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认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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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认识》前言

已完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认识》，获教育部专家鉴定合格。现首发本书《前言》，以祈教正。
有关近现代中日亚洲认识，本稿重点关心以下几方面问题。一、中国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前后中日看亚洲。二、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亚洲观。三、对于中日国粹派亚洲观的研究。四、关于日本亚洲主义进程、“大亚细亚主义”研究。五、日本亚洲主义于中国的反响及“大亚细亚主义”批判。六、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亚洲观的研究。七、关于“亚细亚理论”传播中国及引发反响的研究。八、关于战后至新世纪“新日本主义”、“文化东亚”思想、“亚洲价值论”的研究。现将学术界有关这几方面问题研究的情况介绍如下。
1、中国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前后的亚洲认识
关于中国较早时期的亚洲认识，本稿设《中国亚洲认识的先河》、《<海国图志>的亚洲认识》、《<海国四说>：亚洲与朝贡圈》诸章予以叙说。这方面的研究：初晓波：《浅析中文“亚细亚”的词源及早期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吴泽：《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史学研究之一》（《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魏源史学研究之二》（《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章鸣九：《<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李存朴：《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图国志>时代》(《安徽史学》2002年第5期)、王发志、刘汉东：《从<海国图志>看魏源西洋观的局限性》（《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春雨：《魏源、林则徐与<海国图志>》（《文史杂志》2006年第7期）。关于梁廷枏的研究有胡逢祥所撰《梁廷枏史学研究》，指出梁廷枏《海国四说》刊出，具“警醒国人”的经世意义，引导域外史料途径,糅汇中西史学，开创业绩。陈恩维发表《梁廷枏<海国四说>及其域外史地研究》（《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指出该书于海疆史志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郭金凤于《文教资料》2008年第30期发表《从<海国四说>看梁廷枏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介绍梁廷枏的西方观。崔军民发表《梁廷枏<海国四说>与中国近代法律新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说明此书译引西方法律新词，为中国近代法律学建设发挥历史作用。
本稿围绕近代之际日本思潮中的“亚洲”元素问题展开讨论，此前，陆德阳有《道统学说的创建和重建——韩愈和荻生徂徕比较之三》，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文章将韩愈和荻生徂徕作比较研究，说明中日思想的内在精神连接。又有孙丽撰《论荻生徂徕对朱子学连续性思维的解构》，载于《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论荻生徂徕诠释“道”的政治含义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以上研究虽未将“亚洲认识”作为研究目标，但部分接触本稿主题，良可资讯，多有启益。 本稿开展“千岁丸”首航上海历史的研究，以探讨日本早期亚洲认识。这方面研究，代表性论著有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一书、易惠莉的《1862年日本"千岁丸"访沪武士笔下的中国士绅考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4辑）等。
2、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亚洲认识
本稿设《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介绍中国洋务运动时期亚洲观。夏东元编有《郑观应集》，出版《近代史发展新论》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丛书，梳理史料，创新理论，作出重要的贡献。这方面的论文，有宋德华的《论郑观应学习西方富强之本的思想——以<盛世危言>为中心》（《广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田海林、宋淑玉的《郭嵩焘评议》（《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等。
本稿着重考察了黄遵宪的亚洲观，这方面已有的成果：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郑海鳞：《黄遵宪与现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徐永端：《黄遵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关于黄遵宪《朝鲜策略》研究，有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等。
为说明日本明治时期的亚洲认识，本稿开展日本“疑古史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赵薇的《“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的日本东洋史学》（《北方论丛》2013年第1期）等。
本稿设专章开展福泽谕吉思想讨论。区建英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区建英刊出《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1997年又译有《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长期从事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其有关福泽谕吉著译，成为中国福泽谕吉研究的代表作品。另外，日本学者安川寿之辅出版《福泽谕吉的亚洲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对于中日国粹派亚洲观的研究
关于“中日国粹派亚洲观”的研究，盛邦和发表《中日国粹主义试论》（《日本学刊》2003年第7期）。文章指出：发轫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日国粹主义思潮 ,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 ,也有迥然不同的精神思想。通过对中日近现代思想史运行轨道的观察 ,可以认识中日国粹思想的运动目标、文化建设、载体及后期发展的差异。戴宇发表《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与初期<日本人>》（《北亚论坛》2008年第3期）。文章写道，从《日本人》第1期到第24期,志贺重昂集中论述日本国粹主义性质含义、国粹主义之必要与欧洲主义之危害。
赵德宇撰《简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国粹主义》（《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指出：近代日本确立亚洲第一个资本市场国家，探索非西方民族现代化之途。日本政府主导学习西方运动，欧化思潮一时风靡，由此国粹主义应运而生。
王俊英撰《简论三宅雪岭国粹主义思想的特质》，载于《日本学刊》2011年第5期。文章论云：三宅雪岭质疑西方文明之“绝对优越”,强调亚洲文明之现代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兼有文化、政治双重色彩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 王俊英又有《简论志贺重昂的国粹主义地理学思想》（《日本研究》2012年第6期）等。
