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袁伟时：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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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袁伟时：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危机”

胡适毕生似乎与争议结下不解之缘。即使在身后，他仍然一再作为争论的主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史家们大约都会同意，这些争议有颇大的一部分关系着中国文化的走向。最近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挑战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的林毓生教授。其代表作《中国意识的危机》（1979)对胡适作了系统的否定性的批评。这本书的中译本1986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月便出版了增订再版本。仅后者印数便高达2万册。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罕见的指责
简单地说，林毓生教授认为20世纪出现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我们的‘人文’实在是处于极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的实质是“权威的危机”。原因是“五四运动主要的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根据韦伯和希尔斯的理论，“‘卡里斯玛’是象征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anomic)和道德混乱与失意。”（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363、366、40、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形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又在于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等人的思想模式是错误的。首先，“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其次，在方法论上“胡适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终生强调的思想力量和思想第一的观点”在林氏看来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继承了“经典儒家以后的强调思想力量和思想领先的思想模式”。（同上，140、141、76页。)
林先生认为，胡适等人上述错误的后果非同小可。其荦荦大端有：
1、妨碍了自由、理性、法制与民主的确立。（该书《增订再版前言》)甚至隐约地说：“这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原因……”（同上，293页。)
2、“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同上，292页。)
3、胡适等人提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同上，288页。)因此，只有摒弃胡适等人的错误，实行林先生的主张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意识的危机”（同上，294页。)，“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同上，299页……)
坦率地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除了政客们的谩骂以外，出自学人的如此尖锐和系统的批评并不多见。林先生为此写了不下30万言，意在解析过去指导未来。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些见解，却不能不承认林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弄清不可的问题，其性质已远远超过对胡适个人的臧否，而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
“全盘西化”再咀嚼
20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频频，动荡不安；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一再出现众说纷纭，剧烈冲撞的景象，统治者对此束手无策，相继用武化手段去解决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意识危机也未尝不可，尽管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真是胡适等人言论不当导致这样的局面吗？
看来还得从所谓“全盘西化”谈起。对这个耳熟能详的老问题还谈点什么呢？胡适逝世前后，台北学术界围绕胡适与中西文化这一中心着实热闹了一阵子。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当时说过的许多话。
首先应该弄清楚，在“西化”的名义下，胡适究竟提倡了什么？
评论一个思想家的观点在片言只语上纠缠没有多少意思，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他的基本主张。不必讳言，胡适确实说过主张全盘西化的话。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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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界化的路。”不过，不久后他就申明：“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西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与中西文化》，140页，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如果不想过分咬文嚼字，他的“西化”、“世界化”的同异也可略而不计，直截了当看看他的“西化”或“世界化”的内容。胡适先后提倡过“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不朽论”、“进化论”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中国版。与梁启超的“善变”相反，胡适对一些基本主张毕生信守不渝。概括起来“西化”思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个性自由。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选》，13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胡适的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传诵一时。在他看来，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同上，1页。)现代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都有赖于国民独立人格的养成。他对中国旧礼教的猛烈抨击就是基于这种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
第二，怀疑主义。
西方现代文明的曙光是从对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统制的怀疑开始的。胡适提倡的存疑态度，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也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任务。代代相传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诲，历来视为天经地义，如今却必须一一重新审视。二是把事事问个为什么的理性态度看作人性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和圣贤的教导就是真理；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偶尔出现的怀疑思想除了异端以外，基本上是对经义的不同理解。胡适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3页。)他提倡用理性审视一切，主要渊源于现代西方文化。
第三，实证的态度。
胡适一再说：“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0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在他看来，“科学唯一武器是证据”，这是“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胡适：《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胡适文选》，12页。)科学所以能战胜迷信，推动人类的认识发展、文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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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奥秘就在于此。翻阅一下胡氏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实验主义的旗号下倡导“实验室态度”，鼓吹“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是维护科学精神，批评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错误思潮，他归根到底是要启示人们“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反对专制统治养成的盲从盲信，“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卷二，273页。)
