了这一长时段农业扩张与衰退两个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社会特征，现把它简化列表如下【8】：

这些特征当然并不是在各地都完全一致，不过这还是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一个有用的假说。还要注意的是，凡·巴斯这里提出的经济社会特征和他在农业史中提出的相比有一些改变。原来他认为农业扩张时期产出率是下降的，【9】可是这里他主张产出率也是上升的，大约是接受了其他学者的主张。

二、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周期问题

中国史的经济发展周期　中国史的经济发展有怎样的规律，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只是模糊地认为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周期，是循环往复的周期。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曾经试图总结过中国经济史上的周期，他认为这和政治上的王朝盛衰的周期基本是一致的，即王朝统一时一般即为经济上升时期，而王朝衰落、内乱外患频仍即为经济衰败期。他具体指出东汉末至隋文帝统一（184—589）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共计360余年是一个经济衰落期，以后有120余年的经济繁荣，到唐天宝十三年（754）安史之乱爆发，经济又进入200年之久的衰落期，直到北宋统一（960），经济才又发展。北宋时期（960—1127），中国经济大发达，但辽、金、元相继入侵，引起中国北方大破坏，南宋（1127—1279）150多年经济也得到发展。但元朝（1279—1368）中国经济又陷入衰退。此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沿着平缓的上升曲线，慢慢地向前发展；明清之际虽然有破坏，但并不严重。【10】胡如雷对中国经济史的周期性危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这是以土地兼并为其根源的。即大土地所有制和生产过程的个体性，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它的周期性危机的社会根源。土地兼并使自耕农和佃农破产，使个体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对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于是往往爆发农民起义。经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打击，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缓和下来，于是生产又得以发展前进，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胡认为这一种危机“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是世界史上仅见的”。【11】胡的学说比傅的解释有更多的理论性，但是也基本上是以王朝盛衰的周期为周期的。王守稼在对中国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研究中，提到了人口的问题，认为王朝初年，劳动力因死亡、流失而缺乏，于是鼓励繁殖人口、开垦荒地，经济发展。但人口的增长快于生产的增长，不久相对人口过剩出现，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绝对人口过剩，更加剧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人口大起大落与封建经济的大起大落基本一致，即他讲的人口起落和王朝的盛衰也是一致的。【12】
对于中国历史的周期性，西方学者费正清和拉铁摩尔也有过论述。【13】不过他们也基本上是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亡周期，拉铁摩尔还谈到产生这种周期的原因不只是统治的好坏，也涉及经济和游牧民族入侵等。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历史受到西方学者更大的关注。布罗代尔在他著名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就把中国和欧洲人口、物价等联系起来，并且还试图寻求同样的起伏升降规律。在讨论到l7世纪的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也探讨东方、亚洲是否存在17世纪危机或总危机。由于危机的概念十分驳杂，而且也被到处滥用，所以在东亚、东南亚，可以说都存在危机，其标志是人口下降、财政困难、货币（铜钱）短缺、王朝危亡等。【14】还有人想把14、15世纪的危机也和中国联系起来，主要是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和货币短缺方面来证明的。【15】历史上相似的现象当然很多，我们也可以说16世纪危机、18世纪危机，同样可以举出许多现象。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在那么遥远的年代，就能找到那么多的经济、政治的同样起伏的情况，似乎还应该慎重对待。
中国史上的人口　近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有所深入。葛剑雄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变化出现过几次周期。人口从谷底开始，以较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以后增速减慢，人口逐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然后急剧下降，直到一个新的谷底。但这些周期没有同样长的时段，也没有同样的波动幅度，而且周期与周期之间也不一定是连续的。【16】
从宋朝立国开始，人口不断增加。吴松弟计算出，980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有687万户，约3710万人。到1l09年（宋徽宗大观三年）这129年间，人口一直在上升，虽然上升的幅度有时不一，但年平均增长率为9.2‰，所以1109年为2088万户，人口11275万人。【17】如果按照西欧的人口波动规律，则12、13世纪应该是人口上升的时期，但这和中国的情况大相径庭。中国12世纪开始即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相继混战，大肆破坏屠杀，人口急剧减少。如中国北方地区在宋、金之际（1115—1130）的频繁战乱中，人口损失300余万户，约合其全部人口的4/10。【18】1234年，元灭金，更使人口由1207年的841万户减少到只有110万户，下降了87％。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人口在南方仍然增长，l223年（宁宗嘉定十六年）是人口最多的时期，估计有l450万—l550万户，约8060万人。从l225年到1276年，为元灭南宋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元朝改变了原来大肆屠杀的征服政策，所以人口损失不是特别大，还有人口ll70余万户，而主要的人口损失在四川，因为四川对元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所以遭遇到的人口损失最多，达230余万户。【20】当然，史书所述在战乱中激烈的人口下降，并非全部被消灭，而是包括了没有登记或者迁徙、逃亡的人口。有的人口损失估计可能过高，如元灭金时，北方人口下降了87％，即为一例。但无论如何，12、13世纪在中国是一个人口下降时期，这和西欧l2、13世纪处于人口发展时期是完全不一致的。与此同时，在中国，这一人口下降时期也没有西欧那样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上升的任何记载，有的只是死亡相继、生产大规模破坏、社会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形。
古代人口和土地资源当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在汉、唐之间，人口没有超过6000万，就在这一数字上下徘徊。宋代突破1亿，说明宋代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但正如吴松弟指出，一直到宋代，中国北方的人口并没有超过汉代最高值，即在3000万左右，而人口的增加都是开发南方的结果。【21】南方原是卑湿卤劣之地，经过开垦，出现适宜水稻生产的大片良田，而水稻比北方的粟、麦等都要高产，所以供养了更多的人口。南宋时期，土地面积还没有宋朝的一半，而人口高峰时达到8000万。在南宋境内，人口分布也不平均。“吴、越、闽、蜀地狭人众”，由于人口增加，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缩小，一般在十余亩至二十余亩之间，多者也不过三四十亩，未有超过五十亩的。而当时人估计，一个五口之家，须有田三十亩，方才可以维持生活。【22】所以也许可以说，在南宋的某些地方，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开始显露。有的中国学者认为，适度的人口压力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仍然看到南宋的一派繁荣景象。【23】
明代人口，一般认为何炳棣的研究比较准确，即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口6000万。【24】元朝最高峰时（至正初年，约l340年）人口9000万，元末战乱和灾荒造成不小损失。以后人口呈上升趋势，到1600年左右，人口最多，为1.5亿或者1.2亿。【25】曹树基认为明代人口高峰为l630年（崇祯三年），有人口19250万，这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26】所以，从人口史的角度，看不出中国l4、15世纪的危机，不能和西欧的经济波动相比附。从1580年（万历八年）开始，明代即陷入接连不断的大旱、鼠疫、蝗灾等灾害之中，然后爆发民变、农民起义，接着是满族入侵、大战乱、大屠杀，到l644年，即明朝灭亡之年，人口损失达4000万。【27】清朝初年，仍然战乱不断。有清军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屠杀，还有郑成功父子在台湾、东南沿海的割据，三藩之乱等。据统计，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十七年（1678），南方人口损失达2000万。【28】所以，从人口减少方面看，l7世纪可以说是一种危机。但从市场、物价等方面看，吴承明认为并没有17世纪危机。【29】以后中国人口在清代前半期一直上升，到18l2年（嘉庆十七年）达3.6亿，人口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主要是因为美洲的作物传入，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结果。
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规律似乎是政治安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这属于上升阶段；然后内乱外患、政治动乱、生产破坏、人口减少，经济也进入下降时期。l0—11世纪是上升时期，l2—13世纪以至l4世纪是下降时期，l5—16世纪是发展时期，l7世纪是下降时期，l8—19世纪中期是上升时期。从人口的增减方面看，中国的经济周期还是和王朝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而和西欧的周期不相对应。对于中国经济周期相伴随的社会、经济特征，下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粗略地探讨生产和物价的问题，以和西欧对照。

