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黄文治：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民众动员之路——鄂豫皖苏区史论析（1920-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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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文治：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民众动员之路——鄂豫皖苏区史论析（1920-1932）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3年6月号，总第137期
【提要】：鄂豫皖苏区革命，是中共推展苏维埃革命的产物。在该革命场域，中共民众动员大体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这三阶段民众动员进程中，中共革命在克服与适应内在困境中发生着关键性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及革命手段之间的异化与畸变。因此，本文从政治社会史维度重点对中共革命的动员进程、革命畸变及其革命正义道德的消解几个层面进行解读与剖析，探讨中共革命的历史社会基础、内在困境及其衍生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动员进程；军事全能主义；革命畸变；革命正义道德
中共在成立之初及国共合作时期，都未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1国共合作破裂后，在苏联及共产国际主导下，中共中央才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来抓。2就“苏维埃”一词而言，它属于俄文совет（soviet）汉语音译外来词，原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的意思。随着它的强力传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地的多处角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也建立了颇多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比如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鄂豫陕苏区、川陕苏区、陕甘苏区等大小不同的十几块苏区。笔者无意论述所有苏区，这里只以鄂豫皖苏区史为中心，进行重点阐释。就鄂豫皖苏区而言，它是中共推展苏维埃革命的产物。考虑前缘的连续性，其持续的时间段大概从1920年一直持续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不利不得不远走他乡为止。其主导地域空间主要是大别山区，但演变极为频繁，它最初是在中共领导下，风起云涌，先后由黄麻暴动、商南暴动、六霍暴动烈火燎原而成的一块优越地带的革命根据地，战争状态下，其大小变化不定。直到1931年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由河口迁入新集，定新集为省会，它已包括光山、罗山、商城、新县、固始、六安、霍山、霍邱、金寨、英山、黄安、麻城、黄陂、罗田、孝感、黄冈、黄梅、广济、蕲春、蕲水等县，全区行政区划共有二十余县，苏区四周各县均为不完整地区，各县城曾被红军占领过，有七个县全境为苏区中心巩固的根据地。3
在这个苏维埃革命场域里，中共党人领导、推行了一场通盘性的政治、社会革命，它是包括权力体系、阶级体系、话语体系及社会地位体系等在内的社会结构的、旨在于促成整体性、暴力性社会变动的一场革命运动，它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图景为指归，以阶级斗争暴力行为形式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及反国民党，以取得政权为最终目标的综合性变革，反映的是不可调和的暴力性阶级颠覆活动。
那么，这种特性的苏维埃革命在鄂豫皖苏区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经历了怎样的动员过程？其间泛起了怎样的动员困境？统合结果如何？本文拟作探讨。
一、动员进程
以往中共党史视域内的党史及地方革命史研究，一般都认为苏维埃革命的缘起，多半是因为军阀、帝国主义在乡村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对乡村的盘剥及农民的绝对穷困而招致的，然后中共党人一来到乡村，通过宣教自己的理念及斗争方式，农民就会顺其自然地汇入革命洪流。应该说，这种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叙事模式，一直以来，都被固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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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式来教化后革命年代的芸芸众生。现在比照真实的历史来看，有些研究值得进一步推敲、审视。
笔者结合这几年的实证研究，先就苏维埃革命之民众动员进程谈点看法，历史的本相其实非常吊诡。
