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夏小正》与夏代生态环境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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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夏小正》与夏代生态环境研究（上）

一、《夏小正》是反映夏王朝中心地区的历书

《夏小正》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法专着。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天文气象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内容。对其成书年代、地点和书中反映内容的阐解，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认为《夏小正》是夏代或夏人的历法，这是古人较为流行的看法。孔子十分重视夏代历法，主张“行夏之时[1]”，相信“夏数得天[2]”，最为可靠适用，并且想方设法得到了它。《礼记·礼运》载：“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道：“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也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杞人是夏的后裔，所得的《夏小正》也许当时不叫这个名称，但他们所传夏历之事应是可信的。从孔子矢志“观夏道”、“行夏时”，可知他所见到的“夏时”应为真传，即《夏小正》。东汉学者蔡邕身为杞人，也在《明堂月令论》中认为：“戴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候，王事次之，则夏之月令也。”此后，包括唐代天文历法家一行、宋经学家傅崧卿及清代考据大师戴震、毕沅在内的学者，都对《夏小正》为夏时历持肯定的态度。虽然古人对《夏小正》是否夏书也有质疑者，但并未占上风。而到了近代，疑古、考古之风盛行，尤其是“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对包括《夏小正》在内的先秦典籍的真伪引起纷纭的争讼，歧说迭起。关于《夏小正》一书的成书年代，就有夏代淮河地区说、夏代说、商代说、西周初年说、春秋说、战国说及汉初说等。其中夏纬瑛、李学勤、庄雅州诸先生及一些学者利用天文学的星象推测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颇值得关注。
夏纬瑛的《夏小正经文校释》是研究《夏小正》的力作，很受学人推崇。关于《夏小正》的成书地点，夏纬瑛根据《夏小正》中“王始裘”、“王狩”的经文，认为当时的王国应在“淮海地区”，并说“夏王朝的统治中心一定是在淮海地区”。他以“玄雉入于淮为蜃”、“雀入于海为蛤”中提到淮海为据，并以正月“梅、杏、杝桃则华”、二月“剥鱼单”等是淮河流域的物候现象为理由，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毫无疑义”。在此基础上，他把《夏小正》产生的时代“推到夏王朝末年”[3]。台湾学者庄雅州1981年出版了《夏小正研究》一书，1985年又出版了较全面论述《夏小正》的论着《夏小正析论》。他认为《夏小正》“经文简质，而且全无阴阳色彩，其为三代古籍应无疑问。很可能是春秋时代杞人所传先世旧籍，历经传写补充，始成定本。”并且说其原始材料向上可推到周初、商甚至夏朝，只是难以考证[4]。李学勤先生曾利用甲骨学等古文字和当时考古学中的新成果对《夏小正》经传的若干辞句作了阐释，指出其中“雉震口句”、“夏有煮祭”、“丁亥”吉日、“剥鱼单”等内容，在商代都可找到证据，甚至有的也可在夏墟所在的晋南陶寺遗址遗物中找到印证。因此，他认为《夏小正》确实有古老的渊源，其经文不会象一些学者所说晚到战国时期[5]。”言外之意，《夏小正》可以从商代甚至夏代找到它的渊源。此外，也有人用天文学的星相观察和推算方法，计算出《夏小正》所给出的星象是夏代的星象，或是自周代可一直上推到夏代的星象，而《夏小正》作为历法“曾被用于夏代，其起源可以上推至夏代[6]。”以上这些观点对认识《夏小正》的成书年代和地区颇有帮助。
对《夏小正》一书，有必要先将它的经和传分开。“经”是其原文，“传”是先秦及西汉等各代学者所加的注解。我们主要是分析《夏小正》经文的成书时间与地点，认为《夏小正》是夏代中原地区物候和气象的反映，是夏代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历法。首先《夏小正》以夏名书，是夏朝的代称，尽管当时成书时不一定冠以夏名，但它无论是在夏的后裔杞人那里、还是在专程到杞地追寻“夏道”的孔子的心目中，都是将其视为“夏时”的，或许孔子见到的夏历就叫《夏时》，以后才改称《夏小正》。既然是“夏时”的反映，就应该产生于夏朝的中心地区，或者更明确地说，应为夏都的所在地——伊洛河流域。《夏小正》：“九月，王始裘”；“十有一月，王狩”[7]。对《夏小正》提到的“王”，夏纬瑛曾揣测会不会是指孔子所到的杞国的国王。实际上，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杞是殷的诸侯，又是周的诸侯，在春秋时仍是一个很弱小的诸侯国，古籍载杞国诸侯在周时称公，如《逸周书·王会篇》有“夏公”，即杞公；也有称侯、伯、子的，但从无称王的记录。所以，《夏小正》提到的王应是夏朝的君王。在《尚书》中的《甘誓》、《五子之歌》和《胤征》等《虞夏书》篇章中都提到过“王”，而称尧、舜、禹为“帝”，说明夏启继位之后，夏代国君已改称为“王”。如《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夏小正》中的“王”，应是夏朝君王。《夏小正》提到“王始裘”、“王狩”，说明作者是熟悉夏王行踪的，当然应是在国都所在地的实录，或许为国王身边的史官所录。