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结构-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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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投资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变迁的回顾与展望——兼及增长方式转变（1950—2010）

【内容提要】60余年来，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的30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雏形，到改革开放的30年GDP以年均10%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目前已进入第三个30年。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历程上的投资结构变迁：头3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工业体系；第二个30年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投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30年开始时我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矛盾突出表现在结构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须将投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换结合起来。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60年；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
60余年来，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的30年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雏形，到改革开放的30年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目前已进入了第三个30年。在新的形势下，“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正在成为共识。“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内容丰富，既包括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也包括投资和消费结构调整；既包括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也包括各产业内部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既包括区域结构调整，也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调整；既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也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其中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经济结构调整要以投资结构调整为基础与前提。
在新的形势下，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历程上的投资结构变迁，具有启迪意义。

一、我国投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

（一）头3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工业体系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本土战乱不断。虽有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国民经济结构畸形。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②]。工厂规模很小，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工业产值的58.4%，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仅占工业产值的23%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70%[③]，明显成为“比较劣势”。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的严重落后成为制约大国国力成长的瓶颈。
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195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计算，人均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④]。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⑤]并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之中。[⑥] 面对国内外巨大压力，中国选择了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时期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见表1。
表1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
（按国民经济部门分，以投资总额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08页。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在1978年以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区分，如以三个行业投资总额为100，一般重工业投资比都超过了45．O％，最高的“二五”时期甚至达到54．O％，轻工业在5％左右徘徊。“二五”时期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大办钢铁，大伤元气。由于投资结构过度向重工业倾斜，在建成投产了数千个大中型项目[⑦]的同时，影响了轻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成为瓶颈，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我们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一个必然结果，新中国前30年，用于工农业的投资相差十分悬殊，工农业投资额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有时相差甚至达到50余个百分点。对工业，特别是对重工业的倾斜性投资，推动了工业体系以至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快速建立。
（二）第二个30年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投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投资结构调整的转折启于1979年的战略调整。1979年以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战略也有了重大改变。针对经济建设方针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1月6日指出：“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在工业内部，投资的重点要放在电、煤、石油、交通、通讯、建材等方面。搞电，要注意多搞水力发电，搞坑口电站。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会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⑧]1979年3月19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调整规划的汇报时再次指出：“国民经济也是这个问题。所谓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把基础缩小，钢不要搞六千万吨。这样，可以腾出手去发展急需的电、油、煤等动力工业和运输工业。还要投资搞旅游事业，赚外汇。造船主要搞民用的，赚钱后再搞军用，以民养军。”[⑨]与此相适应，投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战略做出得重大变更。具体来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变化。
从1979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单一的国家财政投资方式逐渐被财政投资、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并存所取代。同1978年以前相比，资金渠道增多，资金来源趋于分散，改变了投资主体结构。[⑩]
2.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
与此相适应，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对第三产业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却在减小，在工业内部，投资偏向重工业的现象有所减缓，轻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表2反映了1953-2000年我国三大产业投资构成的变化情况。