关于中国国粹主义研究，郑师渠发表《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06期）。文章指出：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一身二任,既为激烈的排满革命派,又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学术派别。之所以被称为国粹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们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与主张,在20世纪初年独树一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不久，郑师渠的重要著作：《晚清国粹派》问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为章太炎。姜义华撰有《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章太炎思想研究》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章太炎的大批手稿和他所阅读过的各种书籍，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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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变迁的实际，展示了章太炎走出完全脱离实际的旧书斋而投身革命的曲折历程，以及他力图通过对西学有选择的吸收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扬弃与更新的真实状况。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
黄顺力：《孙中山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王东艳：《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齐鲁学刊》2006年第7期。于杰、李绪堂：《章太炎思想研究综述》，《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6 期。李群、赵炎秋：《日本国粹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析章太炎对日本“国粹主义”的接受现象》，《湖湘论坛》2010年第7期等。
4、关于日本亚洲主义进程及“大亚细亚主义”研究
在日本关于亚洲主义的研究成果有竹内好的《亚细亚主义的展望》（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及由竹内好主编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狭间直树有《关于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发表于《东亚》2001年12月号。
盛邦和2000年于《历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有其“早期表现”,如崇仰儒佛的“文化亚洲”论及抵御列强的“攘夷”论及“中日连携”论等，即谓“早期亚洲主义”。文章强调：这个“主义”是在不断变化中的，19世纪末急骤“右转”，最后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
戚其章先生著文认为，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体现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戚先生不同意亚洲主义具有“早期表现”，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论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是不恰当的。
盛邦和撰文指出：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
2004年，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出版。作者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在其演化过程中，存在过一个“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杨栋梁、王美平等学者提出以下观点：“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箩筐中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朴素型和策略型思潮形似而质不同,策略型与征服型思潮目标相似而手段不同。作者指出：早期亚洲主义“思想箩筐”中的“朴素型亚洲主义弥足珍贵”,又指出：“策略型亚洲主义和征服型亚洲主义却是主导近代日本对外行动选择的主要思想源”。
5、日本亚洲主义于中国的反响及“大亚细亚主义”批判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的反响，赵军发表《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俞辛焞撰《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孙中山一生革命活动与日本有关，前往日本16次，在日生活近10年，
以日本为流亡之地，为革命据点，与日本政界、财界、军部、大陆浪人、民间人士交往密切，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俞辛焞、赵军等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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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占有大量史料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且对孙中山日本观、亚洲观作深入考察。
对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批判最力。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提供了大量资料。论文方面有关伟：《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北方论丛》2003年第11期）等。《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一文作者指出：李大钊撰有“新亚细亚主义”，批判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不同。正确认识李大钊“新亚细亚主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原则区别,必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团结进步与发展。
6、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亚洲观的研究
上世纪2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及上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论争”，体现中国学界不同的“东洋”文化观与中国文化认识。关于东西文化论战，高力克有《重评：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7期）。又有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载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杜亚泉文存》代序）。
王元化论及东西文化论战的发动与意义云：“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难，撰《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副题是《<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时间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月，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次年二月，陈独秀再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从此论战内容逐渐扩展，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多，参加者也愈来愈众，当时一些重要学人几乎无不参加，时间延续很长，直至一九二〇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后，论战仍未消歇。这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郑大华：《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8期）、杜艳华、司徒琪蕙：《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9期）、 郑大华、伏炎安：《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研究述评》（《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