其二，从《夏小正》所记述的物候现象可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物候的反映。《夏小正》正月的物象有：“启蜇，雁北乡，鱼陟负冰”，“囿有见韭”，“采芸”，“柳禾弟，“梅、杏、杝桃则华”。其中的启蜇，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蜇，在今天的中原地区一般是在阳历的3月5—7日。大雁这类候鸟，一般在春分时(约在3月20或21日)飞回北方，“见韭”和“采芸”也要在春分以后；柳树发芽要在三月初，杏、桃开花也要等到三月中旬的春分前后，而梅多生长在南方，在今北方地区已很少见到。《夏小正》的物候与今天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少则早一个月，多则可达二个多月。这说明经过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变化。而夏代的气温条件是比今天高的。当时仍处在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的后期，尽管与前一时期相比，气候出现了不小的波动，但温度从总体上仍比今天高2℃以上，降雨量也比今天要多。因此，《夏小正》所述正月“启蜇”，“雁北乡”，“囿有见韭”，“田鼠出”， “采芸”，“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的物候现象都是可能出现的。夏纬瑛在注释《夏小正》时，看到了《夏小正》所记物候与今天的差别，以为梅、杏、杝桃这些植物开花时间较早，不是黄河流域的情形，而在淮河流域是可以的[8]。以为经文所述是淮海地区的物候。并认为夏王国的中心地区是在淮海地区。这主要在于当他从事《夏小正》校释工作时，有关夏代考古资料还未公布，加之他未能注意全新世及夏代气候变迁的资料，所以才把《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定位在淮海地区。今天看来，已不大妥当。其实，再从《夏小正》对当时农事活动的记述看，有“往耰黍墠”、“祈麦实”、“菽糜”、“初昏大火中种黍”及“树麦”等语，说明当时把黍、菽(大豆)和麦作为主要的农作物。当然，在当时种植的农作物还应有粟和稻等，这可能是由于这三种作物对于昭示节令更具代表性，这里对此先不详加讨论。需要指出的是黍、菽、麦这三种作物都属耐旱作物，适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栽培。而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中就有黍、豆、麦，这正可与《夏小正》的记载相对应。此外，在陶寺尧都遗址发现的鼍鼓，也为《夏小正》的“剥鱓”提供了物证。再者，《夏小正》所载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正反映了黄河流域春季雨水往往偏少，有时出现旱灾、而夏季多暴雨的情况。因此，《夏小正》应为反映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的历书。其三，《夏小正》文字极为质朴，与甲骨卜辞的记述格式相似，具有早期文本的一般特征。其内容是直接记载天象、物候而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很少受迷信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且已有学者根据《夏小正》所载星宿方位推算出《夏小正》这本历书合于夏代星象。因此，《夏小正》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早的历法，即夏代的历法，产生在夏王朝的京畿地区。当然，不排除该书有后人扰动的成份。

二、《夏小正》中的动物和植物

《夏小正》是夏代颁行的历法，《今本竹书纪年》载：“夏禹颁夏时于邦国”。作为现存最早的历法，带有更多的物候历特点，即根据动物的出没、繁育、植物的生长荣枯，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对动植物的影响，并可用来确定日期和季节，安排农事，为农业生产服务，以其直观、朴素、生动、通俗而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9]。据初步统计，《夏小正》一书约记载生物64种，其中植物27种，动物37种。尽管在今天看来不算很多，也只是当时生长的动植物的冰山一角，但在四千年前即有这样细致的观察记录，且出现在仅有400多字的历书中，已是难能可贵了。本文仅对大致可与环境考古资料相互对应的植物和动物加以论述。
《夏小正》所载木本植物有柳、梅、杏、桃、桑、杨、桐、枣、栗等9种。柳，《夏小正》正月：“柳稊”。柳为落叶乔木或灌木，杨柳科，枝条柔韧，叶常狭长，枝下垂，花雌雄异株，春日开花，呈暗紫色，柔荑花序，苞片全缘，无花被，有腺体，雄蕊往往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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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花柱常一，具两枚两裂的柱头，或柱头极短，种子具毛，称为絮。品种有垂柳、旱柳、杞柳等多种。我国南北都可载培。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即发现柳属孢粉。在洛阳皂角树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古河道地层剖面中也发现有柳属孢粉[10]，说明《夏小正》对柳树抽芽的记述是有根据的。但在今黄河中下游地区柳树抽芽要等到2月底或3月初。梅，《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则华”，“五月煮梅”。梅是原产我国的树种，为落叶乔木，蔷薇科，叶阔卵形或卵形，边缘有细锐锯齿。叶柄顶端有二腺体。芽为落叶果树中萌发最早的一种。花单生或两朵齐出，先叶开放，多为白色和淡红色，具清香，为著名观赏花卉。