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国总统特使侮辱蒋介石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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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48年美国总统特使侮辱蒋介石风波

1948年底，蒋介石政府被人民解放军发动的一系列攻势打得焦头烂额。为尽快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美国开展公关活动，并亲自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方除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外，还要求杜鲁门派高级将领来华帮助指挥作战。
杜鲁门为应付来自国会的压力，决定派其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走一趟，实地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然后再作决定。

霍夫曼对蒋介石政府毫无好感

1948年12月11日晚，霍夫曼一行到达上海。
蒋介石喜出望外，之前特在其官邸召集幕僚讨论、研究如何接待好霍夫曼。蒋介石心腹王世杰在会上提醒蒋介石说，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传来的信息，霍夫曼是个不喜欢热闹也不大讲排场的人，如果搞得太隆重，恐会引起他的反感。蒋介石仔细一想，觉得王世杰讲得有道理，决定将接待规模缩小一些，只派外交部长王世杰到上海机场迎接，中午由行政院长孙科和王世杰在上海招待一餐，他再相机在南京官邸作一次宴请。
霍夫曼一下飞机，中外记者一拥而上，向他提出各种问题。由于记者太多，提的问题太杂，他不知回答哪个好，便对记者们说，他无法一一回答各位提的问题，只能发表一个简单的谈话。记者们虽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霍夫曼做官多年，其个性是心直口快，有话藏不住。他对记者们说：他此次是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派来中国的，其任务是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美援实施情形，没有其他目的，不会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想会见中国政府的任何高官。
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美援委员会"的高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国民党高官们认为此次机会难得，应抓住时机要求美方提供紧急援助。于是，他们将过去的美援运用情况放在一边，提出先谈援华问题。
王、叶都说，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军事状况很糟糕，也可以说到了崩溃的边缘，请求美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紧急对华援助，帮助中国政府渡过目前的难关。
叶公超还反复向霍夫曼强调，蒋介石对他这次来华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霍夫曼在援华问题上扛扛重担，紧急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些援助，不要使蒋介石失望。
霍夫曼见国民党高官一见面就开口要钱要物，心里颇不悦。他直截了当地对王世杰、叶公超说："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一年向国会申报一次，现在提紧急援助不大可能。"
王世杰等高官们又说，中国政府实在是太困难了，现在无法提年度对华援助，可否向国会另提临时性援助方案，以使援华工作不至中断。
国民党高官们如此急切地要钱，使霍夫曼非常反感。他忍不住批评说："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那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华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你们蒋委员长及其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们太无能，没有用好我们的援助，使我们至今看不到什么成效，令我国政府非常失望。最令我们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物资已落入共产党及其军队之手，共产党再用这些武器打你们的军队，并加速了你们的危机。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政府岂不垮得更快？共产党军队得到的武器岂不更多？我想，如果美国政府再要援华的话，不能再援助蒋委员长领导的政府，只能帮助愿意保持自己自由的人民。"
霍夫曼的一席话，刺得在场的国民党高官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据参加会谈的一国民党官员后来说，霍夫曼的话讲完了十几分钟，场上仍无一人讲话，可见会场的气氛之冷。

孙科受刺激，向蒋介石辞职

这天中午，由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设宴招待霍夫曼。霍夫曼原本不愿参加这次宴请，说他已对外讲了不与国民党高官们接触，因孙科一定要请，霍夫曼推托不掉，只好勉强答应出席宴请。
孙科在席上告诉霍夫曼，他从翁文灏手中接任行政院长还不到一个月，知道国家已陷入困境。他这个院长不好做，也做不了多久，因蒋介石非要他干，他推辞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做。现在，对他困扰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每天从早到晚，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向他要钱，他又拿不出来，故头痛不已。
孙科一说完，霍夫曼直言不讳地说："蒋委员长任命这个当院长，任命那个当院长，为何不任胡适先生做院长？胡适为中国的一大伟人，他学识渊博，责任心强，两袖清风，一心奉公。他当年在美国任大使时，既为中国争取了美援，又在美国介绍了你们国内的抗战情况，还传播了中国文化，在美国各界获得极高的评价。胡适先生在美国颇有声望，如果由他当中国的行政领导人，美国的援助就会源源而来。蒋委员长在美国政界的名声不怎么好，你们现在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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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援助，就很困难。"
霍夫曼的这番言论，使孙科相当难堪。
由于话不投机，孙科在席上食中无味，谈之无趣，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当天下午，孙科向蒋介石简要汇报了他与霍夫曼见面的情况，并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问他为何而辞，孙科如实向蒋说明了原因。他还告诉蒋介石，国内经济已临近崩溃，无法可想，求外援美国政府又不信任他，难以争取到美援，他在这个位子上就无法往下干了。他把院长职务让出来由美方信任的人干，可争取到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听了，没有同意，并劝孙科说，他上任时间太短，如果辞职，就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此时换人，也不易争取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局势如此艰难，无论如何要撑下去，不要胡思乱想。
1948年12月12日下午，霍夫曼先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志愿救济团体代表亨利等座谈。在座谈中，司徒雷登、亨利等人对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腐败无能抨击甚多。
13日下午，霍夫曼在上海举行记者会，他对在场的中外记者们说，中国国内的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政府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应对，这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国力甚弱，根本不应有内战，应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如果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当初听了美国政府的忠告，局面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记者又问他美国是否有新的援助中国的计划时，霍夫曼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美国政府今后对华即使有援助，也不会给予现政府，将以人民为对象，而不以政府为对象。"
尽管霍夫曼的言论使蒋介石很难受，但考虑到霍夫曼是美国总统特使，又系美国政府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的官员，手中握有财、物大权，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想会见霍夫曼。为了与霍见上一面，他指示在上海的孙科，希望孙将霍夫曼劝到南京来。
孙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劝霍夫曼到南京走一趟。不料，霍夫曼不买他的账，声称不愿到南京，使蒋介石相当难堪。
14日一天，孙科不断劝说霍夫曼到南京，并一再对他说，他到中国来了，就是贵宾，在礼仪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应该会见一下他。如果不愿会谈，与蒋介石在一起吃餐饭也行。对华援助问题，中国政府自然很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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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果霍夫曼现在觉得此事有难处，蒋介石不会让他为难的。
经过孙科这一阵好说歹说，霍夫曼才勉强同意到南京。

