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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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与阶段性目标。改革30多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经历了大约4个阶段及其目标转换，这就是1979~1984年经济转型的起步与完善计划体制的目标、1985—1992年经济转型的推进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1993—2003年经济转型的定向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2003以来经济转型的定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通过阶段性目标的转换，中国实现了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型，阶段性，目标转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号：10&ZD075）子课题研究成果。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的经济转型最初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最后发展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领域的制度变迁过程与经济增长过程。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特征。这与苏东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激进改革的转型具有显著的区别。在华盛顿共识看来，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改革不存在阶段性，改革必须是一步到位的，因此，也不需要对转型过程予以特别的关注。邹至庄将经济转轨与经济转型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经济转轨是一个具有确定状态的概念，即经济处于一种向某种理想状态过渡的暂时状态，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含义。但经济转型没有这种关于最后阶段的含义，它研究的是经济转型的过程。[①]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②] 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③] 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他据此认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总体进程在1998年已经超过了“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但离“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还有比较遥远的路程。[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今）。[⑤] 张建君认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战略实施随着实践的发展实现了阶段性调整和转换，转换方式最显著的例证包括四个方面：转型目标的阶段性、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阶段性、阶段性改革战略中包括若干个小的阶段目标、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并提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寻求经济增长的主题和探索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主题，即“双主题”的特征。[⑥] 洪银兴根据中国经济转型所表现出来的层次性，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型是以放开搞活为主体，进入90年代后，中国进入到一个转型加速期，经济转型的中心任务是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⑦] 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⑧]  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⑨]
上述关于中国经济转型阶段性和目标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但显然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的基础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正是渐进主义，使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完成其阶段性目标，并能够从容选择最经济、最有效、最可行的改革方案，最后达成经济转型的目的。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经济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以及在目标锁定下实施的战略、措施、政策的阶段性演变，也就是说，只要经济改革的目标转换，那么，经济改革的局部质变即宣告完成，并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新的量变过程。因此，渐进主义的中国经济改革既具有阶段性的显著特征，又具有向着某个最终目标前进的连续性的突出特点。

一、1979—1984年：经济转型的起步与完善计划体制的目标

1979年以前，中国长期实行计划体制，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低收入人口与贫困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温饱问题困扰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启动了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寻求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最根本的目的，并贯穿在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转型是被“逼”出来的。[⑩]
1979年3月，陈云提出要以市场调节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在《人民日报》1980年2月7日发表的《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的社论中，第一次公开肯定了市场调节的重要性。但这时市场的引入仅仅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而已。从重新开放集贸市场到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都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前提下，以市场调节作为辅助手段，对计划体制进行修补与完善。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起步阶段。尽管市场调节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处于次要地位，但与传统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效率，仍然显示出其优势。
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起步阶段的焦点和重点。首先，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权改革（很多文献称之为去集体化或非集体化改革[11]），实现了农村产权形式的重组，农民拥有了生产的控制权，弱化了计划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农民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激励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为市场调节机制培育了最初的市场主体；其次，通过逐步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开放农村集贸市场，搞活商品流通，为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了场所和渠道。传统计划体制的坚冰中开始嵌入市场机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改革为农民努力生产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提供了边际激励，消除了集体化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弊端。同时，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将农业剩余劳动力配置到非农部门，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并为商业等其他产业部门创造了需求，形成中国经济的一系列动态增长。1978–1984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2.23%，其中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贡献了其中的46.89%。[12]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被赞誉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反贫困项目”。 [13]
同时，市场机制的利益导向也引导着生产者的资源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计划体制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有利于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这是改革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14] 农业领域创造的更多农产品通过市场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增进了社会福利，为改革铺垫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改革后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最先进入市场的区域、产业和经济主体。