核果球形，未熟时为青色，成熟时一般呈黄色，味极酸，可调味，或晒干、糖渍供食用。夏纬瑛指出：“古时凡供蓄存之果品，必须使干。生果若欲之干，必先煮过，故此曰‘煮梅’。[11]”梅喜温暖湿润，今多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在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炭化的梅核[12]。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铜鼎中盛满了炭化了的梅核，呈扁圆形，两端尖长约10毫米，宽7毫米，厚5.5毫米，表面呈栗黑色，遍布蜂窝状的凹点和沟纹，这是梅果核仁特有的痕迹[13]。这也可说明梅在夏商时期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栽培。今在这里已很少见。杏，《夏小正》四月：“囿有见杏”。杏是原产我国的树种，为蔷薇科落叶乔木，叶阔卵形或圆卵形，边缘有钝锯齿，近叶柄顶端有二腺体。花单生或2—3个同生，淡红色。核果圆、长圆或扁圆形，果皮多金黄色，向阳部有红晕和斑点，果肉暗黄色，味甜多汁。杏仁可食用、榨油和药用。核面平滑无斑孔，核缘厚有沟纹。初夏成熟。性耐寒、喜光、抗旱、不耐涝，多用嫁接繁殖。杏果还可制成杏干、杏脯等。杏在今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各地都有种植。考古发现的杏遗骸较晚，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现有战国时期的杏核[14]，但从梅这一更喜温暖湿润的果树即可在黄河流域种植、而梅、杏开花时间相近的记载又较贴切来看，在夏代应有杏的种植。桃，《夏小正》六月：“煮桃”。而“杝桃”是指山桃。桃也为原产我国的落叶小乔木果树品种，蔷薇科，叶阔披针形，具锯齿，叶基有蜜腺。花单生，淡红，深红或白色，核果近球形，表面有毛茸，肉厚汁多。果实还可制成桃干、桃脯，仁、花均可用药。多用嫁接繁殖。性耐干燥寒冷。在我国华北、华东、东北各地都有栽培。在河南新密莪沟北岗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桃核[15]。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桃核碎片，分别长9.50、6.00、3.50毫米，表面有纵棱、沟及圆形小深穴，碎皮厚1.9～2.81毫米。[16]在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中也发现有桃核遗存[17]。在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有2枚外形完整的桃核和6枚桃仁。桃核呈椭圆形，长与宽各为16×10、20×12毫米，黑褐色，木质坚硬，表面有雏纹和沟孔，两侧边缘有纵向的槽棱，顶端尖，基部扁圆形，中央有果柄脱落后的疤痕。桃仁灰白色，呈椭圆形或长卵形，长10-15、宽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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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毫米，横断面呈扁椭圆形。经鉴定，与今天的栽培种完全相同[18]。这都为《夏小正》对桃的记述提供了证据。桑，《夏小正》三月：“摄桑”，是去掉桑树徒长的枝条，使桑树得以整理、茁壮生长之意。桑为桑科，落叶乔木，叶卵圆形，尖端分裂或不分裂，边缘有锯齿，花一般为单性，淡黄绿色，雌雄同株或异株。果实为聚花果，谓之桑椹，成熟时一般呈紫黑或白色，味甜。种类颇多，有山桑、白桑、鲁桑等。再生分枝力强，耐剪伐，对土壤适应性强。叶可饲蚕，果可食用和酿酒，木材可制各种器具，枝条编筐，叶、果、枝、根、皮可供药用。我国是丝绸的故乡，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蚕茧遗存[19]。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也出土了桑蚕丝织品[20]。这都说明黄河流域也有栽桑养蚕的悠久历史。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各个时期都发现有桑属孢子遗存，充分说明夏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广泛种植桑树，养蚕业也得到很大发展。杨，《夏小正》三月：“委杨”，也是修整杨树枝条之意。杨为落叶乔木，杨柳科。叶常宽阔，花雌雄异株，早春先叶开花，柔荑花序，苞片边缘常有剪碎状裂片，无花被，有杯状花盘，雄蕊常多数，种子具毛。常见的有响叶杨、银白杨、毛白杨等种类。性状与柳相似，插枝即活，繁殖迅速，分布地域较广，今华北地区随处可见。在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杨的孢粉[21]，可为《夏小正》时的杨树栽培提供旁证。《夏小正》的记载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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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但今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泡桐花盛开要等到谷雨时节(4月19-21日)。枣，《夏小正》八月：“剥枣”，即扑打收摘枣果之意。我国为枣的起源地。枣为落叶乔木，鼠李科。有直立或钩状刺。叶长卵形，基部广而偏斜，三出脉。托叶呈刺状，永存枝上。聚伞花序，生于叶腋内，花小，黄绿色，有花盘，多蜜。核果长圆形，鲜嫩时黄色，成熟后紫红色。果供食用，亦入药。用分株、嫁接等法繁殖。在黄河流域有广泛种植。如河南灵宝、新郑及河北沧州、山东乐陵都是著名的优质枣基地。