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研讨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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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城抗战研讨二题

长城抗战研讨二题
曾 景 忠
摘要 “一二八”淞沪抗战与长城抗战为局部抗战之两大高潮。二役皆因日本扩大侵华而引起，国民政府采取了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方针，终以签订停战协定而结束。不同之点在于：“一二八”之役，日本为掩护“满洲国”之成立，以攻为守，而长城之役，纯为进攻，为日本进一步侵占华北之先步；“一二八”之役，前方第十九路军将领抗战主动坚决，热河防卫、长城之役，靠国民政府之督导部署；长城之役规模更大，牺牲更重；塘沽协定比淞沪停战协定对中国的危害更大。热河沦陷后，蒋介石是在北上听取华北将领的汇报意见后，才作出批准张学良辞职之决定的。张学良辞职下野，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是对其“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
关键词 “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张学良下野
一、长城抗战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比较
自日本帝国主义者于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军民为挽救国土的沦丧，起而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直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在这六年局部抗战的过程中，出现过马占山江桥抗战，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抗战，东北抗日游击队后成立抗日联军（后成立抗日联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以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绥远抗战等诸役。而其中以1932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 1933 年长城抗战二役，规模较大，影响深远，是为局部抗战之两大高潮。在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两役中，多少爱国将士与日本侵略军浴血拼战，舍身救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气概。他们的功业，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闪耀光辉。长城抗战与 “一二八”淞沪抗战二役，既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对此二役作比较，或有助于加深对长城抗战之认识。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与长城抗战有几点相似之处。
1二役同为日本扩大巩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起。
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 1933年榆关事变，均为日本侵略军所挑起。“一二八事变”发生于日本发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 “九一八事变”四个月之后。当时日本正要炮制傀儡政权 “满洲国”（1932 年3月 1日），为转移国际视线，而在上海挑起战端。当年参与策动 “一二八”事变的日本驻上海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交待：“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很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来了两万日元。”“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日僧事件，就是田中隆吉按照板垣征四郎的意图导演出来的。榆关事变发生于 1932年 9月 15日《日满议定书》签订大约三四个月之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表演大致成功，手续停当。日本想进一步巩固已经获得的侵略成果，“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扩大收获，“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在华北一带建立亲日满地带”。此二役都是日本为巩固扩大侵略中国东北的成果满洲国而发动的。
2二役都表现出中国将士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一二八”之役，无论是第十九路军将士，还是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将士，都表示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第十九路军通电谓：“（蒋）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闸北的巷战，吴淞要塞之战斗，庙行、江湾之奋战，浏河之抵抗，无不英勇无畏。
长城抗战中，古北口、南天门的战斗，第二师（黄杰）、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作战，成团的伤亡，团营连长的大批牺牲，关麟征师长亲临前线指挥而负伤，喜峰口、罗文峪的战斗，第二十九军的大刀夜袭，与日军血肉拼搏，赵登禹旅长受伤不下火线，在在都表现出中国军人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
3二役都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
日本的武装侵略激起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举国上下对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极为不满。当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时，全国各界踊跃捐献慰劳，焕发无比的爱国热忱。“一二八”之役和长城抗战之役，将士英勇抵抗敌寇，更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潮。长城抗战时，不仅天津、北平各界到前线支援，远在上海的民众也北上慰劳，感人至深。
4二役国民政府都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
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始，国民政府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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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通过英美法等国的斡旋，最终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长城抗战中也是如此。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军队战况不利，政府方面通过社会有声望的人士试探请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出面斡旋，与日方熟悉的人士陈仪、张群和黄郛等人同日方秘密商谈停止战事的可能和办法，最后导致了华北军方与关东军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5二役皆以妥协退让而告终。
由于与日军作战难以取胜，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一?二八”之役，最终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在上海市区一样，长城抗战亦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出冀东“非军事区”而告终。
（二）长城抗战与“一二八”淞沪战役也有明显而重要的不同之处.