三、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周期

如何计算封建时代的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经济史家大都认为它的发展很慢，甚至是没有什么发展的。例如凡·巴斯总结的l500—1800年期间，几乎没有变化的农业因素包括每亩土地的种子数量、东欧地区的产出率、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作的土地数量、单个家庭的消费量等。【30】他们认为庄稼的产出率（同时还有单位面积产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农业生产力没有多少提高，或者说它的提高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需求，正是人口论者立论的关键所在。所以西欧封建时代农业的发展，只能表现为横向的扩张，即耕地面积的扩大。在农业上升阶段，就会看到开垦事业的进行：森林、沼泽等被耕地取代，殖民活动的开展等。而到了农业下降阶段，就会看到土地抛荒，耕地被放弃，出现了荒废的村落等现象。
西欧中世纪时代也计算单位面积产量，使用的是种子和产量之比，这和中国古代使用亩产量有所不同。使用这种产出率的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种子和谷物的数量是比土地面积更为主要的因素”【31】。一般认为当时种子和产量之比为l：4，即每年的收获中，必须留下1/4产量作为来年播种之用，而只有3/4可以作为消费。产出率很低的原因，是西欧当时实行的是一种粗放式耕作法，我们把它称为粗耕农业（extensive farming），施肥很少，田间管理也少，田地不能连续播种，要进行休耕以养地力，田地休耕时放牧牲畜，农牧结合。当然实际上各地耕作制度均有不同，凡·巴斯列出了l7—l8世纪西欧的11种耕作制度，【32】不过大体说来都是一种粗耕制度。
西欧的农业生产力也可以用亩产量来表示。这在英国有比较好的条件。英国有许多大地产，特别是教会大地产、修道院地产，曾经长时期（主要是13～15世纪）保留有庄园记录，记有每年地产的播种和收获数字，所以可以计算出单位面积产量。而其他国家也有一些相关记录，可以利用。
农业生产是十分复杂的。它受许多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如气候、病虫害、施肥、田间管理、耕作制度、生产关系以及领主、政府的相关措施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气候。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这在今天还是如此，在古代就更是如此了。一场突来的冰雹会使即将到手的庄稼颗粒无收，水、旱之灾时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以如果从有记录的每年粮食生产数字看，则它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例如蒂托收集的温彻斯特主教地产上的来普顿庄园的小麦毛产出率（收获量与种子之比）是【33】：

但是经济史家把这些数字经过科学处理，可以计算出粮食生产的长期趋势。波斯坦等认为，在经济上升的时期，农业扩张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因为新垦地势必向次等土地发展，而耕地增加也意味着草地减少和肥料减少。而到了农业下降时期（如14、15世纪），人口减少，次等土地弃而不耕，草地面积也恢复，肥料增加，所以土地生产力也会提高。【34】不过，无论如何计算，西方经济史家还是认为西欧的农业生产力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是没有多少进步的，仅有的一点进步也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需要，所以他们仍然是按照停滞的农业来画出经济发展曲线。  
中国的农业和西欧不同，是精耕农业，其耕作的原则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即在一小块土地上实行精耕细作，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资本，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量。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实行了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分离。一些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另一些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不存在西欧那样的耕牧结合的农业形式。所以，说到粮食产量，中国的亩产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肯定是相当高的。有一种估计是唐代（618—907）亩产量为l54市斤，而每个农业劳动者年平均产粮2400市斤，是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宋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就走向下降。【35】不过，大多数的中国学者仍然认为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在历史的发展中是不断提高的，虽然提高比较缓慢。
本书第二章已经叙述过，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是十分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有时还是下降的。那么封建社会经济的起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西欧封建经济发展的曲线，基本上是按照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关系划分出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曲线，还没有很好的划分。我们介绍的以王朝盛衰为标准，当然也和人口升降、农业盛衰有关。但是二者的周期是不一致的。

四、物价和生活水平

价格、工资与人口的关系西方学者的价格学说是从供求关系出发的，即价格围绕着供求关系波动：供大于求，物价下降；求大于供，物价上升。在农业社会中，对粮食最主要的需求来自人口，人口增加就意味着对粮食需求的扩大，于是粮食价格就会上涨。
凡·巴斯依据欧洲粮食价格和人口变动的关系，给出了两种表格【36】：