在新郑裴李岗和沙窝李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酸枣核。在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枣的两个品种的遗存。一种枣果核，倒卵形，长11.40毫米，宽6.38毫米，径6.38毫米，顶端呈锐尖头状，表面有纵棱及沟。另有酸枣核碎块，为卵球形，长6.23～9.00毫米，径5.00～7.50毫米，两端圆钝，表面有短棱状突起[22]。这说明《夏小正》对枣的记载是有据可查的。栗，《夏小正》：八月“栗零”，即栗子八月成熟，零落至地。栗为山毛木举科的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亦称板栗。无顶芽，叶椭圆状矩圆形，疏生刺毛状锯齿，初夏开单性黄白色小花，雌雄同株，雄花成直立柔荑花序。壳斗大，球形，具密生刺。坚果2—3个，生于壳斗中。喜光，深根性，在酸性和钙质土上均能生长。今多在淮河以南地区栽培。如今河南信阳即以种植板栗闻名。种子可供食用，木材有广泛用途，叶可饲柞蚕。在陕西扶风县案板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栗属植物世和等：《案板遗址孢粉分析》，载[23]，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栗属孢粉[24]，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时代晚期地层中也有栗属孢粉出现[25]，并在洛阳皂角树遗址东侧古河道剖面上采集到了栗属孢粉。这都为《夏小正》有关板栗的物候记载提供了实证。
《夏小正》中提到的草本植物有韭、芸、堇、蘩、识、王茗、幽、瓜(果瓜)、蓝蓼、兰、 雚苇、苹、荓、荼、鞠、卵蒜等约16种。韭，《夏小正》正月：“囿有见韭”，是说家户菜园里栽培有韭菜。正月初春为青黄不接之季，蔬菜奇缺，但韭菜却丛生于菜园，成为佐餐的菜肴，故视为有特征之物候。韭菜属百合科多年生宿根草本，叶细长扁平而柔软，翠绿色，分蘖力极强。夏秋抽花茎，顶端集生小白花，伞形花序。种子小，黑色。按供食用部分不同分叶韭、花韭和叶花兼用韭等类型。也可经软化栽培成韭黄。性喜冷凉气候。可播种或分株繁殖。今我国南北都有栽培。草本植物由于所结果实较小且难以留存，一般很难发现其千年以上的遗骸。植物的花粉或孢子能够从地层中采集出来，可再现当时环境，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但孢粉通常只能鉴定到植物的纲、科、属，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26]。对韭这类植物，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有百合科花粉[27]，虽不能确定是否是韭菜种，但也说明韭菜所属的百合科植物在夏代洛阳盆地是可以种植的。缟，《夏小正》正月：“缇缟”，据《尔雅·释草》，缟为莎草，缇为花序，缇又有橘红色之意，缇缟应释为莎草开花。莎草，学名叫香附子，属莎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纺锤形的块茎。茎直立，三棱形。叶片线形，排列成三竹。穗状花序成指状排列，夏季开花。适宜于热带和温带的广大地区，为我国各地常见的野生植物。块茎称香附，为中药材。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地层中均发现有莎草科植物花粉，可证夏代莎草科植物随处可见。蘩，《夏小正》二月：“采蘩”。蘩即白蒿，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下部之叶具长柄，叶身为二回转羽状样之复叶，背生白毛。秋日开多数小头状花。为北方常见的耐旱植物。煮熟可作蔬菜。在西安半坡仰韶遗址、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及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的植物孢粉中，蒿属孢粉均是最多的。正由于白蒿是最常见的野生植物，《夏小正》才载之以纪物候。识，《夏小正》三月：“采识”，《尔雅·释草》作蘵，郭璞注：“叶似酸浆，华小而白，中心白，江东以作菹食。”《颜氏家训·书证篇》：“蘵，黄蒢也，今河北谓之龙葵。”龙葵为茄科草本植物，叶卵形，梢叶中间抽出花茎，开小白花，花冠合瓣五裂，纟散 形花序，结圆形黑色浆果。郭璞所称可作“菹食”，即为一种泡制的酸菜，或为四川泡菜，陕西也有浆水菜，所用植物当有龙葵。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地层剖面里都发现有茄科的植物标本，可与《夏小正》记载相左证。幽，《夏小正》四月：“秀幽”，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草也”，徐锴《说文系传》以为是狗尾草。《战国策·魏一》：“幽，莠之幼也，似禾。”狗尾草是粟的野生祖本，其禾穗，颇似谷子，将幽释为狗尾草可从。狗尾草，也称狼尾草，莠，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秆丛生，叶片线型，秋冬杆顶抽紫黑色具刚毛的穗状圆锥花序，形似狗尾。野生于山坡、路旁、田间地头。分布于我国南北各地，嫩株为饲料，谷粒可食。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禾本科类的孢粉，有时粟的遗存伴有狗尾草籽粒。《夏小正》以这类极普通的植物表征物候，极易为人们熟识。瓜，《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剥瓜。”瓜类品种很多，我国栽培也有悠久的历史。《诗经·七月》有“七月食瓜”，《诗经·信南山》也说：“疆场有瓜，是剥是菹”。这里的瓜应为甜瓜，也称甘瓜、果瓜、香瓜等。甜瓜为葫芦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叶为心脏形，雌雄同株异花，花黄色。果球、卵、椭圆或扁圆形，皮黄、白、绿色或杂有各种斑纹。果肉绿、红或橙黄色，肉质脆或绵软，味香而甜。