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诗论》札记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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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读《诗论》札记二则

（首发）
[摘要]文章对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两处考释提出不同见解，在进一步考证的基础上对原整理者致误的原因做出了相应的推测。
[关键词]《诗论》；考释；；烈文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公布已近五年，其间许多学者探迹索隐，多所发明，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铺平了道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对个别字句的理解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敢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所收《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第九简有语云：“父之亦有也”，[1]此句中有两字值得探讨，即，第一字“”和第四字“”。其中，第四字“”， 原整理者释为“责”，[2]李学勤先生释为“贵”，[3]范毓周师释为“刺”。[4]包山楚简146简、152简有“责”字，分别做“”、“”，[5]由此可证原整理者所释不误，当为“责”。“” 释为“责”，则原简所论便与《诗·小雅·鸿雁之什·祈父》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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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爪牙”怨责“祈父”三章四句内容相合。即便各家对“”的释读不同，但在该句所论为《祈父》篇这一点上没有异议。下面，我们着重考察第一字“”。
“”，原整理者释为“誶”，并云：“‘誶’与‘祈’同为微部，也有可能有传抄之误。评诗意为‘责’，与《祈父》责‘王之爪牙’三章四句内容相合。” [6]看来整理者对该字的释读也心存狐疑。说两字同为微部，是想从语音上说明两字相通，但“祈”为群母微部，“誶”为从母或心母物部，微物可以对转，但从母属齿音，心母属喉音，而群母属牙音，声纽相隔较远，发生音转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有传抄之误，”是想从字形上说明发生过讹变，但两字写法迥异。
笔者以为这个“”当隶定为“”，从“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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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为影母微部字，影群为邻纽，因此，从字音上与“祈”相通。从字形来看，《孔子诗论》中，“卒”字一见，做“”（第二十五简）；上博简《緇衣》中一见，做“”（第六简）。而“衣”或衣旁凡五见，分别为：“”（怀）（第七简）；“”(衣)（第十简）；“”（初）（第十简）；“”（衣）（第十六简）；“”（初）（第十六简）；上博简《緇衣》中一见，做“”（第一简）。可以看出，“卒”字一般做“”，而“衣”字一般做“”，其区别甚为明显。又验之于郭店楚简，“衣”做“”（《穷达以时》第三简）、“”（《语丛》第四十四简），“卒”做“”（《缁衣》第七简），共有二例。
那么，整理者为什么要把“”释为“誶”呢？笔者揣测可能与对原诗诗意的理解有关，因为“誶”有斥责诘问之意，而整理认为简文原句“与《祈父》责‘王之爪牙’三章四句内容相合。”按：《诗·小雅·祈父》原诗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可知厎止。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这首诗含有怨责之意，是我或我们（“王之爪牙”、“王之爪士”,不消说，这里“爪牙”非贬义。）对祈父的怨责。朱熹《诗集传》：“祈父，司马也。职掌封圻之兵甲，故以为号。”按：“祈”与“圻”通，“祈父”因“圻”得名，而并非因“誶”（斥责诘问意）得名。故笔者愚见，释“”为“誶”似不妥。
二　释“剌（烈）文”
传世本《诗经·烈文》：“烈文辟公，锡兹祉福。” 马瑞辰《诗三家义通释》：“烈文二字平列，烈言其功，文言其德也。”并把“辟公”解释为“诸侯”。但我们知道《烈文》篇为告诫成王之诗，其诗云：“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其末句为“于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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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忘。”从诗意来看这里的“烈文”应该是指“文王”而言，但为什么称文王为“烈文”呢？这是疑惑所在。《诗论》第六简提供的资料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原简文有“《剌文》曰……”句。从简文来看，这里的字应该隶定为“剌”，“剌”字甲骨文作，金文作，简文字形与金甲相合。《说文》：“剌，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剌之也。”显然有剖分之意，将隶定为“剌”应该是不错的。为什么“剌文”就应该指文王呢？这与宗法制下对始封先祖的称谓有关。《礼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郑注曰：“别子谓公子若始来此国者，后世以为祖也。”陈澔《礼记集说·丧服小记》云：“别子有三：一是诸侯嫡子之弟；别于正嫡；二是异姓公子来自他国，别于本国不来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为卿大夫，而别于不仕者。皆称别子也。”《礼记》成书虽晚，但其所记应该是本于周初的一些制度习俗，郑、陈两人的解说基本是对的。按《说文》：“别，分解也。”“别子”之意关键在于从该“子”起与原先的家族从政治身份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原来的家族而言为“别子”，对于后世子孙而言为“剌（烈）祖”。在这样的称谓系统中“别”和“剌（烈）”都有分解之意。与金文相参证，可以看出这种称谓在周初已经存在。《墙盘》追述了微史家族的先祖世系：“……青（静）幽高祖，在微灵处……微史剌（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周，卑（俾）处。甬（勇）惠乙祖，来匹厥辟。……粦明亚祖祖辛，禋育子孙，……舒迟文考乙公……”[7]。徐中舒先生认为这里的“青幽高祖”是指微子，“微史剌（烈）祖”是指微子的子辈，[8]那么，我们怎么断定这个被后世子孙称为“剌（烈）祖”的人在微子家族中是别子呢？《礼记·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据此我们知道，“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也就是别子的前一辈是“百世不迁者”。上引《墙盘》铭文中墙所追述的世系为：青（静）幽高祖——微史剌（烈）祖——甬（勇）惠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而墙的儿子在其所作器钟一式中云：“恒夙夕圣丧（爽）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9]”。钟三式甲乙合在一起读为：“于武王既哉殷，微史剌（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以五十颂处。”[10]。可见所追述的先祖为：“（青（静）幽高祖）——微史剌（烈）祖——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其后面的三代祖先跟墙所追述的祖先关系是：“高祖辛公”是“亚祖祖辛”；“文祖乙公”是“文考乙公”；“皇考丁公”就是墙。唯独少了墙所称谓的“甬（勇）惠乙祖”，这个“甬（勇）惠乙祖”正是《礼记·大传》所讲的“五世则迁之宗”。我们也注意到了对“微史剌（烈）祖”的称谓没有变化而且他一直受到墙父子两代追述，可以肯定对“青（静）幽高祖”也是采取同样的礼遇，这就是所谓的“百世不迁之宗”。上文我们据《礼记·大传》推定“别子所自出”的高祖为“百世不迁之宗”，别子也是百世不迁之宗，而后面的三位先祖（高祖、亚祖或祖、考）则是不断变迁的。上引钟三式乙言武王分给了“微史剌（烈）祖”五十颂的土地，这个“微史剌（烈）祖”从地域上与原先的家族脱离，成为始封之君，正是所谓的“别子”，而后世则称其为“剌（烈）祖”。不独微史家族，《师丞钟》中亦称其始封之祖虢季易父为“剌（烈）祖虢季”。文王正是周人受天命的第一个先祖，此前的王季，太王等都是殷商的臣属，而从文王开始受命称王，可以看成别子。因此后世称文王为“剌（烈）文”。
（编者按：[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3]李学勤：《〈诗论〉的体裁与作者》，廖名春、朱渊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4]范毓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廖名春、朱渊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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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页。
[5]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7] 释文与短句参考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辑等文章。
[8]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9] 参看徐中舒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425号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
[10] 参看徐中舒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430、431号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5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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