表2　各个计划时期三次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在第一个30年除“一五”时期由于投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多超过50%以外，其余时期均低于50%，其中“二五”仅为34.9% 。而第二个30年初的1981-1985年已达50．4％，第二产业降至47．2％，此后各个时期均超过50%；1996-2000年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进一步升至56.9%，第二产业进一步降至41.5%。同期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重工业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国家增加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密不可分。但从表2也可看出，对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的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六五”、“七五”两个计划时期每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绝对值比70年代末还有所减少。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期间，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7349.09亿元，其中用于农业的110.13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仅3.4％，相当于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15％的1／5。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2.3％下降至1.5%。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利用外资明显增加，促进了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农民个人投资有所增长，但主要用于住房、运输业和工业。原有基础设施老化、危化日益突出。[11]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下降的趋势于“九五”时期（1996－2000）开始扭转。这一反弹的出现，是与1998年我国遭遇水灾、损失严重分不开，也来自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12]
进入21世纪以来，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有加大的趋势，而且第一、第三产业投资的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但是就绝对值来看第一产业的投资仍然相当低。2008年对第一产业的投资首次超过总额的3%，2009年底，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仅占3.07%，第三产业占54.08%，第二产业降到42.85%。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于2000年超过50%，此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开始逐步上升，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则出现持续性下降，近年来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开始逐渐下降。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的变化表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正在深化，而对第一产业投资不足。详见表3 。
表3　2005-2009年三次产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0年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010年版，表5-1 、6-1。
3.投资的区域结构变化。
第二个30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有明显加大的趋势。在“八五”时期（1991-1995）达到最高点，中部和西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相应有所下降，其中中部地区在“九五”时期（1996-2000）降至最低点，西部地区在“八五”时期降到最低点。详见表4 。在短短的10多年内就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15个保税区、一大批沿江、沿边开放中心城市,引进了2300多亿美元的外资和26万多家外资或合资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以市场形式构成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得到迅速发展。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设想的“梯度推进”遇到了内地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科技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较差、观念陈旧，因而市场效益明显偏低等不利因素的制约而受挫，不仅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难以扩散到内地，反而内地原本就十分稀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地区。加剧了区域的两极分化。这种发展差距已经越过了警戒线，还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损害了内地自我发展能力，引起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2000年初，国家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21世纪情况发生变化。至2003年我国西部地区开发基础设施累计开工76个重点单项工程，总投资3635亿元，到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008亿元，占总投资的55．2％。“十一五”规划（2006-2010）提出，实施东西部通道建设、西部区域铁路通达和大型铁路枢纽建设等铁路建设工程；全部建成“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8条省际公路，加快枢纽机场改造和支线机场建设；抓紧建设完成若干大中型水利枢纽和灌溉工程等。经过10多万筑路大军历时5年的艰苦奋战，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2006年全线建成通车；全长625公里的渝(重庆)怀(怀化)铁路建成通车；西部地区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4.7万公里。2008年世界金融锅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以来东部地区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迁移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群体迁移也日益显著。2010年，《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指导意见》从财税、金融、产业与投资、土地、商贸、科教文化6个方面明确了若干支持政策。如在产业和投资政策方面，提出要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以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表4　1953-2000年各个计划时期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及比重（单位：亿元、%）

注：全国统一购置的机车车辆、船舶、飞机等投资和人防等专项特殊工程的投资不分东部、中部、西部，故本表东、中、西部投资之和略小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二、新30年开始时面临的经济结构问题

发展经济学家早已指出：当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始起动并开展起来以后，相应地就必然要伴随以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变动，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收，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的兴起，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扩展及其模式的选择等等问题；这就必然要涉及所有权、使用权、分配理论以及资源配置理论的领域，而这又必然要牵涉到伦理标准、价值判断原则等等所谓社会福利问题。[13]近年来，总结世界经济史的教训，又提出了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14]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2010年人均GDP超过3600美元。正是上述分析中的问题与矛盾集中多发阶段。我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矛盾突出表现在结构上。
我国新30年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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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方面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下面仅就此作一概要分析。
（一）产业结构失衡