其实，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全面改革的战略意图。1979年3月，国务院财委体改办提出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此后中国经济改革在农业之外的工业、第三产业、财政金融体制、经济特区等领域逐渐铺开。工业经济体制的最初改革着眼于经济权利的调整，这与当时经济学界对国有企业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如董辅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要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使国有企业摆脱对行政机构的依赖。[15] 何建章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承认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扩大生产经营权限。[16] 而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也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17] 这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改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上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放权让利的改革，而没有在企业产权和企业经营机制上进行改革。197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下达《关于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试点改革的企业从6家增加到100家。1980年9月，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广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企业增加到6600家。[18] 扩权让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奖励基金的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使国有企业有了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权，企业实际上获得面向市场的超出计划外的产品生产、销售与定价的权利，企业和职工提高了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从而开辟了工业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即市场轨道。[19] 企业可以针对市场需求强烈的产品，利用现有资源安排计划外生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商业体制改革，使城市个体户和农村社队企业重新兴起，逐渐形成中国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力量。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经济特区，又形成了另一股计划体制外的市场力量。
中国农村改革真正涉及到了经济主体利益调整与经营机制问题，绩效显著，并率先从计划体制中成功突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85年的398元，农村开始出现万元户。但其他领域的改革还处在试验阶段，中国经济转型还没有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模式是围绕完善计划体制而设计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辅助手段，形成完善的计划体制。计划配置资源仍然是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

二、1985—1992年：经济转型的推进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模式，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和目标的转换。[20] 之后，中国启动了大规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还在微观、宏观层面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等社会领域全面展开。这与之前始终围绕修补和完善计划体制的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改革主线一是进行价格改革，二是进行所有制的初步改革。其中价格改革是最主要的。早在1979年，中国在工农业产品上首次试行浮动价格制，其目的是逐渐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小集中的指令性计划。1985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提出了价格改革先易后难、按步骤进行的原则。[21] 1985年率先在生产资料领域推行价格双轨制，并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规定除个别农产品外，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议价收购并行的办法与多层次、多渠道经营。此后，价格改革一度进行了激进改革的试验，如1986年实行“价税财联动方案”[22]和1988年的价格闯关，[23] 目的是不仅在生产资料领域，而且也要在消费资料领域实现市场自发形成价格的主导地位。但1988年价格闯关导致通货膨胀率从1987年的7.3%迅速飙升到1988年的18.5%和1989年的17.8%。到1990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约为61%。[24] 1992年中国进行了放开粮食价格的试验。1992年末，政府定价的农产品只有6种，工业消费品基本放开（涉及国计民生的食盐、药品等除外），政府定价的重工业产品也不足100种，社会消费品总额中的市场调节部分高达90%。[25] 通过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改革，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机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开始由市场供求力量形成。在所有制改革上，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是最基础的一环。在此前进行的放权让利改革中，尽管促进了国有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但在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无法真正理清。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两权分离”的理论。一些学者和国家经济部门领导都把两权分离的承包制看成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26] 因此，当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承包制，中心环节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此外，企业利改税、租赁制等也在试行。但是，承包制包赢不包亏，并使国有企业出现了短期行为的现象，国家利润远远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国有企业的经济环境由于受到它们的挤压，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其两权分离的承包制改革探索逐渐陷入困境。随着1993年国家财税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全部留在企业，承包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停止。
中国经济转型推进阶段往往根据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出现的摩擦不断调整改革目标，表现为改革模式的转换速度频繁。1985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代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尽管它更好地理顺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但仍然把国家置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市场只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推手。随着体制摩擦的加剧，1989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模式。
从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转型基本上完成了三个具有革命性的改革：第一，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局部试验、典型推广的大门，证明了局部改革的可行性。第二，价格双轨制为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的转轨提供了过渡的桥梁。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培育了体制外的支持力量，并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27]