1日本挑起战端的意图不同，进攻长城时日本的侵略野心更加扩大。“一二八”之役日本的目的，是为掩护建立“满洲国”，转移国际视线。这就是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初衷，是以攻为守，其进攻上海之目的，是为了守护其侵占东北的成果，还不是扩大到侵占上海。而日军进攻长城、热河从而引发长城战役的意图，则是扩展侵略东北的范围，进一步将魔爪伸向华北。日方明确认为，攻占热河，发动进攻长城作战，则为进攻性的，有拓展 “满洲国”疆域的意义：“征服热河，具有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领域、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以及巩固满洲国建国基础的重大目的和意义。”
如果说，“一二八”之役，日本在上海寻衅的目的还比较 “单纯”，即在上海挑衅，吸引国际注意力，而便利其在东北进行“满洲国”成立的活动，还是巩固占领东北的成果，那么，进攻热河、长城，则是扩大占领东北的范围，纯为进攻，其侵略野心更大了。日本军队攻入关内，为侵略华北之先步。长城战役中，日本军方认为：“占领长城以南的要冲，有利于确保今后行动的自由。” 所谓 “今后行动的自由”，就是今后侵略华北行动的“自由”和便利。 前后二役前方主要将领的抗战决心迥异。“一二八”战役前，国民政府竭力对日忍让，力图避免与日本军队作战，而前方第十九路军将领则坚决要求抵抗。1932年1 月 23日，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均致电上海方面：对日方的要求采取缓和态度，和平应付，避免冲突"’。而第十九路军致电国民政府：“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当上海方面屈辱地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后，日方还是悍然发动进攻。第十九路军毅然奋起抵抗。战役过程中，各国领事调停，1月 13日，何应钦致电上海：“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 2月 6 日，何应钦又致电上海：“能以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 其后，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告何应钦：“我虽欲求和，而日寇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图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他要求支援，派飞机参加战斗，另调援军一二师前来。14 日，军政部派第五军赴沪参战。蒋介石也认为：“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由此可以看出，“一二八”之役时，国民政府中央起初不想发生战事，而前方第十九路军将领的抗战态度非常坚决。而长城抗战之役开始，关于守卫热河时的情况，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役时恰恰相反。中央政府指示在北平镇守的张学良，果断处理守卫热河之事，坚决抗日，而张学良态度敷衍。1932 年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即起。”“预定计划”就是增兵热河，撤换不能抵抗日军进攻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以便日军进攻时能坚决抵抗。而张学良拖延犹豫。待至 1933年年初，日军已攻陷山海关，进攻热河在即，2月，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亲赴北平，与张学良一同赴热河，督促汤玉麟抵抗日军进攻的布置。至热河战事爆发.2月26日，作为全国军事统帅的蒋介石亲自向前方将领发出手令：“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务望诸同志本其平日救国保种之赤忱，发扬我总理大无畏革命之精神，督励将士，奋勉前驱，克尽天职，以完成我中华民族惟一光荣之战史。” 蒋介石手令电报中的有些语言，颇与“一二八”之役第十九路军将领的语言相似)。热河抗战、长城抗战时，前方主要将领张学良需要中央政府督导部署，坚决抵抗日军之进攻，与“一二八”之役时中央政府希望对日让步，而前方第十九路军将领主动坚决要求进行抗日，情形完全两样。
长城抗战规模较“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事规模大，损失重。“一二八”淞沪战役战场在大城市上海的市区及周围，而长城战役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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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野外，时间长，规模大。日军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重炮轰击，飞机轰炸，坦克冲锋，中国军队装备很差，所恃者为忠勇之气与血肉之躯，故牺牲极为严重。第二十五师（关麟征）在古北口 ,3日内牺牲达四五千人，关麟征师长被炸伤5 处；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5 昼夜，伤亡二千余人；第二师 （黄杰）4月21日-- 425日在南天门与日军血战，继由第八十三师（刘戡）接替，至 28日，在第二十五师支援下撤至古北口最后一个制高点新开岭，前后8昼夜，各师旅伤亡三千余人 "日军重炮山野炮集中射击，装甲车反复冲锋，飞机连番轰炸，中国军队牺牲惨重。长城抗战，中国投入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及其他杂牌军在内，共9 个军，29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一说 14个军，36 个师），共 25万人，为“一二八”淞沪战役投入兵力之 4 倍。此役中国军队死亡 16725人，负伤24019 人，伤亡共 4万余人。日军伤亡仅2600.长城战役中日军队的伤亡比例（约15：1）远远超过“一二八”淞沪之役（约 5-：1）。“一二八”之役，中国军队死伤失踪15173 人 （一作14801人），日方死伤 3091 人（一作3184人）。
4前后二役停战和谈的交涉情况不同。