他还指出，1450—l750年粮食价格的变化和人口不一致主要是16世纪价格革命的影响结果。
我们再用凡·巴斯所举的一些例子表明农产品价格的波动。  
以银表示的英国小麦12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的价格【37】：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而也是价格的一种，但它是一种特殊的价格，是随着人口的升降而变更其供求关系的。从原则上说，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供应增加，工资就会降低；人口减少，也就是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工资就会上升。西方经济史家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人口论者大都认为ll—13世纪在物价高涨的年代，是人口增加的年代，也就是工资降低的时期。
对西欧14—15世纪的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人口论者都认为是下降的。因为黑死病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于是需求锐减。工资则因为劳动力人数减少而上涨。而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上升的，这是因为人们的工资增加，对这一类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加。【38】
凡·巴斯引用的这一时期价格和工资指数表如下【39】：


工资水平上升，西方经济史家往往认为也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所以l4、l5世纪被认为是人们生活改善的时期。阿贝尔称这一时期是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40】戴尔对英国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做了仔细的研究，指出因为人口减少，平均占有土地面积扩大，从事手工业的机会增多，而地租下降，负担减轻，所以农村中的各类居民生活都有改善。【41】到了l6世纪，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但是因为人口多了，工资反而有所下降。【42】17世纪是经济危机的时代，但西欧的人们生活似乎比l6世纪要好。不过明钦顿对这一时期人们生活水平的估计，却是因为贫富差别加剧，所以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生活更为困难。【43】凡·巴斯也认为，15501650年间，到处价格上涨，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1475—1620年法国、英国、阿尔萨斯消费品价格与工资指数表如下【44】：

