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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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却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直到近二十几年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自甲午战后至今，甲午战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甲午战后的25年，是研究工作缓慢起步的阶段；第二，从30年代开始，是研究工作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三，50年代以后，是研究工作出现转机与发展的阶段；第四，70年代后期迄今，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的阶段。
一、甲午战后25年：缓慢的起步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开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促成了民族的觉醒。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人日益觉醒的同时，甲午战争史研究却未能跟上。只要将中外情况做一对比，问题就很清楚了。
从甲午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其中以战史著作为主，主要有两类：一是私家著述，如川崎紫山著《日清陆战史》（东京春阳堂，1896）、平田胜马著《黄海大海战》（东京博文馆，1896）、川崎三郎著《日清战史》（东京博文馆，1897）等；二是官方著述，如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东京春阳堂，1905）等。这些战史著作，大多为长篇巨帙，以史料丰富见长。如《日清战史》的著者川崎三郎，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战，战后搜集了中日双方有关战争的文献资料，以及西方人士的记述和评论，并遍访日军参战将领，据以撰成此书。全书取材广泛，颇多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迄今仍为研究者必读之书。至于官方著述，系日本军事当局组织编纂，资料搜罗既易，叙述尚称详尽，自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日方著作，除从军事角度叙述战争过程和总结战争经验外，在观点上则着力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歌功颂德，并歪曲事实，掩饰日方蓄意挑起衅端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故决不能以信史视之。
除战史之外，日本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涉及的国际法及外交方面的著作。如有贺长雄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东京忠爱社，1896）、高桥作卫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a-Japanese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战时国际法先例论》（东京清水书店，1904）和《英船高升号之击沉》（东京清水书店，1910）、关善次著《日清战役外交始末》（东京中野书店，1900）、巽来治郎著《日清战役外交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2）、衣斐钵吉著《归还辽东的由来及真相》（东京外交时报社，1915）等。这些著作极力宣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而日本则始终严格遵守战时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以争取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支持。高桥作卫的《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即是用英文撰写，在英国出版，并求得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法学者胡兰德(T.E. Holland)亲自为之作序，以扩大影响。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先是在巴黎用法文出版(La Guerre Sino-Japanaise a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1896,Paris)，后又出版日文版；法国著名法学界人士曾撰写评论，誉之为“五十年来国际法著作最值得重视的一部专著”（注：《〈日清战役国际法论〉讲评》，《法国学士会院道德政治部公报》，《讲评》译成日文刊于《偕行社记事》151号（1897年）。）。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要害，就是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误导读者和世界舆论。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出版了他的新著《修正历史的伪造》（东京高文研株式会社，1997），对那些历史伪造者的揭露入木三分，是很值得一读的。
欧美国家也发表了不少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英国伦敦出版了杜布雷，(Du Boulay)著《中日战争简述》(An Epitome of the China-Japanese War 1894-1895,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896)、伏拉第米耳（Vladimir，为意大利学者Zenone Volpicelli的笔名）著《中日战争》(China-Japan War, London, Marston and Company,1896)、艾伦著《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Under the Dragon Flag, My Expriences in the China-Japanese War,London,W.Heinemann,1898)和泰莱(William F. Tyler)著《中国事记》(Pull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Ltd,1929)。法国巴黎出版了那高(Ariga Nagao)著《中日战争》(La Guerre Sino-Japanaise,Paris,A.Pedine,1896)、布尔伏雷(M. Boulfray)著《甲午、甲辰两次被围的旅顺口》(Les Deux Sieges de Port Arthur 1894-1904,Paris,1907)和施阿兰(Auguste Gérand)著《使华记》(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Paris,Plon-Nourrit et cie,1918)。