关于“本位文化论争”研究成果有陈江丰的《试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理论月刊》1987年第12期）、郑大华：《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年第6期）、史春风的《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第9期）、左玉河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争与“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9期）等。郑大华认为：1935年1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发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东西文化论战。论战围绕“中西文化认识”、“中国文化出路”、“全盘西化”等问题激烈展开。这场论战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一起，促使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及西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认识有了新进步。
7、关于“亚细亚理论”传播中国及引发反响的研究
马克思曾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个理论指出：亚洲特有的“公社制度”维护着亚洲封闭自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一切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基础在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成为“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公社所有制与“土地私有制”的缺少最终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物质基础。又论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研究这个理论的资料集专著有：郝镇华：《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有一本民国旧书《“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問题》引起人们的注意。作者杜博洛夫斯基，神州國光社1933出版。另外甄修钰、张新丽《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兼论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重点阐述马克思研究亚洲“公社制度”的动机和方法。盛邦和发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卢钟锋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于马克思“亚细亚”理论在中国的反响，作了综合分析。
“亚细亚”理论曾在国际上激起讨论，这个讨论传到中国，引发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关于这场论战的研究，已有著作集资料多种。如高军：《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4年，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十三册）的《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稻禾出版社1984年版。周子东等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影印民国版）上海书店1990年版。梁满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温乐群、黄冬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陈启能：《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主要论文成果有左用章所撰《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谢保成的《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陈峰的《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许莹莹的《陶希圣参加“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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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余信红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新论》（《长白学刊》1999年第11期）等。
以上文章问题意识不同，观察视角也不同，但大都认为：发生于上世纪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与马克思“亚细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直接联系，且与国际上有关这个理论的讨论形成犄角呼应之势，于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经此论战，中国人始以马克思东方学理论为指导，重新认识何为“亚细亚”？这个问题，得出崭新的亚洲观，进而理解中国与世界共同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踏入资本市场时代，并在近代显示“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特征，同时也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与阵容的正式诞生。
8、关于战后至新世纪中日亚洲认识的研究
本稿试通过对丸山真男、松本三之介、梅棹忠夫、滨下武志等重要学者的研究，考察战后至新时期日本的亚洲认识。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国翻译本2000年由三联书出版。此书提要指出，丸山从日本思想史的内部寻找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既有的“日本近代化西来说”。这对于总将朱子学视为封建腐朽形态的日本学术界，无疑开拓了新视界。显然，由丸山此书，可以看到作者文化论的亚洲认识。
韩东育发表《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象——“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丸山真男的学术揭示出“日本早期近代化的基础奠定于江户时代”这一重要事实,同时也“超事实超学理地扩张了他的想象”。这种想象,主要体现在他的日本现代化“原型论”中。韩东育认为，该理论与历史上的“日本主义”之间存有内在的本质联系，且与“中国文化蔑视论”互为表里。 国内评论丸山学术的论文有：柴田哲雄、凌维慈：《丸山真男及其日本思想论》（《日本学刊》1999年第9期）。盛邦和：《丸山真男:传统演化与文化的现代化》（《日本学刊》2002年第5期）。刘文星：《丸山真男历史意识的“古层”论简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文史哲》2010年第9期）。
松本三之介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学术地位，国内学界罕见对他的评论。盛邦和2003年发表《日本“国学”中的政治学——松本三之介思想试探》（《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12期），指出：松本三之介撰《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注目本国传统的挖掘与梳理 ,对新一轮的西化潮流给予必要的观察分析，以警惕战后民族虚无主义的弥漫。然而与丸山一样，松本又是一个现代化论者，对本国专制思想之缘起本质鞭辟入里 ,从而使其学术有别于日本传统的“日本主义”与“国粹主义”。
国内对日本历史上的“日本主义”颇为瞩目。1987年沈海涛发表《简论“日本主义”》（《现代日本经济》1987年第5期），文章论“日本主义”是日本1890年代初兴起,在1900年前后盛极一时的一种国家主义社会思潮。深入分析“日本主义”的实质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有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近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期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舆论动向,究明近代日本向外扩张侵略政策的社会思想根源。这方面的文章还有：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论”与“日本主义”》（《读书》2002年第10期）。周颂伦：《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古代文明》2008年第10期）。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文史哲》2010年第9期）。高春海：《丸山真男的理论困境及其日本主义》（（《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