大概辛亥革命已降，中国即进入传统的王朝体制逐步向民族国家体制转型的大转型时代。但是，这个大转型时代依然未改变中国强政府、弱社会式极权样态，且带来颇多加剧性的碎片化阵痛——列强强盗化、军阀土匪化、土匪军阀化、基层官员武劣化、国家四分五裂。中国式大极权虽已式微，而区域小极权却在加强。这种碎片化的阵痛在乡村加剧造成的既有结构性的矛盾及仇恨，也有私怨性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矛盾及仇恨、贫富矛盾及仇恨，等等。这些矛盾及仇恨大小不一、形式多样，并以各种方式散落在乡村各个角落。与此同时的是，科举制度已被取消，但是乡村人们通过读书来改善自身及自家处境的心态却未改变。因此那些后进的地富家庭的子弟由于上述原因，他们被自家长辈送到更加开放的大中小城市去读书。处在内忧外患危机氛围中的他们，在读书求学的过程中也变的更易于接受新概念，他们的国民身份意识及国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启蒙，他们的道德激情与优越感得到进一步提升，而这种提升的道德激情与超越感，又促使他们总是在谋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理想社会。于是，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就普遍怀有某种浪漫主义心态，开始读书不忘救国，并谋求现实社会的急切改良。其中的颇多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读书不忘救国走向读书不忘革命，开始接触激进主义新组织与新思想，比如中共组织及观念。他们最初在城市践行艰辛的城市运动，这包括利用比如师徒、同学、同乡、同宗关系等传统“社会资本”进行串党、串团活动等。当然，这期间，也因各种因素，比如放假、毕业、军阀镇压及受中共上级委派等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开始回到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前，乡村运动还是涓涓细流，但是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后，在城市，他们已无存活的安全保障，于是，他们大批量转入乡村，在自己的家乡进行乡村革命运动。前期偏向联络地方精英，后期专注联络农民。4
值得一提的是，当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回乡革命，有着自身的地缘优势，他们熟稔当地的人文社会生态。他们经过一番试错、调整后，没有过多传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图景，而是捡拾中共不断激进化的农运政策，通过这些乡村长久积淀的“日常行为轨制”，这包括先验既存的“串亲戚”、“交朋友”、“谈天”、“唱山歌”等方式不断深入乡村。在乡村，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使农民组织化而成立农民协会，并用阶级矛盾及仇恨去整合前文所言的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这样，这些矛盾与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被整合到阶级矛盾及仇恨的框架内。一旦各式各样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阶级矛盾及仇恨之后，乡村豪绅地主及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也就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阶级敌人，下乡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斗争也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深刻含义。不过，乡村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却是由日常斗争引导而来的，这些日常斗争包括借粮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及五抗运动等。最初，这些日常斗争，很多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但是难免擦枪走火，最后却走向了群体性武装斗争的境地。一旦进入此种群体性武装斗争境地，颇多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即开始逃跑。有的逃到大城市，有的逃到中小城市。因此，为了制止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逃跑，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协会就会进行清算运动，这种清算运动是从镇压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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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开始的，随后即步入专横与扩大化的狂欢。他们在清算的过程中，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在乡村的威风被打压下去，而农民在镇压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立威肉刑之中抒发、释放了无以复加的仇恨感，同时也赢得实实在在的包括浮财在内的物质利益。但是，逃跑的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亦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也会组织起来进行报复与反报复、复仇与反复仇。职是之故，乡村阶级界限及仇恨意识毫无疑问已在敌对阶级血泪四溅之中夯实。如此乡村阶级革命，就难免不异化为乡村地域性的械斗。因此，这个时期，民众动员更多的是情感驱动的，仇恨及愤怒是革命暴动的真正动力源泉。而平分土地并非革命缘起的充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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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鄂豫皖苏区最早暴动的鄂豫边黄麻地区，此地农民国共分裂前即暴动，但是平分土地却是1929年春之事。可见，土改并非革命暴动之充分必要条件。正因为是情感和仇恨的驱动，这个时期，暴动难免带有半自发性特征，同时也更多地兼具无序性。这是第一阶段的动员情况。第二阶段是土改的型塑。我们都知道，维持革命的绩效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支持，于是中共开始在暴动区域努力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非同寻常的苏维埃及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农民之所以愿意加入苏维埃政府及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土改是第二阶段民众动员运作的标志性动作。