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阿尔伯蒂(Amedeo Alberti)著《甲午中日战争》(La Guerra Cino-Giapponese 1894-1895,Napoli, Melti & Joele,1904)。德国斯图加特出版了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著《东亚政策》(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Stuttgart,Strecher & Moser,1897)。其中，伏拉第米耳《中日战争》一书的第三部分分为9章，叙述战争过程比较详细，书后又附录若干重要文件和书翰，颇为研究者所重视。艾伦《在龙旗下》是一本回忆录，在中国先后有过3种译本。作者目睹了中日黄海鏖战的整个场面及日军旅顺大屠杀的过程，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形诸笔墨，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可以文学作品视之。《中国事记》作者泰莱曾受聘担任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副管驾，亲自参加过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故所记被视为研究甲午海战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尽管该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的偏见和私心作怪，颇多歪曲事实、捕风捉影之谈，不可尽信（注：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4期。张荫麟将该书首次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28卷4期，1931年。）。正由于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评价问题的大讨论。《使华记》作者施阿兰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东亚政策》作者巴兰德曾先后任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回国后为德国外交部顾问，故这两本书对中国对外关系、三国干涉还辽及远东国际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
至于美国发表的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著，主要是两类：其一是海战方面的文章。1895年出版的《联邦海军讲习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le 1895,Vol.21,No.3)曾以《鸭绿江之役》(The Battle of the Yalu)为题，刊载了一组美国海军军官的评论文章。同年，美国海军出版的《世纪杂志》(U.S.N. Century Magazine,August,1895)还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即马吉芬(Philo McGitfin)的《鸭绿江之战》(The Battle of Yalu)和马汉(Alfred T. Mahan)的《鸭绿江之战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Yalu Fight)。马吉芬在甲午战争中担任镇远舰帮办，参加了黄海海战，曾身负重伤，所撰《鸭绿江之战》详实真切，读之如同亲临，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马汉则是一位有影响的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曾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他的评论文章亦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二是外交方面的书籍。美国政府于1896年发表的《美国外交文件(189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Washington,1896)收录有关中日战争的外交文件多篇。另外，美国波士顿出版了田贝(Charles Denby)著《中国及其人民——一位美国外交人员的观察、回忆与结论》(China and her People ,being the Observations, Reminiscences &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Boston.1906)和科士达(JohnW. Foster)著《外交回忆录》(Diplomatic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1909)。田贝时任美国驻华公使，曾担任马关议和前中日联系的居间人；科士达系美国前国务卿，被聘为中国赴日议和大臣的法律顾问。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其回忆录也就成了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
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未免相形见绌。当时刊印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并不算少，但多为资料汇编。如陈耀卿编《时事新编》6卷（1895年刊本）、思恢复主编《中倭战守始末记》4卷（1895年刊本）、佚名编《谏止中东和议奏疏》4卷（香港书局，1895）、鲁阳生（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14卷（1895年石印本）、王炳耀编《中日战辑》6卷（上海书局，1896）、蔡尔康编《中东战纪本末》14卷（上海广学会，1896）等。这些书体例不一，取材角度各殊。《时事新编》专收报刊文章，以时论为主。《谏止中东和议奏疏》顾名思义是专录反对和议的奏疏，收有文廷式、安维峻、张之洞等主战官员的著名奏章及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中日战辑》广泛搜集中外报章资料，按战争进程和时间顺序排比，条理清楚，内容亦较丰富。《中倭战守始末记》除收若干篇时论外，主要以战局的发展为线索，分别纂辑中外新闻报导，各成单元，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为他书所无者。《普天忠愤集》内容较为庞杂，书中所收既有刘永福抗法的记述，亦有关于海防、铁路、造船、开矿之议论，惟激于中东之役败于东邻日本，特略详于甲午战争。《中东战纪本末》初编为8卷，另有续编4卷和三编2卷，书中所收有上谕、奏疏、文告、函牍、条约，有采自中外报章的战地报导及一般时论，还有中外使馆所存之有关电稿，等等。其内容相当丰富，极有参考价值。