“一二八”之役，发生在处远东国际经济、政史 学研 究“一二八”事变之初，列强就希望避免上海发生战事。战役过程中，列强也在中日间进行调停。当时日本还是国联成员国，1932年3月 4 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战。3 月 14 日，国联再次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的决议案，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国联的历次决议，从中国全部撤军。3月14日，在英国公使蓝浦森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就上海战事开始谈判。5月 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时，英国、美国、法国公使蓝浦森、詹森、韦礼德和意大利驻华代办齐亚诺，作为见证人，以 “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在协定上签字。协定内有友邦代表参加“共同委员会”，协助布置日军撤退与中国警察接管事宜的内容’。长城抗战之役，由于英美在华北的利益远逊于在上海，因此他们对和战的关切也较淞沪之役时为低，不大积极。1933 年4 月20日，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受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之托，往晤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请其调停长城中日战事时，蓝氏表示，此事必须由两当事国发动才可’。此时，日本已退出国联。英国方面顾虑，日本反对列强干预。而据黄绍竑回忆，英国公使蓝浦森只是向日方要求维持辛丑条约，秦皇岛附近不发生战事。美国公使詹森亦无意斡旋’。长城战事的停战和谈，主要是通过中日双方之间的秘密谈判逐步进行的。据载，中日双方秘密会商停战，早在1933年3月即已开始，且先是由日方主动提议停战的。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武官岩松和根本博首先提出，军政部次长陈仪应邀赴沪会商。日方目的在促使中方直接与平津日军当局联系’。中国内部对中日进行直接交涉，意见不一致，致中日间秘密会商中止。至4月下旬，战局不利，秘密接触才又恢复。日方一面在战场步步进逼，一面又利用秘密和谈逼中方军队后退。5 月 8日日方以中国军队未能按日方要求退兵，中止交涉。10 日，继续向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发起全线总攻。何应钦被迫同意中国军队从古北口向密云撤退，再撤至顺义、怀柔。在战况失利的情况下，中方与日方直接交涉，谈判停战，受制于日方，最后只能落得一个城下之盟的结局。
5 长城抗战之结局，塘沽停战协定对中国的危害远比上海停战协定为重。
1932 年 5月 5日中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只造成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上海市区，而停驻在上海周边的昆山、苏州一带。事实上，中国通过治安部队仍然控制上海市区。中国军队驻地距上海市区近在咫尺，随时可以开入上海。当全面抗战爆发时，1937 年“八一三”前夕，京沪警备区司令张治中率部一夜之间就进入淞沪前线。而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退出冀东 22县，继热河沦亡之后，冀东大片国土呈现半沦丧的状态。自此，日本侵略军已为他日向华北进攻打开了缺口，华北门户大开。日本关东军虽然退至长城一线，但日本因辛丑条约而驻兵于北宁路沿线，且扩大驻兵。日本特务机关又策动汉奸骚乱。后来汉奸殷汝耕为虎作伥，竟在冀东成立“自治政府”。冀东半沦亡的状态，威胁北平的安全，日军随时可以攻入北平。日本战史著作都承认：“《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暂时结束了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然而，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塘沽停战协定后，日本接着策动“华北自治”，再后终于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二、关于热河失陷后张学良的辞职
热河抗战、长城抗战过程中，中国方面不只是要处置军事上抵抗日军进攻的问题，其间，中国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这也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情况不同。此处围绕张学良辞职的背景作一陈述。以往，许多记述均引用东北军系统人物的回忆，说到热河沦陷后，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时说，他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下水，于是张学良表示，由他来下水，似乎表示张学良颇有义气，作出自我牺牲，而蒋介石借热河沦陷将张学良罢黜，似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颇有为张学良鸣不平的味道。有些著作认为，张学良辞职，这是蒋介石为转嫁热河失陷责任而逼张学良所为。情况究竟如何呢？自日本发动 “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方针。至 1931年 12月，日军进攻辽西，中央政府一再命令和劝说他进行抵抗，但他违令，撤守锦州。张学良的不抵抗，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不抵抗将军”之名由此而得。“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军事委员会拟调驻在山西的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三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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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增加该地抗日力量，同时牵制日军南下增援淞沪，派军事训练总监李济深、实业部长陈公博赴北平，与张学良相商。但张学良以“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空言相对。1932 年6月，国民政府中央曾研究决定，为对付日本侵热，坚决抵抗，要张学良进兵热河，撤换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张学良不愿，且将中央意图告知汤本人。张学良晚年回忆：当年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到北平劝他抵抗。张学良回答：“我做不到。你也没有准备吧，有战则必胜的希望吗？”“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我是绝对不干的。”汪精卫对张学良极为不满。蒋介石心中对张学良亦颇不满：“汉卿愚鲁怯懦，匪夷所思，必以加兵热河之谋先告汤氏。殊不知汤氏亦可以告倭寇。以此，余之计划遂不得行。”日军进攻热河的形势紧急时，张学良态度又犹豫不前，对张有所寄望的蒋介石对他亦甚不满。1932年8 月 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东北义勇军攻击牛庄，截断南满铁路之运输，而日军海陆并进，尚不能抵抗。当此日寇手足无措之时，正张学良收复热河，策应义勇军最佳机会，亦所以表明心迹，为国为民也。复何惧他人狂言哉？而张学良仍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应该说，在国民党政府内部，蒋介石与张学良有共同利害关系。