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方法及视角的拓展与经济史的反思——“比较视野下的经济史论坛”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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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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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研究方法及视角的拓展与经济史的反思——“比较视野下的经济史论坛”会议纪要

由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与国际学术团体“Frontier Research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FRESH) Meeting”共同发起和组织，“比较视野下的经济史论坛” 于2011年12月1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这也是FRESH Meeting首次在中国合作举办国际学术活动。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十多位学者分别发表了经济史领域的前沿成果。

一、数据整理与计量分析：检验和挑战主流观点

耶鲁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陈志武发表了题为“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Qing China”（清朝中国的一项量化评估—从命案发生率看社会变迁史）的主题演讲，合作者为彭凯翔（河南大学）、朱礼军（清华大学）等。该项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合作项目的成果之一，利用新近开放的原始档案统计清代的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类命案率，发现所谓“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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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恰恰也是命案率迅速上升的时期，而在传统认为走下坡路的19世纪，命案率却由升转降，从而表明有必要重新认识清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民间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1736-1855年间省别命案率的分析进一步发现，以往所强调的阶级结构、土地分配等因素对民间纠纷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市场化、人口流动、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社会治理结构等因素对命案率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其中，移民开发伴随着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命案率的上升；由市场化驱动的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的改善、民间自治的形成等，则有助于减少民间冲突，降低命案率。这些结论不仅有助于澄清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解，也有助于认识经济发展及市场化的福利含义，同时亦为如何改进民生提供了新的启示。
南丹麦大学的Paul Sharp教授的研究“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Welfare State in England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oday”以社会流动性作为福利社会的衡量标志。将16世纪至19世纪英国“剑桥人口调查”数据中的职业分为白领、农民、有技术的工人和无技术的工人四类，并统计父亲与儿子职业不同的比例，以此作为测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发现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英国社会流动性呈长期下降的趋势，直到19世纪中叶济贫法和其他福利政策的出台才逆转了这一趋势，使社会流动性逐渐上升。
牛津大学的刘历博士的论文“The Impact of Income Tax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Incorpo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集并建立了一组新的面板数据，通过挖掘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州政府之间公司税和个人税存在的显著差异，来测量估计这些税收的弹性，并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控制收入税制定过程中的潜在内生性。计量结果显示，公司与非公司收入形式税率的不平等性，对于以公司形式组织的经济活动，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相对于个人税而言，公司税收成本每提高10个百分点，公司作为经济个体对市场的占有率，会下降11-18个百分点。另外，较高的个人税也会通过其他渠道：小型企业的避税以及税收的累进制，进一步影响公司在整个经济主体中的占有率。
伦敦经济学院的严循 “How did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ffect people’s behaviour in regard to money holding? – A regional comparison”对战时(1937-45)重庆和上海的价格-货币比值的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政治和军事事件对于货币持有人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当认知到来自战争前线的不利消息时，货币持有人会快速的花费所持有的货币，或者将现有的货币转成更稳定的”硬通货”。作为货币流通速度的近似变量，价格-货币币值的时间序列可以用来进行结构性突变检验，结果显示了战争中不同货币流通区域的信息不对称性：对于同一事件上海市场的反应领先于重庆市场。检测结果同时展现了珍珠港事变之后国统区与日占区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益分歧：两个市场对于相同的战争事件的反应是恰恰相反的。另外，重庆地区的货币持有者相对于国内的事件(尤其是关乎国民政府存在与否的战事和新闻)更加敏感；而上海周边的货币持有者则更加关心日军的战事进展，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事态发展。

