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橘化为枳：“江”抑或“淮”——写本时代地理观念的传承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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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橘化为枳：“江”抑或“淮”——写本时代地理观念的传承与变迁

【内容摘要】本文对写本时代关于“橘化为枳”的表述系统进行梳理，并简要分析其所承载的地理知识、观念之传承与变迁。从中可以发现，时人的地理观念取决于其所接受之文本知识及其对现实生态环境的认知，并随着二者的变化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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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提及“橘化为枳”，人们多会想到“晏子使楚”的故事，其名实转变的植物学意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然而在“逾淮为枳”还是“过江为枳”的问题上，前人似乎不够重视，或直取已见，或罗列异文，本文欲就此提出几点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作者简介】赵仁龙（1982—），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文本表述的变化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两组较早相关文献的对比：
表一　《考工记》与《淮南子》相关记载比较[2]
文献成书年代内容《考工记》战国初期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淮南子》前140年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貈渡汶则死。
表二　《晏子春秋》与《韩诗外传》相关记载比较[3]
文献成书年代内容《晏子春秋》战国晏子将至楚……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韩诗外传》西汉初齐景公使晏子南使楚……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见夫江南之树乎？名橘，树之江北，则化为枳。何则？地土使然尔。”
表一的单纯表述和表二“晏子使楚”的故事化表述正是“橘化为枳”的两个表述系统，此后历代相关引述均基于以上文本。据现存版本《考工记》和《晏子春秋》，春秋战国时，已有以“淮”为植物地理分布界线的观念；而成书较晚的《淮南子》和《韩诗外传》，虽有分别抄引前两书的嫌疑，但均有“江”、“淮”之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雠图书，并利用资料编撰了《新序》、《说苑》。《说苑》亦记载了晏子使楚的故事：
晏子将使荆……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4]
刘氏父子所校图书就包括《周礼》、《晏子春秋》和《淮南子》，又据徐复观研究，《新序》、《说苑》大量吸收了《韩诗外传》，[5]则刘向必定见过此故事的不同写本；而从现存文本来看，在这个故事上，刘向依据的是《韩诗外传》或其同源资料。如果事实如此的话，刘向校书时并未对上述诸书的相关记载进行改动，但他认同的是以“江”为橘、枳地理分界线的观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汉魏晋时人对“橘化为枳”的相关表述[6]：
高诱：橘所生也，生江北则为枳。
王逸：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
嵇康：橘渡江为枳。
张华：橘渡江北化为枳，今之江东甚有枳橘。
潘岳：在南称甘，渡北则橙。
《列子》：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櫾，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
可见，两汉魏晋时人多认同“江”为当时的植物地理分界线，橘为江南之树；至于《列子》的叙事，则可能是编者参照《周礼》、《晏子春秋》而作，用“淮”以托古。而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谈到“橘”和“柚”时，分别征引了《考工记》和《列子》的相关表述，[7]显然他认同以“淮”为橘、枳的地理分界线。
在“江”抑或“淮”的问题上，隋唐以前文本虽有不同声音，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而隋唐统一全国，南北学术融合，文本表述却产生了空前的混乱。以唐代四大类书为例，凡标明引《周礼·考工记》者并用“淮”无异，但在引用“晏子使楚”故事化表述时则错乱不一，参下表：
表三　唐代类书相关记载比较[8]
文献原出处内容《北堂书钞》《晏子春秋》婴曰：婴闻橘生淮北为枳，叶徒相似，其味不同，水土异也。《艺文类聚》《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晏子对曰：婴闻橘生江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水土异也。《艺文类聚》未标明晏子使楚，楚王曰：齐人善盗乎，子对曰：婴闻江南之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白氏六帖事类集》未标明臣闻橘生江南，北则为枳，叶徒似而味不同，水土异也。《白氏六帖事类集》未标明晏子使楚，楚王使缚盗而至，曰：齐人也，善为盗乎?晏子曰：橘生江北为枳，水土异也。
