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徐友渔：西方学生的1968和中国学生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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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友渔：西方学生的1968和中国学生的1968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一道，谈一下西方学生的1968跟中国学生的1968。今年是2008年，离1968年那个轰轰烈烈的日子刚好是40周年，大家都很关注这么一个日子，因为它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发展中还是留下很深刻的烙印，我们国家很多报刊都做了这种栏目，比方我随便拿一份，它上面叫做《1968——燃烧的40年》。在大家的心目中，1968年是青年学生在一种青春期的情况下，对于学校的制度、对于社会制度的一种造反。而且大家心目中的印象是中国学生在1968年跟西方学生在1968年，他们都是有同样造反的行动，在同样的心理行为支配之下，在同样的文化、社会因素的支配下造反，年轻的学生处在青春期的懵懂之中，对这也不满，对那也不满，大家都造反，而且造反的背景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跟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我不喜欢像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报刊上，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是年轻人带着一种情绪性，莫名其妙地在那里造反，而且他们造反都是同样一个模式。我自己实际上也是亲历者，1968年的时候，我应该是21岁，应该也比较懂事，我自己同时也是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研究的结果跟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各种造反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造反跟西方的造反有非常大的差别；第二，与其说年轻人怀着一种青春期的躁动，非常懵懂地对自己的不满，这么一个非常一般、非常不准确的说法，不如说这场运动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社会化教育方面的原因，他们造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最后导致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讲的主题虽然都叫做1968年，但是在不同国度，尤其中国跟西方学生他们造反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法国学生在1968年的造反是跟工人阶级对社会的反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学生的造反基本上可以说是追随民权运动。法国学生的造反是来得非常快，去得也非常快，基本上就体现在1968年，甚至更集中地体现在1968年的5月，法国学生造反的另外一个代名词是“五月风暴”；美国学生的造反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完全没有体现在1968年；而中国学生跟现在一般的、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中国学生到了1968年，实际上是结束了他们的造反行动，而且对自己前面一两年的造反行为有了一个很深入的批判性的反思，他们重新思考自己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中间的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重新思考中国的命运跟前途，而且他们这种思考的主流已经背离了文化革命的官方的路线。实际上，这种东西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基本划分一下中国学生在1968年跟西方学生的造反，能够看出这么一个特点：西方学生的造反实际上带有非常明显、非常强烈的自发性，也就是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根据自己的认识起来造反的，而中国学生的自发性跟主动性不强。实际上，我自己个人的体会，这种造反实际上最根本的支配心理是过度迷信和过度崇拜。因为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因为党中央号召我们造反，这种造反不是自发的，而是响应号召。也就是说，当初中国这一代学生的造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实际上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西方的造反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第一，我要讲的是学生造反的国家在1968年的思想是什么样的；第二，讲美国学生，讲他们的思想体系是怎样的，再讲他们造成的社会后果；第三，讲中国学生的造反，我想特别要强调：中国学生在1968年的时候，他们跟西方学生处在完全不同的思想阶段；第四部分，讲中国学生跟西方学生在1968年这么一个同样的年代、同一代人，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当他们这些同一代的人碰到一起，回顾和反思自己当年造反的时候，他们思想上发生了哪些碰撞，产生了哪些火花，他们之间的思想是深深的共鸣、高度的一致，还是处在非常对立的地位？他们实际上对自己造反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五，1968年到底给我们现在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代人在现代社会起的作用，他们对社会未来的发展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部分，法国学生在1968年造反的情况。
法国学生这种造反像狂飙突进运动一样，来得非常快，去得也非常快，完全像法国的浪漫、热情。法国学生造反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日子，就是1968年的5月3日。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就大规模爆发了。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国学生也不是突然之间从5月3号就产生了学生造反的运动，这个运动从1968年的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很多大学发生了很多骚动，各种各样零零碎碎的学生骚动，法国政府就派警察到学校调查学生的活动、监视学生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1968年3月22号，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在巴黎大学南泰尔学院，开了一个学生组织的会议，就是讨论当前的形势，考虑学生怎么对付派到学校的警察，反抗他们的监视跟调查。也就在这一天，1968年3月22号，在南泰尔学院，学生就造反了，他们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而且学生也组织起来，形成核心的队伍，散发传单。这种革命的意向表现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模仿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在革命的时候，把自己的运动命名为“7？26革命运动”，就是7月26号那天起事的。法国的学生就把自己这一天的运动称为是“3？22运动”，就是1968年3月22号作为标志，法国的学生运动从南泰尔学院开始爆发。
到了5月3号，在南泰尔学院，几百名学生聚会，抗议大学当局跟法国政府对他们的这种监视，他们就在学校举行这种抗议活动。这时候警察开进了学校，开始抓捕学生领袖，抓捕了好几百学生，大规模的造反运动一下子就触发了：警察就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就捡地上的砖头向警察扔。到了晚上，这种革命形势一目了然。法国有这么个传统：一出事，大家就都在大街上筑监狱。这让我想起1848年的那种情况，那个时候，书里面描写到欧洲那段时间的风潮时都有这种情况。法国有这么一个传统，一出事就在大街上修监狱，修一座比较坚固的堡垒，为了阻止警察跟军队的争斗。实际上在1968年的条件下，那只具有革命的象征意义，它的军事意义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设想一下，现在要是在大街上修一座监狱，那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当时就是有一个强烈的革命象征意义。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说“五月风暴”的出现是有必然原因的，就是学生对学校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满。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首先一个情况，说到这里，跟中国现代的情况有一点相似，就是刚好碰到二战之后的“婴儿潮”，就是人口大量出生的时代，那时候正好23岁，碰到1968年，导致那时候学校的学生人数急剧增长，但是教学设备、老师的数量跟不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学校的功课、生活太难，学生疲于应付。
对于法国学生来说还有一个因素，那时候法国虽然是欧洲国家，禁欲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对男女之间的交往是有非常严格的界限的，男同学不能到女同学的寝室里面去，女同学不能到男同学的寝室里面去。阻碍他们交往，学生对这方面非常在意，好像这是对他们人性跟自由的极大压制。所以综合所有的因素，造反就这么出现了。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素，法国的警察跟政府当局对形势估计错误，古今中外这种形势是非常之多的，年轻人对很多事情表示不满，感到有压力，他想发泄，有的时候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从政府和警察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像政府统治一样，他们把敌情估计得非常严重，总是觉得要出大乱子，或者有人要出阴谋诡计，有预谋，要干什么事情。就派警察到校园里去。实际上是政府当局和警察的行为激发了这种矛盾。如果警察和政府不是采取这种高压过激的行为还会不会这样？这确实是非常难说的。