第四，进化观点。
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深受进化思潮影响的标记。他也一贯致力于提倡用进化观点观察万事万物。“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二，26页。)这就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第五，民主与法治。
胡适的政治理想是步欧美后尘，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以人民程度够不上为藉口拒绝采用民主制度，是无视这个制度本身的教育作用。只有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人民才能学会运用民主。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训政者自居之辈，“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人权论集》，30页，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为了确立民主制度，必须实行法治。他说：“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法定的人权的……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胡适：《人权与约法》，同上，12页。)民主与法治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长治久安之路。这些西方思想的介绍不自胡适始。以进化论来说，早在1889年春，上海格致书院考课（公开征文)，请李鸿章命题，题中便要求阐述达尔文之书的内容。其他各点大体上在19世纪也已陆续传入中国。（参阅拙作：《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绪论第二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几代知识份子都曾为这些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殚思竭虑，胡适就是其中佼佼者。
应该怎样评价胡适提倡这些西方现代思想所作的努力？
17世纪以来，中国原有的社会制度已经破绽百出，社会转型已经成了非解决不可的历史课题。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繁荣。它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此期间英美法等主要西方国家通过各具特点的革命确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为本国的富强建立了必要的前提，并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中国却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致使经不起接踵而至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洪流的颠簸，长时期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于是，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从古代型向现代型蜕变便成了臧否一切人物及其言行的最高标准。不幸，老祖宗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却偏偏缺少建立以民主自由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妙方。不管人们是否高兴，历史迫使中国人面对唯一的选择：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
评估胡适的言行同样不能无视这个历史背景。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驰骋了近半个世纪，他学习西方的上述主张，按基本精神说来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他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日起提倡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曾经启迪过一批又一批有为青年。这是无法磨灭的历史事实。他的错误不是在这些方面。因此，当林毓生先生说胡适的主张妨碍了自由、理性、法制与民主在中国的确立，便不能不令人十分费解了。
那么，据说胡适提倡“全盘西化”令中国产生了“权威的危机”，令“卡里斯玛”即秩序、信仰和价值中心崩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胡适自己已一再说，由于文化的惰性，全盘西化是完全不可能的。以此指责胡适，很大程度上是文字游戏。在这里纠缠不休究竟有多大价值，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其次，包括“卡里斯玛”论在内的一切理论均须不断验证、修正和发展。以一个理论为根据去宣判另一主张的是非，其结论能否令人信服是不言自明的。
略加比对便不难发现，与林先生的论断相反，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巨大变革。其核心正是价值观和信仰的转变。没有人权取代神权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黑暗的中世纪就不能蜕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路易十四时代的价值观和权威如果不瓦解，就不可能有1789年以后的法国。旧权威的崩溃与新权威的建立往往密不可分。“朕即国家”不成为秽土，《人权宣言》的权威就不可能确立。这就是历史前进的足迹。同样，在中国只要圣贤和经典仍然被看作真理的最高标准，现代社会就仍然是个幻影。
论者认为这些转变固然必须，但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结合点才能令这些转变成为现实，这就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辩解也是苍白无力的。晚清以降，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乃至“孔子改制”等等都曾风靡一时，穿的是地道国服，“创造性”也不弱，可曾促进中国向现代社会顺利转化？说外来的思想不会被人民接受而成为新的权威，也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不符。试看贵至天子，下至庶民，雅如士夫，俗如村妇，多少人在释迦牟尼偶像前顶礼膜拜，把拗口的“南无阿弥陀佛”念得琅琅有声，只见中华民族赞颂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博大胸怀，那有什么种族歧见！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已成了中国很多知识份子不可动摇的信念，也没有因为他们是西装客而拒之门外。在受过现代科学文化洗礼的知识份子心目中，任何主张的国籍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理性的态度才是睿智的表现。不但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伟大自然科学家成了人们崇拜的英雄；培根、康德、卢骚、孟德斯鸠等人也是受到广泛尊敬的权威。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进化论、民约论等西方思想不是比孔孟之道更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吗？除了遗老遗少又有谁会说这是数典忘宗呢？
最后，我们还应看一看胡适鼓吹“西化”究竟是冲击了哪家“权威”。除了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外，他的“西化”言论主要发表于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前。
当时，国民党及追随当局的一些学人极力渲染西化给中国带来的所谓灾难。最能代表他们心态的是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开宗明义的一段话：“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日)，《胡适与中西文化》，127—128页。)
也就是说，西化浪潮已经淹没了中国。
胡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与中西文化》，137页。)半个世纪后来看这一桩公案，当时究竟是西化的东西太多还是中国历史的积垢太厚，似乎不必多费唇舌了。公正之士大概都会承认，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如果多一点民主自由，多吸收一点西方的科学文化，让民国名符其实，中国历史进程也许不会如许崎岖。胡适对固有权威及旧秩序的批评无异苦口良药。?
