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南京大屠杀胶片再现的艰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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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奇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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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吉的拍摄持续到了1938年4月，这4份拷贝并不是马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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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影片。但是，无论如何，马吉胶片上的南京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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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小姐勇敢地把影片带到了日本，她天真地以为，如果日本的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影片，可能会对停止暴行有所帮助。她的确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教领袖放映了影片，但她的行为很快遭到禁止，影片从此下落不明。提供给德国外交官罗森的影片，更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无人知晓。

在美国，1938年3月初，从南京辗转抵达加州的费奇，在一次演讲会上放映了马吉的影片，还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4月，费奇又在华盛顿为美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记者等放映了影片。

此外，他还向相当多的教堂和政府机构说起过这部影片。后来，胶片中的画面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是世界上最早在媒体公开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实报道。

同一年的5月，马吉暂时回到美国休假，带回了更完整的影片，他也在教堂等地放映过这部影片。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后来就曾回忆，他在1938年看过父亲的影片，当时父亲正在休假。可惜，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这部影片实在“太可怕”，常常有人看到那些暴行镜头时昏倒，这也限制了影片的传播。而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够强硬，影片最终并没有在美国引起足够的重视。

1939年5月，结束休假的马吉再次回到南京，最终在1940年5月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62岁的马吉出庭作证，陈述了他历经的种种日军暴行。他的影片也曾被提及，但不知为何，最终并没有在庭审中播放。第二年，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当庭播放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包含了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审判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马吉的影片似乎都被淡忘了，几乎不曾在任何公开史料或媒体中出现。

直到1990年12月，存放于德国柏林波茨坦档案馆的罗森报告被发现。在这份写于1938年2月10日的报告中，人们发现，罗森不仅谈到了马吉的影片，并要求严密地保护这些材料，而且，报告里还包含一份详细而未署名的英文影片镜头目录。罗森甚至特地请求将这部影片放映给希特勒观看，因为“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

罗森报告很快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然而，由于影片实物并没有同时发现，日本人拒绝承认这部影片的存在，甚至污蔑其为“鬼片”。

正在这时，由美籍华人组成的纽约对日索赔基金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启事，乔治·费奇的女儿爱迪斯·费奇偶然看到，便和基金会联系，讲述了她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

随后，另一个美籍华人团体——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爱迪斯·费奇的帮助下，发现了费奇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以及他编辑的马吉影片。在回忆录中，费奇讲述了他将马吉胶片偷偷带往上海的过程，这让人们开始相信，罗森报告中提到的影片是存在的。

时任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的邵子平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马吉的原片。2014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寻找马吉原片的过程:“那时日本的媒体也派了记者寻找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所以，可以说当时我们在和他们赛跑。”

由于线索并不多，联合会的成员花了很多精力，拜托朋友、熟人，在美国东部、西部的很多城市寻找。谁料，就像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邵子平后来才发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就住在离自己家只有两条马路的地方。

1991年8月，在他的推动下，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父亲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16毫米摄影机。胶片已有50多年历史，但质量很好，依然可以播放。就这样，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影像的原始胶片及其拍摄工具被发现，这成了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几乎在邵子平发现马吉胶片的同时，罗森报告中曾被蔑称为“鬼片”的影片拷贝，也在波茨坦档案馆最终被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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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不同地方发现的几个版本的影片，都不是完整的105分钟，将影片与马吉的解说词一一对比，也可以发现影片并不完整。邵子平在《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一文中写道，费奇的版本只有11分钟，而马吉家发现的胶片通长37分钟，比其他所有版本都长。

目前学术界尚未发现马吉影片的其余部分。但是，马吉影片的重新发现，对于历史真相的呈现以及正义的实现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1991年，美籍华人导演王彼得以大卫·马吉提供的影片为基础，制作了纪录片《马吉的证词》，并在美国、日本等地播放。在那场暗无天日的劫难过去50多年后，马吉的胶片终于如他当年所愿，公诸于世，且反响巨大。2002年，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把父亲的胶片和摄影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记录南京的影片最终回到了南京，并成为反击日本右翼的有力证据。1998年，日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的书，书中竟然污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中国方面“培育”的“假证人”。李秀英、夏淑琴得知后，分别就此在日本提起诉讼。

经过多年的努力，2005年，李秀英起诉日本右翼学者名誉侵权案在东京终审胜诉，被告被判处支付赔偿金150万日元;2009年，夏淑琴诉讼案在日本最高法院取得胜诉，获得赔偿400万日元。两次诉讼中，曾记录下李秀英、夏淑琴当年遭遇的马吉纪录片，都成为最直观的证据。

在南京的那场劫难中冒着生命危险记录真相的约翰·马吉，最终于1953年的美国家中离开人世，享年69岁。那时，他的胶片尚未为世人所知，他在南京浩劫中的传奇经历，同样鲜为人知。临终前的马吉留下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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