《艺文类聚》所引前后不同，大概是其书出于众人之手而依据文本各异所致；后条虽主“淮”，但是“江”、“淮”并出，为前代文本所无，似是混杂《韩诗外传》与《晏子春秋》。白氏所引与《艺文类聚》前条相似，亦应引自《晏子春秋》，或白氏依据《艺文类聚》，或两者所据写本相同。同是标明抄引《晏子春秋》的《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前条，却独独在“江”、“淮”上产生分歧，再参照白氏，我们有理由相信：《晏子春秋》在唐代，或汉唐之间，对“橘化为枳”的地理界线表述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写本。这就使原本就存在分歧的表述更加错综复杂，从而引起唐代以来相关知识、观念的错乱。唐玄宗及唐武宗时，长安宫中的柑橘结实，大臣们纷纷献文以贺祥瑞，均讲到了“橘化为枳”，玄宗时群臣贺表称：“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盖以地气”，而武宗时李德裕却说：“度淮而枳，由地气而不迁”。[9]其它的例子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唐人已经开始怀疑“橘化为枳”的说法了，[10]陈藏器认为，“书曰：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今江南具有枳、橘，江北有枳无橘，此自别种，非干变易也。”[11]明确指出橘和枳是不同物种，不可能存在变易，其立论的根据则是：当时江南有橘和枳，而江北有枳无橘。据尚志均考证，陈藏器《本草拾遗》约成书于开元后期，但其前后均有诗文歌咏长江北岸的橘柚。如襄州，崔湜：“蛟浦菱荷净，渔舟橘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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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萧颖士：“秔稌蔗橘，杂荆衡之蓄；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舒州，“鳣鲂宜入贡，橘柚亦成蹊”；扬州，“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等等。[12]可见，唐代江北也有橘柚种植，陈说不过简括而言，但他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部分唐人对当时橘的实际分布北界之认知与相关记载是吻合的，即以“江”为界。但这不足以改变唐代相关知识、观念的混乱局面，这些差异也随着不同文本一直流传到现代。

二、观念的传承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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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橘化为枳”的“江”、“淮”之变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系列变化呢？写本时代书籍的流传、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手抄，其中难免会有增减讹误，从而形成各异的文本表述；但汉代文献一致认为橘为江南之树、以“江”为当时的植物地理分界线，却不是抄错所能解释的。[13]有一种可能就是，汉代的气候转冷，使橘的地理分布北界南移，汉人依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环境的认知，在著述中对相关记载进行了修改，即改“淮”为“江”。[14]
学界关于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颇丰，虽对西汉及唐代冷暖变化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为温暖期、东汉魏晋南北朝为寒冷期。[15]汉武帝时、西汉晚期及王莽时代有大量的严寒记录，[16]这必然对橘的生长、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据记载，西汉时，除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外，巴蜀、长安、南阳地区也有橘类种植，但长安和南阳均有其小气候环境因素，气候指向意义不大。[17]龚高法认为，我国东部地区亚热带北界在春秋战国时较今北移2个纬度，在汉初、南北朝时则较今南移1个纬度。[18]淮南王刘安的封地即在江淮之间，王都寿春，他与宾客自然熟悉当地的物产，则《淮南子》以长江为当时橘、枳的地理分界线当属事实，而非凭空修改前人的记载。因此，无论《考工记》、《晏子春秋》以“淮”为界，还是《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等以“江”为界，均是作者基于历史气候变化和植物地理分布变迁的表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寒冷气候，也许使人们更加认同以“江”为界；而唐代“江”、“淮”交错的局面，似乎也反映了唐代气候冷暖变化影响着橘类地理分布北界的南北摆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知识传承。西汉今文经学兴盛，《韩诗外传》之作者韩婴在汉文帝时为诗博士，而韩诗直到东汉末年一直保持其官学地位，大传其道。在这方面，《晏子春秋》虽被刘向、歆和班彪、固父子列于儒家，其地位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从接受人群及影响程度上来说，自然也远小于《韩诗外传》。而且《韩诗外传》的故事化表述，相比《考工记》的单纯表述，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和传播。因而，在两汉甚至到隋唐，人们在接受晏子使楚故事时，所依据的主要是《韩诗外传》，而非《晏子春秋》。甚至有人在抄写《晏子春秋》时，依据自己的经验改“淮”为“江”，因而唐代类书才会对此有不同的文本表述。虽然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韩诗外传》的地位下降，但经过数百年的传授，其相关知识、观念被广泛接受并存在于各种文本当中。
相比之下，属于古文经学的《周礼》经刘向、歆父子的整理，虽在王莽时一度被列入学官，但颇受质疑；其学真正的兴起应在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因而大行。诸书在谈到“橘化为枳”而称引《周礼》者，均为“淮”无异，自是因其为“经”的特殊地位。《周礼》的地位在后世日渐高涨，其所记载的相关知识也必然为更多人所接受。也许这也是《晏子春秋》中“淮”不被淹没的原因之一，因为其记载是与《周礼》相合的。
当然，以上仅就其本源的传播而言，其他文献在相关知识、观念的传承上起很大的作用。如前引潘岳诗“在南称甘，渡北则橙”，《文选》李善注引《淮南子》曰：“江南橘，树之江北，而化为橙”；[19]而《文选》又是唐代士子的重要读物，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那么“橘化为枳”的知识、以“江”为植物地理分界线的观念也就随着诗、注而得以传播。

注释：