二、近代中国经济的反思与研究新视角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邓钢（Kent Deng）教授的研究“Making New Findings in Old Material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整理和解读，质疑传统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政府、地主阶级、经济水平、社会矛盾等方面描述。传统观点认为清政府腐败、无能且寻租现象严重，然而根据清朝财政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清政府的规模较小，税收只占GDP的5%，且人均税收负担呈长期下降的趋势。传统观点对近代地主阶级的看法也有失偏颇，从历史资料上看，地主阶级在土地上拥有的权利有限，且需要负担全部的税收，佃农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有时还拥有完全独立于地主的田面权。针对中国的经济水平，邓钢认为清后期并不是一穷二白，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与同时期欧洲的经济发达地区拥有相同的生活水平。
清华大学的赵亮与丁萌萌介绍了龙登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的新成果。赵亮“Land Right Transactions,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Family Rise and Fall —- A case study on the land transactions of Fan family in 19th century Taiwan”对台湾范氏家族19世纪的连续土地交易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再现该家族四代人的资产变迁以及家族兴衰，并结合部分其他案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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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地权市场中的产权制度、交易形式、租佃制度在促进土地开发、配置生产要素以及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机制。文书中丰富的契约关系体现了产权的清晰界定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范家参与的胎借、活卖、绝卖、租佃等交易涉及传统地权交易的各个层次，这些交易形式通过对土地物权的分割，跨期调节多样化的资金需求。租佃契约的整理和观察发现，大租户—垦佃—耕佃的三层租佃结构使得禀赋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得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带来范氏家族四代不同人阶层的变化和经营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流动性。
丁萌萌、丁骞“The Land Tenancy Rate and Land Distribu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通过对近代土地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观点严重夸大了民国时期土地集中程度。从租佃率看，全国土地自耕率达70%，并未出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民国初期到1937年间，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从地域来看，华北以自耕农占绝对主导地位，陕西更有“关中无地主”之说。南方租佃率普遍高于北方，但在广东、福建等地，族田的比重非常高，这有效地抑制了个体家庭占有土地的集中度。在江南，田面权是一种稳定的物权，大大降低了土地占有的基尼系数；长江中游和上游的永佃权，也有类似的效应。以往地权分配的估计数据，几乎没有考虑上述各种因素。

三、区域间互动与经济比较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Niv Horesh教授的研究“The Great Currency Divergence”开辟了从货币的角度研究中西方大分流的尝试，追溯了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和亚洲各种形式硬币的生产和流通，并讨论研究货币的分流对理解近代早期英国和中国经济的意义。对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的比较长期以来围绕相对工资、消费、航海贸易、土地分配、农业生产率等视角，很少有人从货币的角度。然而对比中西方的货币流通，可以为大分流的讨论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例如早在1688年，英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中就有一半为纸币和汇票。然而在中国即使到了1900年，也只有10%的货币是纸币。
德国明斯特大学的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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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n Uebele 教授的论文“American Agri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and Strange Disintegration of a National Market”研究了美国1870年至2000年农产品的市场整合程度。利用动态因素模型对13种农产品的价格的区域间联动进行估算，发现二战前美国各区域的农产品市场整合程度很高，而二战后有些产品如小麦和土豆的市场开始趋于分割。其原因可能基础设施缺乏维护造成运输成本的提高、农产品结构的变化以及管理制度的变化。而在战争期间则出现了大范围的价格联动与市场分割共存的现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丽教授“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Foreign Trade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是对中西方贸易研究在运用史料上的全新尝试。17-18世纪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迅速扩大。传统观点认为这期间欧亚贸易主要是中国出口商品到欧洲，从欧洲和美洲获得大量的白银，而从欧洲的进口则非常少，也少有研究关注欧洲商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本文开创性地从《红楼梦》中寻找线索来考察18世纪中国从欧洲进口商品的种类，发现当时欧洲许多先进的工业品和高档的消费品例如钟表、镜子、玻璃器皿、纺织品、红酒、烟草等都已经出口到中国。这些商品普遍出现于中国上层官员的家庭中，成为家庭财富的象征，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钟表修理行。
同样是关注欧亚贸易，清华大学Manuel Perez Garcia博士的演讲“Consumer Behaviour and Trans-N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Mediterranean Market: Towards a Shift on European Tastes Prompted by the Presence of Asiatic Goods (1730/1808)”则从欧洲的视角探讨欧亚贸易对欧洲人生活的影响。认为欧洲商人精英从亚洲引入新奇的商品改变了南欧洲人的消费模式，对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跨洲转移，个人的愿望、追求和选择受着周边世界变化的激发和影响，价值观和传统也不断受着这些外来商品的冲击。
论坛由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兰兮教授、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会陈争平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王玉茹教授等40多位国内学者也应邀出席会议，并与海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
注：论坛得到国家社会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