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李海默：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与国共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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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海默：共和党候选人杜威与国共政争

1948年是国共内战关键的一年，同时正好又赶上美国二战之后第一届总统大选（罗斯福、杜鲁门的民主党组合1944年底大选获胜，任期即为1945年初-1949年初，次年年中罗斯福亡故，杜鲁门是以在1945-1949年初法定任期内继任，但并非民选），二者之间的关联性（correlation）自来是史论关注之焦点。广泛而言，国府与共和党之间走的很近，是以等到民主党杜鲁门获胜之后，处境颇为尴尬，甚至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如汪朝光先生在其书中即指：“1948年正值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言论强调支持国民党，国民党因此暗助杜威的竞选活动，将宝押在杜

历史故事解说中国历史夏朝

威的当选上，结果却是杜鲁门继续连任，这又增加了杜鲁门个人对蒋介石的反感”[1]。但问题在于，蒋介石政权是否真的以金钱方式介入美国大选，并试图操纵其选情走向？所谓“押宝”之说到底进展到怎样的程度？由于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之争的持续影响，这个问题至今未得妥善解答。有不少以“反蒋”为实际精神内核的书长期渲染此事（中、英文献皆有），将此事说成一个类似政治丑闻的掌故，一些书籍更直指：“蒋介石花了许多钱帮助共和党人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2]。种种非议，若揆诸历史真实，恐怕不甚相符。笔者在此不欲讨论当时极端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与中美关系背景，而仅从“史源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若干一手资料，即能推知此事之大略来龙去脉与原本庐山面目。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杜威是第二次出战。在1944年大选中，对垒杜威的罗斯福和杜鲁门赢得53％的选票以及36个州。1948年决议提名杜威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即承诺，要加强与中国的友谊，并对美国国内的反共法律做充分的加固工作[3]，这对于国府而言当然是利好因素，同时，杜鲁门与蒋之间则矛盾纠葛日深（国共内战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美援是被冻结的，尽管这不能说是杜鲁门一人所造成）。于是，蒋的策士们会有请蒋支持杜威之建议（实际上，莫斯科当时也担心如杜威一旦当选，可能会派遣美军对华援助[4]）。周宏涛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在美国大选时选择支持杜鲁门的共和党对手杜威，这显然是错误的选择，恐怕因而影响到杜鲁门的对华政策”[5]。选择支持杜威是否确系来自傅斯年，笔者尚难论定，不过似可备为一说（按，将历史人物过度“脸谱化”，非黑即白，是不正确的一种治史取向。如傅斯年，其问学论政固然光明磊落，但是否全无非议？在1945年8月27日《中苏同盟条约》公布后，顾颉刚曾写道：“胜利后的惨痛！帝国主义的复兴！”。且认为舆论的“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认贼作父”，而傅斯年的出面支持条约，表示外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本土的一部分，顾痛斥：“此之谓御用学者！割地即割地，独立即独立，偏要替他想出理由，何无耻也！”[6]，顾氏这里揭示的“御用学者”面向虽亦有其偏狭，却良足为我们所记取，在一些现实政治考量的层面上，傅所进言，或即蒋所思虑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必然以大量政治献金的方式卷入美国内政。蒋介石与杜鲁门之间确有长期不惬之历史[7]，毋庸讳言，在抗战胜利后的中苏谈判中，中国希望美国施以援手，但杜鲁门复电称，“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塔会议之让步”。蒋对此盛怒，认为美方“可说侮辱已极。余对雅尔塔会议并未承认，并未参加，毫无责任，何有执行之义务。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蒋进而认为“美国外交之无中心无方针无礼仪如此，殊甚危险，应重加考虑”[8]。在此，“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是一极富感情色彩的话，同时也是蒋介石自抗战时期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形成以来对美认识逐步变迁的结果，蒋介石高度尊重罗斯福总统的政治远略与对中国的援助，但对如史迪威等人的利益交换原则（quid pro quo）则深为不满，强烈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9]。如果蒋介石真把获救的全部希望押到美国大选的选情上，那岂不坐实了“中国为美国之附庸”的悲叹。而且，在杜威与杜鲁门之争间，还有颇引人注目的重合（overlaps）。杜鲁门政权曾在策动美国反共产主义的社会舆论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10]。