喜高温、干燥和充足阳光。现在仍为黄河流域各省区夏季的优良品。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江苏吴江龙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甜瓜子遗存，说明种植甜瓜在我国由来已久[28]。雚苇，《夏小正》七月：“秀雚苇”，即今之芦苇，《管子·地员》：“苇下于雚 ”，雚为科株较细小者，古书中往往连用。芦苇为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粗壮匍匐的根状茎，叶片广披针形，排列成两行。夏秋开花，圆锥花序长100～400毫米，分枝稍伸展，小穗含4～7小花。生长在沼泽、河岸或道旁，我国南北各地水域旁都可生长。秆可编席、造纸，根茎称“芦根”，可作中药。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相当于夏代初年的河南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有芦苇孢粉[29]，可为《夏小正》的实证。鞠。《夏小正》九月：“荣鞠”。《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吕氏春秋·季秋纪》也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说文》：“菊，大菊，蘧麦，从艹，菊声。”可见鞠通菊。九月为晚秋，正是菊花盛开时。菊，通称菊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叶卵圆形至披针形，边缘具粗大锯齿或深裂。秋季开花，颜色和形状因品种而异，有黄色、白色、红色多种。花可观赏，也可入药，并可食用。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在黄河流域有不少优良品类。菊原产于中国，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及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菊科植物孢粉，与《夏小正》的记载可相互验证。卵蒜，《夏小正》十有二月：“纳卵蒜”。《夏小正传》：“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纳者何也，纳者君也。”这是说进入十二月要向国君交纳蒜。蒜是荤辛类蔬菜中的调味品，大蒜是自汉代传入中国的，《夏小正》中的蒜应是山蒜。《尔雅》称：“艹商，山蒜”。朱木肃《救荒本草·菜部》：“泽蒜，又名小蒜。生田野中，今处处有之。生山中之名[HT]艹商，苗似细韭叶，中心扌串  葶，开淡芬紫花，根似蒜，而甚小，味辛，性温，有小毒，又云热有毒。”山蒜，叶细长，根部有一卵形蒜头，蒜头与大蒜相比较小，也许称其为“卵蒜”与其蒜头似卵形有关。可用作调味蔬菜。在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有百合科植物孢粉，表明夏代百合科植物已较常见，《夏小正》对卵蒜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夏小正》中提到了不少动物，尽管远不能包括当时的动物种类，但鸟兽虫鱼各类都有，并且多是常见而又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的动物，成为指示季节时令的标志。鸟类动物计有雁、雉、鹰、鸠、鸡、玄鸟、仓庚、驽、夫鸟、丹鸟、白鸟、雀、黑鸟、弋等14种。鸟类中有一些是候鸟，其秋去春来，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极为敏锐，其迁飞的时间是有规律的，迁飞的地点也相对稳定。《夏小正》的作者很注意对鸟的观察和记录。雁，《夏小正》：“正月启蜇，雁北乡。”是说雁正月由南方归来。雁，鸟类学上将其划为鸟纲、鸭科、雁亚科，常见的有鸿雁、豆雁、白额雁等。初春时节，大雁中的豆雁由南向北飞来，常呈“人”字形和“一”字形翱翔在天空，是有名的候鸟。豆雁，鸟纲，鸭科，雄鸟体长约900毫米，雌鸟较小。头、顶等部为棕色。肩、背暗棕色。腰羽和尾羽棕黑色。尾上覆羽纯白，腹部为浅灰色。栖息田野、河湖、沼泽地带和海滩。多于晨昏觅食谷类、种子和野菜根茎。在我国分布较广。可知它喜栖于温和湿润之地。雁又因体肥肉美，而成为自古狩猎的对象。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豆雁的遗骨，可为实证[30]。鹰，《夏小正》正月，“鹰则为鸣”，五月“鸠为鹰”，六月“鹰始挚”，鹰和鸠常为同时出没的候鸟，为人们所习见，故“鹰则为鸠”和“鸠为鹰”意为此去彼往之意。“鹰始挚”，《小戴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都释为“鹰乃学习”，故应解为幼鹰学习飞翔和捕捉猎物。鹰为鸟纲、鹰科、鹰属的各种鸟类的通称，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候鸟，种类较多，在古文献中有苍鹰、鹞、雕等鹰科鸟类的记载[31]。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常见苍鹰、雀鹰等。苍鹰，雄鸟体长约500毫米，除头部概为黑色外，上体其余部分主要为苍灰色。下体灰白，并密布暗灰色横斑和近黑色羽干纹。雌鸟羽色似雄鸟，但体型较大。栖息山林，捕食野兔、野鼠等，在我国东北等地繁殖，冬季见于南方。在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有鹰科雕的遗骨，说明鹰属动物已出没在黄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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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区[32]。鸠，《夏小正》三月：“鸣鸠”。鸠为鸠鸽科鸟类的通称，我国常见的有绿鸠、南鸠、鹃鸠、斑鸠等。