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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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努力

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努力

唐湘雨
　[摘　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权有二次收复港九地区的好机遇:一次是1942年的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另一次是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两次机遇中,蒋介石政权是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究其责任,失败并不是由于蒋介石政权无能,而是由于收复港九地区的条件不成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失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关键词]　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港九地区
[中图分类号]I207.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5629(2005)04 0077 06
一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从腐朽的清政府手中先后攫取了对香港岛、九龙司和新界,即现在的香港地区管辖权,从此以后港九问题(当时的通称)就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痛。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曾做过收复香港的尝试,但是都没有成功。在众多的尝试中,其中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是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政权。在“九七”前后众多学人对这一问题有颇多的论述,或叙述了蒋政权与与英国斗争的过程,或比较了中、美、英三方在港九问题上的政策与互动关系,或就某一事件或某一环节展开立论,可以说是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来探讨港九回归问题,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即指责蒋介石政权无能,白白浪费了二次大好机遇。历史的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条战线和两次较量的斗争。一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蒋介石在旧中国长达22年之久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政府在成立的初期,就积极开展“改订新约”运动,希望通过和平的修约的方式,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和租借地。但是除了在关税自主上取得一些成功、收回了几处租界和根据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许诺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余收效甚微。是否收复香港,蒋介石政府则从来没有向英国政府正式提出过。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中国因坚持抗日国际地位不继提高,解决香港问题就逐渐提到蒋介石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为了确保战后缅甸和印度在重建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作用,英国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保卫缅甸和印度,而且希望中国坚持抗日,维持远东局面。因此,英国自香港沦陷后,开始寻求改善中英关系的途径。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英关系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友好亲密,而是十分恶劣。这一时期蒋介石政府有的外交立场是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眼中的帝国主义有两个:一是苏联,另一个则是英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改善英中关系,英国对中国既送舰艇又贷款,支持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又以英皇名义赠予蒋介石“最高军人荣誉大十字勋章”等等[1],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影响中英关系改善的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又最为敏感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英国在远东的溃败以及有求于中国的事实,迫使它不得不考虑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1941年6月,英国首相邱吉尔(W inston Churchill)在下院发表演讲时,公开表示英国准备在战后与中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2](P510)然而中国政府要求的是立刻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了迫使英国早日放弃在华特权,放弃殖民政策,蒋介石于1942年2月亲自来到印度。
表面上他是为了调和殖民地与英印当局的矛盾,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到了印度,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分别会见了殖民地领袖甘地(Gandhi)与尼赫鲁(BuddhistnunhertzLu),并向印度人民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印度的独立与自由[3](P716)。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独立,那么香港回归就轻松多了。蒋介石的这一作法其用意是十分显然的。蒋介石的这一作法引起了英国政府强烈的不满。
同一时期在国内发生的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与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42年3月,中国新闻界开展了抨击英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时国内的大报小报等媒体都在声讨殖民主义。同年5月,宋美龄在美国连续著文攻击英国,指出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而且继续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国,她要求以抗战的名义到中国的英国大使馆的“大班们”滚回英国去。[3](P718-720)当时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也撰文批评英国的顽固立场,并告诫英国:“即使中国政府不打算与英国兵戎相见,但是中国人民为了收回香港是不惜与英国一战的。中国的500万士兵在对日战争中流血牺牲,不是为了让英国重新占有香港这个英国从鸦片战争中掠夺的战利品和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的。”[4]
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事实上是得到了美国支持。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蒋介石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以配合其太平洋战场,因此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签订新约谈判。美国政府同时给英国施加压力,要求美中、英中废约谈判同时进行。在美、中的压力下,英国外交部于1942年6月发表声明,表示英国打算战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问题,但仍坚持部分废约,而且要等到军事形势发展到有利于英国时才谈判废约。[2](P512)
英国的这一立场使中国政府怀疑英国在废约问题上的诚意。蒋介石明确表示:“要么一刀切,不留尾巴;要么就不谈。”为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任命资深的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出任驻英大使,并训令他“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并向英国提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5](P16)