物价与工资的计算问题西欧的价格资料，农业时代当以英国最为丰富，但真正的物价记录也是l2世纪时候的事。英国的财政署于ll65年开始，记有王室官员采购粮食、牲畜等物的价格。以后一直保存，有其连续性，是很宝贵的价格史料。到13世纪，许多庄园，特别是大修道院的庄园，都记录下了买卖各种物品的价格，如粮食、牲畜、畜产品等。其中温彻斯特修道院从l206年起就有详细的记录，另外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记录也比较完整，成为重要的价格史料。15世纪之后庄园瓦解，没有了相关的记录，提供价格史料的有遗嘱中的财产清单和政府各种财产调查等。西欧大陆上的材料则更为稀少，只有一些征收税款的记录等零星的史料。因此，一般的物价史往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兼顾其他国家而已。
英国早期研究物价的代表人物是l9世纪的罗杰士，他广泛收集资料，著成《英格兰农业与物价史》，内容从l3世纪直到l8世纪。【45】他的著作一直是学者征引的主要依据，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重新研究这一课题。【46】罗杰士的研究比较粗糙，他没有区分买入价和卖出价（二者有相当大的不同，特别是庄园处理老病的牲畜和买进精壮的牲畜），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各地度量衡的差别，所以他的计算并不准确。后来，贝夫里奇爵士组织了一支队伍，对英格兰的工资与物价进行了更为科学的研究，只是因为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果印行的不多。【47】以后还有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法莫尔。法莫尔对温彻斯特主教地产上的资料进行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不但区分了买入价和卖出价，而且注意到粮食价格的季节差异和地区差异，并在计算中加以补救。另外，粮食价格每年都因丰歉不同而上下变动，有时这种差别会十分巨大，在计算粮食价格的长期趋势时，如何消除每年的差别而得出平均值，各人所见也不同。法莫尔采取的是7年一平均的办法，即以7年为一期，
逐年计算平均值，这样每个价格都被计算7次，以消除短期波动造成的影响。他的计算结果被收入哈勒姆主编的农业史中。【48】
在工资与物价的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还有法国学者拉布鲁斯、美国学者汉密尔顿等人。拉布鲁斯认为，在农业社会，歉收使粮食价格上升，但粮价的上升不抵农民收成的减少，所以农民依然进一步贫困。因为对粮食加工需求的下降，所以雇工也贫困化。城市居民要花更多的钱购买食品，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也降低了，所以商业停滞、工资降低、失业增加，经济呈现衰退；当农业好转时，粮食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加，城市居民可以购买更多商品，于是经济走向上升路线。【49】汉密尔顿则指出，西班牙的经济衰退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的。到1580年，财富的流入在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利润膨胀”，工资水平赶上并且最终超过了价格水平，导致经济衰退。所以汉密尔顿代表着货币论者的观点。【50】另外，亨利·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则提出了个人消费比例表，从而计算出了英国长达7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和工资。原来在计算工资的时候，经济学家都知道要把名义工资折合成实际工资，折合的办法多种多样，有的折合成粮食如小麦，有的折合成贵金属（一般是银）。布朗和霍普金斯两人提出一个个人消费的综合内容，其中食品（包括粮食、肉、奶制品、饮料等）占80％，取暖占7．5％，衣着占12．5％，并假定这个比例在农业社会的长时段中一直是不变的。然后计算各个时期这些物品的价格，得出综合数字。再看各个时期工人的日工资购买这些物品的数量，得出实际工资的数目，被公认为比较合理。当然他们的计算依据的只是英格兰南部的材料，工资只是建筑工人的工资，有其局限性。【51】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价格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最后还有前面征引过的布罗代尔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作出的总结。总之，在价格史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做过许多工作，可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要为欧洲价格史奠定可靠的基础和作出确有把握的解释，却又几乎不可能”；“价格史因而是十分复杂的历史，很难弄清价格的实际状况以及价格运动的来龙去脉”。【52】杜比在评论欧洲中世纪的物价问题时也表示，当时市场狭小，相距不远的地方的粮食价格就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材料稀缺，许多是英国修道院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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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的记录，支离破碎，综合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对其意义不能估计太大。不过他仍然承认上述学者研究的大体结果。【53】
如前所述，西方学者的价格学说是从供求关系出发的，即价格围绕着供求关系波动：供大于求，物价下降；求大于供，物价上升。在农业社会中，对粮食最主要的需求就是人口的需求，人口增加即意味着对粮食需求的扩大，而随着这一需求的扩大，粮食价格自然就会上升。当时西欧的粮食一般说来有四种：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小麦是面包的主要原料，不过对许多穷人来说，小麦却是他们到市场上换取货币的主要粮食，为了交纳政府和封建主所需求的货币，他们只能卖出小麦，所以穷人的粮食主要是大麦和豆类。燕麦和黑麦则主要是牲畜的饲料。一般都把小麦的价格作为粮食价格的标准，因为在封建主的庄园上，小麦是买进卖出的主要商品，而一般农民也都把小麦作为能换取必需的货币的主要商品。但是粮食价格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西方经济学家计算出来的结果。它表示的是经济变动的长期趋势。短期的价格波动很难和人口变化挂钩。而且这种长期趋势的计算是否合理也是一个问题。正如博尔顿指出的：“这些图表可能是自我验证的。它们可能是被用来证明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而不是被当作公正的证据。”【54】
除了人口这一因素以外，影响物价的因素还有许多，如气候、货币供应量、国家政策、疾病等。气候的影响是最显而易见的：水旱之灾一发生，粮食价格马上上涨；气候调和、谷物丰收，粮食价格马上下跌。而且由于运输困难，相距不远的地方也会因为气候的影响而有的粮食充裕，有的粮食短缺。从短期价格波动来看，气候的影响最大。因为每年的气候、收成都不相同，所以每年的粮食价格在剧烈波动。如发生饥荒的l316年，佛兰德尔的小麦价格比往年上涨了12—24倍。由于粮食短缺和货币混乱，巴黎一撒提的黑麦价格从1415年的6个苏上涨到1421年的448个苏，到l422年又回落到28个苏。【55】法莫尔举例说，1244—1245年，小麦售价每夸特2先令5又1/2便士，到了1246—1247年，就达到6先令5便士。又如在1315—1316年的饥荒之年，两个主教出售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夸特26先令8便士；而三年之后，他们只能卖到不超过5先令的价格。【56】所以往往是今年丰收，来年粮食价格一定下降；今年歉收，来年粮食价格一定上升。
货币也是影响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中世纪以银币为主。银产量的多寡和银币铸造的多寡会影响物价；另外，银币的流通速度也会影响物价，因为银币的加速流通也就等于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这就是有名的费希尔方程式 P=MV/T，其中P是价格，M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T是流通的物资总量。只是这个方程式是现代经济学的产物，如果把它应用于古代、中世纪，并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科学数据，所以也只能是各家猜测，各说各话，没有定论。法莫尔认为，谷物价格的短期波动也有货币的影响。他举例说，l246—1247年，小麦的产量（收获量与种子之比）大约仍然是3．5倍（即不是特别低），可是价格却涨到6先令一夸特，原因大概就是亨利三世下令重铸货币而导致货币贬值。1299年，货币又进行了部分重铸，结果粮食价格在好年成的l297—1298年仍然上涨，高过坏年成的l300年。而1308—1309年和l309—1310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于是小麦价格在丰收之后，仍然上涨到每夸特8先令。【57】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用来表示商品的价格。西欧农业社会时代，通用的货币是金、银币，而且以银币为主。它们的单位在英国是镑（1ibra，pouIld）一先令（solidi，shilling）一便士（dinars，penny），1镑=20先令=240便士。这在西欧各国都是一致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法国是里弗（1iver）—苏（sou）—德涅尔（denier）。英国的铸币只有银便士，镑和先令只是用来计算，并无实物。但我们知道，金、银作为一种商品，也有自己的价格，也会随着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如果银矿开采多了，银币的铸造多了，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的上涨并不是物资供应减少，而是货币的供应增加，这叫通货膨胀（inflation）。另外，银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有其象征的意义。无论一个银便士的成色是多少，它仍然代表着一便士。可是在实际流通过程中，银便士的含银量却在不断减少。一个原因是自然磨损；另一个原因是有人偷偷地把银便士剪边，使其分量减轻；更重要的是国王发现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秘密，于是便在财政困难时，下令重新铸造货币，加大其中的铅、锡含量，降低其成色。英国的银币成色一直是十分稳定的，所以外国的劣等货币便不断流入英国，换取英国的好币，从而导致英国的货币在不断增加。据推算，诺曼征服时，有货币2.5万—3.75万镑。到l205年，增加到25万镑。爱德华一世（1272—1307）时，增加为60万镑，而爱德华二世（1307—1327）时更增加到110万镑。这就是说，货币供应的增加比人口增加快得多。如果说人口在这一时期增加了3倍，可货币却增加了10倍。货币人均占有量从4便士增加为40便士。【58】
所以，可以说有两种货币。一种是名义货币，或者叫计算货币。镑、先令、便士，作为计算货币，它们的比价不变。另外，它们也是实际货币，在流通中的虽然只有便士，不过作为实际货币它们的银含量却在不断变化。计算货币被用来确定价格水平，用来记账，用来表示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因此它也必须和实际货币挂钩。这样，我们会遇到两种问题：一是金、银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引起了价格上升；另外一种是实际货币在流通中不断贬值，它们的含银量不断减少，也引起了价格上升，也就是计算货币的贬值。西欧各国政府当时想要有一种和计算货币等值的实际货币，但它们的行为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更增加了混乱。布罗代尔指出，从l440—1760年的300年间，西欧各国的计算货币在不断贬值。他认为，计算货币的贬值，或者说实际货币的升值，是他所要考察的货币和物价的所有问题的核心。物价升降和计算货币的币值升降，究竟何者是原因，何者是结果？【59】