再看看胡适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具体主张，事情就更加清楚了。他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次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躬□疚坏奈是毫无可疑的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与中西文化》，137页。)
在自由交流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和发展本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这是符合文化发展内在趋势的方针，也是一切奋发有为的国家和民族对待本土和外来文化的明智选择。这不是胡适的发明，可贵之处在他不因当道的脸色不同而有所移易。声色俱厉地谴责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误国误民，在熟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全貌的人听来，恐怕只能感到文不对题。?
还应指出，胡适的上述态度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进入思想的成熟期以后，把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结合起来便成了他一贯追求的目标。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胡适：《先秦名学史》，8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他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很大程度就是实践这个指导思想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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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献疑
同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一样，胡适曾经是冲击中国旧文化的猛士。思想文化应该与社会发展同步，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思想文化的革新是无可避免的。文化停滞不过是社会发展迟滞的表征。人们难于想像，如果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匍伏在孔孟脚下，沉溺于汉宋之学，我们的国家会是什么局面！以19世纪“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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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思想罗网”的呐喊为先声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扫清前进中的障碍的必要环节。?
可是，决不能把这类文化革新活动等同于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简单地抛弃原有文化，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优秀成分。与中国大陆有些论者曾时兴指责胡适“复古”相反，林教授断言胡适的罪过在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真相究竟如何呢？
胡适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选》，66页。)凡有文化发展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遗产，如果不以科学文化现有成就为工具加以整理、诠释，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遗产，利用和继承更无从着手。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蕴含着大量珍珠，但也溅满专制主义和愚昧落后的污垢。胡适所谓“整理国故”无非是运用现代思想和现代科学方法对这些遗产进行一番诠释和筛选。整理出来的各项成果，人们必然见仁见智，这是学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但这番整理功夫却是令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不可少的工序。如果我们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考察一下他“整理国故”的成果，其意义就不难理解了。?
胡适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其学术著作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涉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学史、历史地理、目录学与版本学等众多学科。其数量之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通过这些整理国故活动，有些文化遗产重现光彩。例如，胡适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史和小说史，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别开生面，改变了世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士大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文化遗产重新展示艺术瑰宝的本来面目。他是白话文学研究的奠基者；而在中国小说的研究中，他是与鲁迅并列的拓荒人。?
在许多文化遗产的研究中，他虽无首创之功，却发表了不少里程碑式的论著，提高了有关学科的学术水准。在先秦名学、中国古代哲学、禅宗和一些历史人物与典籍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令大家折服甚至开一代新风的业绩。?
以《水经注》研究为代表，胡适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使他与现代许多国学大师并列而无愧，也为这些重要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扬作出了贡献。?
以上简要列举的事实，虽不是他的学术工作的全貌，但已足以说明对于祖宗的文化遗产，胡适无破坏之罪而有发扬之功。更重要的是，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有卓荦不群的成就，而且引导一批年青学者在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胡适曾自觉地把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结起来，无非是要批评遗产中包含着的落后腐朽的思想。这不但表明其工作不是“复古”，也不是什么“全盘性反传统”。当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呐喊曾经震撼了许多青年的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跟随胡适走上“整理国故”之路，顾颉刚等史学巨擘就是在他直接影响下破土而出的。?
林教授对胡适的指责不过是责难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包括林教授在内的一些人责备新文化运动，主要罪名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基础上“全面性反传统”，以致造成什么“文化断层”，胡适则被选中为主要例证。其实，冷静、公正地观察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人们只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界碑。中国现代意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绝大多数都是以它为起点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以史学来说，虽然上个世纪末一些先驱已期望建立“新史学”，实现“史界革命”，但在新文化运动前，它一直是涓涓细流；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现代史学才上升为主流，并逐渐形成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局面。中国是世界上史籍最为丰富，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学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领域中，新文化运动尚且能够推陈出新，促进学术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进展就更为明显了。例如，由于汲取了西方绘画艺术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国画艺术不但没有受到摧残，反而克服了自己的弱点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综览全局，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抛弃了已经僵化和腐朽的成分，引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中国文化已开始摆脱晚清在死胡同中徘徊的困境，不但固有的得到保存和发展，前所未有的也建立起来了——对保存固有文物揭示历史真相有巨大作用的考古学的建立就是一例。?