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如表2、表3所示，我国近年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上涨很快，2000年以来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已超过投资总额的50%，2009年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已超过第二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投资中，大量资金用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仍然偏低。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 3％，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尽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3700美元，己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但是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3．4％，低于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尤其如此。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以“热钱”的形式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热钱”可以通过参与炒高房屋资产价格获取资产升值与套汇的双重收益。在世界金融战争的环境下，我国对房地产投机性投资导致的高房价问题，不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的扭曲，也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二）需求结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GDP)对一国总GDP的贡献。在三大需求中，前两项往往体现为内需，第三项体现外需。
1994年是划分中国内外需关系和动力转换的分界点。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共同驱动过渡。从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来看，1994年和2002年上了两个大台阶。1994年之前外需贡献偏小且很不稳定，绝大多数年份低于20％；1994年之后外需贡献快速上升。2002-2007年的6年间我国外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40％，2004-2005年甚至接近50％。从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来看，1994年之前基本在10％左右，1994年前后开始接近20％，2002年超过20％，2005-2008年接近30％，2009年有所回落。1994年汇率改革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扩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中国外贸数据上体现明显。
从需求本身来看，内需始终是我国的需求主体。2000-2009年年均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为75.47％，但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80.6%降至2008年的72.6%和2009年的76.3%。外需同期年均占总需求的比重为平均为24.53%，但呈增长趋势，由2000年的19.4%升至2008年的27.4%和2009年的23.7% 。
同时，外需占在我国总需求的比重与对GDP的贡献呈现剧烈波动状态。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前，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度较高。2002-2007年，年均内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9.8％。但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外需对总需求的作用急剧成为负数，2008年为-0.9%，2009年为-83.3%。[15]足见我国需求结构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之大。详见表5。
表5　1983—2009年中国三大需求的比重与贡献（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l982～2009年》，《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2009年》。转引自任泽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载《发展研究》2010年第12期。
（三）要素投入结构失衡
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我国铁矿石、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部分主要工业品单位产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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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 0％-5 0％。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巨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16]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创新能力不足，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四）劳动力就业结构失衡
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说，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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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17]
上述四个方面的结构失衡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已经凸现。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求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协调拉动的各个环节上，投资是关键环节。投资是导致各项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五）投资结构失衡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导致上述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失衡。
首先，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我国投入房地产开发的资金陡增。由1990年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6%上升至1995年的15.7%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总值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2010年投入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重达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17.35%，绝对值为2010年的9.68倍。（详见表6）与此同时，大量民间资本远离实体产业投资，而投入房地产市场投机，进一步炒高房价，影响了实体经济的金融链条。
表6　房地产开发投资概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土地资源的价值逐渐凸显，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部分地方政府把一部分基础设施项目交给开发商承担，其建设投资费用经过折算，用土地来支付，以地价来抵补。至2008年中，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大都超过财政预算的1/3，[18] 至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76.6%。[19]在土地财政的诱使下，出售土地、扩大房地产投资形成浪潮。由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根据一些农业经济学家的计算，这个差价达到20万亿元至30万亿元[20]，按规定，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至少要有15%用于农村，分配要向农村倾斜，但实际上多被用于城建开发，失去监管的土地出让收益，成了“炒高”地价的“罪魁”，导致土地违规事件频仍[21]。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呈迅速上涨状况。由1990年的253.3亿元升至2000年的4984.1亿元，而至2010年，即陡升至48267.1亿元。1995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在20%左右，其中，2004年房地产投资占比22.29%为近十年最高，2007年房地产投资占比为21.52%，为近5年最高，而这两年中国经济都出现了一定过热的迹象。[22]在房地产土地迅速扩张的同时，房地产业毛利润高达55.72% ，2010年直接涉足房地产的上市公司达802家，35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泡沫为29.5%，北京按揭贷款月度偿付率超过100%，绝大多数城市偿付房贷压力巨大；经济出现房地产化。早在2001年中央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曾指出，为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但不少地方为推进规模经营，对于引进工商资本经营农业仍很热衷。在这股“流转热”中，一部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流转，是为了暗度陈仓，曲线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建设用地紧张问题。一些公司企业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肆圈占农民耕地，出现了土地流转价格过低，流转期限过长等情况，有的还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规定，擅自改变用途，使流转的土地呈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危及粮食安全。[23]在土地与资本金两个方面形成掏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危机[24]。这是导致上述四类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其次，许多地方建立和形成的支柱产业缺乏专有优势。