在1942年的战争中,无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亚洲战场中,英国都是一败涂地,但是它在港九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有所松动。早在中英谈判正式开始以前,英国议会外务次官劳(R·K·Law)在回答议员关于正在考虑的对华条约“是否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的质询时说,此约“仅仅和放弃治外法权有关”,并明确表示:“香港是英国领土”。[6]谈判开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1月10日针对香港问题发表演说称:“凡属于英国者,我必保守之。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6]表明了英国在港九问题上的立场。
1942年10月9日中英、中美谈判分别在重庆和美国举行,中国的宋子文和英国的薛穆(HoraceSeymour)作为两国代表负责具体的谈判。英方提出的草案的主要是: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的国际租界交还中国管理;将广州、天津的英租界交还中国;保护英国现有在华不动产;给与英人以贸易国民待遇等等。[3](P722-723)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的问题,却在其草案中只字不提,这说明它根本就不打算归还香港。11月13日蒋介石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增加了废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3](P758)蒋介石政府明确提出,中国要收回九龙新界。　当英国外交部收到中方的《修订草案》后,英国政府内部也很快提出了反对的意见。1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在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正式建议“拒绝放弃我们在九龙(包括新界)的地位”。会议在丘吉尔主持下作出的正式决定(战时内阁162(42)号决议)称“战时内阁赞同(艾登)所建议的方针”[3]。英国对九龙的政策因此大定。对英国的这一立场,中方代表宋子文向英方代表薛穆表示强烈的抗议,既然中英新约预定要取消在华租界,而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新界问题理应在谈判之列。此项条约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问题,将难以消除中英间之误会。蒋介石此时亦坚决表示,“新界必须收回,条约内容如果78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5](P16)这样中英谈判处于破裂的边缘。中英谈判的这一僵局被回国复命的顾维钧打破。宋子文是时见关于新界的交涉毫无进展,已经准备放弃原则,对英国让步,但又不敢对蒋介石直言。于是他将谈判情况告诉顾维钧,托他从侧面说服蒋介石。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中英新约是英国的一次友好表示,应该对英国送来的第一份礼物先收下,“可以在收礼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5](17-18)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此时中美废约谈判进行十分顺利,已接近尾声。美国希望中美、中英新约能同时签订,就对中英双方施加压力,希望双方早日打破僵局,这时的蒋介石则希望在1943年元旦与英美同时签订新约,以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胜利来宣传,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心态下,蒋介石发生了动摇,他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及“本月反省录”中表示一种无奈的心情,说“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忍之”。对于如何收复港九地区,他认为,“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惟有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7](P263)蒋介石的想法是:文的是发表书面说明,中国对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武的是实行军事占领,但这为最后的手段。蒋介石收复港九的思路是十分对的。第二天中方在得到英方“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的保证后,签订了中英新约。蒋介石政权在第一次较量中,因忍让、妥协而宣告结束。
二
中英新约签订后墨迹未干,英国就出尔反尔宣布战后不归还香港。其殖民地大臣强调,英国王冠殖民地香港的地位并不因为新约的签订而改变。[8](P306)为了表示不会把香港归还中国的决心,从1943年2月起,英国政府指示其在华公司一律要在香港注册而不能在其它已安全的殖民地注册。此时英国已经开始考虑战后远东殖民地的重建问题,计划在战争后期以武力收复香港。为此英国准备用陆海空军及预备部队协同作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并开始训练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向香港派遣大批间谍以配合军事行动。[8](P310-318)　蒋介石政权也不示弱。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并把这一点写入国民党党纲。同时他认为英国对香港只有“拥有权”,但中国有绝对的主权。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代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港九问题的定性认识,但是由于他对于主权与拥有权关系的界定十分模糊,因此未能给出收复港九的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使得南京政府在以后与英国政府打交道过程中就显得被动不堪。
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首脑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战后香港主权应由中国收回。罗斯福(Frankly Roosevelt)表示支持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他认为“香港的存在,充分显示英国人早先那套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也没有必要了。”[9](P162)建议英国在战后将香港交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下的国际自由港。这一建议遭到邱吉尔的极力反对,他嚷道:“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的领土,”并表示“不通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得任何东西”。[10](P534)面对邱吉尔的蛮横,蒋介石则表示:“香港问题会后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10](P535)由于邱吉尔的坚决反对,因而港九问题没能写入《开罗宣言》。在开罗会议的较量中,蒋介石的举止是得体的,但是在气势上,蒋介石稍逊一筹,这是当时中英两国综合实力在国际会议上的真实反映。开罗会议奠定了战后中英双方在港九问题上的态势———英强中弱。依靠外交谈判的途径,中国是不可能从英国手中收回九龙,更不说香港了。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和其他反法西斯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发布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满洲除外)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香港位于北纬16°以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又属于国民党广东战区的作战范围,英、美盟军并未将它划为特别战区,所以驻港日军理应向中国投降。这一投降令有利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立即发表公告,表示将尊重英国在香港的“合法利益”,并将予以必要的保护,同时要求英国政府按照受降令的规定,“如果没有特别的许可,英国军队不能在中国战区之内的任何地点登陆”。[9](P173)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张发奎负责接79收香港事宜,并将第13军和新1军集结于宝安地区,作好武装接收香港的准备。但是英国却并不理会盟军的命令与国民政府的警告。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英国即命令由其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海军少将哈考特(C·H·Harcourt)奉命于日本投降后,立即率舰队开赴香港,实行对香港的重新占领,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组织以他为首的军政府。[8](P332)8月16日,当驻扎在香港的日军刚刚得到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不久,原港英政府的辅政金逊(F·C·Gim-son)便与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宣称要建立一个在他领导下的临时机构,来作为香港最高官方机构。他要求驻港日军维持好社会秩序,直到英军前来受降。　面对英国人的举动,蒋介石并没有做出强烈反应,而是希望美国人出面干涉。然而美国人在关键时刻却将天秤倾向英国一方。