但对于学生来说，尤其对于法国这种有着自由传统的学生来说，大学绝对是一个思想和精神独立的场所，把警察派到学校里来，学生感到受不了，他们觉得不能容忍，警察和军队是不能开到大学里来的，破坏了这种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要起来斗争。本来学生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派别，而且学生个人之间思想取向也是不同的，学生跟老师之间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政府的这种高压的态度跟警察开到学校去这一点，把所有的学生都激怒了，所有学生之间、派别之间、还有学生跟老师之间，他们的差异就显得非常不重要了，他们马上齐心在一起，战争就爆发了。
到了5月6号的时候，事态越来越大，上万名学生在巴黎举行大游行，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这种学生的集会跟示威活动受到了警察的镇压，发生了冲突，很多很多冲突。法国学生有这种革命的传统，学生就向工人散发传单，说明事情的真相、说明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富裕工人对学生加以支持。大学里面，大学教师跟教授也参加到游行队伍里面去，甚至中学生也站出来支持大学的学生进行造反活动。
法国有这么一个特点：它的革命跟造反的传统是渊远流长的。所以，大学生聚集起来上万人在大街上游行以后，就得到了巴黎各阶层的支持。比方有些著名的左翼支持分子，法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和他的女伴波伏娃就组织了一个组织来支持学生，这个组织名字叫做“支持压制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表示支持。另外有五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给政府写公开信，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国的工人也有这种反抗的传统，马上就响应法国学生，马上站出来，大规模地在大街上游行，表示支持学生。工人的诉求有两点，第一点，他们是支持学生的，所以工人的标语是警察要撤出学校，反对处罚学生；另外也提出自己利益上的诉求，就是要结束失业，要增加我们的工资。所以工人运动一下子也起来了。
这种斗争发生到高潮、最尖锐的时候是5月10号，因为警察不断地往大学开，学生就下定了决心。就跟我们现在的海淀区一样，法国塞纳河的左岸，是学校、大学、教育文化中心集中的地方，是法国整个文化精华之所在的一个地方。警察开到那个地方，学生们就不干了，这块是我们高等学府集中的地方，这是我们文化荟萃的地方。他们下定决心，这个地方绝对不能给警察占了。所以学生就要保卫塞纳湖畔的左岸，警察就蜂拥而至，一大批一大批，接着警察就镇压学生，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就用石块来还击，把小汽车也砸了，路上的大树也被砍下来，这种冲突非常厉害。整个晚上，巴黎整个就是火光冲天，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烟雾。受伤的学生超过上千人，而且有接近500人被抓，事情越来越大。
在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就非常理性地退出了，他们开始妥协。这次的法国学生运动是一个很幸运的短暂的胜利。当时法国的总理蓬皮杜是一个有着非常高文化修养的人，他自己也写诗、写小说。当时法国的总统是戴高乐，他的态度应该说更强硬一点，但是戴高乐当时故意处在第二线，让总理蓬皮杜来处理这个事。5月10号，学生跟警察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斗争爆发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过了半天，5月11号晚上，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

中国历史英雄故事简写版

：所有大学要重新开放，而且提出不要惩罚学生，他们接受了学生的诉求，让法院来判决对学生的处理是不是应该撤销。他还许诺：政府要跟学生、教师一道，对大学进行调查，要进行认认真真的大学的制度改革。这一讲话就被理解成是政府对学生的让步，学生兴高采烈地庆祝各自的胜利；警察就垂头丧气，觉得他们正在替政府卖命的时候，结果政府自己妥协了。这个时候，警察马上接到政府的命令，马上从学校里撤出去，学生重新占领了整个校园。
过了20天，就是到了5月30号，具有非常高的政治威信的总统——戴高乐出面了，他首先召集内部开会，他也在电视台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受到一些操纵、支持的，他说整个法国已经受到集权主义的威胁，要求这些爱国的人们要站出来，不应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要支持政府。在戴高乐的呼吁之下，法国的那些倾向于比较保守、比较右倾的力量展现了他们的力量。
那些在学生运动发生时保持沉默的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走向大街也进行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和标语就是反对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这样整个形势就发生逆转。这是五月底的事情。
到了6月，整个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同时都处在衰弱的状态，学生的运动结束了，工人的罢工也结束了。原因有很多，一个是工人罢工的热情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中外群众的运动都会存在的，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走上暴力以后，往往会丧失理性，控制不住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这种暴力事件越多，就越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内部分裂越多，大家意见越不一致。革命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所以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总结的话，可以说法国学生的造反、1968年5月份的造反好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狂飙突进的运动。虽然很激进，他们思想、行动很激进，但是由于政府、军队跟警察，他们是非常理性跟克制的，所以就没有发生枪杀事件跟流血事件。所以整个“五月风暴”在历史上并不是作为一个惨案记载在史册上。对照一下，在中国则有流血事件，如五卅惨案什么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由于这种克制跟理性的态度，法国学生造反这件事就这么平平静静地结束了。后来蓬皮杜有一封私人信件写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法国很著名的右派政治理论家，叫威尔达，他就提到，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我们得不到舆论支持的话，是绝不能使用武力的。我不能想象，世界上学生再闹得天翻地覆，再闹天大的乱子，闹得再不满意，在我的脑袋里面都不能考虑（去使用武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你这么做是得不到舆论的支持的。
学生自己是怎么看待这种造反的？社会上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他们认为“五月风暴”的起因，是学生对现状的不满意，这有很多原因。比如学生的人数过多，学校的老师太少或者教学设备落后，寝室之间又不能出现串联。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学生感到自己在社会上是没有权利的。没有发言权、没有权利，他们便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去参与社会、去控制社会，因为没有发言权，整个社会跟他们没关系。所以他们的整个活动从本质上是一种要求民主参与的活动。
学生的各种不满，是要改变自己这种没有权利、没有利益的命运和地位。但社会上另外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他们的父母又是怎么看待？有一个右派家长对学生运动是这么说的，他说：1968年你们都处在20岁上下，你们在这个年纪是最慷慨的阶段，也是最轻率的阶段，你们在人生这个阶段，人格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你们的性格也是不会轻易妥协的，你们处在青少年时期，性格是没有定性的、晕晕乎乎的、忧心忡忡的，自以为是关心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权力有兴趣的人们，笼络你们，利用你们，甚至牺牲你们的利益。我理解你们要求权利、要求民主参与、要求参与对社会的决策和控制的想法，你们有渴望的权利，你们有一份要求自由的权利，这是对的。但是，你们要懂得：你们的权利应该怎么得到？应该通过投票箱来得到，你们的诉求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的话，通过投票箱你们是可以获得的，你们不可能在大街上获得权利。这些话是很有意思的，它既解释了学生造反的动力，也解释了整个社会怎么看待这起运动。
第二部分，我来讲美国青年学生的造反。
法国学生的造反是一个狂飙突进运动，来得快、去得快，美国学生的造反时间持续得要长得多。如果说法国学生的造反，实际上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动乱，比如跟工人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了。美国学生的造反基本上是一个校园的造反，而且它的诉求更多的是在思想、文化、艺术这些方面。
谈到美国学生造反，有一个事实，大家知道，美国学生在1968年前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激进造反运动，但是免不了大家会奇怪，大家印象中觉得美国是一个相当保守、相当讲究实力的这么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发生造反，德国有个很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巴特，他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甚至写了一本书《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的传统应当说是相当保守的，跟造反是格格不入的，那怎么会发生造反呢？这种印象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美国的社会是相当平稳、相当保守、相当维护秩序跟稳定的，但是美国的思想传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渊远流长的激进思潮，这种激进的、需要改造社会的思潮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更多，出现了一整代人，这一代就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而且“垮掉的一代”这一文学艺术流派在美国是风靡一时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诗人叫金斯堡，还有小说家凯鲁亚克，还有博罗斯这些人，他们绝对不是那种中产阶级式的、平平安安的、保守的那些人，他们鼓吹要过一种非常反叛的生活，甚至从衣着打扮到行为方式，完全跟传统彻底决裂。所以从思想文化这个纬度上来讲，美国这种激进的思潮是非常厉害的。美国的大学生完全有这种心理上的准备，就是要跟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刀两断，我就是要寻找另外的路。
