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汉代官学教育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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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代官学教育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汉代的官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首创太学、鼓励地方设立学校，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都产生了莫大影响。本文着重从汉代的官学教育讨论两汉的商品经济发展，以期对当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上的借鉴。

一、汉代官学教育概况

汉代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之分。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地方官学即郡国学。
（一）太学
为了适应“独尊儒术”政策的需要，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五经博士设置弟子员，标志着太学的创办。其规模最初很小，仅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史记》卷一二〇《儒林列传》）但不久，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它的规模就不断扩大。《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记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
东汉时，太学继续发展。光武帝定都洛阳后，即重建太学。《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注引陆机《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一时间，各地学子纷纷来太学就读，从而形成了“诸生横巷”（《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的盛况。明帝即位后，其尊师重教，太学的发展即更加兴盛。在永平二年（59年），明帝还曾亲临太学行礼和讲经，“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持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以后太学的发展虽然曾有所停顿，教育质量也大为下降，但经过顺帝、梁太后和许多儒生的努力，太学仍然为世人所看重。《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云：“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依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肴竖，至于薪刈于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至桓帝时，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余人（同上），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
太学中的教师称为博士，博士官属太常。太学中博士人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武帝时《五经》共七家，设置博士七人；宣帝增为十四人；元帝时又增至十五人。西汉末，王莽增《五经》为《六经》，每经置博士五人，共三十人。东汉建立后，光武帝置五经博士十四人。在这些博士中，举一人为长官，领导众博士，西汉称之为“仆射”，东汉称之为“祭酒”。
两汉时期的太学生，西汉多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多称“诸生”或“太学生”。博士弟子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中央由太常选送的正式生；一是从地方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其前者公费，后者则往往自费。
（二）郡国学
大约与创建太学同时，汉王朝在地方上普遍兴办了郡国学校。汉代郡国学校的设立创始于蜀郡文翁。据《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文翁》记载，景帝末年，文翁担任蜀郡守，就曾“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虽然这所学校当时仅仅限于蜀郡，并且在渊源上也受到了秦代学校的影响[①]，但它却标志着汉代传授经学的新型地方学校的建立。因此，到汉武帝时，随着“独尊儒术”，便下令仿效蜀郡，“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文翁》）。以后各地皆立学校，见诸史籍记载的，有武帝时隽不疑任郡文学，昭帝时韩延寿为郡文学，宣帝时盖宽饶为郡文学，韩延寿为颍川太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调任东郡后又“修治学官”（《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元帝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时何武为扬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汉书》卷八六《何武传》）等。至平帝时便制定了系统的郡国学校制度。共分为学、校、庠、序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大致相当于中学和小学性质。
东汉建立伊始，郡国学校便得到了恢复。如建武二年，卫飒迁贵阳太守，“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卫飒》）；建武三年，寇恂任汝南太守，“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授学焉”（《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建武四年，伏恭拜为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伏恭》）等。明帝时期是汉代教育的极盛时期，地方官学亦受到重视。永平二年（59年），明帝亲率群臣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则祀周公、孔子于学校。这是我国古代学校祭孔的最早记载。章帝以后，郡国学校的发展更加普遍，乃至所谓“南夷北狄”地区也都设立了学校。例如：“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今越南北部），任延守九真（今越南河内以南），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序》）再如，“栾巴……迁桂阳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办学校，以奖进之”（《后汉书》卷五七《栾巴传》）；“北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陈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等等。所以，班固在《东都赋》中便盛赞东汉“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至于郡国学校的教师，则主要有郡文学、郡文学史、郡文学掾等。一般多由郡国守相自辟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儒生担任，也可以由朝廷向各地派遣文学官。史载武帝便明确规定：对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史记》卷一二〇《儒林列传》），学业及格者亦可担任郡国文学。
郡国学招生也不像太学那样有明确规定的标准和一定的录取途径，全由地方长官自行掌握。学生通常都是本地子弟，如文翁兴学时，“以下县子弟为诸生”。虽然没有身份限制，但招生皆以郡县官吏子弟为首选。如任延办武威郡学就明确规定：“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后汉书 》卷七六《循吏列传·任延》）杨仁于什邡办学，也是“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杨仁》）。前揭栾巴在桂阳郡办学亦“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式殿最，随能升授”（《后汉书》卷五七《栾巴传》）。但也有一些学校奉行开放政策，如琅琊国学“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三国志》卷二九《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