土改立竿见影性地满足了农民土地农有的物质利益，因此农民都愿意加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而他们一旦加入中共的党政军群组织，同时又带来社会地位的升抬。因此，中共通过组织化动员，达到组织资源的一元化。笔者把中共建立的这套组织资源一元化的体制称为“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在这套体制里，农民逐步党国化，即使大刀会等民间组织及妇女群体，中共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将其纳入革命阵营之中。农民一旦在物质利益及社会地位上升机会的激励之下进入中共党政军群组织，就会成为中共政治、经济、话语垄断的追随者，中共及苏维埃政权指向哪里，底层那些农民就会将阶级对立的怒火喷射到哪里。但革命毕竟是大规模的暴力性集体行动，随着国民党围剿的加剧，这种民众动员的强度也会水涨船高，而一些既得利益同时又因长期革命让其失去既得利益的农民，就会对中共及苏维埃政权产生并非全推心置腹的了解与信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共民众动员就会以自己已经掌握的一套组织系统，以动员的技艺来弥补，这种情况越是到苏维埃革命后期越是明显。5另外，中共对异类的惩罚也一直在警示着民众，激情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凝视与恐惧，不服从组织动员的目的，随时就有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至于革命组织内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异类，中共也会进行肃反等方式来达到民众再动员的目的。
第三阶段是反富农的再动员。在“军事全能主义”的苏区封闭环境里，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已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基本扫光殆尽，而孔急的反围剿战争状态下，中共又必须强力动员，而强力动员是必须动员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革命洪流来维持革命的绩效。这样，中共为继续推进动员贫雇农革命，就不得不确立另一种贱民成分——富农——作为革命组织的敌人，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甚至生命权，来适应民众再动员的需要。不过，至少1929年10月之前，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等乡村旧恶势力还是中共乡村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富农还是中共革命的同路人。但是，在苏俄召开的中共六大充分吸收了苏俄的反富农经验之后，随着中共六大相关政策在鄂豫皖苏区的传播，反富农之风在该苏区风起云涌。因此，在不忽略中共革命策略理论及其阶级分析逻辑的主导作用下，也应充分注意中共民众动员现实需要及柔性层面。就该苏区的民众再动员而言，反富农又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立三时期即开始反富农，但因地方地富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及富农的抵制，招致宣传不到位，也并未强力执行，因此并未起到民众再动员的效果。但是，张国焘六届四中全完毕来到该苏区之后，即面临国民党的迭次围剿，为动员广大贫雇农激情投入中共革命的洪流，反富农就成为必然选择。张国焘很厉害，他深谙苏俄肃反经验，并有自己的手段及独到见解。他为动员广大贫雇农投身革命，就采取民粹式群众路线及肃反强力战略，基本而言，手段既有中国小传统及法家传统式的，也有马列主义式的，不但达到加强一元化领导、控制该苏区，使原先富农及富农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惨烈性被边缘化，而且也达到了通过反富农来驱动民众动员机器的目的，这在前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只能是“过度动员”之泥潭而不可自拔，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也可见苏维埃革命本身注定是不可持续的。6
这样，中共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的轮廓过程，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仇恨驱动的；第二阶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反富农的再动员。这个过程，是经过不断试错性整合而成的，并不是先期预定的轻而易举与一蹴而就的道路，这种道路充分展现了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从联络地方精英到专注民众动员的实践过程。当然这样的民众动员实践，夺取政权及建立苏维埃政府是其围绕旋转的真正轴心。
如此，革命因期望建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图景而起，但在革命理想与现实行为处境调适与试错性实践过程中，角力政权及权力目标导向渐逐明确且首要，要想成功攫取这一首要目标，就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组织力、动员力、凝聚力及控制力，
而这种提升过程，亦导致自身的革命理想持续性消退而布尔什维克化原则逐渐增强，甚至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不管如何，这种试错性民众动员实践，最终目标肯定是为形成中共特有的“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并通过这种体制夺取政权及权力，进而通过政权及权力的有效攫取，来最终实现革命的理想图景。
二、革命畸变
通过上文动员进程梳理来看，苏维埃革命最初是由出身地富家庭的中共革命知识分子回乡开启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颇多都是道德绝对自信的革命者，他们在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图景过程中逐渐明白，要实现这种图景的主要手段就是夺取政权及权力，然后根据政权及权力创造新的理想社会。