美国还有两个很特殊的原因，成为青年学生造反的源泉。一个原因是，美国在60年代跟苏联战争，学生是要反战的，谁也不愿意到战场上去送死；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是一种很不公正的事情，不但黑人要反抗，（因为）他直接受压迫，就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白人，他们也表示要改变这种歧视人的制度跟政策。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实际上，美国社会蕴含的这种造反的思潮是非常强烈的。
1968年的学生造反，可以回溯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最明显的时间段是1962年的6月，美国当时有一个长期的学生组织，是一个很激进的学生组织，它的名字叫“争取民主学生社会”，在1962年6月的时候，这个社团的代表到美国的密歇根州休伦港那个地方去，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形成了一个决议，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是《休伦港宣言》，是激进造反的宣言。这个宣言对美国的现状、美国的社会制度跟政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表示这个社会是不公正、不民主的，他们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要确保个人参与到社会的进程里面去。这个宣言成为了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而且这个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文献。我们中国也翻译了一本书叫做《美国读本》，就是把美国包括《独立宣言》等经典的影响美国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些经典性的文字都收集在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做进一步研究的话，可以在《美国读本》里看到这篇《休伦港宣言》。
这个学生组织——“争取民主学生社会”——就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学生组织，而且成了领导美国学生造反的核心力量。到了1968年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成员超过了10万人。这是1962年的事情。
到了1964年，《休伦港宣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报上发表了，这样，学生运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爆发了。大家知道，加尼福尼亚大学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左翼激进传统是非常强烈的。在美国，包括在欧洲，都有这种情况：越是名牌的大学，左翼教派的情绪越厉害。为什么？因为学校，尤其是加尼福尼亚这种学校，总会有一些学生对现状不满，要进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激烈活动，而这些活动遭到了大学当局的压制，大学当局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好好念书，而且你们的活动实际上是触犯校规、违反校规的，大部分的大学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希望自由自在地活动，大学当局又发出各种清规戒律进行压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点出格的学生也被开除掉，或者对这样的行为给予警告。这样的冲突在加尼福尼亚大学越来越严重，最后，警察大规模地进入了这个学校，开始抓学生，抓了将近1000人。大学里面最高的权力机构叫大学评议会，这是由教授组成的，在最高的领导中，大学的教授都支持学生。学校行政当局是压制学生的，但是大学评议会绝大多数的教授都是支持学生的。
后来这件事，在1964年的时候，根据大学评议会，就提议把这个学校的行政领导人更换掉，新的领导人对学生采取了新的做法，基本上满足了学生提出的要求。这就是学生运动在学校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发生在1964年，可以看成是1968年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一个先声。到了1968年春天的时候，标准的1968年学生造反在美国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原因是什么？美国整个社会气氛、传统跟中国是相反的，美国学生特别讨厌军方在学校活动，我们的传统则相反，也许会感到光荣，有一个什么爱国的机会，美国学生就不满意。在哥伦比亚大学，军方在学校建立了海军后备役军官的训练队，海军在招募人员，这是一个事情。军方又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军事研究所。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制造化学武器，尤其制造油气的，也在大学里面招募有化学知识背景的学生。这些让在大学里的学生非常不满意，他们就在学校里进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学校很著名、很庞大，他们在图书馆进行活动。学校当局处罚了在图书馆进行活动的学生，整个学校数万名学生，不光在学校图书馆，在整个学校校园里面游行集会，然后就把图书馆占领了，校长的办公室行政大楼也占领了。这时候，大学当局面对这种汹涌澎湃的学生造反感觉束手无策，校方只能求救于警察，他们召集警察到学校对付学生，警察就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来。这个时候，大学的教授就站在学校的教学大楼前面，挡住不让警察进到学校，警察就被迫和教师、学生谈判，谈判了很久都没有效果，最后警察还是决定强攻，大批的警察就进来，教授们重新站过来，警察又推回去，而且把学生们驱逐出去。
在那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间，有700多名学生被捕，100多学生受伤。这是1968年春天发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
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也出现过造反的情况，也是在1968年的春天。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随着未来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政府征兵到越南去，一定要号召这些学生起来服兵役，学生中间有一个反战的运动；另外一个方面，和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学生非常不满意军方在学校活动。比方军方在哈佛大学开一些跟军事有关的课程，而且还要组织很多后备军官预备队的行动。军方这些行动遭到了大学团体的压制，学生不满意，爆发了越来越大的集会跟示威活动，军方就调动了大批警察到学校里，就发生了冲突。冲突之后，伤了很多，警察也有大量的人受伤。在这过后，双方僵持不下。到后来，学生方面没有支持下去。因为学生是这样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学生造反非常激烈，但是学校内部还是有一个民主程序，到底该做什么事情，大家要商量，商量不下来就要投票决定，最后学生要做一个决议。所以他们在造反的时候，在民主之下，有一个照章办事的做法。在后来跟警察的冲突跟对峙中，学生运动到底要走到哪一步，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暴力。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僵持不下去的，学生也没有得到老师跟教授的支持，因为有的学生出现了暴力的倾向，老师和教授是不愿意这样的。后来这件事儿大家就遵守决议，哈佛大学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在这件事情里面，可以看出：美国1968年的造反活动，实际上受到法国学生造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法国学生起来造反以后，美国的学生运动就（开始）到处出现。在1968年，受法国学生造反的影响，美国大学里面大大小小的集会示威超过了2000次，有300所以上的大学都有发生学生造反的事件，到1969年达到高潮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两起学生造反的事情。
这里面有一个学生组织叫做“气象员”，为什么叫“气象员”？因为造反者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使没有气象员，我们也知道风要往哪边吹”，它的意义就是说实际上你别告诉我，我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办。学生运动里面最激进的一支，他们就把自己命名为“气象员”，他们把这个运动越来越往激进的方向推。他们鼓吹暴力，最后要制造炸药，袭击美国的警察局，或者是火烧警察局，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戏剧性的事件，
“气象员”这个最激进的学生组织在一个大楼里面，自己制造炸弹，很多年轻的学生就失去了生命。这件事情，使激进的学生组织损失很多，你看他们自己把自己炸死了不少人，暴力活动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美国的学生也从来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美国的工人是非常反对学生运动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在中国也有体会，跟中国最对着干的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觉得，美国对中国限制贸易这一块最好。比方说他们（美国工人）觉得美国的资本家在中国投资，等于把工作机会给了中国人，而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也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美国的工人保守传统是非常强烈的，美国的学生那时候得不到工人支持，美国的工人阶层跟美国的政治社会之间有隔阂。但是不论怎么说，美国工人没有支持他们。他们自己制造炸药，炸死了自己，他们这种暴力行动——去袭击警察、去烧警察局，都没有人支持。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学生运动大概在1970年以后就烟消云散了。这一点上，跟法国的学生运动结果是殊途同归的，原因都是暴力性得不到大量的支持，而且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最后就消沉下去了。而美国的变化，意志消失以后，美国那些学生又出现180度大的转变，本来穿破破烂烂的牛仔裤、特别放荡的人，现在穿西装戴领带，该考试就考试，该拿学分就拿学分，该拿学位就拿学位，就出现这种情况，大选的时候该投票也出来投票，该上教堂的时候也上教堂了，又回归了他们的主流价值。美国人就把求职、把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把建立家庭放在自己首位，就是整个社会回归到了正常的秩序。