宴请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

晚上8点，蒋介石用一架专机将霍夫曼接到了南京。
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府"用最高档次的宴席招待霍夫曼。蒋介石已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对他颇有意见，也知道霍夫曼对他不感冒，故在席上尽量不谈政治，也不提对华援助，只谈罗斯福总统与他的友谊，谈过去的美援对中国各项事业帮助甚大，还说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华友好的罗斯福总统，中国人民也会永远铭记罗斯福总统的恩德。
蒋介石的上述言论，霍夫曼听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并尽量少说话。有时蒋介石问他，他也只"嗯嗯"一两声。
由于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这次宴会只进行40多分钟就草草结束了。
霍夫曼从总统府出来后，记者们紧紧尾随他，要求采访他与蒋介石谈了什么。他对记者们说：他多次说过，他不愿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故与蒋介石什么也没有谈。他还说，他原来未打算到南京，今晚之所以到南京与蒋介石餐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在上海周旋的结果，他是被迫的，没有办法才来的。
霍夫曼对记者们的谈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感到受了很大的羞辱，气得大叫道："霍夫曼太不懂礼貌，太不像话！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一定不与他见面！"
骂过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外交部长王世杰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表达对霍夫曼侮辱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言论的抗议，并强烈要求霍夫曼向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道歉。
王世杰无奈，只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约见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没有料到，蒋介石宴请霍夫曼的结果会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没有办法，他只好一面找霍夫曼谈话，一面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报告美国国务院。
霍夫曼听了蒋介石的抗议，若无其事，他说："我没有错，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蒋介石不服、有气，那我就要问问他，过去美国给中国的那么多的援助到哪里去了？中国国内的局势为何还在一天天地恶化？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何被他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
15日，美国国务院给司徒雷登来电，告知霍夫曼的一些谈话事先未告知国务院，国务院也未授权霍夫曼发表那些言论。霍在中国的一些说法，是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对霍夫曼羞辱蒋介石的言论，电文并没有一字批评。
霍夫曼回到美国后，杜鲁门及其政府既未对他进行批评，也未给他任何处分。从杜鲁门对他的态度可看出，霍夫曼在中国发表的对蒋的轻蔑、羞辱言论，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高官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罢了。

人物简历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叶公超，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04年10月20日出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总统府"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哈利·S·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中名仅有一个S，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第三十四任副总统（1945年）。他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任内逝世后继任成为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1945年－1953年）。
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发生了很多世界大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冷战的开始、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
1945年，杜鲁门为提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避免在日本本土发起登陆战造成长可能的大规模伤亡，签署同意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原子弹小男孩）与长崎（原子弹胖子）两城市，造成大量伤亡与辐射污染，但也成功迫使日本提早投降，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战后，据传闻杜鲁门以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为交换条件，赦免了日本的生物化学武器部队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等人。该731部队曾经在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活人实验。有人据此认为杜鲁门客观上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帮凶。
1947年他建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49年他曾提出"公平施政"的口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下令出兵朝鲜半岛协助韩国。他在任后期威信下降，又受到极端反共主义者麦卡锡的攻击，共和党人控制了议会，1953年他卸任回乡。他在任期间提出"杜鲁门主义"，即美国对世界反共主义政权的物质及军事援助，该主义成为后来美国制定冷战政策的核心。他提出了"自由世界"（即非共产主义国家）和"极权政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政权）的概念，是冷战格局形成的关键人物。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 - 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中华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阴谋政治活动，又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企图培植中间势力。同年10月，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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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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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年12月31日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 - 1959年10月16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他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任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他退役。退役后的他曾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他在1947-194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他提出过"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并因为此计划改善了西欧战后经济水平而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20日），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之子，曾任国民政府考试、行政、立法院院长等职。
1895年随祖母移居美国檀香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17年回中国。1921年任广州市长。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31年在蒋介石与胡汉民之争中支持胡汉民，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後国民党内寻求合作,任南京行政院长，但政府旋因财政拮据倒台。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长。抗战期间续任立法院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初，竞选第一届行宪副总统，败於李宗仁後，再被任为立法院长。同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蒋介石於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孙科以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党和谈。
1949年3月，辞职移居香港。1950年游经巴黎、西班牙等地，於1952年定居美国洛杉矶，以种菜、读书渡日。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73年9月20日在台北逝世，埋葬於阳明山双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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