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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晚清时期市场经济观念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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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12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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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时期市场经济观念简论


近代随着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市场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此相适应,晚清人士提出了许多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
一、发展商业和对外通商的思想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人士开始以新的视角认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韬最早把商业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他说“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者与?”[1](P391)他把商业提到“国本”的地位。薛福成进而把商抬高到“握四民之纲”的主宰地位,他批评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等级序列:“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2](卷3,第1页)郑观应发挥了薛福成的观点,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3](P604)“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据四民之纲领也。”[4](P607)
随着对外通商日益发展,思想界人士开始积极思考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具体途径。薛福成指出,商业竞争已成为中外交往的大趋势,“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5](商务卷1,第2-3页)他主张,“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5](商务卷1,第2-3页),就是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商业优势,积极开展中外贸易竞争,以伸利权。郑观应把“商战”视为民族自立的前提条件,他强调商战不易被人发觉和认识的特点,认为兵战祸显,商战祸大,兵战治标,商战固本,“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6](P595)何启、胡礼垣对商战作了形象的表述:“今之国如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战屈人。”[7](P168)汪康年也阐述了商人在中外贸易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然则商之持筹握算,以与他国较锱铢,犹其被甲执戈而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也。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8](卷30,户政,第31-32页)对外通商要充分发挥商人的作用。因此,晚清思想家们还提出了各种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政策,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改革赋税制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等等。
二、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冯桂芬较早提出引进西方机器的主张,以为“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9](P74)1863年,容闳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总厂:“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10](P87-88)李鸿章认为,大机器工业是利军强国之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极大,“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1](奏稿,卷9,第34页)他认为中国要“求富”,就必须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12](奏稿,卷43,第43页)1888年,钟天纬提出兴纺织、开矿产、广丝茶、开民厂、精制造等发展经济的主张,强调要发展机器大生产,“惟机器则一人能抵十人之手工,一日能作百日之活计,自然成本轻而销路易也。”[13]薛福成从机器的生产效率、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14](卷3,第21页)
郑观应强调机器生产对发展商务的重要性:“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还主张设立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置备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西人之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15](P626-627)这一主张有着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以发展民族工业的内涵。梁启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发展机器生产。他说:“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分为四门。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者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原之大小,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不以日为界,当以力为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各种机器,农矿工之机器也,修通道路,利便转运,商之机器也。”[16](P38-39)梁启超在1897年较早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思想,他说:“中国之人,耐劳苦而工价贱,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17](P70)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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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了“以工为本”的主张,他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18](卷203,第32-33页)他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农工商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了生产对流通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以工为本”的主张,也就触及到了实现工业化的时代课题。
清末时期的振兴实业思想表明人们对工业化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张謇明确地界定了实业的范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19](卷2,第4页)“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20](卷4,第18页)他讲的实业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商业,后来又提出以“棉铁主义”为中心的振兴实业思想:“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实业亦必有的……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12](P154-155)张謇从选择工业化的主导产业立论,通过发展棉铁工业,可以抵制进口,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他提出的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优先发展需求量大、利润高的棉纺织业和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钢铁工业,可视作一种不平衡的工业发展战略。
三、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主张