二、官学师生的教、学生活消费

（一）学费与生活费
——学费。汉代太学有正式生和特别生之分。就费用大多自理的特别生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以西汉末年为例，《三辅黄图·明堂》称：“王莽作宰衡，起灵台……五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其中特别生就占了很大比重。他们除了要交学费，还要承担数量不菲的生活费，如衣食住行等。而且，无论公费还是自费，为了学习和生活，他们都必须这样那样的消费，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从地方官学来看，由于学生都可以免除徭役，如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因而学费甚至生活费也应该是免除的。但无论他们的生活费能否免除，他们的消费都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其规模不大，且时断时续，但就某一个郡、国而言，总的消费还是比较可观的。
——衣、食、宿等费用。从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太学生服饰的史料。《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哉矣。”李贤注曰：“儒服为章甫之冠，缝掖之衣也。”章甫之冠即缁布冠，缝掖之衣即宽袖单衣。又《儒林列传》：“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其中“服方领”，李贤注曰：“方领，直领也。”《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仇览》称：“今日太学曳长裙，飞名誉，皆主簿后耳。”《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范式》云：“昔与子俱曳长裙，游集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按长裙，《释名》卷五《释衣服》解：“裙，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常见踞也。”《顔氏家训》：“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可见，所谓“长裙”就是后襟长的衣服。像这些具有典型特征的“校服”，想来也都是需要自费购买的。若以千人、万人计算，其数量亦相当惊人。
就地方官学而言，估计也当有专门的“儒服”，但史载阙如，难以确论。
汉代太学已有供太学生居住的宿舍，并且相对宽大。如仇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同宇，宾客盈室……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赉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仇览》）。据此可知，太学宿舍白天可接宾客，晚上亦可以留宿宾客。太学生还可以偕家室同住，史载鲁恭年“十五，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就是一例。再者，太学生也往往几个人同住一室，如孔僖与崔骃“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已，忘其前之为善。’……邻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孔僖》）
稽诸史乘，对太学校舍比较详细的记载共有两条：一是平帝时王莽“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②]；二是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扩建校舍“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从中可以看出，在王莽之前和顺帝前后，其学生多校舍少的矛盾还相当普遍。因此，有许多太学生都不是住在学校。如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汉书》卷七六《王章传》），就是一个显例。按照比较保守的统计，若有五分之一的太学生住在校外，则西汉至少有一两千太学生需租赁房屋，而东汉则至少有五六千太学生需租赁房屋。显而易见，这对于促进当时的房屋建造和出租，推动相关消费，都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
至于地方官学，一般也都建有学舍，教师也应该都有宿舍或住宅。但是否所有学生都能住在学舍，恐怕还值得探讨。如章帝时，南阳太守鲍德整修学舍，“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附鲍德》），就很难说所有学生都能入住学舍。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学生显然是要借住或租赁房屋的。为此，他们也必须有所开销。
关于太学生的吃饭问题，一般都是要自己开火做饭的。如兒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汉书》卷五八《兒宽传》），师古即注释说：“都，凡众也。养，主给烹炊者也。贫无资用，故供诸弟子烹炊也。”又梁鸿“少孤，以童诣太学受业，……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吴树平校注：《东观汉纪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62页），亦可证明。而既然是自己做饭，那么按数千、数万人计算，如此大宗的柴米油盐的买卖也当是两汉京城商品经济的一个主要内容。
以此为参照，地方官学的学生也大多应是自己烧饭。但由于其年龄偏小，也可能是交费由官府食堂或私人饭店供餐。
——勤工助学。汉代太学的特别生为私费，费用自给，因此有些贫穷子弟也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诸如：匡衡“家贫，佣作以供资用”（《汉书》卷八一《匡衡传》）。师古注曰：“庸作，言卖功庸为人作役而受顾也。”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汉书》卷五八《兒宽传》）。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傭以自给”（《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卫飒》）。申屠蟠“家贫，傭为漆工”（《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祐赁舂。”（《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刘秀）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此外，光武帝在太学时还做过生意，“上在长安时，尝与祐共买蜜合药”（《后汉书》卷二二《朱祐传》注引《东观记》）。可见，汉代的太学生也有靠做些小生意挣钱来上学的。至于翟方进，家世微贱，“欲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年，经学明习，徒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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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诸儒称之”（《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则是一面读书又一面教书的。由地方选送的太学生，他们的经济来源则大多由地方政府资助，如文翁“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遗诣京师，受业博士，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齐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文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载：常林“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又《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记载，献帝初平四年（193年）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还有的学生以抄书为生。《后汉书补逸》卷九《谢承后汉书第一》：“公孙煜字春光，到太学受尚书，写书自给。”《太平御览》卷四八五《人事部·贫下》引《李郃别传》曰：“公居贫而不好治产，……至京师学问，常以赁书自给。”由此可见，在太学中，贫苦儒生自养以求学的当不在少数。
在地方官学中，由于免除学费，这种现象则很难看到。
（二）文书工具费
在这一方面，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师生都是必须购买和消费的。
汉代的文书工具主要是毛笔、竹木简牍、帛、墨、砚和研石及刀削。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文具之用，仍以竹木为多。”[③]这一点，我们从考古资料也可以证实。如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168号墓里，就出土了一套完整的文书工具，计有：毛笔1支，黑墨若干碎块，石砚和研墨用的研石各1件，无字木牍6片，青铜削刀1件。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周宽信墓中也出土1支毛笔和笔筒（笔杆和笔筒均为竹质），还有1件漆盒石砚[④]。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刘祐》注引《谢承书》：“郡将小子尝出钱付之，令市买果实，祐悉以买笔书具与之。”可知，汉代的文书工具已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
——刀笔。由于两汉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简牍，因而当时用来书写的主要就是刀笔。如原陟“削牘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原陟》）；“朱博诏见功曹，……兴笔札使自记。……博知其对以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记”（《汉书》卷八三《朱博传》）；周磐“令二子：若命终之日，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后汉书》卷六九《周磐传》）等。
毛笔是当时最主要的书写用品。汉代毛笔的笔杆以竹质为主，但木质笔杆也有很多。毛笔的大量使用带动了汉代制笔业的发展。西汉情况不详，东汉制笔业则有了较大发展，制笔作坊不断涌现，制笔名家层出不穷，制笔规格也有了统一的标准。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49号墓出土东汉毛笔1支，杆和颖均完整，长21.9厘米、径0.6厘米，毛尖长1.6厘米，狼毫制成。笔杆竹制、中空，杆尾削尖，杆中部有阴刻隶字“白马作”三字。同地2号墓也出过1支毛笔，题为“史