还有一类是主要记叙亲身经历的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3种，即冤海述闻客著《冤海述闻》（1895年刊本）、易顺鼎著《盾墨拾余》14卷（1896年刊本）和许寅辉著《客韩笔记》（1906年长沙刻本）。据笔者考证，冤海述闻客即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因其与方伯谦关系密切，在方氏被军前正法后撰此书为其辩冤，因此书中多有偏袒方氏之处（注：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5辑，齐鲁书社，1985年。）。时至今日，为方氏翻案者仍以该书所述为主要根据。尽管如此，该书保存了许多局外人所不知的甲午海战珍贵史料，是不能一概否定的。邵循正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注：《书目解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7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这是比较客观的评价。《盾墨拾余》作者易顺鼎本以举人纳赀为道员，工诗词及骈文，有文名，尝参刘坤一幕。马关议和后他南下依张之洞，为策助刘永福抗日，曾两渡台湾。该书卷五《魂北魂东杂记》记中东之战历次战况，卷六《魂南记》记两次赴台经过。尤以《魂南记》所述多亲身经历者，为他书所未载，堪称珍贵之史料。许寅辉以文童出身，应聘为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文案兼翻译，将其在朝鲜的亲身经历写成《客韩笔记》一书，其中述及日人挑起衅端及迫害华人之事颇详，足以揭露日本以强凌弱、践踏国际法的丑恶行径。
以上两类书籍重在历史资料的纂辑或记录，各具不同的史料价值，但无一能够算是史学著作。差可称为战史著作者，仅寥寥数种而已。其中，应首推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5卷（1897年刊本）。作者熟悉中日两国间的历次交涉，时又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幕中，“尝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因即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为此书。”全书分衅始、援朝、奉东、金旅、辽东、山东、海军、议款、台湾上、台湾下10篇，叙述全面，基本概括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有论者称：“此书记载详瞻清晰，虽间有舛错，但远胜一时诸作。”（注：《书目解题》，《中日战争》7册。）实为确评。若论反映某一地区的战史，当以洪弃生著《台湾战纪》2卷（1907年印本）为代表。作者乃台湾彰化县鹿港人，本名攀桂，字月樵，著述甚丰，以诗闻名。战争爆发后，曾担任台湾中路筹饷局委员。割台后，取《汉书·终军传》“弃繻”意，改名繻，字弃生，以字行。此书又名《瀛海偕亡记》，系取《尚书·汤誓》“予及汝偕亡”意，表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上卷叙述乙未台湾军民抗日情况，至台南陷落止；下卷专述台湾义军与日本殖民当局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作者本是事件的亲历者，又具有很高的学识素养，故此书以记实为主，按斗争发展脉络钩稽铺陈，写日人之暴虐，述人民之反抗，读来真切感人，为国人所撰台湾早期抗日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池仲祐著《海军实记》（1926年刊本）虽成书稍晚，亦值得重视。池氏从青年时代投身海军，曾于1880年以文案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对海军创建原委及掌故皆熟谙于胸。1918年撰成《海军大事记》，严复称此书对海军“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海军大事记》弁言）。以此为基础，又历时8年，《海军实记》始告杀青。该书采用纪传体，其《述战篇》下题曰《甲午战事记》，后附北洋海军阵亡将士姓名；又有《战役阵亡群公事略》、《战役死难群公事略》2篇，为是役牺牲将士立传。此书为有关中国海军的第一部专史。近人吴廷燮评曰：“甚文赡，其事覈，不遗善，不隐恶，斯非古之所谓信史欤！”（《海军实记》书后）亲历甲午之役的海军将领刘冠雄亦称：“兹篇所录事实綦详，优劣兴衰可为殷鉴。”（《海军实记》序）尽管如此，这3种书因受篇幅及资料所限，无论在内容的充实性还是结构的完整性上都是大有欠缺的。
以上情况表明，甲午战后20余年间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与日本和欧美国家相比，确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有关研究终于缓慢地起步了。在当时的中国，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甲午战争的长篇巨著，当不是偶然的。治史者因受传统习尚的影响，大都偏重于古代史或前代史的研究，很少涉足当代史，故以上所介绍的各种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没有一种成于史家之手。这些作者皆非专门史家，激于甲午之败，愤而著书，以警国人，但平日既无治史者所具有的素养和资料积累，一时又难以从广阔的范围来审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宜乎难有一部有关甲午战争全史的力作问世了。
二、从30年代开始：开创与奠基
近代中国对甲午战争史的真正研究始于30年代。以此为起点，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开创与奠基的阶段。
进入2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更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御用文人大肆鼓吹侵略史观，为日本政府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服务。其突出的表现是，美化、甚至神化那些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立过“大功”的文武大员。所以，出版人物传记，在日本出版界一时竟成为时尚。其中，一类属于人物传记汇编。如《日本新英杰传》（东京东亚堂书房，1912）、4卷本《明治功臣录》（东京，1915-1918）、多卷本《类聚传记大日本史》（东京，1935-1936）、《人物评传全集》（东京，1935）、3卷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东京原书房，1936）等。凡是甲午侵华的重要分子，像政界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陆军的山县有朋、大山岩、川上操六、山地元治和乃木希典，海军的伊东佑亨和东乡平八郎，无不传上有名。另一类是传主为一人的传记。当时集中歌颂两个人：一是陆将乃木希典，有《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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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传》（1927年刊本）、《将军乃木》（东京，1928）、《回顾乃木将军》（东京菊香吟出版会，1936）等；一是海将东乡平八郎，有《伟人东乡元帅》（大阪，1934）、《圣将东乡平八郎》（东京，1934）、《东乡元帅景仰录》（东京，1935）等。此时已称东乡为“圣将”，嗣后又将乃木尊为“军神”。显而易见，这是为日本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预作思想动员。这些日本御用文人所写的书已经谈不上学术，完全与甲午战争史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了。
不过，在日本学术界有一些正直的历史学家并不愿随波逐流，他们一秉治史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试图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这里举出两本书为代表：一本是田保桥洁著《〈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一本是信夫清三郎著《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