那么，中国1968年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首先要指出，就像今天有些报刊做的1968年一样，跟大家的初步印象是相反的，1968年中国的青年学生跟西方学生的造反不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实际上，中国的1968年不是学生造反，而且是学生造反结束，还不光是这样，整个学生思想实际上还是在批判性地反思造成早两年的行为的思想。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中国学生说要造反，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简单地说，中国学生造反应该是在1966年，而且这种造反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中共中央做的决议，是根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以及“16条”、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议最后组织起来的。要说当时中国学生的造反以及给外国留下印象的话，最明显的造反高潮应该是1966年的8月份，那时候以北京为典型，叫做“红色恐怖的八月”。中国学生在1966年，以“红八月”或者“红色恐怖的八月”为代表的造反有两个特征，这是跟西方学生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特征叫做“血统论”，就是当初的学校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当初的学生在1966年之前，早就根据自己的家庭背景分成了三六九等，一部分学生叫做“红五类”，就是你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或者是工人；另外一部分叫做“黑五类”，这五类是黑色的，地富反坏右。但中间有一些数量的教师、律师或者医生，那时候叫做“麻五类”，就是既不红也不黑，但是你必须改造自己。
那时候学生里面流传着一副对联，支配着学校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对联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红五类”出身的人由于父辈是革命的；另外一部分，是“黑五类”由于你家庭背景不好，由于你父母是反动派，你天生就是反动的，这是一个绝对的界线。相当多的学生由于出身不是“红五类”，他是没有资格参加造反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中国造反的特点跟西方不一样，西方造反绝对不会问你爸爸是干吗的。你爸爸如果是个部长，那么你可以造反，而且袖标是很大的，如果你爸爸是处级干部的话，袖标小一点。那种等级制，那种中国封建社会那一套皇权制度下的东西，实际上完全是反着过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假造反，你父母的地位严格决定了你现在有多少造反的资格跟发言权。
第二个特点，1966年，中国学生打出文化革命的旗号反对文化。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时中国的教师最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后来带队，带着自己全校的几千学生跑到山东曲阜去，挖孔夫子墓，然后就是北京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庙宇都被摧毁，图书馆的书全部被拿出来，说那些是资本主义的图书，直接拿到造纸厂化成纸浆。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其实完全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文化。这是中国的造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造反，我认为跟西方的学生造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中国学生还是有好的一面，虽然是完全盲目的个人崇拜，誓死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到1968年的时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学生已经开始考虑文化革命到底对不对、文化革命是不是一个拯救人类的最新的革命、是不是彻底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学生的主流在1968年跟西方学生刚好是相反的，他们的造反运动是方兴未艾，我们的造反运动已经是开始批判性的反思前几年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这里谈一个学理性的问题，一般我们熟悉的概念，西方学生也是这个观念，中国人也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把文化革命叫做“十年浩劫”或者“十年动乱”。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革命是接近10年的，就是从1966年开始，一个标志是1966年5月16号，因为中共中央发表文件，把文化革命起点定在这一点。文化革命结束，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把“四人帮”抓起来，把“文革”派的人一网打尽，文化革命正式宣告结束。从一般的定义，中国文化革命是1966年到1976年，我们叫做“十年文革”。但是西方的学者一般不采取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印象中就叫“三年文革”。西方一些学者写的重要的书标题就是这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为什么他们这么看？他们不把后面的看成是“文革”，他们把学生造反的结束、学生的退出叫做文化革命的结束。这就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到底文化革命应该算是“十年文革”还是“三年文革”？我觉得各有优缺点。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大多数还是照顾中国的思想倾向，经常提“十年文革”。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其实说是“三年文革”也还是有道理的。我现在也要讲个事情，为什么“三年文革”很有意思？实际上有大量的文献说明，1968年时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结束了。比如说，1968年的时候，报刊上就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既然在1967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应该说在短短的一年后，1968年就是文化革命结束的一年。
另外一篇社论说：“随着全国包括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文化革命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说法也证明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到1968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召见了当初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大学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还有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五人，这就是五大学生领袖。毛泽东严厉地斥责他们，实际意思就是警告他们：你们别以为我们中央是支持学生造反的，你们从此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实际情况也是，毛泽东训斥了这五大学生领袖后，造反完全停止了，接着每一个大学，每一个中学，包括每个小学造反的革命秩序完全就没有了，军人跟工人，那时候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队，他们进出每个学校，恢复秩序，校长完全没有了。从外部力量、整个学校的权力都由工人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整个运动史已经完全结束了，到了1968年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干脆发出一个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来一个动员，要让城里的干部和家长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农村去，就是不但让学生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把你移出人口密集的城市去。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革”实际上是三年，到了1968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说法是挺有道理的。