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拉拢张学良对抗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获得成功。蒋报张以极高的荣宠，任其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对此，国民党内颇有不赞成者。这时，简直可以说，张学良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享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都没有过的地位。张学良掌握着实力颇强的东北军。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中，蒋介石每倚仗张学良的支持。蒋也对张包容维护。1931年12月，蒋被逼下野，张学良亦辞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颇有联袂辞职之意），争取主动。后军事委员会设立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任主任，名义变换，实际军权未动。
1932 年8月 6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不满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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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先抵抗，却迭向中央催请巨款，以此为由，辞职赴沪，并通电（致张学良公开电）指责张学良：“未闻出一兵一卒，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求张学良 “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张学良亦致电中央辞职。蒋介石对此政潮，一面劝挽汪精卫，一面通过张群，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宜隐忍处之。蒋并为张学良之进退，筹划三策：不辞职带兵入热抗日；辞职带兵入热；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三策由张择一而行。为撤换汤玉麟，蒋希望张择第一、第二策。但张择第三策，并建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国民政府于16 日准张学良辞职。17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裁撤北平绥靖公署，设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未列名北平军分会，而由蒋命其以委员长之全权代表，代为处理一切。蒋向张群表露这样安排的动机，“非仅为国，实兼为友”。因汪精卫坚持不复职，蒋氏这样处理，亦为求得政治上的平衡，实际上仍然维护张学良的权力。至日军进攻山海关，1932年 1月5日，蒋介石决定任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兼代委员长，统筹华北军事。
当时，北方各界多认为热河危急，绝非张学良所能支持，要求蒋氏北上指挥作战。华北东北军以外的将领对张学良感到失望、痛心，据蒋介石派在北平的代表蒋伯诚参议向蒋介石报告：“宋明轩（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启予（商震）、梗忱（庞炳勋）等均以：此次对日作战，非钧座北来，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当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回忆：当时见到的张学良：“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处下去。”北平上层人士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但是，蒋介石因担心与东北军的关系而不愿北上。当时，在华北，东北军处于优势地位。按照蒋的看法，只有张学良决心亲自赴热指挥，抗日作战才可能有成效。故他的态度是：北方军事已完全托付张学良。“热河战事，惟有汉（卿）兄亲出督师，方能如计奏效。汉兄果赴热河，中必北上。如汉兄前进有期，中即可随时启行。”虽然张学良对热河抗战作出了部署，但日军 2月下旬向热河发起进攻，3月4日，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旬日间，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迅速沦陷后，举国上下严词痛斥汤玉麟和张学良。著名学者胡适认为：热河贪腐暴政，是热河抗日“失败的大原因”。同时，“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他的体力与精神，智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六十万方里的热河全省终于在他的统治之下，送在了敌人的手里。”他 “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热河沦陷后，3月 5日，蒋介石还致电张学良，要求规定各部队收复阵地，制止后退。.6日，蒋又电张，指示反攻承德。据载，张学良还表示愿意带兵反攻热河。但各界要求严惩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华北军政首领张学良。监察委员对张学良也加以弹劾。蒋介石 3月8 日北上到石家庄，听取何应钦、黄绍竑、徐永昌 （山西省政府主席）等人的意见。黄绍竑回忆当时向蒋介石作汇报的情况：“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军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黄氏回忆说：蒋没有听取何应钦和黄绍竑的报告前，主意没有打定。待蒋同我们商量后，次日，蒋才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准许张的辞职-。从上述可知，蒋介石是在北上听取何应钦、黄绍竑、徐永昌的汇报意见后，才作出准张学良辞职之决定的，至少，他不能不顾忌此举对东北军的影响。1933年热河沦陷后张学良的辞职，积累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多重矛盾的因素。张学良的辞职，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呼声。张学良的辞职是势所必然的。这或许是对其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清算。断言蒋介石为转嫁热河沦陷的责任，落井下石，逼张学良辞职，此说未必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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