田保桥洁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从1923年着手研究明治时代的中日关系，重点放在甲午战争之起源至媾和这一时期，费六七年之功，屡加改订，始于1930年成篇。作者自称：“本篇为未定稿，供先辈同学诸氏之高阅。”盖为避讳当世文网之灾，预作退步也。此书虽为非卖品，却迅速流传，不胫而走，造成始料所不及的影响。当时，信夫清三郎还是一个刚过20岁的大学生，读了该书大受鼓舞，立志以此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该书也很快传到中国，于1932年译成中文，改题为《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正式出版（南京书店，1932）。译者王仲廉在书前“小引”中曾说明其翻译此书的原委：“译者于决心译出之前，曾细读一过，觉其立论尚公正，对中日两国现存之公文书及两国当局之记录或秘录，一一阐发无遗。于三十余年后之今日，于日人又进一步重施其故技于我东三省领土之今日，诚一不可不读之书也。此书所叙，纯系日本方面挑起战端之经过情状，为覈实计，易其名曰《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甲午战争究竟是谁先挑起来的？日本军方报告及官私著作一贯宣称：中国济远舰首先在丰岛海面开炮轰击日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田保氏则力驳这一谎言，认为：“济远……不独并未如日本海军方面所言整顿战斗准备，且对于数倍于自己之优势的敌舰队而谓为具有战意，亦属难以凭信。”他指出：“发炮时间孰先？亦不成重要问题。开战之责任在于日本舰队。当时日本国政府称济远首先发炮而开战端，努力将开战责任转嫁于清国政府者，大概欲努力将‘日本国起于被动’之概念传布于各国之故欤？”（中译本，188-189页）仅此一点，在当时已为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故王信忠阅读后，大加称许道：“立论公正持平，允称佳作。”（注：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所附“参考书目”，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信哉斯言！
信夫清三郎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他一生著述甚丰，所主持编写的《日本外交史》上下卷和所著4卷本《日本政治史》，皆已先后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信夫氏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祖父为维新时期的著名汉学家，父亲曾任外交官多年，兼从事外交史研究，后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外交史与国际法。信夫氏秉承家学渊源，又受到田保桥洁的影响，还在九州大学读书期间，花3年的功夫便写出了这部《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此书于1934年10月出版，未料到仅一周便被日本政府查禁。当时在日本学术界，“外务省派外交史学”占有统治地位，而清夫氏的研究正同外务省及军部的观点相对立，自然会遭此厄运。其后，他被迫对该书进行修改，在史学前辈服部之总的指导下，易名《陆奥外交——日清战争外交史研究》，于1935年11月再次出版（东京丛文阁，1935）（注：1994年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笔者约请山东社会科学院于时化研究员，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出版的方便，又改名为《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在再版序言中写道：“关于日清战争的研究至今几乎仍然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旧史学由于方法方面的缺陷，未能深入于现象的本质，或者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其观念被歪曲，这都是由其立场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拙著是在感到旧史学的上述缺陷的基础上，为填补我们的史学的上述空白，对于旧史学来说，是为了使被歪曲了的关于日清战争的叙述向事实真相靠近一步，我所做的一点点努力的成果。”直到晚年，他还回忆说，自进入学术界，“便对继续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分析，使之成为自己研究学问的出发点”（注：《甲午日本外交内幕》译者说明。笔者认为，信夫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也有可商榷之处。如他对“陆奥外交”性质的分析，即是如此。下文还要论及此事。）。确实，信夫氏的成果给日本的日清战争研究带来了生机，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
再*********史坛的情况，就甲午战争史研究而言，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在此之前，《李文忠公全书》（光绪乙巳至戊申年刊本）和《翁文恭公日记》（1925年影印本）业已问世。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也被译成中文，易名《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出版（商务印书馆，1929）。德人佛朗克(O. Franke)著《三国干涉还辽秘闻》(Die Groβm＠①chte in Ostasièn Von 1894 bis 1914,Berlin,1923)同时出版（中华书局，1929）。日人桥木海关所译编的《清日战争实记》中文本，大约亦在此期间问世。此书凡15卷，记述历次战役经过甚详，可补中国文献资料记述有关战事之阙漏。进入30年代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起陆续刊印）、《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影印本）也先后刊印。鹿岛守之助著《三国干涉之检讨》（南昌，1934年印本）第一批外交著作也在此时陆续翻译出版。