在我国，具体谈到1968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是上海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学勤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的概念就是“1968年人”。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在90年代，1994年、1995年，为了纪念文化革命爆发30周年，当时我准备编一本书，题目叫《那一代人的回忆》，就想把我们青春时代的思想和行动做一番回顾跟反思，我就找朱学勤约稿，那篇稿子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题目叫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是跟朱学勤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文化革命的时候他是小学生，对这种造反现象非常钦佩、非常崇拜。他觉得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叱咤风云，干的事情都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甚至决定人类命运的事情，世界都是由这些年轻人决定的。当初是这样说的，他就非常羡慕，跟着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也去干。后来他年龄大了，就观察那个现象。上海的名牌大学学生、中学生，而且都是当初在学校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家到了后期已经没有造反的余地了，这群人非常好学、非常愿意思考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也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响，有一大批人开始非常刻苦地看书、非常热烈地讨论中国的问题。他就把这种人叫做“1968年人”——就是中国的青年里面出现了一批民间思想家，他们完全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只是高中生、初中生，但是他们承担着一种责任，他们在认真地思考中国现在和过去的问题。朱学勤就受这个影响很多，这批人下乡到什么地方他就到什么地方去，这批人看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最后他自己的思想已经超过这批人了。他现在在学术上成就也很大，在中国社会里面、现代话语里也做了很多事情。他就很怀念这批人，他说当初给我启蒙的这些人，那批曾经在1966年、1967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后来革命造反的潮流退潮以后，又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书、认认真真地思考中国问题的这批人到哪儿去了？当初这批人教导了我，启蒙了我，最后我自己成就出来，这批人到哪里去了？他们在中国当代史上一点地位都没有，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消失掉了？这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篇文章出来以后，确实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从此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一个专有词汇——“68年人”。“68年人”这个概念是从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篇文章中来的，是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段跳不过去、不可忽略的前瞻，就是有一批中学生他们承担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中国问题，而且思考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最后这批人没有修成正果，莫名其妙，不知所终了。他发出这种感叹，引起了整个一代人，就像我这一代人的共鸣。
所以，现在在中国，“68年人”这个概念不胫而走，大家特别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从这种意义上，我自己大概算是“68年人”。朱学勤的这种观察是非常有意思的，朱学勤准确地看到：1968年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思想跟1968年的西方青年学生是相反的。西方的学生造反处于方兴未艾的地步，中国学生的造反运动已经退潮了，他们在思考中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想强调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我们对自己前几年的造反有另外一个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狂热支持的文化革命实现了一个深刻的反思，我们有一些独特的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没有彻底地、甚至相当程度上并没有摆脱某种影响，但是独立思考的萌芽已经起来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这一代人对于文化革命，包括类似于文化革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那么反感，实际上就是“68年人”的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现在想跟你们提到几件事情，说明中国的造反实际上走向了自己的一个反面。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遇罗克，他写了《出身论》，我刚才讲了1966年中国所谓的造反高潮——“红八月”，他讲的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东西。敢于出来公开反抗的基本上就这一个人——遇罗克。他就公开提出，人天生是平等的，不能根据老子决定自己的一辈子前途。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能不能考上初中、初中能不能考上高中、都跟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后面在谋取职务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入党的时候、包括当初最光荣的事情——参军的时候，基本都是家庭决定这一切的。所以，我把这种东西叫做“血统论”。他就公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那种思想的朝向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出身论》里面提出“人权”这个概念。我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有人在那种情况下思想里有这种东西。但是你看他的文章，你能够看出来，他对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思想都是非常熟悉的，对中国历史也是非常熟悉的。
在1965年，姚文元写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虽然一开始没发表，当然后来作为反面教材发表了。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发出以后，遇罗克就开始公开地批评姚文元，这真是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他是不久之前的中国民间思想家。
1968年1月5号，写了《出身论》、写了“赋予人权”的遇罗克被捕了，后来因为他的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反对当初文化革命那种特别残忍的专制主义的做法，他在1976年3月份被枪毙了，就是因为思想的原因，他的罪证呢，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的日记记述了他的思想。
同样在1968年，有个大学，现在叫华东师范大学，有个大学生叫王申酉，是一个家庭出身非常好非常红的人，但是他就没有好好利用这种社会给他提供的好处，他自己开始独立地思考。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他甚至坚持了很多年去看马克思主义的原着，后来觉得不单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中国大跃进也是错误的。他也是在1968年1月份被抓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探讨中国正常向现代化目标发展应该怎么做。他写了大量的东西。在1968年1月份被抓起来，而且是在1977年被枪毙。1977年，这实际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
同样在1968年1月6号，湖南长沙有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叫杨曦光(杨小凯)，他特别活泼，他在1968年1月6号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篇了不起的文章，这篇文章惊动了中央，他也因为思想犯罪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了。但是杨曦光有一个好处，他被单独以思想犯罪关在监狱里，跟一大房间的几十个政治犯关在一起，因为政治犯是最有思想的，中国当初最杰出的人物，一帮大右派联合起来造反，那都是湖南长沙最高等学府来的，都是大学里面的，所以十年来，他在监狱里面等于上了好几个大学，把数学、历史、英语全学了，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最后大名鼎鼎，被说成是中国最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人。这篇《中国向何处去》也就是在1968年1月6号发表的，他后来被全世界经济学家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确实非常了不起。
我猜想，朱学勤写“1968年人”这个概念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上海有些中学生——当年的这些造反头领，后来毛主席一道密令把他们所有人赶下政治舞台，他们心有不甘。他们觉得毛泽东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觉得毛泽东革命的神圣使命，我们还要来完成。毛泽东把我们赶下去，是毛泽东战略上的退却，因为中国的革命迅速退却了，也把我们牺牲掉了，也对我们进行了处罚。但是他们觉得哪怕毛泽东处罚了我们，仍然要考虑天下。
当时是1968年，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备九大，九大就是巩固文化革命成果。他们在1968年的春天，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也就是当初文化革命时期年轻一代独立思考的文章，题目叫做《一切为了九大》，就提出对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进行认真地分析，模仿毛泽东，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各方面进行思考。朱学勤最崇拜这一批人：虽然他们自己深情落泪，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但是他们认为文化革命政治运动的规律，都是需要搞清楚、要算帐的。这批人处在很困难的时期，仍然在考虑中国的前途跟世界的前途，所以他们写的题目叫《一切为了九大》。