不过，革命践行中，一旦政权及权力被看作是使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图景转变为现实的主要手段，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权及权力自身成为首要目的，革命中的理想通过目的式征程，理想与目的的界限即模糊不清，本是为了目的，而宣扬的却是为了崇高理想，既然为了宣扬的崇高理想，马基雅维利式的不择手段亦不可避免。这样，革命的崇高理想即成为目的式征程的道德面子，使崇高理想与手段发生互置，并成为政治布局的服务借口。当所谓革命崇高理想无法实现时，不择手段即泛滥成灾，这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手段绑架理想”，7革命崇高理想在异化中畸变、走样与变味，人在政权及权力嬗递及运转机制面前同样也失去了自我的人权。
正因为如此，当时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如陈永发先生所言“大概从来没想过权力是否有腐化作用，作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他们认为只要能真正有效地改造中国，个人的自由（及尊严）并不重要，暴力流血也在所不惜”。8陈永发先生所言极是，其强调的正是要正视政权及权力本身的”恶」，如不堤防此点，就必然造成灾难。比如鄂豫皖苏区加强政治控制及民众再动员目的的反富农及肃反运动，不但残害异类且大面积反噬自身。
谈及此，也使笔者联想到秦晖先生谈中国传统社会行为模式—“儒表法里”特征的一个说法。他说，这个“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却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却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却是“法、术、势”；纸上“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却是“权力中心主义”。9但是，五四年代把反极权与反儒家划等号，中共革命更是把反极权与反文化传统、反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等）等同起来，这种思路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反极权，应该更多关注、警惕的是法家传统（如极权主义、权谋方面等）的流延与泛用。笔者将中共革命反极权践行的行为模式，称为“共表权里”模式。这个“共表权里”即表面上说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内里行的却是“极权主义政治”；讲的是“理想社会图景”，玩的却是“法、术、势”。两者看似前后相延而又有断裂性。“儒表法里”，“儒”和“法”本是两套观念制度，因此才有表里之别。“儒表法里”的“儒”并非仅仅只是“儒家观念”，更是“儒家”的制度安排，“儒表法里”的“表”也不仅仅是流于口头的政治主张，它也是政治统治模式的一部分，只是这一部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共”本来就与“权”密不可分，中共革命中也没有出现无“极权主义”、“权谋”方面的“共”。结合秦晖先生的意思，笔者倒是觉得可以把中共革命视为“儒表法里”中“法里”对“儒表”的抛弃。由于中共革命的冲击，“儒表”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地位，无法再为“法里”提供法理支持，那么作为“里”的“法”或“权”自然就依附于新的合法性基础，包括其统一于仅“表层化”的共产主义。这里还有更深入的问题。作为政权及权力运作规则的“里”，与人们对权力本身的期待与要求是两回事，由此才产生了“表里”之别。如此，“表里”之别的存在，在于人们无法正视政权及权力自身的运作规律。西式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起点就来自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宗教等附加物剥离开，显示出其赤裸裸的本性与逻辑。后来的政治建设，都是以此为基点的。西式的政治模式，就是在去掉政权及权力外围的装扮与修饰，权力直接露出本来面貌之后，按权力自身的逻辑来限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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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而中共革命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一方面去掉了政权及权力外围温情的外衣，让权力直接呈现于人们面前；另一方面，却没有去限制政权及权力的“恶”，反而是将政权及权力直接作为合法性，让权力无限扩张与集中，形塑成一种全能式极权主义样态。中共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政权及权力与革命是天然的同盟关系。这正如列宁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10而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夺取政权及权力最好的外衣，所以，以共产主义为革命合法性，必然造成政权及权力的极度扩张、延伸与集中。在“儒表法里”行动模式结束之后，中共革命其实是直接以“共产主义”来取代“儒表”。但这里的关系有变异。在“儒表法里”行为模式下，“儒”与“法”是对立的，即“儒表法里”行为模式可以起到遏制”法」的过度膨胀的作用。但中共革命以“共产主义”取代“儒表”之后，由于革命与政权及权力本身就是同盟关系，相互支持，于是就造成了内里的“法”（极权主义、权谋方面）的无限扩张、延伸与集中。
因此，中共革命践行“共表权里”行为模式，其中“表里”高度一致性及同盟关系，最终形塑为一种全能式极权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政权及权力得到无限扩张、延伸与集中。在没有相关制衡机制的情况下，与政权及权力扩张、延伸与集中相伴随，就会出现一种奇异的情况：作为整体的政权及权力，其本身力量越来越庞大，扩张与延伸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与此同时，集中也在随时随地的强力发生。其间的弹性、分化与张力因素，必然致使政权及权力本身的“恶”随之无限扩张与延伸。早期道德绝对自信及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型的中共党人在反富农及肃反运动中之所以惨烈性地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谙马列主义组织原则、中国法家传统及乡村小传统的中共党人比如张国焘为首者的新型领导，本身就有其内在本质必然性。