所有这些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丰富得多的资料，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侵略步骤，日本作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更是野心勃勃，有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值此山河破碎、神州沉沦之际，中华爱国学人以借鉴历史，警醒国人，奋起而挽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在缓慢起步之后，甲午战争史研究勃然而兴，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10余年间，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主要有王锺麒（伯祥）著《中日战争》（商务印书馆，1930）、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1932-1934）、吴兆铭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934)、参谋本部第二厅编印《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排印本）、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清华学报》，1935）、罗香林辑校《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1936）、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清华大学，1937）、朱国定著《甲午之战》（正中书局，1939）、钱安毅著《甲午战争的教训》（正中书局，1939）等。这些著作篇幅不等，体裁有别，各具特色。如王锺麒著《中日战争》虽只10余万字，却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叙述甲午战争过程的专著。《甲午中日战争纪要》也是全面介绍甲午战争的经过及结局，但重点放在军事方面，对历次战役的记述尤为详实，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甲午海战和陆战的专著。《刘永福历史草》则属于口碑史学，由刘永福口述，黄海安记录，后又由罗香林加以编校。其中，有两章专记刘永福渡海援台和势穷内渡情况，填补了黑旗军渡台抗日历史的空白。仅此数例，足以表明进入30年代后，甲午战争史研究比前一阶段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以下3部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即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和张荫麟著《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王芸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既是资深报人，又是著名文史专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念国难深重，提议在报上开辟专栏，每天刊载一篇中日关系文字，以为警醒国人之助，由王芸生主笔。于是，他的这部专著先在《大公报》专栏连载，从1932年起出单行本，至1934年5月出到第7卷，历时两年有半。全书共7卷，约150万字。其前3卷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和议经过及战后瓜分危局。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多卷本学术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张季鸾在序言中指出：“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的长久流传便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这部书出版后在日本也受到注意，前4卷很快被译成日文，题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从1933年到1937年陆续分册出版。刘大年评论此书说：“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注：刘大年：《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读后记》，《人民日报》1980年7月7日；又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三联书店，1982年，413页。）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直到今天，王著仍是研究甲午战争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必读书。
《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是王信忠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全书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在此以前，作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甲申事变始末》（《清华学报》12卷1期）的长篇论文。由于运思成熟，资料准备充分，所以全书结构严密，写来得心应手。作者写作之前，已经读过田保桥洁和信夫清三郎的著作，并且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他的此项课题却又与二氏相同，这必然会增加研究的难度。但是，作者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作者在占有资料方面独具优势。二氏著作所用的资料以日文为主，兼及西文，极少使用中文资料。如田保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仅《李文忠公全书》、《中东战纪本末》等两三种，而信夫氏所用的中文资料也不过多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两种而已。而作者则对中文资料的占有具有优势自不必说，即使在日文及西文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不比二氏逊色。其次，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田保氏的著作是从中日《天津条约》写起，意谓《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爆发预先埋下伏线，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信夫氏的著作以东学党起事作为开篇，意其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天津条约》也好，东学党起事也好，不过是它挑起衅端的借口，以此分析战争的起因显然是不够的。王信忠则独具只眼，从日本国内喧嚣一时的“征韩论”写起；然后写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即实为甲午战争导因的最初起点的《江华条约》；再写日本在朝鲜取得了驻兵权的《济物浦条约》；又写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被否定而日本可随时派兵赴朝的《天津条约》；最后揭露“陆奥外交”的实质是“利用外交手段以挑衅之狡狯策略”（该书179页）。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此书较田保、信夫二氏之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