这种事例非常多，同样在1968年，我感觉是中国造反运动结束了，但是有些省份也没有结束，宁夏就是这样一个省份。宁夏有一大批中学生，有一大批大学生，他们还可以搞运动，他们比国家形势要落后一些。但是他们感觉事情不对头了，（尽管）没有任何力量压迫他们走下政治舞台，他们自己自觉自动地退出了政治活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自觉地按计划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着，还办了一个刊物，来探讨他们学习的成果。他们纯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叫做最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来批判文化革命。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背叛文化革命都不是想去批判文化革命，实际上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实是毛主席晚期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跟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是第一要素”这些观点完全相违反。所以，我们背叛文化革命，我觉得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在用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极左化的马克思主义。用南斯拉夫共产党当初批判中国的话：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那种野蛮跟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想这话仍然是正确的。
宁夏这么做，但是他们所成立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后来）被破坏了，它当时有二三十个成员，其中的主要成员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有三个自杀，另外是判十几年的徒刑。1968年，对中国来说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一点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第二年，1969年，在江西赣州有一个叫李九莲的（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胡平专门写过她的事情），她就是在1969年思考自己当了造反派、自己搞学生造反到底对不对，是做了炮灰，还是真正做了革命的小将，为了神圣的事业，她是被整个文化大革命所欺骗、所利用，她把自己的这些反思写在日记里面，写在给男朋友的信里面，最后男朋友把这些信交给党组，最后这个李九莲就被抓起来，在1977年被枪毙，被枪毙的还不止她，还包括她的战友，还有些人跟她完全没有关系，出来打抱不平，认为李九莲没有错，结果就被枪毙了。
最后，这种事的反思达到最高的境界。1974年年底，广州有三个年轻人，化名叫做“李一哲”，“李”就是李正天，“一”就是陈一阳，“哲”就是王希哲。他们以“李一哲”署名大字报，写了个《民主与法制》（《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我认为这是当初中国青年的思考中，成就最高的，他们已经在思考中国实际上搞的是军事法西斯，他们把文化革命的本质看得那么清楚。他们提出了一整套中国革命应该怎么搞（的思路），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跟民主法制连在一起，否则社会主义完全是假社会主义，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给他们平反了。所以这些事情确实能够充分证明1968年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我举了这么多例子，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1968年，青年学生的思想和革命行为跟西方学生甚至是有点相反的。那我们就会考虑，“1968年人”，我们把这个中国概念套到西方那里去，中国跟西方的这种造反者，就是“1968年人”，他们过了一代，过了20年以后，这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对年轻时候的造反行为是怎么看的呢？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体会。我后来在80年代中后期，得到一些机会去参加国外学术会议，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以我为例子，基本上是40岁上下，1966年到1968年的造反者就是处在这个年龄。这个年龄，一些在学术上有上进的，比如像我，在1962年，大学停办了，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就成了第一届大学生。因为我是1977年读大学，大学读了半年就跳级，就考了研究生。这一批人中，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上的中坚分子，我们就有机会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与这一点相应，西方跟我们是差不多的，也是更愿意到国外去。因为我们耽误了12年，我们这种人是少之又少，坚持学习，最后到了78年、79年还可以考研究生，到了80年代还可以出国，比方我到英国去了，而且那时候，是最早当上副教授的。随着年龄的这种新陈代谢，我们已经是中国学术上、文化上的第一届人了。我们是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被推出来的。后来发现，美国或者欧洲国家，他们也是40岁上下的那批骨干，他们的地位就比我们高一些，他们担任大学学院的院长或者系主任，或者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后来就发现，由于年龄相仿，大家特别谈得来，但是谈话中间，最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最后发现，这种对立，刚好是因为我们有相仿的经历，有1968年前后造反的经历。
这样的对立表现在什么地方？一个是我们都批判自己所在的社会，我们都认为最好的社会是对方的。当时80年代的中国是全力以赴地学西方，中国的基础路线，都是学习西方最好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整个中国的倾向，不要说别的，就是那些最左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跟西方人打交道，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好，我们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好，都是在批判自己所在国家的制度，这是后来感觉最明显的特点。后来感觉很奇怪，你西方人怎么老说西方不好？你们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老说社会主义不好呢？我们就要解释社会主义不好指的是“四人帮”搞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发现对自己的经历，我们中国人出去就是吃过亏，西方人吃过亏也是肯定的，这是一样的，但是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谈到1968年造反的时候，两者是尖锐对立的。后来能够看出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所谓中国的“68年人”，有我们自己一系列的亲身遭遇，我们看到文化革命有十年，我们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我们对自己的造反生涯，对于我们曾经深深眷顾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这样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简单地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文化革命，这些人最开始被毛泽东、被文化革命小组统称为“天兵天将”，江青的讲话是“你们完全是小太阳”。文化革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善始善终的，每一个组织都曾经红极一时，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把你说成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政治运动实际上是很残忍、很黑暗的东西，实用主义的人多得不得了，每一个组织最终都是犯错误的组织。
1968年，毛泽东有一句话，这样一句话对我们这一代人太意味深长了：“现在是轮到你们犯错误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化革命时期，我说谁犯错误就是谁犯错误，我建议你们打倒他们，但是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这句话包含着非常的冷酷和残忍，就为了政治需要，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善始善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一个感觉，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是被利用了，当了炮灰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第二个原因，1968年，我们这一群政治上曾经有需要的人被全部赶到乡下去了，在那里看到的东西跟我们在书本上接受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是自己的优越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后来我们在乡下看到农民的文化之落后、生活水准之落后是无与伦比的。当时在政治上已经对文化革命开始怀疑了以后，我仍在相信以前那种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最优越、最好的？
第三个阶段开始，林彪事件出现了，文化革命闹了大半天，无非是青年阶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借中国第一号领导人打倒第二号领导人，输了由林彪出面解决。林彪是在内蒙古意外死掉的，这件事情使任何一个人还想保留我们以前那种政治信念也绝对做不到了，这种嘲弄，现在你很难想像，当年那种思想是扞卫毛主席，突然，在乡下，大家集中起来传达中央的档，说林彪是叛徒。我们文化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扞卫的路线无非是想把毛泽东思想推向最高的革命境界，怎么会搞到这一步？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是一步一步蜕变的，已经蜕变到跟文化大革命有点相反的地步。