三、1993—2003年：经济转型的定向[28]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告别传统计划体制的转折点，并形成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改革取向。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要求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转入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战略进行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企业制度和外汇管理体制等改革，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和承包制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布局调整。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00年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目标具体化为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小与社会主义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此，政府决定实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完善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筑微观基础。改革以来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出现了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29]
中国经济转型定向阶段的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展开的。所有制调整和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进行反思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两权分离无法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提出了应该用股份制代替国有制的改革思路。[30] 而厉以宁更是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应该是所有制改革，国家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则是股份制。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出台，1994年中国确定了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选择了100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试点。但许多没有纳入试点的国有企业却在建立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方面有着更大的举动。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在1992年后先后出台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10多项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文件。显然，政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着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当时全国上下对于股份制改造的热情。1999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布局调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从此前的试点进入到全面推进的阶段。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战略布局调整，强调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在于所占股份的绝对数量上。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与三资企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形成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此后，国有企业还在不断进行产权改革尝试，如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职工持股、双重置换[31]等，改变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绝大多数国有二级企业已经改组为国家相对或绝对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使这些公司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建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金融改革，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过改制在海外整体上市，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微观基础。2000年中国宣布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成功完成市场机制为主导对计划体制的置换任务。
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直接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步跨越，带来物质产品的更加丰富，社会消费品的普遍短缺现象消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600多种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局面，第一次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全面成功，基本建立了以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局面，2006年市场调节价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5.3%、97.1%和92.1%。[32] 市场经济最终取得了经济运行的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转型定向阶段的含义主要是两个：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刚性约束，即中国经济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创新过程，这一制度约束是保持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前提；二是实行灵活多样的改革形式。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培育和完善各类市场体系，建立市场经济的中观运行机制，使资源配置方式完全转到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因此，中国经济运行从市场与计划并存的双轨制向市场运行轨道为主转变，并轨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推崇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 [33]  并成为国际上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主导思想。它以追求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稳定化的三位一体为目标，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拼凑或组装，因此转型是没有阶段性的。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据此以激进方式推进经济转型，经济体制发生转变并带来政治体制的剧变。然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经济转轨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稳定化却被更具倾向化的政治民主化代替，社会生产力出现持久的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限入贫困之中。
中国经济转型没有遵循 “华盛顿共识”，是在中国特色产权改革和以价格双轨制作为过渡的基础上进行的稳健改革，表现为转型一开始就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渐进性改革形式。一方面，市场调节比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并不是“转向”（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在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改变计划手段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逐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将经济运行机制转到市场经济上来。

四、2003—今：经济转型的定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定向转型，中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将国内所有企业较规范地纳入到市场化约束的相互对称的经济体系中，并建立能够较为灵活地应对国际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宏观调控体系。但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规范的金融市场、法制体制等重要架构上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确定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中国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经济转型进入到体制完善与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随着经济并轨目标的完成，不仅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涵进行了更广泛的扩展。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与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并要求推进与经济体制相匹配的行政体制改革，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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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宪政转型的必然选择。从着手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再到从以人为本提出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中国经济转型向全面的经济社会转型前进。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新历史时期。它与此前经济转型的区别在于，转型开始从单一或部分领域（如经济领域）的转型进入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为整体性的加速跃迁过程。旧的体制、机制、结构和观念不可能再复归。[34] 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到定型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的新阶段，其最终目标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种运行规范、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并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好的市场经济”[35]或“成熟的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转型从整体上就是一个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过程。
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形成持久的摩擦，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使中国经济转型在逐步拆除计划体制的制度架构的同时，必须逐步构建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避免经济转型出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谓的“真空”地带。这形成了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阶段性的特点。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进行改革并饱受指责的中国经济转型，通过阶段性目标转换，以制度变迁作为手段，从一开始就注重制度试验和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变迁与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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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良性循环，不断取得阶段性发展成就，实现了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发展。改革30多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到2010年已步入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的发展阶段。[36]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理论界逐渐发展了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其主要政策开始转向经济体制转轨之外，“包括经济转型，还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37]，即更加强调经济社会政策与发展的协调一致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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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模式，即通称的“北京共识”。 [38] 在“北京共识”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中国模式，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众多模式之一，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北京模式或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都说明中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特质。中国30多年的经济转型，既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也是一个政治革新过程，更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和思想革命。[39] 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与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40]
中国经济转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起点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修补与完善。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和目标。2003年中国明确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初步完成。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体制。中国经济转型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是社会主义，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根本特点。其二是具有渐进性与阶段性。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改革的主旋律与转型的具体目标，通过改革阶段性主旋律与具体目标的转换，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其三是从经济转型的全过程来看，则是与开放并行，表现为中国不断摒弃自我封闭的僵化状态，主动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规则的过程，从而实现国内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接轨，这是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突出特点。