进行革命史研究，一定要注意此点，如果不承认这种现实，“用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来定义某一个决定，那么就会受一种残酷的宿命论支配，以至无法对历史的经验作出有益的反省；除了印证干巴巴的教条外，历史的丰富意义之源也会关闭”。11革命史是历史研究的富矿带，我们在轻轻抚慰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应该本着多元统合的原则，从历史经验中孕育、汲取理性常识的教益。
三、革命正义道德之消解
那么，传统国家历史书写模式能否从历史经验中孕育、汲取理性常识的教益呢？答案恐怕并非如此肯定。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官方的历史书写，尤其是革命史的书写，严重被纳入国家化轨道，这种意识形态书写及配套教育方式，总是在为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以一贯之的论证，即便这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论证。但是，一旦革命生存的现代传统在后革命时代又经革命胜利者不断装扮、精致化，日久弥新为单一话语结构及体系，其革命正义道德在国人心目中，就会享有至高无上、至爱无双的崇高地位，铺天盖地都是革命的正当性宣传。任何人似乎只要扯上革命的大旗，就占据了道德召唤的至高点。一旦这种剧场效应形成，就会带来左稚路径依赖及相关负面遗患。
中国自1978后，即进入大转型时代。这个大转型时代，随着中共革命事件的过去及意识形态魔力的消散，组织系统内骨干分子与民众分离、游移都将无可避免性地愈发突出，并导致组织体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销蚀。这样，中国的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如历史剧场中一样，总在重复、激化，并造成民间暴力机制不断生成与蔓延，中国好像又在渐逐陷入一个一以贯之的革命正义道德机制轮回的漩涡之中。
如此，要真正把脉革命正义道德消解问题，就需知晓中共革命缘起及动员进程的内在理路。其中的内在理路其实很简单：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强政府、弱社会式极权统治模式下，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尤其是官民矛盾及仇恨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仇恨，于是革命的情况存在并累积。当革命的情况与革命的火种相遇，革命的烽火就会点燃。中共革命的火种，即早年深受激进主义思潮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下乡动员怨恨中的农民汇入革命洪流，切中的要害即上文提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仇恨，而将其整合到阶级矛盾及仇恨上来，并在乡村践行打倒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暴动，当时极为深入人心。之后，随着敌对国家力量的强力进入，乡村社会即从群体性暴动走向革命。革命过程中，中共组织力、动员力、凝聚力及控制力得到不断提升，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即被打破，建立的却是“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建国后这种“军事全能主义”体制又直接过渡为“全能主义”式极权体制。
赫尔岑曾说：“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12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寻求历史真相，但最终目的是为探索未来国家走向。因此，现今中国当政精英及组织应该从先辈革命的经验及教训中汲取深刻教益。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但这种强政府、弱社会式极权统治模式形塑的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不仅未被根除，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这是中国激进主义生存与泛滥的根源，如果继续放任、加剧官民、贫富矛盾及仇恨的进一步激化，其引起的怨恨累积恐怕无法消解甚至突破临界点。一旦临界点突破，底层人们将再一次爆发反体制的叛乱或革命，那其破坏性及残忍性将是无以复加的，而且这一历史的周期也不会比前一段时间短。这是其一。其二，要与这样一种后极权主义政权进行抗争，妥协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进行民粹式的死命抗争，而抗争的结果，要么失败，要么成功。如果想成功的话，作为反抗的主体必须是一个更有组织力、动员力、凝聚力及控制力的实体，不然毫无成功之希望。在激烈抗争过程中，即使经受了浪漫、亢奋甚至鲜血沸腾的残酷之后，最后走向了成功及胜利，人们之后也会突然发现，旧的习惯及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在废墟上重建的也是更加极权的国度，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关乎此点，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就说，革命最初追求的也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理念，但革命后的社会只会更加极权，这或许还是历史传统的延续，因为革命本身是国家极权的结果，但极其吊诡的是，革命及后革命年代则又加剧了极权的程度。13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14通过他们两人的表述可见，激进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变种，激进主义是暴力革命的向导，但是，以激进主义反对极权主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陷入激进与极权的轮回。这样，历史穿越弯曲的时空隧道，给后人带来颇多经验教训：既然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不能随意鼓噪，那么就突显出自觉理性的改良比暴力仪式性的革命更重要。