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的造反没有一个组织参加，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社会不造反仍然是个高材生、仍然是个优秀的学生、仍然能够拿到学位、仍然可以在大学里面从事高尚的职业，当个教授、当个系主任。所以，由于他们没有受到处罚，他们从来没有由于他们的造反去反思自己的，不像我们，我们有一种当政治炮灰跟上当受骗的感觉，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深刻地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到底对历史的进步起什么作用。西方跟我们对等的“1968年人”从来没有想这些问题，由于没有想这些问题，他们对自己的青春年华时代，自己生命价值处在最高峰的那几年，他们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一谈起来就是缅怀的态度，所以刚好跟我们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种对比不单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种对比在中国还有。后来中国在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不断地派人到海外出国留学，大部分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也有极少部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因为西方这些“68年人”早就当了系主任、当了名牌教授，中国这些留学生就在他们的名下学习，他们把自己1968年的思想提升成理论，他们有一整套西方理论灌输给中国人。所以中国的年轻一代学生，当他们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他们就跟他们老师一样，跟中国有剧烈的冲突，因为他们是支持文化革命的，通过老师他们学到的是文化革命是追求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这种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现在美国鼓吹这种东西，（受到这种影响，）现在清华大学也鼓吹文化革命、68年这些事我们一定要继承，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里面有非常合理的因素，我们不应该轻易地抛弃，是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还有对我们的反思，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文化革命？”后来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面，西方“68年人”给他们灌输的观念跟我们中国“68年人”的判断、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误会。因为我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还是持比较批判性的态度。但我认为68年给当代的社会生活留下的社会遗产，还是有很多正面的东西，这些正面的东西也要分几方面来说。我们先说西方，西方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不是靠大破大立来激烈地改变社会，它有一整套民主法治的东西，对暴力是特别排斥的，它能容纳任何批判性的意见，在言论自由上，保障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西方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不像我们到现在还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或者对这个社会进行猛烈的冲击。西方的统治阶级跟西方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从青年学生造反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相当尊重青年人：为什么会这么不满，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暴力的行为来反抗现状？既包括大学教育制度、也包括社会制度，他们做了很多调整。从法国蓬皮杜那里就能够看出来，美国也可以看出来，学生造反的时候美国一批法案就出来了，在越南也开始裁军，对黑人的歧视开始注意，变得越来越好。
学生的造反虽然在表面上没有成功，没有学生宣告自己成功了，但是学生的造反给了整个社会一个提醒、给了整个社会一个警示：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社会马上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调整，使得社会在良性回圈方面做得越来越好。这是在西方68年遗产正面的方面。
而在中国这方面，像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是极度地造反，处于过度的迷信中，那种盲目、那种无知、那种愚昧、那种烧图书馆、砸教堂，乱七八糟的坏事都干尽了。但是经过反思以后，实际上，对以前那种极左的东西，对那种反人类文明的、野蛮的东西、反血统的东西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有一个特点，甚至在“四人帮”推翻之前，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有些别的看法。有很多实际的例子，比如北京大学，有个年轻人，他被下放到乡下去，最后在“四人帮”结束很久之前就提出支持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整个这代中国人，刚好由于反思了文化革命，思想比较彻底地改变，这一代人后来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包括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对于“四人帮”表示不满的大抗议、大示威中，对“四人帮”最强烈的抗议，一定是来自“1968年人”，秦始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经过反思才有的这样一个立场。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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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中国，1968年以后的活动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还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比如大家独立思考的意识。西方68年的独立意识，就是不轻而易举地认可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批判性的反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68年跟西方的1968年一样，要坚持一点，就像刚才讲到的，中国文化革命还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点最明显，像王朔、姜文他们，他们鼓吹的是文化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的父辈都是部队大院的高级干部，军队干部是文化革命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像后来的工厂，一个小小的排长可以担保整个工厂。在他们心目中，文化革命时，老师也被打倒了，也不上课了，也不考试了，种种束缚制度都没有了。像姜文、王朔他们感到文化革命是鸟笼打开了，我们是小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以写文化革命是阳光灿烂的东西，所以就把十年浩劫的痛苦给抹杀掉了。
所以，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七年了，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记不住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把文革说成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定是我说的这种不好的观点。我们始终要把这一点说清楚，文化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你们说文化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你们是一小搓很特别的人，你们的感受实际上跟中国老革命、老干部、所有知识份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们现在要跟后一代人讲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故事，实际上对历史会有负面的作用。所以，“68年人”还要面对这么一个负面的影响。文化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打倒走资派”的概念，毛泽东之所以把亿万人民能够动员起来，支持他这种荒谬的想法，开始不是那么简单的，实际上他是提出了社会公众平等的口号，提出了打倒特权的口号，但是这种口号纯粹是为了动员人民群众。随着中国越来越不公正，很多人开始怀念文化革命口号性的东西，就是社会公正，要平等，特别是文化革命毛泽东打倒走资派，实际上是很荒谬的事情，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荒谬。因为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以后，如果说以前的干部是走资派，是个很荒谬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干部都是走资派？毛泽东的话荒谬到这种地步，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走资本主义，不知道路线在什么地方，敌人就在共产党里面，这是很荒谬。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说，文化革命所有荒谬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对现在的反贪污、反腐败感到无能为力、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会怀念文化革命，他们会怀念文化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日子，群众可以随意地见到官员和领导。
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革命是一个虚假的概念，走资派的概念是非常不科学的概念。现在个人要提倡社会公正、个人要提倡平等、个人要减少政权专制，但是绝对不是让文化革命（来实现）。在新的条件下，哪怕有这些特权在成长，有大量的贪污腐败，我们必须在民主与法，尤其在法制的基础上施行。如果你用大字报、游行这种自由，可以任意地攻击领导干部的话，干部把你打成反革命也是有的。所谓文化革命，走资本主义，实际上吃亏的仍然是老百姓。现在很多地方工人下岗，他们再就业的时候，都是走文化革命的那种标准，都是一些陈旧的观念，因为他不知道更新的观念，不知道用一种更法制的手段来改变中国目前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遗产，这种遗产是一种负面的遗产：一种把文化革命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种认为中国要实现公正的社会就要走反资本主义道路的思路。我认为，这（理性继承1968年的遗产）是中国未来任重而道远地要去做的事情。