注释：

[①]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③]赵旻：《论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3期。
[④]吕炜：《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转折点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上）》，《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6期。
[⑥]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
[⑦]洪银兴：《中国经济转型的层次性和现阶段转型的主要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年第3期。
[⑧]景维民、孙景宇：《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体制目标及其国际借鉴》，《改革》2007年第7期。景维民、孙景宇：《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和评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⑨]王守坤：《中国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的特征事实：历程与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⑩]周其仁：《中国如何摸对了石头 ——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5793）。
[11]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基础》，其中的第11章就以“去集体化”为标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张军也以“非集体化”来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改革》1996年第5期。其他不一一列举。
[12] 林毅夫：《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 McMillan, John, 2002. Reinventing the Bazaa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rke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 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16] 何建章：《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79年第3期。
[17] 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8]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19]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20] 吴敬琏：《正确认识问题 推进改革开放》，《理论前沿》2008年第12期。
[21] 田纪云：《积极做好价格体系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85年1月28日。
[22] 1985年8月，郭树清、楼继伟等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建议以价格为中心，财政、税收、工资等配套联动，一举实行体制突破，随着吴敬琏、周小川等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加入，“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逐步成为国家主流思路。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经济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拟定了以价、税、财、金、贸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但该方案在部委、地方协调中大大缩水，到1986年6月从最初设想的煤、电、油、运、钢的整体价格联动，逐步退到以钢材价格为突破口才迈出第一步。
[23] 1988年8月15日到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批准了物价和工资改革方案，同时决定用最严厉手段压缩基本建设和集团购买力，为改革创造外部条件。8月19日，新闻公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一些省市随即开始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随着抢购商品的恐慌风潮在全国越演越烈，8月27日晚，中央不得不暂停物价改革方案，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并决定由国务院发通知。这样，实际上是放弃了整体规划突破，回到放调结合、渐进推进的原有轨道。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
[24]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25]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公报》，《人民日报》1993年2月11日。
[26]吕东：《承包制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有效途径》，《红旗》1987年第9期。
[27]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28]2002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6卷撰写的会议讨论中，提出将“定向”作为1992~2001年中国经济史的主题。
[29]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由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发展遇到困难，并开始探索转制。21世纪初，苏南人民在苏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了外向型突出的“新苏南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合力；弘扬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精神；实现产权结构、产业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格局创新。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其基本特征：经济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经营方式专业化，有家庭生产过程的工艺分工、产品的门类分工和区域分工；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按市场的供需要求组织生产与流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可自由流动；服务环节社会化。珠江模式是对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14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30]董辅礽：《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1999年湖南长沙友谊阿波罗公司尝试非国有资产进入国有企业以置换国有产权，同时，国有企业给予企业职工一次性工龄买断以置换企业职工的全民身份，为企业职工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后被国有企业广泛推广。见张文魁、袁东明：《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1978~2008）》.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137页。
[32] 《中国物价年鉴2006》，物价出版社2006年。
[33] John Williamson, 1990.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Chapter 2 in Latin American A

中国历史文化故事的作文

djustment: Much Has Happened? John Williamson(ed.), 1990.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课题组：《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上），《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16期。
[35]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748元人民币，按照1:6.6比率换算为美元即为4382美元。（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
[37]【匈】亚诺什·科尔奈：《大转型》，《比较》2005年第17辑，第2页。
[38]北京共识是美国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常务董事乔舒亚·库珀·雷默最早在20世纪末提出来的。2004年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北京共识》 一文，试图全面系统总结中国发展道路。这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该文从此成为“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试图了解中国的人的必读物”。
[39]张军：《中国的经济转型：30年的经验贡献了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6日。
[40]张建君：《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  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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