视新文化运动为异端的断层论者，实际是在一些问题上陷入误区而不觉。?
首先，他们把已有的当成固定不变的典范。在这些先生的心目的，似乎只有二十四史和三通一类的著作是中国史学，而五四以后史家们的鸿篇巨著则仿佛不是中国史学的硕果。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们的作品却不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只有注经、解经叫做保存固有文化，而学者们潜心研究多年写出的经学史、儒学史和中国学术文化史却成了旁门左道。?
其次，他们不承认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处于永恒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先生面对密如蜂蚁的中国人却眼空无物，大叫“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就在于他们把观念的变革看成是毛发体肤变色，鼻子变隆，固有文化的灭亡。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可怕。佛学的传入可曾使古代中国人变为印度人？为什么欧风美雨就必然令中国人成了洋鬼子呢？僵死的必然灭亡，优良的无法摧毁。就以被林教授目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者胡适和鲁迅来说，他们都是孝子；他们也没有继承古代中国妻妾成群的恶习，实行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或是信守母命，与盲婚的太太偕老（如胡适)；或是另有所爱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约束的情况下，仍自动奉养着原配。这正是中西道德融汇的典型。不但伦理道德的状况如此，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尽管20世纪的中国仍然兵连祸接，思想文化的成就却远胜19世纪，新文化运动后的学术文化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中国文化在前进，仅是该死的死了，而仍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却融汇到新的学术文化中去了。?
总之，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士子式的人物和经学式的学术都已无力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一批受过现代西方思想滋润和科学方法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取代前者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推进者。他们否定过去以求创新，使中国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这就是历史的进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胡适的“整理国故”，以其累累硕果成了创造性转化的范例之一。林教授高唱“创造性转化”，却把为发掘优秀遗产，推进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面对如是指责，只能令人长叹一声，夫复何言！?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对胡适的又一惊人指责是说他和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它与新文化运动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是背道而驰的。?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问题大讨论；文化大革命却是政治家发动和指挥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语)。?
前者既以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为目标，又以自由讨论的方式问难辩驳，它只诉诸人类理性，是名符其实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却以加强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为目的，其基本方式是所谓“文攻武卫”，即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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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量为后盾，以罗织罪名的“大批判”开路，依靠棍棒、匕首、枪炮和权势去定是非。?
前者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批知识分了脱颖而出，文星璀璨，引人注目；后者却使知识分子受尽折磨，文化教育惨不忍睹。?
两者反差如此强烈，林教授居然断言它们有密切联系，这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一下有关论据了。?
论据之一是两者都奉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除了前面已说过的，只要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就够了：新文化运动虽然号称“打倒孔家店”，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的主要领袖都从不全盘否定孔子，也找不到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人物被他们一笔抹煞的情况。对某些文化遗产有不恰当的个人偏见（如陈独秀对戏曲，鲁迅对中医等)，但在他们的思想中仅是非主导性的偏颇。在狂飚时代的粗扩开拓中，这类失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在自由讨论中也不难纠正。以偏概全，并不足取。?
论据之二是两者都“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并说这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思想启蒙确实是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动总是受自己的头脑指挥的，没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新行动。学术、理论不断在修正错误中前进，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须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可是，把任何正确的观点推向极端都可能变得荒谬绝伦。
例如，把否定传统的落后部分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把学习西方等同于全盘西化；把唤醒大众的思想启蒙概括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国启蒙思想家都可能变为荒唐可笑的小丑！?
胡适及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他们注视着自己的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把救国的热忱转化为思想启蒙的艰辛耕耘。日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项普及现代民主、自由、法治意识的伟大工程远远没有完成；有此远见的知识分子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同时，他们也不是把思想启蒙作为救国的唯一手段。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曾经一再赞扬或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政治方面的言行，这正好证明他们不是仅仅“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顺便说说，好些历史人物被林先生戴上这样的帽子都有名实不符之嫌。例如，林先生费了很大力气引用“康有为的信徒欧榘甲于1897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54页。)写的一篇文章以证明“康有为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同上，55页。)，却偏偏忘了这时的康有为正希冀光绪皇帝“乾网独断”全面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忘了康氏自己有一篇文章，叫做《物质救国论》。与林先生的断言相反，康有为可不是只相信思想力量的迂夫子。不幸，此类疏误，不只一端。?