学界还关心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的表现，因为这体现了日本知识人最新的“亚洲认识”。文章有严绍璗的《海洋文明观质疑》（《日本学论坛》2005年第11期）等。盛邦和曾发表《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叙论》（《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7期）。指出日本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主义”为旧日本主义,战败后的“日本主义”为新日本主义。文章说明：自省—自信—自负——膨胀,成为新旧"日本主义"共有的心路历程。新日本主义表现因时而变,其性质也随时而异。早期的对战争的反省与中期的对“成功”的思考,无可非议,而后期的"自负"、"膨胀"意识的产生,则是危险的信号。此文对日本战后出现的“海洋史观”也给予关注与评析。
梅棹忠夫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及“两个文明区”的理论。梅棹忠夫的国内译本主要有《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等。评论梅棹忠夫的文章有：杨宁一、郑丽平：《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岳思政：《生态学的比较文明论——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述评》（《北京社会科学》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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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第2期）。又有张子良的《评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中国科技信息》2008年第9期）等。
上世纪末，滨下武志著作在中国被翻译出版。如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朱荫贵撰《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认为，滨下武志提出的“亚洲经济圈”论与传统的“冲击—反应”论迥然有别，主张“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由此成为日本学术界最近二三十年争议最多的学术观点，影响超出日本学术界。其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翟意安：《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理论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章益国：《亚洲空间感的方法论意义——滨下武志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启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孟凡东：《亚洲区域模式论——滨下武志教授的“亚洲史重构”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0期）。
本稿通过对《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亚洲价值观”等文化事件的观察及对杜维明、余英时等重要学者的分析，讨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与海外华人学界的亚洲认识。近年研究《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论文主要有：余秉颐：《重新省思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再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杨波:《<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陈弘毅、李道晴：《<儒家与民主宪政——从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谈起》（《原道》2010年第3期）。余秉颐：《儒家心性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重读<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议》（《孔子研究》2012年第11期）。
余秉颐在文章中指出：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于1958年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曾被牟宗三称为“十年间吾人努力之综结”,体现他们反省中国文化之历史和价值、探讨中国文化之未来所做的努力的综合性结果。今日回眸《文化宣言》，人们再次领略其于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感受它所提出的见解仍然值得关注。
评论杜维明学术的论文有很多，如：郭文：《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论说——试论杜维明对儒学的创造转化之途》（《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刘梦溪：《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9月）。郑秋月：《从反思启蒙心态到儒家价值的普世化期盼——杜维明启蒙观探微》（《北方论丛》2007年第6期）。郭齐勇：《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2年11月）等。许纪霖、黄万盛、杜维明“关于当前学界的三人谈”，亦具重要参考价值（《当前学界的回顾与展望——许纪霖、黄万盛、杜维明三人谈》，《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有《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评论余英时学术的文章主要有，易龙：《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第5期）。李梦云：《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吉首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孙勇才：《道不同不相为谋——论余英时与现代新儒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何俊：《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学术界》2009年第12期）。赵国洪：《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焦长权:《比较还是比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年第8期)。又有王汎森的《史家与时代: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书城》2011年第3期）等。
上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注目“亚洲价值观”，并展开讨论。研究成果有王锐生的《儒家思想与东亚的现代化》（《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魏萼的《从亚洲价值观看东亚金融危机》（《经济学家》1998年第6期）、李保英、高奇琦的《“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民主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等。王锐生在文章中说：中国现代化当借助儒家文化,此于一部分学者中颇有赞成者。他们举出亚洲(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作为例证，且认为“亚洲价值”便是成功运用儒家思想于现代化的产物。文章支持这样的看法，但不认为儒家文化能够解决现代化的一切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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