各地凭借雄厚资金实力，集中采购进口设备，快速形成生产能力。这种生产模式由于进入门槛低，容易造成产业选择趋同，相互竞争激烈，相互攀比，过度投资，自相竞争。一些地方的钢铁行业、电器行业、汽车行业、风能发电行业、软件行业的发展，都基本属于这类模式。[25]
第三，教育与研发投入中存在结构问题。
导致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21世纪以来，教育和研发投资明显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国的研发投资开始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26]。但是高质量的技术工人培养不足，新技术转化为产能的投入不足，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

三、趋势与政策建议——经济转型首先要做到投资转型

过去30年内，我国是世界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是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型领域，集中在增加产能上，巨大的产能投资必须要转型。[27]面对以上问题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大调整、大变革的态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投资政策与投资结构变动，做出以下调整。
（一）在投资主体结构方面应努力处理好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外商投资及民间企业投资三者的关系。
在“十二五”期间，应努力处理好国家和国有企业投资、外商投资及民间企业投资三者的关系。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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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量投资于竞争性行业会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政策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作用是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这里强调的是控制。例如房地产业中具有控制性的为保障房和公租房，商品房则属于竞争性行业。目前房地产行业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宾馆、度假村排名前20位的大半是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进入到竞争性行业以后，国有企业就无法显示其国有企业的本质，跟风涨价，追逐利润，跟其他企业没有区别。而在战略性产业和重大项目领域，我国要办的事情非常多，都需要巨大投资。
2005年2月和2010年5月，国务院就先后推出了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信、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这些政策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民营企业实际仍然很难进入垄断行业。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浙江省工商联针对近8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已经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还不到10％。在此背景下，产业资本不约而同地涌向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在浙江形成了大企业造房、小企业炒房的独特现象，供求两端合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急速膨胀，成为房价持续攀升的又一推手。目前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 62个，允许民间资本的则只有 41个。此外，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所占比例非常低。有统计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在教育中占 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 11.8%，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28]
“民间投资36条”具有特殊性和突破性。一是对打破垄断行业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例如，“民间投资36条”出台之前，村镇银行寥寥无几，没人搞。大银行搞村镇银行没有积极性，而民间想搞村镇银行，又无法成为大股东。“民间投资36条”规定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二是限制国有企业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充分进人其优势行业和项目。“民间投资36条”明文规定，民间资本可控股国有企业，这也是一个突破。引导民间资本向下沉，不是沉到地下钱庄，而是沉到地面上。我国的就业问题，老百姓的收入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企业。虽然我国整体强大已经显现，但是民间依然很贫穷，所以一定要把“富民”摆在前面，而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富民”的关键途径。
目前我国大量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由于成本压力、劳资矛盾等问题，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小企业的困难比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是快刀斩乱麻。而现在是慢刀割肉。这个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中小企业困境导致很多企业家将资金转向房地产、大宗商品和农副产品等产业，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只有给中小企业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改善中小企业生存条件，员工的收入水平才会提高，我们的富民政策才会落实。因此，“民间投资36条”对民富国强具有战略意义，要尽快落实，才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二）在产业投资结构方面，加大对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
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产品导向，提供各种产品，而忽视了与产品相对应的服务，服务革命的核心是服务导向的服务创新。服务创新同样也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7%。我国第三产业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了第二产业。主要由于交通通讯业投资力度大。但是作为现代服务业，投资力度和发展水平差距均很大。影响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也使就业岗位不足。“服务革命”是一个大趋势，孕育着大量的发展、创新和就业机遇。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上落后了欧美200年，在信息化上刚刚挤上了车，这次若能抓住服务革命的机遇，在服务创新上有所作为，细化深化社会大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上趟出一条路来。[29]
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产业作为当地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在中央和地方的产业促进政策的推动下，“十二五”期间，科研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必将加快。如加快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能源利用模式影响下的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使得分散居住的乡村获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优势。又如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将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我国农作物种业进入市场只有10年时间，整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不少，产学研相结合不紧密、育种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化水平不高、供种保障能力不强，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种业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三）在区域投资结构上加大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的力度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资本相对饱和，加之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供给趋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加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加剧的影响，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刻不容缓。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产业发展空间较大。在此背景下，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和重要任务。这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今年1-5月，东、中、西三大区域投资增速较为强劲，分别为22．95％、28．27％和31．79％，较上月分别加快0．4、1．1和0．7个百分点，呈现出稳步加速态势。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快于东部，投资空间格局继续优化。