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明确表示：“我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核心是要支持那些自由的人民，他们正在反抗被奴役的命运，反抗境内少数派武装的威胁，或国外势力的压制与干涉”，对此，杜威是率先支持的。对于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杜威也持赞成态度。不过，杜威认为杜鲁门的问题不在于其政策基轴，而在于其政策过于温和，且没有得到真正长足与有效的推行。杜威指责美国政府当局违背了1943年开罗会议对中国做出的保障其领土完整的承诺，他说：“现在的自由世界处境极其糟糕，就好比一个人的两脚都害了坏疽，一只脚是西欧，一只脚是亚洲，我们的政府在扮演医生的角色，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但是只能施之于其中一只脚”，杜威认为这是很荒谬的，杜威且责备杜鲁门政府在蒋介石政权最需要飞机零件的时候停止供给[11]。杜威与杜鲁门之分歧绝非左右之争，而是策略重心之别。即使杜威如期当选，也很难骤然改变美国政府的大策略，尤其是当时二战初定，美国实在不愿去全面挑战苏联威势，及主动在“两脚”上齐头并进做文章。杜威在1948年竞选时曾就“自由主义”这个名词发论：“真正的自由主义导源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它表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精神并首重对个人及其机会与自由的尊敬。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与独裁”[12]，“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与独裁”，在当时的中国内战背景下，很容易为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共力量所运用，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杜威对杜鲁门的挑战并非是全面性的，二人的分野并非有后世所描摹的那样显著。在杜鲁门获胜当选后，蒋介石曾拍发贺电，文中提出警示，“民主国家或将丧失中国”，他呼吁美国给予中国军事及财务援助，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对抗有苏联撑腰的中共。美国学者陶涵（Jay Taylor）对此电的解读是“蒋并不期望得到正面答复”[13]。这个分析是准确的，蒋并没有把全部的宝押在大选结果上，他只是希望能通过反复重申国府立场，引起国际足够重视，他当然更乐见杜威当选，但却不见得会投入真正的金援（financial endorsement）去涉足美国内政（那样的风险是很大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曾记载蒋介石亲口说他自己从不干预美国内政，“尽管有种种相反的传说”，笔者以为此语大致可信。在初步展开的国际冷战格局中，南斯拉夫的铁托已于1948年向莫斯科公开叫板，间接导致华府的一批政策分析人士（包括乔治·凯南在内）认为中国的毛泽东很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铁托”[14]，这个分析当时甚嚣尘上，大红大紫，虽不能说全然失误，但是其实现时间则要推迟十多年。
再进而言之，如依据时序研判，到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蒋介石已经明确择定台湾为战略存续之基地，这也是新近出版龚选舞回忆录中所云“蒋介石在大陆蒋、李之争日益明显，而中共坐大已不可遏之际，已经在李、白逼退之前，暗中布置后路”[15]，如说蒋介石把全部的宝都押在杜威获胜上，显然不是历史实情。
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金援说”在原始史料上呈现的基本脉络。
程思远曾透露，蒋介石曾向杜威作政治献金，以冀其得入主白宫，但押错了宝（所谓“押宝”之说，起源恐怕就在此）。陈果夫则认定此事为“造谣”，共和党经济基础极好，何至于要中国帮助[16]，不论程、陈二人谁的说法更迹近于真实，联系到他们的历史身份，其“在场”都揭示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基本轮廓：“金援说”必然与48、49年前后的李宗仁、蒋介石权力杯葛（political boycott）相关。据说，1948年年中，陈立夫访美时，曾向杜威传递蒋介石嘱托的私人函件，当他九月间回到中国时，曾表示杜威已经应允，一旦当选，将谋求以特别方式为国府提供新的军事援助[17]。这里就进一步显现出二陈兄弟（也许广义上更可说是CC系）在此事件中涉足之深。但是，涉足深不必然等于会粉饰事件本貌，或者扭曲事件真情。这点在下文中将详尽说明原委。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致力于标示自身与共和党为主体的国会（1946年国会选举产物[18]）之间的显著不同[19]，主要靠西部各州的支持，以极细微的差别，在没有得到过半数选票的情况下，战败共和党的杜威[20]（美国已故政治学大师V. O. Key曾这样分析：在1944与1948两场选战中杜威皆致力于标示其自身并不否定“新政”的核心价值，但杜威这种努力被普遍认为不够可信，而1948年的落败则特别要与1946年后共和党所主导之国会政治表现上的不尽如人意相关[21]；此外，杜威选战团队效能不高也是致败原因之一[22]）。而当时主流的两家选情预测机构Harris与Gallup竟不约而同地对结果预估失误[23]，认为杜威将会胜出，由此也可见当时选战激烈程度之白热化（是以傅斯年之建策，陈立夫之折冲，也并非全系无的放矢）。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尽管杜威1948年落败，但是共和党在国会、华盛顿和地方上等诸层面的力量都在恢复，确保其作为有竞争力的两党之一参与政治角逐[24]，尤其是在美国“边缘南方”（Rim South）地区表现极为出色[25]，杜鲁门因是必须花上很多时间、精力来应对共和党争取废除若干罗斯福早期新政改革措施的尝试[26]。