如斑鸠，鸠鸽科，体型似鸽，大小及羽毛色彩因种类而异。如棕背斑鸠、珠颈斑鸠等。在我国分布较广的棕背斑鸠，上背羽毛淡褐色而羽缘微带棕色；两胁、腋羽及尾下履羽均灰蓝色。栖于平原和山地的树林间。食浆果及种子等。鸡，《夏小正》正月：“鸡桴粥，”即鸡经过冬季休卵，开春后开始产卵之意。鸡为六畜之一，早在河北武安磁山及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家鸡骨骼，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陶鸡模型[33]。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鸡骨遗骸。说明鸡的驯化家养在我国历史悠久。燕，《夏小正》正月：“燕乃睇”，九月“陟玄鸟蛰。”燕，也称玄鸟，是说正月燕归来，寻觅建巢处；九月燕高飞而南返蛰居。燕为鸟纲燕科各种类的通称，体小颈短，翼尖长，尾呈叉状，嘴扁而短，口裂很深，爪短脚锐。家燕体长约170毫米，上体蓝黑色，额和喉部棕色。前胸黑褐相间，下体其余部分带白色，尾基有一行白点。飞行极有耐力而速度亦快，为北方地区有名的春来秋去的候鸟，常营巢于屋檐下，隔年尚能认出旧巢。以捕食昆虫为主要食物来源。在历史传说中，燕曾作为圣鸟而受到商人的崇拜，称其始祖契之母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34]”，尽管这种传说不足凭信，但它说明玄鸟是商族的图腾，燕子在中原地区是为人熟知的古老鸟类。
兽类动物都为哺乳动物，《夏小正》提到的有田鼠、獭、羔羊、驹、马、狸、鹿、熊、罴、貊、貉、鼬鼠生、豺、麋等。田鼠，《夏小正》正月：“田鼠出”；三月“田鼠化鴽”；八月“鴽化田鼠”。田鼠即田间之鼠。正月，天气转暖，田鼠从洞穴出来活动。阳春三月，田间的田鼠已不多见，而颜色相近的鴽(鹌鹑)则取而代之，随处可见。到了深秋八月，在田间又多见田鼠，鹌鹑则飞走了。田鼠属哺乳纲，仓鼠科。体小，四肢和尾都短，耳小，往往为毛所掩盖。臼齿咀嚼面呈交替的三角形。毛一般为暗灰褐色，有的呈沙黄色。营掘土生活，对农作物有害。我国有十余种，主要分布在北方。在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仓鼠科的中华鼢鼠[35]，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啮齿目鼠科动物骨骼。说明鼠类动物早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活动。獭，《夏小正》正月：“獭祭鱼”。獭为水獭，它善捕鱼又很贪食，常将捕到的鱼，陈于水滨，如陈物而祭，故称之“祭鱼”。獭即水獭，哺乳纲，鼬科，半水栖兽类，体长700～750毫米，尾扁平，长达500毫米。头扁，耳小，脚短，趾间有蹼。毛短而软密，背面深褐色，有光泽，腹部较淡。栖息水边，善游泳。通常夜间活动，主食鱼类及蛙、蟹、水禽等。每产2～5仔，毛皮可做大衣领、帽子、袖口等。可驯养使之捕鱼。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哺乳纲鼬科的动物猪獾。羔羊，《夏小正》二月：“初俊羔”；三月“羊韦 羊”。羔为羊羔，进入二月，要善加饲养，使其膘壮肥美。而“羊韦 羊”，一说是以雄羊为主，众雌羊相随的分群活动[36]，这样也许有助于羊的放牧。羊为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的动物，种类较多，主要有山羊和绵羊两种，是人类最早驯化饲养的动物之一。其肉可食，其皮可衣，性温顺，善群居，繁育能力强，易豢养。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发现有羊的遗骨[37]，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有羊骨架及陶塑羊头遗存[38]，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羊的骨骼。足见羊早已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常见的家畜。驹、马，《夏小正》四月：“执陟，攻驹”；五月“颁马”。即进入四月，要拴住种马(陟通骘，牡马意)，禁其风放；并对不做种马的牡驹去势(攻驹)使其健壮。到了五月，要把怀孕的母马与其它马群分开放牧，使其得到更好的养护。马为哺乳纲马科动物的通称，耳小直立，面长。额、颈上缘、鬐甲及尾有长毛，四肢强健，内侧有附蝉，第三趾最发达，趾端为蹄，其余各趾退化。毛色复杂，有骝、栗、青、黑等。性温顺而敏捷，多在春夏发情，妊娠期11个月，每胎产驹一头，寿命约30年，以草食为主。是人类最早驯服饲养的六畜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神木新华、河南汤阴白营、山东历城龙山镇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马骨遗存[39]，足证马的家养由来已久。狸，《夏小正》七月：“狸子肇肆”。是说狸子开始肆意捕杀小动物。《说文解字·豸部》：“狸，伏兽，似豸区”。段玉裁注：“谓善伏之兽，即俗为野猫。”其种类也较多，这里应指豹猫。豹猫为哺乳纲猫科，也称钱猫、山猫、狸子、狸猫等。体大如猫，全体浅棕色，有许多褐色斑点，从头顶到肩部有四条棕褐色纵纹，两眼内缘向上各有一白丝纹。栖息森林、草丛间，常出没在乡村和城郊。以鸟类为食，也吃鼠、蛙、蛇、昆虫、果实等，常盗食家禽。在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野猫骨骸[40]，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有猫科动物骨骼。原报告说：姜寨的猫标本与“豹猫大小也近似。这种小型野生猫的生境与虎基本相同，也是林栖的，它们以鸟类为食。间或也盗捕家畜。[41]”这也可间接证明夏代豹猫的存在。鹿，《夏小正》：八月“鹿人从”，夏纬瑛认为此句中的“人”字为衍文，应为“鹿从”。“鹿从”意为八月为鹿之牝牡交尾期，群相追逐。鹿为哺乳纲鹿科动物通称，种类很多，如麝、麂、水鹿、梅花鹿、白唇鹿、马鹿、麋鹿、驼鹿、驯鹿、獐、狍等。