表7　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占比及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徐策：《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的主要特征及趋势展望》，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1年第24期。
（四）对装备制造业投资中加大对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的投资力度
目前，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和日本的5%、德国的5.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与GE、西门子、丰田等世界顶级企业抗衡的中国企业。已经入选世界500强的少数制造企业主要是从规模上达到了世界级企业的标准，若以品牌、技术、管理、盈利水平等综合指标来衡量则与世界级跨国公司尚有巨大差距。在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多依赖进口，如作为制造业“发动机”部分的装备制造业，国内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机的控制设备几乎百分之百靠进口。[30]因此，中国制造业投资应该在国际分工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这两个环节寻求突破，掌握这两个环节的隐含性知识和技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提升制造企业对本土市场的有效控制力。
（五）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财政投资
要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投入。增加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支出。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更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斜。
（六）多方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业投资
根据中国首支商业地产高和投资基金联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对内蒙、陕西、山西、温州等地的民间资本调研，目前房地产在民间资产配置中占比近80%。[31] 这种结构必须得到改变。要多方引导包括民间资本、储蓄资金、社会闲散资金、侨资外资等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实业投资中去。为此，要继续在铁路、盐业等垄断行业实施行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职能分离，推进投资经营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电力行业在电力输、配分开等方面的改革；继续促进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在形成强化竞争市场格局方面的改革，扩大社会资金的市场准入。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不等于减少投资力度，而是要改变投资结构。我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缺乏投资资金，而是投资结构不合理，过度的土地投机上的投资对经济发展甚至是倒行逆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必须将投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换结合起来。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于2011年5月14-15日参加在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整理修订而成。
[②]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63页。
[③] 郭瑞楚：《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60页。
[④] GDP数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局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9）》，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⑤]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一辑，第75、100、114页。
[⑥] 详见拙著：《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⑦] 从1950年到1988年的39年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21538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4393个，新增固定资产15619亿元。
[⑧] 冷溶、汪作铃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⑨] 冷溶、汪作铃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
[⑩] 详见拙著：《政府与市场在中国大陆投资中的作用变（1949-2009）》，《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1]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国家统计局投资统计司编：《1991年中国投资报告》，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46页。
[12] 详见拙文：《当代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变迁（1950-2000）》，《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3]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 年版，第47页。
[14] 陈亮 陈霞：《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述要》，《 光明日报 》2011年01月07日 11 版。
[15]任泽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发展研究》2010年第12期。
[16]参见牛犁：《以调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10年第28期；葛顺奇：《地方政府在支柱产业选择中的缺失》，《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日。
[17] 参见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18]王立彬：《“地王”退潮后土地财政终水落石出》，《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7月6日
[19] 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数据是由2009年的精确数据(15910.2亿)与2010年的同比增幅(70.4%)得出的。《南方报业新闻》2011年01月13日。
[20] 吴敬琏：《关键在于真正推进改革》，《新华文摘》2011年第6期第3页。
[21] 仅2010年第1季度，全国发现违法违规用地行为9832件，涉及土地面积7.3万亩（其中耕地2.6万亩），与前一年第1季度相比分别上升3.7%、下降1.6%（上升2.5%），见人民网-房产频道2011年4月18日。
[22] 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51、52页；李勇：《房地产投资占比止三年跌势首现反弹》，《证券时报》 2011年1月24日。
[23]赵俊臣：《土地流转：工商资本下乡需规范》，《红旗文稿》2011年第4期。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住房绿皮书》，转载自李瑞英：《警惕经济房地产化 防止掏空经济基础》，2011《住房绿皮书》，光明网2010年12月8日。
[25] 葛顺奇：《地方政府在支柱产业选择中的缺失》，《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2日 。
[26]吴敬琏：《关键在于真正推进改革》，《新华文摘》2011年第6期第4页。
[27] 黄孟复：《经济转型首先要投资转型》，载《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37期。
[28]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成因及调控效果评估》，《经济要参》2011年第35期。
[29] 参见郭重庆：《服务革命将改变世界》，《文汇报》2010年9月21日 。
[30] 章玉贵：《寻找“中国制造”新动力》，《文汇报》2008年7月23日 。
[31]于祥明：《四地民资调研显示：超万亿民间资本八成流入房地产》，《上海证券报》2011年4月28日， http://www.gmw.cn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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