在唐德刚1980年为《李宗仁回忆录》所撰《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一文中曾指出，“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更进一步地，唐德刚披露：“某次艾森豪威尔的幕后大员、纽约州州长杜威，约李宗仁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台湾的‘独裁’，因有意‘送李代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并有云所谓“艾帅手下的二杜——杜勒斯、杜威”[27]。唐氏此段记述未说明时间，照推想，其场景大致在1950年代中期。在1952年时，杜威确实曾积极、坚定地支持艾森豪威尔参选总统[28]，并且在艾森豪威尔当选之后，杜威确实曾享有甚高之地位[29]。但，若说杜威意欲倒蒋，何以解释其明显“恩将仇报”的怪异行为？又何以解释1951年7月杜威应邀访台时与蒋谈笑甚欢的历史实况[30]？若说“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此事实际甚为匪夷所思，笔者浏览了若干较为权威的研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国际关系策略与格局的著作，从未见此说。在1950年代台海危机期间，英国前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曾向艾森豪威尔建议清除掉蒋介石，但为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31]。早在1950年9月（韩战已经开打），中共政权曾向联合国控告“侵略”台湾，美国方面当时即主张派遣调查代表团赴台调查，以证明美国的行动是维护和平而非侵略[32]。前车之鉴俱在，艾森豪威尔不可能选择深度介入台湾内部政务之举，其将引起之非预期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绝非艾氏作为冷战一方之最高领袖所得承担。更何况与杜鲁门不同（杜鲁门曾有豪言壮语，他相信在紧急时刻，作为一国总统，他能不受限制地去做一切他所认为有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33]），艾森豪威尔素以谨守宪法及宪政框架下的总统职权之分际而著称[34]，他的核心从政理念之一就是力争重大政纲先取得与国会的一致，而后方采取行动[35]（从更广义而言，艾森豪威尔政权在美国政治史上扮演的主要就是从New Deal与Fair Deal的新浪潮中重回常态（normalcy）的角色[36]），如此大胆而激进（bold and radical）的行动实难预想出于其所主张。反倒是大陆政权易手之际，杜鲁门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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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弃蒋保台”之方案，虽然隐约、晦涩，却非空穴来风[37]。此“弃蒋保台”之方案，很有可能才是甘介侯孜孜所述的原型（prototype）。甘介侯何以要说这样匪夷所思的话呢？胡适曾在其日记中数次耻笑甘氏有挟李宗仁以自重之势，不过我们倒不必以此人物间的臧否为证。甘介侯系李宗仁在美之臂膀与股肱级的重要人物，
身份不亚于作为李心腹之程思远，曾代表李宗仁通过各种管道游说杜鲁门，以期获取其垂青而压制蒋介石[38]。联系到甘氏并未如程思远那样在1965年陪同李宗仁返回北京（更不必说像程思远那样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先后五次被李宗仁派到北京，会见中共总理周恩来[39]），而是滞留北美[40]，他说的很多话（尤其是1965-1980年之间）如果直陈他曾费心建构的杜鲁门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明显对他自身不利，倒不如顺势把杜威说成曾受惠于蒋，却也不堪蒋在台湾之“昏庸”治理，欲“大义灭亲”，来的便利（甘氏并说自己基于大义，“婉拒”了杜威）。
1948年杜威大选落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述，如按之于郝柏村先生的解读，则“美大选，杜威已败，唯有仍从杜鲁门、马歇尔处着手，唯一可能是，张群取代蒋公执政。蒋公如坚不下野或交出大权，则张群赴美将无所获，和谈自不可能也”[41]。按，49年蒋下野前后，张群曾一度居间调停于李宗仁、蒋介石之间，同时蒋对张颇为信任，1949年春节期间，蒋曾向张群与陈立夫详谈其正在酝酿的“改革方案问题”[42]，这也是未来主导台湾政局鼎定的核心大计之一。由此可见，杜威败选对于蒋阵营确有影响，而陈立夫、张群与此情势之间形成的先后互动，则显示出了蒋的因应方略。
具体审视蒋介石与杜威的关系，可能仍需要更多进一步的资料，但此番研究似可基本证明，程思远、甘介侯的话皆不可尽信，他们虽然指陈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dimension），但其实质却有惊人一致，即为李宗仁在李、蒋之争的明显劣势中尽可能挽回一些舆论的制高点。
（原文刊登在 台北 《传记文学》 2012年12月号）
[1] 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南京：凤凰出版传媒，2006年，446页。
[2] 如《毛泽东与蒋介石》、《“反攻大陆”密谋透析》等书。
[3] 参阅Republican National Political Conventions: 1856-2008.