货币问题这么复杂，它被认为是影响价格的另外一种重要因素。在物价问题上，西方经济史家一直有两种主张，即人口说和货币说。人口说虽然似乎是占上风的主张，但是货币说也十分强有力。例如，约翰·戴就认为，中世纪时的费希尔方程式表现更为强有力，因为当时的通货主要是硬通货，没有纸币，票据等也很少，所以只要是金、银开采和货币铸造增加，物价必然上升，反之物价就下降。【60】另外，人口论者主张英国11—13世纪因为人口不断增加，所以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呈上升趋势。1973年，哈维提出了1180—1220年间物价上升很快，达到两倍以至三倍。以后则缓慢上涨到l260年，而后保持这一上升态势直到l3世纪末。同时工资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轨迹。这样的短期变化就不能用人口论来解释了。因为当时人口的变化缓慢，不会引起物价这样剧烈变动，而且按照人口论，价格上涨时工资应该是下降的，这反映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可是这时的工资是上升的，人口论无法解释。哈维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既不是人口也不是铸币贬值，而是这时英国因为羊毛、呢绒和粮食的出口，导致白银大量进口，使银的价值减少了1/3。【61】哈维的看法引起讨论，也有许多的不同意见。他对价格的估计是根据法莫尔做出的，但是他选取ll80—l220年这一时段为物价激烈上升时期是否确当大有疑问。拉铁摩尔认为，小麦价格在1206—1250年间，围绕着12世纪下半期两倍的规模上下运动；牛的价格在13世纪的最初几年已经翻番，l206—1250年期间继续缓慢上涨；其他的价格也都在上涨。【62】法莫尔在后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中，则倾向于认为物价陡涨的时间是从1190年开始，l200年可谓最高。以后继续在上涨的态势下波动。【63】关于l3世纪初物价急剧上涨的原因，也有众多不同的分析。如米勒和哈切尔以为，哈维指出的银的大量进口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其进口量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分量太小，不足以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应该还有另外的原因，如原来政府的限价政策很严格，1200年后放松了，导致物价飞涨；还有就是这一时期也是人口特别增加的时期，等等。当然他们对自己的答案并没有把握，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64】而拉铁摩尔则解释说，在l2世纪，人们本来是把大量的货币藏起来的，后来听到1205年要重铸货币的风声，于是大量把货币用来购买。货币流通量大增，速度也由之加快，是造成13世纪物价高涨的原因。【65】这就更像是一种猜想了。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而也是价格的一种，但它是一种特殊的价格，是随着人口的升降而变更其供求关系的。从原则上说，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供应增加，工资就会降低；人口减少，也就是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工资就会上升。西方经济史家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人口论者大都认为ll—13世纪在物价高涨的年代，是人口增加的年代，也就是工资降低的时期。法莫尔计算出1208—1356年的工资，如打谷和簸扬一夸特谷物l208—1220年时工资为3．28便士，到l347—1356年为6.29便士；收割和捆绑一英亩谷物1208年为3.54便士，到1347—1356年为8.19便士；锄草一英亩l208—1220年的工资为3.O6便士，到l347—1356年为8．07便士；一个木匠的日工资1208—1220年为2．44便士，到1347—1356年为3.62便士。【66】看来工资是上升了，但这说的是名义工资，如折合成实际工资，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如以菲尔普斯·布朗等所计算的生活指数表为据（以1451—1475年间的工资为l00），则l264年为60，1280年为53，1290年为63，1300年为44，1320年为63，1330年为56，1340年为52，1350年为49。工资大体平稳，没有什么显著升降。【67】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如前引哈维等就认为，l3世纪的工资是上升的。【68】
    对西欧14—15世纪的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人口论者都认为是下降的。因为黑死病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于是需求锐减。劳动力则因为人数减少而价格上涨，所以工人的工资都在增加。而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上升的，这是因为人们的工资增加，对这一类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加。【69】
    以上只是列举了关于11—13世纪价格与工资问题的一些不同看法。在解释其变化的原因时，人口论和货币论是两大理论。但是我仍然感到，虽然西方学者在价格和工资的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可是仍然存在不少疑问。我提出的问题还不是资料的真伪、计算的是否可靠等，而是这种计算方法的原则是否可信。无论哪一种理论，都是从供求关系出发来研究物价的。可是农业社会时代的人对物价的反应，和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时代的人对物价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经济状态下的人，对物价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虽然不少学者对使用发达的商品经济学来解释商品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社会表示了疑虑，【70】不过因为没有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大家仍然在使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来解释封建社会的经济现象。
农业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许多地方还没有货币商品交换关系，而是以物易物。许多乡村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商品经济没有多少关系。虽然实践证明我们不能再保持封建时代是纯粹自给经济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像现在商品经济论者那样给予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那么高的地位。许多学者都指出了封建时代自给经济的重要性。如布罗代尔指出，法国的博韦地区，直到l7世纪物物交换依然十分活跃。而主张中世纪商业化的布列特尼尔，也指出当时货币作用不大，大量交易在市场外进行。【71】所以，有大量的农民是不进入市场的，或者说只是偶然进入市场。直到l739年，法国朗格多克地方，不在当地消费的产品（包括工业产品）占全部产品的l4％，【72】农民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这些农民的需求并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上。他们出卖粮食的动机和原因，也并不是商品经济的原则。正如波兰学者库拉指出的，如遇丰年，农民就少卖粮食，因为粮食价格昂贵，少卖即足以应付政府、地主的货币盘剥，而自己多消费；如遇歉年，农民反而被迫多卖粮食，因为粮食价格低，必须多卖才能满足政府、地主的要求。而其后果就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73】自给性地主对市场的反应和这些农民也是类似的。即这些地主出卖粮食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所以如果粮食价格上涨，他们就会少卖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下降，他们反而被迫多卖粮食。【74】他们和市场的关系与为了赢利而生产的地主是完全不一样的。阿贝尔就进一步指出，分析饥荒与物价的关系，要看饥荒的程度，也要看粮食的市场份额。如果市场份额大，则粮食产量和价格是相反的关系；如果粮食在市场的份额小，则产量和价格成正相关。【75】凡·巴斯也指出，产量和价格有时是正相关，有时也有负相关。因为有地区、国内、国际三个市场，而且还有长期和短期不同的时期。【76】
所以，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77】市场的作用在当时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大量的物资交流并不通过市场，而且因为各种人对市场的反应并不总是和资本家一样，所以进入市场的物资不会很多。我们可以说，物价主要反映的是大、中城市的价格，而和广大的乡村没有太多关系。和乡村的关系也主要是和部分追逐利润的地主的关系，如英国进行商品生产的封建地主。这样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把人口直接和粮食需求联系起来，在市场作用很小的情况下是不恰当的，人口并不直接反映为需求，而要经过一个曲折的市场。人口论在这里有点没有说服力。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在论及清代的粮价时，也指出它只是反映点和线的价格，不能用来说明面的问题。吴承明先生指出，计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学时，应该主要用于验证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78】
至于说到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问题，则农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更为不同。西方学者现在越来越夸大雇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指出在中世纪时，在英国的庄园中，l/3的劳动力是雇工等。【79】但是已经有许多人指出，这种雇佣劳动者并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当时的雇工一共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奴仆（famuli），是庄园上的长工，如耕夫、牧羊人，挤奶妇、放猪者等。他们的身份有两种，一种是原来的奴隶（prebanda），另外一种就是农奴的后代，由领主挑选而来。Prebanda单身住在庄园上，全日工作，没有家庭，由主人供给饮食；另一些奴仆则可能还有一小块土地，但不足维生，由主人给一些实物或金钱作为报酬。第二种是在庄园中受雇的劳动者，大部分是短工。而且大庄园因为劳动力充裕，雇用的人较少，大都在中小庄园受雇。我们知道，农业劳动带有很大的季节性，这些雇工就是在农忙时节来工作的。他们领取实物或货币工资。但他们受雇劳动只是补充部分生活资料，并不是完全靠工资生活。而且他们的人身也有一定依附性。【80】
被用来作为工资典型资料的建筑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有小块土地，能供应一部分生活需要，也不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所以工资更不足以说明人口压力的作用。
因此，从物价、工资来看人口，进而推断古代经济史发展的起伏规律，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可以说只是一种假说。