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再现呢？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指摘。古代中国确实极为重视思想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教化和纪纲，通常放在为政之首。后来，朝野上下都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把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视为治国的关键。在发展缓慢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萧规曹随应付裕如，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使在今天，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提醒一下正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不要忘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也有利而无弊。不过，这并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根本特征。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看，这个根本特征最重要的是两个字：“宗经”！即一切按照圣贤及其经典的教导行事。修齐治平的前提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圣人设定的圈子里打转，不得越雷池半步！从思维模式看，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专制一脉相承。胡适参与和维护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以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为全部活动的规则。北京大学的兼包并蓄，学术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体现。把它的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和文化革命中的野蛮的思想文化专制相提并论，笔者只好说一声：罪过！罪过！?
坦率地说，按照林教授的逻辑，他自己倒像“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典范。在林先生笔下仿佛只要确信“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思想不是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了吗？?
“危机”来自何方？?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几代人前赴后继追求的富强、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不能不使海内外许多炎黄子孙为之焦虑。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论著源源面世，力图寻出问题的症结，奉上自己想到的最好药方。林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是赤子热忱溢于言表。可是，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看，却很难说他已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林教授看来，全盘西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这就是造成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意识持续危机的根源，而归根到底那又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5、8页。)也就是说，问题的产生在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迷误，他们不能正确看待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正因如此，胡适等人才应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
要详细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写成一部大书。在这里只能简要地说几句。?
把中国意识或文化的危机归结于西方文明的入侵，那是非常浮泛经不起推敲的认识。只要想一想，在16、17世纪之交西学也曾流入中国，可没有引起什么危机。那时，不是没有人激烈地反传统，李贽不是因其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名噪一时吗？但社会舆论只目之为怪物，他的思想没有转化为群众性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举起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登高一呼，却应者云集。这个现象无法仅由文化本身找到最后答案，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处于危机状态。换句话说，意识或文化危机无非是社会制度危机的表征，只有改革制度才是治本之路。?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现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文明侵入致使权威失落造成的。从袁世凯开其端的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从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起到不得不逃离大陆，中国官方历来都用政权力量全力维护传统文化的权威，更无全盘西化或反传统之嫌，可是，危机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深。?
同时，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学人大概都会注意到，从辛亥革命前后起调和中西文化的主张此呼彼应，倡导者包括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等倾向不同而又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梁启超等人还试图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新的诠译，令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揭开了新篇章。从30年代起，国民党、共产党和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主张尽管有重大差别，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程度不同地认为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照搬；应继承祖宗遗产但不泥古。换句话说，对中西文化都要用评判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和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全盘西化”或复古仅是出自少数人口中的不协调音。可是这个状况也没有使我们的祖国摆脱厄运。人们又有什么理由苛责胡适等人，要他们对所谓“意识危机”负责？
世界上没有完人。胡适也有过这样那样该受谴责的错误。在这方面海内外时贤已说得不少，在下也曾略陈己见。（参阅拙作：《试论二十年代胡适的世界观》，《近代历史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1983年。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把“危机”归罪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当，也不自林教授始。民初以降，不少当权者就有此癖。
甚至有的著名思想家陷入恋旧情绪无法自拔时也曾出现这样的迷误。严复垂暮之年就曾痛訾康梁：“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③（严复：《与熊纯如书》（1916年4月4日），《严复集》第三册，632页，中华书局1986年。）任公“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③与此同时却不惜辞费，多方为清皇朝和袁世凯辩护。于是，世界以颠倒了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残贼中华民族生机的不是腐朽专横的统治者，而是传播光明、鞭笞黑暗的启蒙思想家！革命的起因不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是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平心而论，无论笔端有多么丰富的感情，几页薄纸也推不倒三岁的宣统。把结束二千年帝制的主要原因归诸任公，纯属不虞之誉。同样，把20世纪中国的“危机”与混乱的罪责归诸继任公等而起的第二代启蒙思想家胡适等人，我们也不禁要问：他们消受得了吗？
（原载《文化与传播》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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