[4] John W Lewis: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
[5] 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湾：天下远见出版，2003年，74页。不过在此回忆录中显然发生错误，将杜威英文名字误为胡适恩师杜威。
[6]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2007年，5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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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46年时，中共还曾运用杜鲁门的声明文件内容攻击国民党，参阅邓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 转引自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9] 参阅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台湾：中央研究院，2011年，619-623页。
[10] Benjamin I. Page & Robert Y. Shapiro: The Rational Public: Fifty Years of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06.
[11] Richard Norton Smith: Thomas E. Dewey and his times,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469-470. 杜威并曾于1947年11月直斥杜鲁门“明显地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参阅【美】本森·李·格雷森（Benson L Grayson）：《谁丢掉了中国？》，罗健摘译，《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2期。
[12] 见《何谓自由主义？》，铜仁译，《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4卷第4期。并可参阅肖澜硕士学位论文：《自由主义之修正》，章清教授指导，复旦，2011.
[13] 【美】陶涵(Jay Taylor)，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下卷）》，台湾：时报出版，2010年，507-508页。不可否认，很多美国相关文献都提到当时美国国会许多同情中国国民党处境的议员（China Lobby）都行动起来，为蒋说话，以至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厌恶”，但这是否直接等于蒋介石曾金援杜威选战，就值得怀疑了。
[14] 尤其值得参阅的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John Lewis Gaddis一系列相关论著。
[15] 龚选舞：《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回忆录》，台湾：卫城出版，2011年，340-343页。并可参阅林桶法：《1949大撤退》，台湾：联经出版，2009年；与笔者：《40年代内战期间蒋介石战略决策的地理“失误”》，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7月号。入选台湾国家图书馆期刊文献资讯网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及笔者：《萨孟武与1947年中大法学院风潮》，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史原》复刊第二期（http://shi-yuan.blog.ntu.edu.tw/2011/10/11/史原復刊第二期內文下載/）；被收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
[16] 见其1949年1月18日日记，载于徐詠平：《陈果夫传》，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955页。
[17] Howard L. Boorman (edit):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ume 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10.
[18] 1946年美国国会选举，共和党多赢得了55席，加上原本191席，以246席之总量，成为多数。
[19] Michael Nelson (edit): The Presidency & the Political System, CQ Press, 1998, p244. 同时可参阅Andrew Cayton: America: Pathways to the Present, Prentice Hall, 1995, p756
[20] 参阅伍启元：《美国世纪：1901-1990》，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265页。杜威共获得2199万张普通选民选票，参阅维基百科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1948相关词条。
[21] V. O. Key, Jr.: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Vintage Books, 1966, p77.
[22] Neil A. Wyn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Roosevelt-Truman Era, p125.
[23] Theodore J. Lowi: American Government: Power and Purpose, W·W·Norton & Company, 2005, p395.
[24] 参阅Morton Keller: America’s Three Regimes: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12.
[25] 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p276.
[26] 参阅Alex Thomson: A Glossary of US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2-173.
[27] 见《唐德刚作品集·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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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840-842页。
[28] Tom Wicker: Dwight D. Eisenhower, Times Books, 2002, p134. 据相关史料，在艾森豪威尔早期还不那么愿意出选总统时，杜威就已将他目之为“舍君其谁的一人”，参阅Carl M. Brauer: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Eisenhower through Reaga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5.
[29] Robert Allen Rutland: The Republicans: from Lincoln to Bush,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6, p210.
[30] 关于此段影像资料，请参阅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数据库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a/16/70.html
[31] Jean Edward Smith: Eisenhower in War and Peace, Random House, 2012, p661.
[32] 可参阅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湾：天下远见出版，2003年，233-234页。
[33] Michael A. Genovese: Presidential Prerogative: Imperial Power in an Age of Terror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7.
[34] 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9.
[35] 可参阅Louis Fisher: On Appreciating Congress: The People’s Branch, Paradigm Publishers, 2010, p119-120.
[36] Michael Nelson (edit): The Presidency & the Political System, CQ Press, 1990 edition, p307.
[37] 关于此点论著已多。如可参阅林博文：《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台湾：时报出版，2010年，149页。此外，值得留心的一点是，自1947年起，杜鲁门已在美国国内坚决支持反共产运动，并发起对政府雇员忠诚度的检验，参阅Catherine Fish Petersen: Brief Review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Prentice Hall, 2001, p276.
[38] 可参阅陈红民：《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所载细节颇详尽。
[39] 参阅维基百科·李宗仁词条。
[40] 在唐德刚的文字记述里，甘介侯曾屡向唐大吐自己的苦水，以美国政海翻腾之故，往往不能畅所欲言，而必有所折中与掩饰。
[41] 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台湾：天下文化，2011年，382-383页。
[42] 参阅杨奎松：《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一一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一文，收入《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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