五、中国封建时代的物价与工资

物价关于物价问题，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数据。我们引用前人作过的计算来作为参考，看一

用三个字介绍中国历史故事

看它的大致情况。
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我们就从宋代的物价开始。全汉升指出，北宋的物价变动有四个时期，即从北宋开国至真宗末年（960-1022）是物价下降时期；西夏战争开始后导致物价上升，时当仁、英二宗时代（1022—1067）；王安石变法又引起物价下降，约略为神宗、哲宗时代（1068—1100）；到了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宗时代（1101—1127），物价又复上涨。【81】全汉升只给出每个时期物价如米、绢等的例子，但是没有计算出平均值。彭信威估计，北宋初的七八十年间，物价至贱；西夏战争起，财政困难，货币贬值，所以物价上涨；至和年间（1053），西夏战争结束，物价逐渐平复；到了北宋末年，物价又复上涨。【82】他并且计算出每十年平均的米价【83】：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二人估计的价格波动趋势是一致的。
南宋的物价，有梁庚尧估算的江浙米价长期变动趋势：自建炎（1127—1130）初到绍兴（1131—1162）中叶，正值抗金战争，国势艰难，米价较北宋末年为高，每升30—60文；绍兴末至庆元（1195—l200），米价下跌，每升12—20余文；第三时期为庆元至端平（1234—1236），米价再度上涨，每升40—80文；到南宋末年（1238—1279），米价飞涨，达每升200—500文。【84】我们再引彭信威所提供的米价表【85】：

彭信威认为，北宋的一百多年间，物价上涨了一倍。【86】其中的原因，一是人口的增加，人口超过一亿，上了一个新台阶，即供给方面的要求加大；另外就是宋代是我国货币经济发展的时期，宋代铸钱比唐代有很大的增加。唐代铸钱最多的天宝年间，每年铸钱只有三十二三万贯，而北宋元丰（1080）年间，一年铸钱达506万贯。估计北宋所有的流通钱数达两亿五六千万贯。【87】货币增加，也就是通货膨胀，物价自然上升。南宋的物价比北宋还要高，因为南宋退缩于南方一隅，面积缩小，而人口并没有减少很多。虽然物产丰富，可是人口对土地、粮食的需求更为紧迫，所以米价自然上升。【88】北宋有时物价下降，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王安石变法时，农民要向政府交纳多种货币（免役钱、还青苗贷款等），大量货币外流，许多铜钱被拿去铸造各种器皿，都导致一度货币缺乏，发生“钱荒”，物价自然下跌。【89】
明代的货币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银的使用。本来金、银在唐宋时期已经具有货币功能，但因为量小，所以流通不多。明初规定钞、钱兼行，但因为国家滥发宝钞，钞不断贬值，不久即不能使用。而这时正好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于是白银成为明代的正式货币，我们可以用白银来表示当时的物价。有全汉升做明代江南米价表【90】： 

彭信威计算的价格有多种，我们只选取两种【91】：


吴承明也有根据全汉升等研究结果做出的明代米价表，【92】因为差别不大，此处从略。
综合来看，明代米价呈不断上升趋势。这样的涨价，似乎就不可以用人口增加来解释。因为明代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如前所引，明初人口又下降至6000万，后来人口极盛时也不过一亿多（曹树基计算出的人口，因为包含少数民族等，所以偏多），和宋代不相上下，所以需求并没有大的增长。这时物价的不断上升，应该归因于流通中白银的增加。【93】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白银计算，和宋代相比，明代的物价有大幅下降。明代的金价平均为宋、元时的63％，米价为后者的50％，而绢价只为后者的38％。【94】这就是因为宋、元时不怎么使用白银，到了明代，白银成为最主要的一般等价物，对它的需求激增，而白银的数量虽然比前朝有所增加，但相比对它的需求来说仍然稀少，所以“钱重物轻”，物价下跌。【95】这也反映明代虽然政策上不重视商品经济，可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清代的米价资料较多，研究者也不少。今仍选取全汉升的计算，他提供了清代中叶以前（1644—1795）的江南米价表【96】：