易中天中国历史上的故事

虎作”（《战国秦汉考古》，第429—430页）。以上两支笔上的“史虎”、“白马”字样，当是制笔名匠或制笔作坊的刻记，其意义类似于今日商标。
——书写材料。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关于简牍的加工方法，《论衡》卷一二《量知》记载：“矇者，竹木之类也。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牒。”又《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蟗。凡作简者，皆先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除了简牍之外，帛也是一种可供书写的材料。但其价格昂贵，在民间很难普及。
纸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又一种书写材料。根据考古发掘，早在西汉初期，我国人民就发明了造纸术。但纸的普及，还是要归功于蔡伦。《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用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墨。秦汉时期，以松烟墨为代表的人工造墨技术有了历史性的进步。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发现了一块烟墨实物，这块墨呈圆柱形，直径2.1厘米，长1.2厘米，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人造墨[⑤]。这块秦墨距今已有2200多年，仍然细密有光泽，并可研用书写，可见当时制墨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教育的繁荣也带动了制墨业的发展。汉代制墨业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名墨工和名墨产地。名墨工如田真、王远，擅长造墨，颇受后人称道。名墨产地生要集中在扶风（今陕西凤翔）、隃麋（今陕西千阳东）、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地，其中隃麋造墨最为著名。隃麋墨以当地松烟为主要原料制成，工艺成熟，质地精良，为当时墨中佳品。据《汉官仪》记载：“尚书郎起草，月赐隃麋大墨一枚，隃麋小墨一枚。”可知隃麋墨已成为朝廷办公的必备品。
关于汉代的笔墨价格，史料中亦有所记载。如《居延汉简》：“笔钱二百。”（261·13，261·27）《初学记》卷一○引刘向《列仙传》：“李仲甫，颍川人，汉桓帝时，卖笔辽东市上，一笔三钱。”这两处对笔价的记载相差很大，当是质量不同、边郡与内郡有别。又《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范子计然》：“墨出三辅，上贾百六十，中三十，下十。”可知笔价三钱至二百钱，墨价十钱至一百六十钱不等[⑥]。
——砚。两汉史书中已有关于砚的记载，如“宣帝时，中郎将张彭祖