张荫麟并非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30年代初，他将泰莱的《中国事记》译成中文，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从此，他更涉猎晚清海军与甲午海战的中外资料，于1934年撰《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分两期刊于天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翌年，《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发表。此书一出，影响巨大。直到今天，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还不能不读此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作者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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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在这一研究领域必会有更大的成就。
外国人士有关甲午战争的见闻和回忆，也有不少译成中文发表。主要有以下3类：
第一，关于海战的记事和评论。张荫麟所译泰莱《中国事记》，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已如上述。还有《香港孖剌新闻》(Hong Kong Daily Press)战地通讯记者肯宁咸(Afred Cunningham)的威海通讯，由李鼎芳翻译，题曰《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大公报》（1935年5月3日《史地周刊》）。此外，《海事》杂志除刊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8卷5期，1934）外，还译载了英国海军元帅贺伦比以及马汉和马吉芬对黄海海战的评论（9卷12期，1935；10卷3期，1936）。这些有关海战资料的翻译发表，有助于对甲午海战的进一步研究。
第二，关于日军暴行的西方目击者记述。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是艾伦《在龙旗下》中文本的发表。此书由费青、费孝通合译，题为《中日战争目击记》，在《新生》杂志连载（1卷、7、8、9期，1934）。后来兰言又重译，别出心裁地采用章回小说体，改题《旅顺落难记》出版。这样，便误导了读者，甚至使一些中外研究者把它当成文艺作品来读，认为不足凭信。其实，《在龙旗下》所述，完全是艾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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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经历的真实记录（笔者拟另撰文考证）。对照一下《中倭战守始末记》卷二所收的一篇《倭寇残杀记》，就十分清楚了。《倭寇残杀记》是《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记者克利尔曼(James Creelman)所写的一篇战地通讯，原题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旅顺大屠杀》），刊登在1894年12月20日该报整整两个版的版面上。当时美国舆论倾向于日本，作为日本政府批准的美国随军记者，克利尔曼起初相信日本军队是“勇敢而人道”的“文明军队”（注：James Creelman, Fight at Pingyang,The New York World,Oct.5th,1894.）。但是，当他随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目睹了日军进攻金州和旅顺的战斗后，他的观点完全变了，因此写出了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将克利尔曼的《旅顺大屠杀》与艾伦的《在龙旗下》相印证，进一步证明了日军在旅顺所犯下的残暴屠杀罪行。在困难日益深重的30年代，将艾伦的书以《中日战争目击记》为题发表，不仅可补甲午战争中这一重大事件的文献之阙，而且也有警示国人的意义。
第三，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甲午战争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出版了回忆录，但译成中文本的则不多。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记》(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一书中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由陈德震译出，另以《甲午战时辽居忆录》为题，发表于《大公报》（1937年6月11日《史地周刊》）。其中，除详细地介绍了左宝贵的治军和牺牲情况外，还记述了日本军队“起初发生许多暴行。人们被粗暴地赶出家园，财产被劫掠，家具被烧毁，妇女的处境也是不安全的”，直到后来日本士兵才被“严格地约束”。这些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坛上，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也大量出现，而且选题趋于广泛化。这些论文，大致包括6个方面：1.甲午战争的历史背景和起因。如惜阴《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更》（《人文月刊》2卷5期，1931）、陈烈甫《甲午以前的中日邦交》（《新亚细亚》3卷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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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王信忠《甲午战前之中日外交政策概说》（《社会科学》2卷1期，1936）、问渔《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人文月刊》3卷9期，1932）、魏建猷《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国专月刊》5卷4期，1937）等。2.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如归与《中日黄海海战纪略》、《中日威海战役纪略》和《中日海战史料》（《海事》8卷5期，1934；10卷9、10、11期，1937；9卷6、7、10、12期，1935-1936）、晨园《甲午战役轶闻》（《海事》5卷7-8期，1932）、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大公报》1934年9月21、28日）、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等。3.国际关系与外交。如张忠绂《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武大社会科学季刊》2卷3期，1932）、张禄编译《甲午战争中之俄国外交》（《国闻周报》11卷29、31、35、37、39期，1934）、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的李鸿章》（《外交评论》6卷3期，1936）、王信忠《中日马关议和》（《人文科学学报》1卷1期，1942）等。4.战争失败的影响和历史教训。如吴景贤《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学风》1卷9期，1931）、冯节《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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