清代上半期，经济逐渐发展，到l8世纪可说是十分繁荣。这时人口可以说有一个爆炸性增长，从1亿跃升到3．5亿，但土地的开垦也不断进行。吴承明认为17世纪下半期土地开垦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所以人口才可以大幅增加。【97】由于人口增加，需求增加，所以粮食价格自然上升——在乾隆末年比康熙中叶上涨了3倍。
    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物价升降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我国学者初步的研究已经显示出和西欧的情况大不一样。全汉升在论及北宋物价涨落时也谈到人民生活问题。他认为960—1022年物价下降时，消费者可以丰衣足食，可是对于生产者——农民来说，却“谷贱伤农”，不过幸亏当时土地广大，物虽廉而产量多，买着觉其乐，卖着亦不觉其苦，可说物阜民丰。到了1023—1067年物价上升的时期，官吏还衣食不足，小民则死损不少，只有猾商贪贾，乘时射利。1068～1100年的物价下降时期，“钱荒”，粮食供过于求，“谷贱伤农”的呼声到处都是，工与农“独受其弊”，而消费者却从物价下降中得到好处。北宋末年，物价再次上涨时，得到好处的人就很少，大部分民众都深受其害了。【98】梁庚尧分析南宋米价涨落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时，也指出贫富差别的影响。无论米价上升或者下降，富人都可以从中捞取好处，而穷人却是深受其弊。【99】
彭信威计算出宋代的物价从北宋到南宋上涨了三倍，【100】但是南宋工人的工资却不如北宋：北宋工人的工资每月都可以买到一公石以上的米，而南宋最高的工资每月才能买到一公石米多一点，一般工人的工资只能买到几公斗米。【101】即实际工资是在下降。这倒和西欧的情况有些相似。明代的物价低于宋代。不过从明代来看，它的物价也是不断上升的，但工人的工资却和宋代的情况不一样。彭信威指出，嘉靖年间，普通河工工资和技术工人工资每月可以买到米一石五斗到三石多；万历时，佣工工资每月可以买到一两公石的米；而崇祯年间，只可买到米一公石三四斗。【102】所以工资也是和物价呈相反的运动，越来越低。
清代前期的物价也有一个升降过程。自康熙后期开始，人口不但增加，物价也不断上升。不过方行等的研究却证明，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时期内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并不是越来越下降，和西欧的模式不同。【103】
六、几点设想
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都有波动起伏，但很难说有相同的周期。前已指出，西欧11—13世纪的经济是上升时期，可是中国12—13世纪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经济属于下降期，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尤其明显。14—15世纪的西欧是经济的下降期，中国的l4—15世纪是明朝的前半期，虽然经济没有宋代活跃，可是相比l3世纪的大动乱、大破坏，还是一个经济恢复、发展的时期，说不上危机。【104】17世纪的中国和西欧倒都是政治、经济危机的时代，但是吴承明先生否定中国的l7世纪危机说。如果有危机，也不能说中国和西欧的经济有相同的发展周期。关于经济周期的原因，西欧是以人口升降为主的，人口的升降还和环境、生产等有关；中国则明显的是王朝更迭导致出现周期，所以是政治原因居多。封建时代经济的运行可能和政治的关系比较大，所以对封建时代的周期似乎应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区别认识，不宜套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学说来解释。封建经济周期究竟如何形成，如何运动，是否还应该有另外的模式？
关于生产力的发展，看来较为可信的计算办法还就是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这三种。因为计算方法不同，无论中国和西欧，都有单位面积产量不断下降和不断上升两种看法，难以取得一致。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尤为困难，现在的推算方法存在很大差别，不容易得出明确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封建时代的农业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的，客观的证明就是农业所供给的人口在不断增加，如单独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增加，城市的壮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官僚、军队、仆役等消费人口的不断增加。如果农业不增产，这些都没有办法实现。农业的增产有多种方法，许多是在劳动者默默无闻的劳动中实现的。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斯密型动力等问题。劳动者的平凡劳动本身就包含着自己的动力。但同时也要承认，在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虽然是一种需求，但是人口也是一种生产力，要从供给方面看人口，这样才是全面的看法。博斯鲁普说的人口压力可使生产发展，也就是这个意思。农业生产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从西欧和中国来看都是如此，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停滞、衰落等的标准，还要进一步研究。
生产力的发展，还应该计算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和农业在封建时代是否同步上升和下降？它们相互的关系如何？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们一般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应该以农业为基础，因为农业是主要产业，没有农业提供的粮食，就谈不到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不过工商业发展提供出来的生产力、生产资料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商品经济高潮，这就是战国末到西汉，唐后期到两宋，明中期到清前期。这三次高潮为何出现？是否也是一种经济起伏的规律，是一种周期？这些也值得我们研究。
价格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多年的问题，有其深厚的基础和成就。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用货币表示物价时，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货币有两种，一种是计算货币，或者说叫名义货币，人们用它来计算物价的上升与下降，另外一种就是实际货币。名义货币必须和实际货币的价格挂钩。如果物价不断上涨是由于实际货币数量增加或者它的贬值（即货币中的银或铜含量减少）所造成，那么从长时段来看，物价的上涨只是一种假象，即它的实际价格并没有上升，只反映为计算货币的价格上升。只是在短时段中，它对人们的生活等发生影响。如果价格上升是因为供需矛盾造成，那么它对国计民生会发生影响，即实际上存在着物资的匮乏。因为价格的升降有多种原因，每一次价格变动并不只是由于人口和货币等一两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价格作为一种经济周期的指标难以说明问题。关于人们的生活水平问题，是否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经济上升期就下降，经济下降期生活水平就上升？目前来看，这也和中国学者的看法矛盾。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假说使人难以接受。如果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善，那历史的进步岂不也就成了问题了吗？
所以，总起来说，虽然西方学者关于西欧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划分及对其特点的概括现在在西方是普遍的共识，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假说，不过如果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封建时代的经济究竟如何发展，依然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注释：

【1】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第5页；Cipolla，C．，Before the Industria1Revolution，N．Y．：Norton&C0．，l976，p．232图示各国不同发展情况。
【2】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l998，第27页；第二卷，吕丹等译，第6页。
【3】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315、318页。
【4】布罗代尔：《l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81—82页。
【5】Abel，Agricultura1Fluctuations in Europe，Introduction．
【6】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第52页。
【7】Slie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116；Abel，Agricultura1 Fluctuations in Europe，P．92．
【8】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52—54页。
【9】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124．
【10】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
【11】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318页．。
【12】王守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载《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5。
【1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7518页；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341—351页。
【14】Atwell，W．S．，“A Seventeenth-Century‘Genera1Crisis’in East Asia？”，Modern Asian Studies，24，4（1990）：Steensgaard，N．，“The Seventeenth Crisis and the Unity of Eurasian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24，4（1990）；还可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1，第203页。
【15】Time，“Money and the Weather：Ming China and the‘Great Depression’of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The Journa1ofAsian Studies，Feb．2002．
【16】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l53页。
【17