二战故事解说中国历史

，少与帝微时同席砚书”；“薛宣为左冯翊，性密静有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砚，皆为设方略，利用之，省费，吏民称之”（《艺文类聚》卷五八《杂文部四·砚》引《汉书》）等。
西汉砚的形制渐趋丰富多彩，显示了西汉制砚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东汉砚的制作比西汉更加进步，已由纯实用工具开始步入实用工具兼工艺品的行列。东汉砚的主流是圆形三足石砚，1978年，河南省南乐县耿洛村一号东汉墓即出土了这样一件石砚。砚圆形，由砚座、砚盖两部分组成，通高12.8厘米、直径32.3厘米。砚盖上雕刻六条相互缠绕的飞龙，砚座上阴刻一周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砚）直二千。”（《战国秦汉考古》，第430—431页）当然，一般学生是用不起如此昂贵的砚的，但普通砚的消费相信也是数量极大的。
（三）图书消费
——图书市场。“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所世之书，章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载也。”[⑦]汉代图书相对较少，读书人要想获得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图书市场的发育。
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图书市场的发育具有促进作用，而图书市场的发育又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与之相关的竹木种植、售卖与佣书等行业的发展。在汉代的图书市场上，参与流通交易书籍的主要书写材料是简牍。这些由竹木制作的简牍比较笨重，对竹木的消耗量很大。据《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在渭川经营千亩竹园，以及售卖“竹竿万个”，每年均能取得与“千户侯”相同的经济效益。这说明竹木经营与图书市场至少存在着一定关联。从汉代图书已存在大量复本——“（班）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祕书之副”（《汉书》卷一○○上《叙传》）——看，当时的图书生产已形成较大规模，并意味着“佣书”已成为一种职业。班超就是一例。如《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
汉代图书市场的扩展也带来了书写材料的革命。其主要表现就是东汉蔡伦对造纸术的改革。从此，纸张开始取代简帛，成为图书的主要书写材料，不仅扩大了图书的生产规模，为图书的书写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推进了汉代图书市场的发展，也为两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佣书。汉代的佣书业相当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官府大规模的图书整理需要大量的佣书人。官府征集来的大批书籍，要很好地保存并加以利用，就需要对书籍进行校对、分类、编目和复制。如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其子刘歆等整理校阅群书，即规定在太常寺设置“写书之官”，将其重要部分抄写复制，分送太常、太史、博士以及皇家藏书机构和有关官署。这里的“写书之官”实际就是佣书人，由国家支付固定的佣金。后来，随着两汉教育的发展与读书人数的激增，就更加激发了官方和民间对书籍的需求，使得佣书业迅速发展。
第二，私人藏书的收集与整理也推动了佣书业的发展。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使私人藏书得以发展。史载河间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就是一例。但私人藏书的完成还需要大量的佣书人抄写复本，这也明显带动了佣书业的发展。
第三，佣书成为当时贫苦的学生自谋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佣书，实际上就是雇佣劳动者。在两汉时期，佣书者一般都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以佣书维持生活。如《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学部八·幼学》引《桓子新论》载：“高君孟，常自伏写书，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又如东汉名士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拾遗记》卷六《前汉下》）。
——书肆。随着官学及私学的发展和学生人数的激增，人们对书的需求越来越多，官府和私家的手抄复制现象都相当普遍。于是，在民间就出现了沟通抄书人和读书人关系的交流方式——“书肆”。肆，是市集上出售商品的无壁之屋，类似现在农贸市场的摊位。《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开肆市以通之。”可证。其中典型事例，就是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所扩建的太学。据《三辅黄图》记载：“王莽作宰衡，起灵台……为博士舍三十区。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罄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太平御览》卷五三四《礼仪部十三·学校》）
及至东汉，在洛阳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里出现了更多的书肆。到书肆看书买书成了太学生的经常性活动。如《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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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书肆的出现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购买和交换图书的场所，同时也为佣书人提供了维持生计的机会。

三、结语

毋庸讳言，当今社会中教育产业化提的已越来越多。姑且不说教育产业化是否正确，但它确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如前所述，太学中的教师虽有俸禄，太学生和郡国学生虽免除徭役，但日常生活大多还是自理，所以官学师生的日常教学和生活消费，如笔墨纸砚、衣食住行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附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太学、郡国学的周围就出现了一些市，学生既可以在这些市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在市场上把自己从家乡带来的物品和书籍进行交换。在学校的周围还有许多书肆、书店，并出现了租赁房屋现象，这与现代学校都极为相似。
此外，学生进行勤工俭学，以补贴日常开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官学与经济的关系。由于学生不可能到很远的地方勤工俭学，故只能就近谋得一份较合适的工作，如兒宽曾在太学内为同学烧茶做饭；匡衡“佣作以供资用”等等。除了赁作外，有的学生还做一些小生意，如前揭光武帝读太学时，“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可见，当时官学附近的消费是相当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之，两汉时期不管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与附近市场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主要是以商品交换为主。有研究者认为：“不能过高估计太学教育对两汉社会的影响，毕竟在两汉时期，教育以人文教育为主，统治者未曾注意教育与经济的联系，因此，这种作用只能称之为边缘性的作用。”[⑧]此说显然欠妥。至少就客观效果而言，不无偏颇。实际上，对两汉官学教育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还应当辩证看待：一方面，两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两汉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必然从教育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及其产业化的形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今经济发展可供参考的重要层面。

注释：

[①]  参看晋文：《秦代学校浅说》，《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②]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按《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可知，王莽所修校舍并非仅为太学生居住。
[③]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69页。
[④]  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⑤]  邓瑞全：《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⑥]  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⑦]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页。
[⑧]  范正娥：《两汉太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1页。
原载《文化产业研究》第四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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