在中英香港归属之争中,英国深知没有美国人支持很难重返香港。日本投降后,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C·R·Attlee )强烈要求美国修改“一号受降令”,让英军前往香港受降。由于此时美苏争夺欧洲的斗争已趋激烈,美国在欧洲需要英国的支持。杜鲁门(Truman)权衡再三同意了艾德礼的要求。8月23日,美国方面正式宣布,麦克阿瑟已经向日本大本营发出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队投降。美国的这种立场态度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妥协,因为当时他正全力准备反共内战,需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8月23日,他向杜鲁门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位英国军官,让他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将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港参加受降仪式。[11](P52)至此,表面上看,蒋介石的坚持好像是“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已完全妥协,剩下来的只是尽量给自己争点面子而已。”[12](P61)事实上,蒋介石不仅是争面子,而且也是在争香港的主权。如果他不坚持这一点,说明中国已放弃了对香港的主权,将来与英国谈判就不容易说话。蒋介石这一坚持应该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英国人并不给蒋介石面子,他们坚持认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表示英国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一名中国方面的代表和一名美国方面军官一起出席受降仪式,而且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受降,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签署的话,他们也只能作为见证人签字,除此而外别无作为。”[9](P344)英国人的这一表示,完全是忽视香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行为,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电告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哈考特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他同时表示,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与英国在香港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蒋介石的坚定态度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之外,使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早日重返香港,英国政府在受降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哈考特不仅仅只代表英国政府,而且也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本人的投降书上签字。[11](P53-56)1945年8月31日双重身份的哈考特率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恢复英国的殖民统治。蒋介石政权在与英国的第二较量中又以收复未果而告终。
三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重要的一年,也是收复港九的大好时机的一年。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结果怎么样得看依据什么手段。1942年可能依靠的是外交而不是战争,因此我们只能从外交的手段和方法上去思考这一问题。有人说,“当时收回新界,得天时地利,又有绝好的国际环境,如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不重视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观乎世界潮流,即使新约暂时不订,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岂能长期保持其在华特权?”[13](P18)这一说法在外交上是行不通的。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依据旧中国资深外交家顾维钧的观点,外交官可能做到的只是求取60%到70%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大胜。“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14](P397)在1942年的中英废约谈判中,英国是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而不是从中国重新攫取什么,顾维钧把它比喻为送“礼物”,是非常形象贴切的,这样的“礼物”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的谈判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通过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取消了英国在华沿海贸易特权及内河航行权,等等。这是外交谈判上应该算重大成功。蒋介石政府在接收这一“礼物”时并没有忘记告诉英国人中国最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蒋介石政府行为是无可指责的。80至于蒋介石,他恐怕是坚持将九龙问题纳入中英新约最坚定的人。直到1942年12月29日,他还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英国不愿放弃在新界和西藏的特权,“然余决促其同时撤消也”[15](P41)。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有依赖美、英的一面,但毕竟没有放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当时他的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外国人在华权利。在处理中英关系问题上,公正地说,蒋介石不是卖国贼,蒋介石政府不是卖国政府。
至于在1945年的较量中,蒋介石的言行不一致,处处退让,给人的感觉是蒋介石政府软弱无能,与腐朽的满清政府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多种因素的结果。
首先,由于英国政府在港九问题上持强硬的立场,顽固坚持战后恢复其殖民体系的帝国主义政策。英国割占香港百年,经济、政治、军事收益十分巨大,不肯将香港交还中国,因而提出“香港是英国领土”,“不属中国战区之内”等荒唐谬论,进行外交讹诈;英又强行派出舰队进行军事威胁。蒋介石担心在香港与英军发生冲突,因而把军队停止在九龙,未能渡海占领香港。
其次,美国态度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曾支持香港应归还中国,这是蒋介石最初收复香港态度坚决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杜鲁门上台后,美苏对峙局面逐步形成;而抗战后期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及政治腐败,也使杜鲁门(Truman)对这个战后的政治盟友失去信心。杜鲁门为了维持美英在“欧洲第一”基础上的对苏战略伙伴关系,在香港问题上转而支持了英国。美国的背信弃义,给处处依赖美国的蒋介石以沉重的一击。
再次,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反共反苏,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蒋介石放弃了与英国争夺港九,这是他失败的直接原因。当他得知苏军已于8月22日占领东北全境的消息之后,他深恐中共的军队进入东北。因而决定:“自须集中力量防备苏俄势力之深入”,而“避免因香港问题分散了国家的力量和国民对外注意力”。[16]于是他放弃了头一天刚刚布置的准备进兵香港受降的军事计划,于23日对英国做出重大让步,授权英军官受降,续将已进驻新界、九龙的中国军队,通过九龙码头运往大连方向,去发动内战,与中共争夺东北地盘。
最后,中国这两次争夺失败是综合国力不济的必然结果。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英国和苏联自始至终没有把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同盟大国对待。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甚至蔑视中国的大国地位,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在他眼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不要说是列在法国、波兰之上,就是列在欧洲小国荷兰、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前,他都认为“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17](P362)《雅尔塔协定》是美英苏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开罗会议中英香港谈判则是英国继续以持强凌弱的态度对待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为主要的战胜国中国其半殖民地地位并没有改变。正如赫尔利传记中所说: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已有8年,其中4年他是单独作战。那时美国以废铁和汽油输往日本;英国和日本之间照常贸易;