中国历史故事文采飞扬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349页。
【18】同上书，第37颂。
【19】同上书，第383页。
【20】同上书，第366—368页。
【21】吴松弟：《中国入口史》，第三卷，第634—635页。
【22】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87页。
【23】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639—642页。
【24】同上书，第391页。曹树基调整为7000万。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247页。
【25】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09页。
【2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281页。
【27】同上书。第405—452页。
【2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51页。
【29】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37页。 
【30】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48页。
【31】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76页。
【32】同上书，第68页。
【33】Titow,J.Z.，Winchester Yields：A Study in Medieva1Agricultura1Productivity，Cambridge：CUP，1972，la．43．只取6年的记录。
【34】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第471—473页；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Western Europe，P．124；Postan，The MedievalEconomy andSociety，pp．26-28．
【35】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28—_29、34页。
【36】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113．参见Abel，Agricultura1 Fluctuations in Europe，p．2图表表示的物价。
【37】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Western Europe，p．133．
【38】Abel, Agricultura1Fluctuations in Europe, pp.51-55.
【39】Slit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p.138.
【40】Abel, Agricultura1Fluctuations in Europe, p.53.
【41】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p.147-149,181-184
【42】Abel, AgriculturalFluctuations in Europe, p.146.
【43】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第80—84页。
【44】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197.以1451—1475年水平为100。
【45】Rogers, Th.,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7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866-1902.
【46】Gras, N. S.,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London：OUP,1915.
【47】Beveridge, W. H.,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OUP,1939.
【48】Hallam，H．E．ed．，TheAgricultural History of Englandand Wales，vo1．2，1042-1350，Cambridge：CUP，1988，pp．715-785．
【49】转引Abel，Agricultura1 Fluctuations in Europe，p．9。在该书中，阿贝尔还对拉布鲁斯的观点进行  了补充和修正。
【50】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11页。
【51】Brown，H．P．，and Hopkins，S．V．：A Perspective of Wages and Prices，London：Methuen，1981．参见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l0—l4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81页。
【52】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03、220页。
【53】Duby, Rura1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1West, p.302.
【54】Bolton, J. L., Medieva1English Economy,1150-1500,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1980, p.70.
【55】Duby, Rura1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1West, p.303.
【56】Hallam, The Agricultura1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p.734.
【57】Ibid., p.739.
【58】Miller and Hatcher, Medieva1England: 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1086-1348, London: Longman,1995, pp.396-397; Britnell, R. H.,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 p.103.
【59】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17页。
【60】John Day,The Medieva1Market Economy,Oxford: Basi1 Blackwell,1987, pp.95-96.
【61】Harvey, P. D. A.,“The English Inflation of 1180-1220”, Past and Present, no.61,1973.
【62】Latimer, P.,“The English Inflation of 1180-1220, Reconsidered”, Past and Present, no.171,2001, p.4.
【63】Hallam,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pp.718-719.
【64】Miller and Hatcher, Medieva1 Englanck Rura1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 p.69.
【65】Latimer,“Reconsidered”, pp;19,28.
【66】Hallam,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p.768有简化。
【67】Brown and Hopkins，A Perspective of wages and Prices，P．28．
【68】Latimer，“Reconsidered”，P．4．
【69】Abel，Agricultura1Fluctuations in Europe，PP．51—55．
【70】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07页；Slicher van Bath，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pp．99．100．
【71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讲的是什么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211页；Britnell，The Commercialization ofEnglish Society，P．50．
【72】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237页。
【73】Kula，An Economic Theory of Feuda1 System，P．43；Postan，Medieva1 Economy and Society，p．141．
【74】Kula，An Economic Theory of Feuda1System，PP．53—54．
【75】Abel，Agricultura1 Fluctuations in Europe，ppP．10—11．
【76】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49—50页。
【77】Duby。Rura1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1West，pp．152-153;Hilton，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47．
【78】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315页；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l—7页。
【79】Postan, M. M., The Famulus: The Estate Labourer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Cambridge:CUP,1954;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213.
【80】Kosminsky, E. A., 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xford: Basi1 Blackwell,1956, pp.295-301；Duby, Rura1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1 West, pp.202-203.
【81】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书院，1972，第30页。
【8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l965，第443—445、451—457、465—467页。
【83】同上书，第487页。彭氏的数据包括两宋时期，采用二百多种记录，并且剔除了不正确的部分。不过许多是正史上的笼统记载，具体的数字较少。彭氏曾指出，英国13世纪有具体交易记录，如罗杰斯引用的l3—14世纪l40年问有七千多种小麦价格；中国的价格数字大多来自各朝实录和奏议等，是间接史料。但他认为如加以选择，则也可以更好地反映物价的长期趋势。见彭书第702页。
【84】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244—245页。
【8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7页。
【8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57页。
【87】同上书，第451页。
【88】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12—113页；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36页。
【89】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47～61页。
【90】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香港新亚书院，l976，第l86—18顶。引用时有删略。
【9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705页。
【9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13页。
【9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7—7ll页。
【94】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第l90页。
【95】同上书，第207页。
【96】同上书，第510—511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50—851页。
【9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46页。
【98】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37、46、66、80等页。
【99】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246—256页。
【10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04页。
【101】同上书，第492页。
【10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21—722页。
【103】方行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下册，第五章。
【104】有人认为明成祖（1403—1424）时中国经济甚至起了要把14世纪欧亚洲的经济引领走出困境的作用，但1440年后中国的经济也发生困难，如气候不佳、银荒等，1470年后才逐渐复兴。见Atwell，“A  Seventeenth-Century‘Genera1Crisis’in East Asia？”，p．95．此文可能对明初的经济评价过高了，他认为15世纪中期的衰落也主要和成祖在位时的大力开拓和耗费过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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