[1]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78、179页；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植物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0—102页等。
[2] 《考工记》在汉代被补作《周礼·冬官》，对于其成书年代，历代学者莫衷一是，本文取闻人军之战国初期成书说。引文参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1《原道训》，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
[3]对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学界亦多探讨，参骈守骞：《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附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本文取多数赞成之战国说。引文参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下）内篇杂下第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392页；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卷10，巴蜀书社，1996年，第861页。
[4]赵善诒：《说苑疏证》卷12《奉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38页。
[5]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48页。
[6]所引依次为：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之《孝行览·本味》高诱注，巴蜀书社，2002年，第1444页；（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九章·橘颂》王逸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3页；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4《答难养生论一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85页；范宁：《博物志校证》卷4，中华书局，1980年，第46页；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文选》卷24，中华书局，1977年，第350页；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汤问》，中华书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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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年，第158页。
[7]参缪启愉：《齐民要术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20、725页。
[8]引文参《北堂书钞》卷40政术部奉使三十六“晏子使楚”条；《艺文类聚》卷25人部九“嘲戏”条、卷86叶部上“橘”条；《白氏六帖事类集》卷7“缚盗”条、卷30“为枳”条。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贺宫内柑子结实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62，中华书局，1983年；（唐）李德裕：《瑞橘赋并序》，（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7，中华书局，1966年。
[10]对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举（宋）车清臣（若水）的《脚气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则举（宋）韩彦直的《橘录》，并对“橘化为枳”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和本文关注重点不同，故不深入讨论。
[11]尚志均：《<本草拾遗>辑释》，安徽科技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12]崔湜：《襄阳作》，《全唐诗》卷54；萧颖士：《登宜城故城赋》，《全唐文》卷322；卢纶：《送浑别驾赴舒州》，《全唐诗》卷276；李白：《秋日登扬州西灵塔》，《全唐诗》卷180，（清）曹寅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13]石泉先生《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认为“淮水古亦称江”，并举《晏子春秋》、《淮南子》对橘化为枳的记载，认为当时“江”、“淮”可相互转用。但汉代未见相关记载用“淮”，姑且存之。参石泉：《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4]张伟然先生注意到了改“淮”为“江”的气候变化因素，很有启发意义，但认为这一改变发生在唐代却甚是不妥。参张伟然、周鹏：《唐代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02期。
[15]相关研究可参周书灿：《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不一一列举。
[16]参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62页。
[17]参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27—135页。
[18]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19]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24，中华书局，1977年，第350页。
来源：《中国农史》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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