苏联和日本和平相处。现在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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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胜利的最初几日,中国……应该享受他们凯旋的时刻,中国却被盟友围困、出卖而终至毁灭。”“中国又成为诸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属。有两件东西是失去了:中国对自由的希望和美国的正义。”[18](P1202-1203)这段话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
蒋介石政府的软弱妥协是国势衰弱实力不强的表现,是条件时机不够成熟综合反映,作为蒋介石的主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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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在收复港九的行为并没有提出尖锐地批判,而是提出了近似相同的观点。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会见几位西方记者。当哈默问到“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19](P207)这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对香港问题最早的公开表态。因此对于蒋介石政府在港九问题上的妥协政策我们不必过于求全责备,重要的是这一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失败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主要有:
其一,对殖民列强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能靠外国政府的恩赐,而要靠中国人民的斗争。”[20](P986)正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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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斗争,曾使英国交还了汉口、九江租界;也正是人民的斗争,日军才战败投降。作为昔日头号殖民帝国的英国,是决不会轻易让出一丁点既得利益的。在国民政府与英国的两次交涉中,英国政府始终坚持其殖民主义立场,为此不惜玩弄花招,使得国民政府两次坐失收复香港的良机。国民政府也曾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然而美国的态度是根据美国自身利益确定的。他们既不愿英国长期霸占香港,更不想在战后欧洲与前苏联的对垒中失去英国的支持。自身的利益,驱使美国偏袒了英国人, 以致于国民政府对美国的希望也在无奈中破灭。
其二,稳定的政治局面,是国家取得外交成功、国际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国民政府与英国的交涉中,英国曾先后两次以中国国内的政局不稳而拒绝谈判。1931年由于“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英国借口中国政局不稳而中止了于1929年开始的中英新约谈判。在日军投降后,由于蒋介石挑起全面反共的国内战争,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英国又以此为借口,拒绝谈判香港问题。其实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就为收复九龙租借地做出了不懈地努力,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曾严正提出收回九龙租借地的要求,然而终因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等原因,列强没予理采而严重受挫。政局不稳,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得中国政府无暇顾及香港以及众多的外交问题,从而使殖民列强乘虚而入有空可钻。因此,稳定的政局是外交成功以及国家兴盛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三,国民政府收复香港与英国交涉的结果,再次证明了“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成功的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便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可以说已是国破、民贫、兵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与经济掠夺,中国经济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加上蒋介石反动腐朽统治,中国已无强大国力可言,与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相比更是天壤之别,相去甚远。一贯推行“强权政治”的英国,根本就瞧不起中国。蒋介石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他在英国重占香港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15](P443)这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收复香港失败的根本所在,也是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启示。
如果我们能牢记这些经验教训,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努力发展自己,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使国家一天天强大起来,香港、澳门回归是容易的事,台湾统一也不难,我们还可能要回我们曾经失去的东西。如果能这样,这是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和香港回归八周年最好的纪念。
[参考文献]
[1]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 1979·
[2]卢埃林·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第
四卷) [M]·
[3]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篇———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
[Z]·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
[4] The future ofAsian May 16, 1943·
[5]顾维钧·中国社会

中国历史故事题材画画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
(第五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6]章伯锋,庄建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外交卷
下册)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7]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8]陈刘洁贞·中国、英国与香港[M]·
[9] S·W皮特·不平等条约1898-1947[M]·
[10]倪健中·告别香港[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11]美国对外关系档案(第八卷) [D]·
[12]张宝善·“二战”期间中英关于香港归属斗争中的蒋介石
[J]·南京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1997, (4)·
[13]刘存宽,刘蜀永·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J]
·历史研究, 1997, (3)·
[14]顾维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
(第二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15]蒋介石秘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6]金达凯·香港前途之瞻望·
[17]顾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0·
[18]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M]·台北: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3·
[19]毛泽东·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A]·毛泽东文集(第4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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