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银行,商品交易、货币流通都对货币金融体系提出了制度性要求,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是晚清人士市场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郑观应谈到银行的重要性时说:“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22](P679)他还具体分析了设立银行利国利民的十大好处,认为创设银行可以融通资金,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调剂资金的需要,维持社会生产、流通的正常顺利进行,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陈炽用形象的语言说明银行的作用:“通商而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乘马而无辔,登山而无屐,遇飘风急雨而无寸橼片瓦以栖身,则断断乎其不可矣。”他介绍银行的职能有“钞票也,汇票也,股票也,存款也,押款也,借款也”。在国门已开、对外通商的情况下,“中国既无银行,又不思急行创立,故上欲筹饷则人易我难,下欲经商则人通我塞。”[23](P263-264)盛宣怀认为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处于枢纽地位,具有重要的中介职能。他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并指出自设银行可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24](卷1,奏疏1,第14-15页)。梁启超也认为,设立银行、发行公债有利于振兴经济,他指出:“银行为国民经济之总枢纽,所关者不徒在财政而已”。他认为“欲求银行之普及,则当予开银行者以方便而使之易于获利”[25](P41),其方法是给予私立银行以发行钞币权。他考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日本的经济能迅速发达,就是因为取法美国,创办公债,允许民间私立银行。
晚清思想家还具体探讨了创立银行的途径和方式。郑观应说,西方有官银行和商银行,他主张中国也设立这两种银行:“先设官银行于京师,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拔作银行成本”,商银行则实行股份制,“不分官民,悉听入股”[26](P683)。他提出在中国设立银行,先由政府拨款筹建,然后吸收私人资本,在“国家保定官利”的情况下,逐年发给商股股息。这种银行实际上是官商合营银行。他认为银行可以代替国库,避免官吏利用国库贪污中饱私囊,银行发行纸币还可以获取刊润。盛宣怀提出通过招商方式创办股份制通商银行,他说:“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商,招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都、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24](卷1,奏疏1,第14-15页)他还要求通商银行享有某些国家银行特权,如代理国愤、发行纸币、承兑汇兑、揽解收存官款等,希图凭借这些特权与资金雄厚、实力强大的西方在华银行竞争,并以此取信于民,招揽商股私存,促进银行实力的增长。钟天纬提出由国家开设银行以解决铁路建设资金问题,他说:“若能国家自开银行,自借国债,则天下之官利渐轻。”[27]1896年,容闳提出建立国家银行的详细计划,拟成了《请创办银行章程》奏折;他还就统一铸币、有准备地发行、代户部筹款等内容作了具体筹划。20世纪初,实业家张謇提出“立银行用纱币”的建议,指出行钞需要银行,“欧洲各国之用币,则有国立、贸易、兑换、储蓄、存金、农工、劝业务银行为之挹注。”[28](P56)主张中国各省都要设一官立银行,各府州县设分支官立银行。其后,他针对当时国内币制紊乱、外国钞票流通中国掠夺我国银元的情况,要求政府在京城、江宁、湖北、广东、四川设立国家银行,统一币制,铸银元,发行钞票。[29](P53-57)
晚清人士在探讨建立现代银行金融体系时,多主张仿效西方的银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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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以日本、美国、英国的银行制度为参照。他们主张商业银行实行商办,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和专业银行,则多主张官办或官商合办。在银行的组织形式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采取股份制形式。他们主张的股份制不同于西方的私人集股,而是官商合股,除商业银行主张采取完全私人集股的方式外,对于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却大多主张采取官商合股的形式。
四、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
晚清人士对农业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们提出要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业走出自给自足的状态,成为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
陈炽强调要面向市场来发展农业,农业生产是商业活动的基础,“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30](P232)。清末张謇认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31](P13)他的农本思想是从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着眼,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农产品,农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商业的兴衰,这也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农业发展问题的。薛福成比较了南北交通条件对农产品商品化的影响:“今天下大势,江淮以南多水路,江淮以北多陆路。南方诸省,其地非尽饶沃,其民殷阜,此无他,以其支河别港,纵横贯注,而百货得以流通也。北方诸省,其地非尽硗瘠,其民贫苦,此无他,以其沙多水淤,道里修阻,而百货不能流通也。”[32](卷2,第18页)他认为农产品能否进入流通,能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晚清人士认为农产品进入国际商品流通市场,必须注重农产品的品质、成本和价格,必须对传统农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如马建忠观察到印度丝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挑战,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养蚕和种茶技艺,“尝考意、法两国育蚕之家,种桑有术而叶肥茂,选种必良而蚕硕壮,……凡此皆我中国蚕书蚕说诸家所未之前闻,而彼皆创立艺学以教导民。”“印度之种茶也,其培植之方,相地利,因天时,比萌芽而采叶,而伐枝,莫不日以煊之,火以焙之,水以润之,色以浓淡之,或藉人力,或用机器,皆有程度。故其茶质虽不及华产,而色香味皆足”。他主张“中国应及此时于育蚕产茶之省,通谕各督抚转饬该属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33](卷1,第2-3页)
晚清人士提出改造传统农业要从教育入手,要普及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农业教育。陈炽指出:“泰西以商立国,而人稠地狭,农政亦所究心,……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宜荟萃中外农书,博采旁稽,详加论说,宜古亦宜今,宜西亦宜中,宜南亦宜北,不求难得之物,不为难晓之文,括以歌辞,征以事实,颁之乡塾以教童蒙”,向农民普及传播农业生产知识,政府努力劝导,如此,“农政可兴,农功可立,民生日厚,而民气日强也。”[34](P27)他主张中国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要“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劝导南北各省拥田数千亩数万亩的乡里富人,“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只有数亩数十亩的农民,“宜仿法国之法,因地制宜,令各种有利之树,或畜牧之类,而又为之广开水道,多辟利源,则贫者亦富矣。”还要加强农学教育,“将旧日农书,删繁就简,择其精要适用者,都为一卷。仍翻译各国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亦汇为一编,颁布学官,散给生童,转教农人之识字者。”[35](P174)
晚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伴随社会经济的变化,晚清经济思想起伏跌荡,与时俱进,市场经济观念在传统与近代的激荡下嬗化更新。思想家在继承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思想的遗产的基础上,加深了对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认识,同时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为回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劲挑战,发展了市场经济观念,在若干领域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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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文故事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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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分加阝
(资料来源: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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