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论争百余年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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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论争百余年之回顾

从1861年实施，到1895年破产的洋务运动，虽然只有35年，然而，关于如何看待评价这场运动，在旧中国却论争了近90年，在新中国也论争了40多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比较突出的问题。笔者打算结合自己多年来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实践，从洋务运动的概况、旧中国的论争，新中国的论争、论争的焦点和共识四个方面就此问题做一回顾。
洋务运动的概况
晚清政府之所以下决心要兴办洋务，完全是在内忧外患交相煎逼，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洋务运动说到底，是晚清政府内部的一场“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发韧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奕欣，领衔上奏咸丰帝《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帝的批准，正式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正式实施。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10多年的北洋海军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从开始到结束的35年里，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一）兴办近代军用工业19个，其中大型的有：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5个。（二）兴办民用工矿企业40多个，其中大型的有：上海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钢铁厂、湖北纱、布、丝、麻四官局等。（三）兴办近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京榆铁路、京汉铁路、邮政局等。（四）兴办近代陆海军和新式军港，其中拥有20余艘舰艇总吨位达3万吨以上的北洋舰队，曾一度称霸远东。（五）兴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翻译馆、舰政学堂、海陆军学堂等近代教育文化机构，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出版了一批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书籍，并选派了一批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近代科技知识。
说到洋务运动，不能不提及主办洋务运动的洋务派人物，他们大都是从晚清政府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分化出来的。洋务、顽固两派，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采用手段上，则存在严重分歧。洋务派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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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技术，兴办近代化事业，求强求富；顽固派则死守封建传统，反对向西方学习。因而经常引起论争。
整个洋务派的组成比较复杂。上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主持朝政以奕欣、文祥等人为首的满清贵族；二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汉人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中层骨干范围较广，包括上层的幕僚和熟悉西方情况的知识分子，以及从买办转化的人等等，代表人物有冯桂芬、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徐润、薛福成、杨宗濂、严信厚、聂缉槻、马建忠等人，其中有些人是早期改良派。通过洋务运动的实施和洋务思潮的影响，洋务派还培养和形成了一大批洋务知识群体，作为自己的基层群众。
旧中国的论争
自兴办洋务至旧中国结束的90年间，关于洋务运动的论争，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晚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洋务、顽固两派之间展开的论争。
晚清政府内部最剧烈的论争共有三次：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洋务派为了培养洋务人才而兴办的同文馆，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一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问题的论争；另一次是从1880年（光绪六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历次论争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旧教务，全面的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的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反对洋务派自造船炮，认为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称是“同光中兴”，肯定了洋务运动的成功。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向日本学习君主立宪的主张，但提的方式很委婉。
等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们一上台，便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全面批评起洋务运动来。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檩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生，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之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一时，深入人心，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后来虽然在慈禧实行“新政”中，一度回光返照，但毕竟回天乏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朝三百年江山，连同两千余年封建专制君主体制，终于宣告结束了。
（三）袁世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持肯定的态度。
袁世凯在担任晚清政府直隶总督任内，大办洋务事业，大练北洋陆军，已俨然以李鸿章的继承人自居。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后，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仍然沿袭着洋务运动的轨迹在运行，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蒋介石在上台之前，对洋务派领袖人物曾国藩，钦佩得五体投地。传说他的枕头边，放着他最心爱的《曾文正公家书》。上台以后，他在为人处世和运用政治权术等方面，更是处处以曾国藩为楷模，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和《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都为曾国藩说了不少好话。他所奉行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等等，大体上也是沿袭洋务派的衣钵而来的。
（四）中国共产党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持全面否定态度的形成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后，挑起了中国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史重担。大革命失败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又面临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的反共屠杀政策。加上党内又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第三次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酿成白区党百分之百和苏区红军百分之九十的严重损失。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好不容易长征突围到了陕北，喘息稍定，针对日本大举入侵，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浪潮高涨之机，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新号召，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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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新局面。并抽出手来接触中国近代史，首先发表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窃国大盗袁世凯》两本小册子，对国民党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反动本质，定下了调子，接着于1944年再发表范文澜先生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著名文章，为全面否定晚清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也定下了基调。正如范文澜1954年8月在《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所说：“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范先生的这篇文章，骂的是曾国藩，指的是蒋介石。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近代史观，是把旧中国近代史上三届政府——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都看做反动政权，而且后两届是和第一届一脉相承的，曾国藩便是反动派的开山祖，洋务运动便是祸原！当时国民党内部反共倾向日益明显，蒋介石发表丑名昭彰的《中国之命运》，念念不忘以消灭共产党为己任，梦想继承曾国藩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动衣钵。中国共产党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全面否定调子，便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新中国的论争
新中国成立后近50年里，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和洋务派人物的评价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开展，但其中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本世纪50年代是全面否定论一边倒，占统治地位。1954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第九版刊行，并附有《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接下来，牟安世根据范文澜观点撰写成的《洋务运动》专著发表，于是，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在新中国史学界，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第二阶段：60年代初引起的大论争。论争的导火线，是笔者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和1月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笔者是1957年从机关干部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参加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半路出家的人，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因当时在负责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分工执笔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故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开始也是以范文澜和牟安世的全面否定论为依据，后来，全部翻阅了新出版的《洋务运动》8册资料，根据史实对照下来，便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加以公开发表，引起了这场大论争。当时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笔者商榷的文章约近50篇，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便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笔者只得以沉默代声辩，一场论争，不了了之！
第三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论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为洋务运动的新论争带来了和煦的春风，在短短的15年间，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开了7届，第一届在长春，第二届在上海，第三届在兰州，第四届在汕头，第五届在东营，第六届在宜昌，第七届1994年在福州，第八届预定在天津。洋务运动能如此全面持续、深入地展开研讨，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最活跃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凑巧得很，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从黄逸峰和笔者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而点燃起来的。1978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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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就向黄逸峰和我约稿，写重评洋务运动，交稿后他们不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缩小，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于是便展开了一场新的论争。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等为一方，主张把洋务运动拔高到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黄逸峰和笔者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就这样，笔者在新的论争中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洋务运动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但在论争中，笔者还是坚持自己的论点，以至公开宣称“甘当保守派”！因为要“服从真理嘛！
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多年的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那一边立场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最关键的焦点。章太炎有关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的名言，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立场，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立场，章太炎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故而一针见血地说了这句“滑头话”。范文澜生前持全面否定论的观点，是坚定地站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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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国一边的。而冯友兰先生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干脆找出理由否定了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焦点之二是：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便忽视了这一问题，后起的全面肯定论则是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最近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作过高评价。
焦点之三是：对洋务企业的属性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呢？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焦点之四是：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对此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
随着论争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历时35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的问题，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的思潮影响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被扣上了“大汉奸、大刽子手、大卖国贼、大卖办”等大帽子，现在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钻研，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会取得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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