如梅花鹿为哺乳纲鹿科，体长约1.5米，毛色夏季栗红色，有许多白斑，状似梅花，冬季烟褐色，白斑较不显著。颈部有鬣毛。雄性第二年起生角，角每年增加一叉，五岁后共分四叉而止。栖于森林的丘陵地区，每胎一仔，偶或二仔。性温顺，行多同旅，反应灵敏，奔跑迅捷。其肉味鲜美，茸可药用。自古就为人类猎狩对象。在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发现有鹿科斑鹿、獐的遗骨[42]。在临潼姜寨发现的鹿科动物有麝、獐、梅花鹿、鹿等多种[43]。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梅花鹿遗骨30块、小型鹿科动物4块，占全部动物标本数的10.2%。可见鹿类动物与人类的早期活动密切相关[44]。熊，《夏小正》九月：“熊、罴、貊、貉、鼬、鼠生则穴”。夏历九月已将进入冬季，天气骤然变冷，熊、罴等上述动物须入洞穴冬眠或避寒。熊为哺乳纲食肉目熊科动物的通称。常见的有狗熊。狗熊，也称黑熊，哺乳纲熊科，体形肥大，长1.7-1.9米，尾甚短，通体黑色，但鼻和吻端的毛为棕黄色，下颐有一小块白色，胸部有一半月形白纹，颈和肩部毛较长。足前掌的后蹲较大，与趾踵几乎接连。多栖息在树林中，杂食，性孤独而不成群。能游泳，善爬树，也能直立行走。有冬眠现象。夏季配偶，冬季生育，妊期长约7个月。每胎通常生2仔，4-5年成熟，寿命约30年。熊胆、熊掌、熊油、熊肉可食或充药用。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哺乳纲熊科狗熊(黑熊)的遗骨[45]。貊，又称貘、犬莫         犬百      。《尔雅·释兽》：“貘，白豹”。晋郭璞注：“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说文解字》：“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从描述的似熊、黑白驳、食竹等主要特征看，此动物应是大熊猫。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释为豹，不确。这是因为豹不是冬眠动物，且凶狠残忍，能伤害人，人们不会经常观察它的行踪来作季节的指示物。 也有人将貊释为貘[46]，但貘是一种栖息在热带密林多水地区的动物，如印度貘虽是身体中部灰白色、其余部分多黑色的黑白相间的貘科动物，但很怕冷，在《夏小正》历法的九月份很难生存。因此，貊释为大熊猫较贴切。大熊猫，正式名称为猫熊，哺乳纲，猫熊科，体肥胖，形似熊而略小，长约1.5米，尾很短，毛密而具光泽，眼、耳、前后肢和肩部黑色，其余均为白色。生活在山区有竹丛的树林中，喜食竹类植物，有时亦食小动物。有学者认为熊猫有冬眠习性[47]。善于爬树，晚秋产仔，每产1-2个，现为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在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有大熊猫的遗骨[48]。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有以食竹子和喜欢在竹林中栖息的中华竹鼠、中华鼢鼠和猕猴，说明当时的黄河流域应有大片竹林分布。在安阳殷墟也发现有大熊猫(貘)的遗骨[49]。《诗经·秦风·小戎》：“竹闭绲滕”，《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诗经·大雅·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诗经·卫风·韩奕》提到以竹笋做佳肴：“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可见从新石器时代直到西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是竹林密布。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是适合大熊猫生存的。貉，亦称狗獾，哺乳纲，犬科，外形如狐，体较胖，尾较短，尾毛蓬松，吻尖，耳短圆。两颊有长毛，体色棕灰，四肢和胸腹几近黑色，眼部各有一片黑褐色斑纹。穴居河谷、山边和田野间。冬季常表现非持续性睡眠。杂食鱼、鼠、蛙、虾、蟹和野果、杂草等。貉是重要的毛皮兽和捕猎对象。《诗经·七月》有“一之日于貉”，在年节之始即要狩貉，可见貉极受关注。在新郑裴李岗、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貉的遗骨，可为左证。豺，《夏小正》十月：“豺祭兽，”意思是说，豺在猎捕到动物后，不马上吃掉，而是放在一边，好似祭祀神灵一样。豺，也写作犬才     ，哺乳纲，犬科。体较狼小，体色通常棕红，尾末端黑色，腹部和喉白色，有时略杂有红色。性凶猛，喜群居，袭击小型及中型兽类。毛皮可充褥垫使用，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豺的遗骨。麋，《夏小正》：十有一月“陨麋角”；十有二月“陨麋角。”二条均言麋角脱落，据今人观察，其一年换两次角[50]，这或许与此有关。麋，哺乳纲鹿科动物，也称四不象。体长2米余，身高一米余，毛色淡褐，背部较浓，腹部较浅，雄的有角，多回二叉分歧，形状较整齐。尾长，尾端下垂至脚髁。因其角似鹿而非鹿，头似马而非马、身似驴而非驴、蹄似牛而非牛，故称其为“四不象”。性温顺，以植物为食。在树林边近水处营生。是早期人类狩猎的主要对象。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麋的遗骨[51]。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麋（四不像鹿）的个体就在1000个以上[52]。《诗经·小雅·巧言》有“居河之麋”的记载，说明先秦时人对麋的生活习性是很熟悉的。

注释：

[1] 《论语·卫灵公》。
[2] 《左传·昭公十七年》。
[3]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73-81页。
[4]庄雅州：《夏小正析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5]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农史研究》第八辑(1989年)。
[6]罗树元等：《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湖南师大自然科学学报》1985年第4期；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本文引用《夏小正》经及传均采自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嘉趣堂本《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不再一一作注。
[8]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78年版第75页。
[9]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11]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13]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14]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15]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蒿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196页。
[19]李济：《西荫村史前遗址》，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20]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
[21]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13页。
[23]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5页。
[24]柯曼红等：《西安半坡遗址的古植被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25]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26]文焕然等：《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
[28]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29]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30]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1]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32]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页。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演示文稿》，《考古》1980年第1期。
[34] 《史记·殷本纪》。
[35]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页。
[36]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37]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6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39]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92页。
[40]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41]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4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255-269页。
[43]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538页。
[4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45]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538页。
[46]庄雅州：《夏小正析论》，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47]谭邦杰：《哺乳类动物图鉴》，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1页。
[48]贾兰坡等：《河南浙川县下王岗遗址中的动物群》，《文物》1977年第6期。
[49]杨钟健等：《安阳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
[50]谭邦杰：《哺乳类动物图鉴》，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演示文稿》，《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52]杨钟健等：《安阳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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