按照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核心观点来阐释，社会转型本身不会产生革命及大规模社会运动，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社会变化不能及时调节或者说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集体行动甚至革命的温床。15很明显，亨廷顿先生所言的”及时调节或者制度化」属于自觉理性改良的范畴。那么这种自觉理性的改良又是怎样的一种导向呢？可以断定，中国式全赢全输的零和革命方式换不来社会进步，它必须对革命历史中形塑的”共表权里」行动模式进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促成当政政治精英及组织对民权的逐步让步来实现中国的转型与进步。当然，这只是一种社会改良导向，至于如何具体自觉理性的调节或制度化改良，笔者认为相互妥协、温和稳健的制度性制衡及制度化抗争是进行自觉理性的改良、调适及消解革命正义道德机制轮回的关键因素，并且这种制衡性制度及抗争性制度，其制度内涵、形式及技术是一种内生及外嵌相融合而生成的，不是完全移植于西方，但可包容性向西方学习、借鉴。
历史在不断变动中，已无数次地翻页、翻页、再翻页，其累积与迭加已使我们后人无法轻易转身、走开。当我们回首凝视自己身后的影子及走过的道路时，历史已经赋予我们真切使命：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廓清那些漂染与涂抹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仔细聆听、阅读，并不断地重新思考、检讨历史，哪怕最后所剩的只是几页、几行带有泪水的有价值痕迹，呈现给这个新世纪的平庸年代，但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呈现，它可以溢出常识，帮助凡人通过琐碎的日常行为来理解理性共识的启蒙。值得思考的是，在这个平庸年代，中国会走出那个曾经的“革命困境”么？会避免真正的“后革命困境”么？
中国通向未来之梦的未来路径还会是一种依赖路径么？
注释：
[0] 中共建立之初，耻于“争权夺利”，只主张“社会革命”。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此这个时期，中共一般从事的是帮助国民党抢夺地方政权及整合地方精英社会，夺权并非明目张胆。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才真正在乡村掀起夺取政权及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斗争。可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3、31；【台湾】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页128。
2张兴亮：〈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苏维埃”：话语演变及其反思〉，《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2期，页110-116。
3可参见：〈鄂豫皖苏区邮电史资料〉，湖北省档案馆藏，SZ104-02-0332-001；中国现代史数据编辑委员会翻印：《中国苏维埃》〈北京: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1957年〉，页47-51；〈鄂豫皖苏区发展的简略概况〉，麻城市党史办藏，A3-05-13，页1。
4黄文治：<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开放时代》，2011年第12期，页5-26。
5可参见黄文治： <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页5-31；黄文治：〈从叛乱走向革命：保土意识、阶级意识及乡村革命动员—以中共与皖西大刀会为中心的探讨（1922-1932）〉，《学术界》，2009年第10期，页186-200；黄文治：〈革命动员、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未刊文稿。
6黄文治：〈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第10期，页36-59。
7李新：《李新回忆录》，未刊文稿，有“手段绑架理想”一说，但是刊印本《流失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语删除。
8【台湾】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页79。
9 秦晖：《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83。
10【苏】列宁：《列宁选集（3）》，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11 胡传胜：〈“五四”事件中暴力行为再反思〉，《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页54。
12【苏】罗伊·麦德维杰夫着，赵洵、林英翻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
13【法】托克维尔着，冯棠翻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280-317。
14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梁启超全集（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2612。
15【美】萨缪尔·亨廷顿着，李盛平、杨玉生翻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页26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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