我就讲这么多，同学们有什么不清楚的，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探讨。
提问：徐老师，您好！我的问题可能跟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都知道您在80年代就已经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专家了，是什么促使您在90年代走向政治哲学？
徐友渔：促使自己转变的是我们的社会发生着比较急剧的转型，这个转型中间出现的问题更重要，使得我不能再继续待在象牙塔里面。我觉得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公正性的问题，而社会公正问题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我在研究的中间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哲学基本理念可以用到中国来，但是我不可能是做什么事情就直接地付诸行动，我还是在思想层面做事情。我转型做政治，纯粹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种种问题刺激着我，使我不能并且难以进行以前纯粹抽象的研究。
你们可能没这种体会，放弃以前的研究成果，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感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中国这个社会的形势最终还是驱使我去做这样的决定。现在对政治这一块的了解，使我对中国现在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比如什么叫宪政、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公正，在中国具体条件应该怎样实现，包括大背景怎么公正、怎么平等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我跟分析学告别是非常痛苦的，现在看起来也是不痛苦的，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负了一点责任。
提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您如何评价杨小凯的文章和“7？20事件”？
徐友渔：哪一年的？
提问：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否认为像您、还有胡锦论、还有张鹰基，你们当时都是成都的，你们三个人也能算是一个组织么？
徐友渔：那篇文章说的是什么？
提问：那篇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非常慢，他就把68年那些人作为那次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友渔：你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提到这里我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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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做一点解释，也许你知道了很多，别的同学不知道。
杨小凯是北京大学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也是研究文化革命的，跟我是好朋友，他研究得非常厉害。他是研究文化革命的思潮的，所以他的成果很有意思，可能今年会在香港出一本书。
是这样，一般人认为杨小凯那篇文章跟“7？20事件”有关系，但是据我的研究没关系。“7？20事件”是一个什么事件呢？应该说，全国都是造反，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保守派都被毛泽东打成反动组织。“7？20事件”可以说是文化革命出现的一股力量，毛泽东派的中央文革的钦差大使到武汉视察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批评保守派，结果就被抓起来了。当初这件事儿非常厉害，后来武汉发生了兵变。在中国，毛泽东威信比天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派的两个最大的心腹到那里去，结果被军队抓起来了，全市进行大游行，而且是持枪的游行，就像“文革”派举行的非常大的游行。文化革命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一面，王力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其实那时候毛泽东也在武汉。毛泽东那时候已经感到了威胁。正要发生兵变，毛泽东穿着睡衣就跑走了，慌乱地就跑走了。
文化革命中这些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最惊心动魄的大概就是“7？20事件”，“7？20事件”最后的结局就是，毛泽东宣布林彪“7？20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就处理武汉军队（当时支持武汉军队的一大批群众有上百万人，那个组织叫做“百万雄师”），而且马上宣布这是反革命组织，加以摧毁。
我的文章在思潮上，很间接地跟它有关系，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另外一方面，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从文化革命中，青年学生自己思考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非常了不起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西方学者最早发现，在全世界流传很广。它也是研究文化革命中间青年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档。但是就我个人的评价，杨小凯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最了不起的学者，但是他的这篇文章是研究文化革命独立思考里面最差的文章，为什么这么说？他认为文化革命是整个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他认为周恩来是中国红色资本家最大的代表，文化革命为什么没有结束？只要不打倒周恩来，文化革命就不可能结束，中国所有的坏事、后来的事情都应该算到周恩来头上。他认为最后处罚他、把他打成反革命，周恩来是起作用的。
这种思潮，实际上比毛泽东无产阶级专制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潮还要更严厉、还要更极端，他已经极端到“文革”派毛泽东本人都不能忍受了。在这个领域上，是沿着那条路在走，
但是整个理论框架是以文化革命理论为框架的，这篇文章跟在他之前出现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法相比。但是文化革命的独立思想最深刻的应该是“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把整个文化革命称为一个军事法西斯的专制。文化革命讲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文化革命讲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西打的是最高的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最腐朽、最没落的东西。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革命有相当多独立思考的这种意外思潮，包括刚才提到的《一切为了九大》等，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问题，文化革命像成都中学生里面，比较有影响的可能是我们几个（指问题中所指的三个人），这后来跟美国学生造反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考虑，文化革命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地方：我们或许不是亲历者，但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怎么看，大家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兴趣也不在这方面，它已经在西方主流的学术体系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他可能也不会讲这个东西。所以文化到底还是跟生活非常不一样的。
提问：徐老师，您好！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缺少学生运动了？“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的灵魂，现在已经没有大起大落的学生运动了。这是因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使我们越来越理性呢，还是现在的压力使我们根本就没有学生运动了。您作为一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您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好的事情还是一种不好的事情？
徐友渔：我认为一个经常出现学生运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这个不正常可能是社会制度的不好，或者是一个民族跟一个国家处在外敌入侵、风雨飘摇的时代，所以到“五四”才会出现那样的学生运动。站在意识形态的传统（观点来看），一般都是给出正面的评价。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给一个正面评价，尤其是五四青年运动，它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反对卖国，这方面也是很正面的。
但是，我讲一个自己的体会。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什么呢，是火烧赵家楼，把那些签订巴黎协议的人抓起来暴打一顿。因为我是研究哲学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读杜威的日记，英文本的，那时候很有趣，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个是杜威，一个是罗素，当时都带学生了，而且都是带大学一年级以上。杜威日记里面所写的让我大吃一惊，学生运动天经地义，特别好，特别爱国或者特别正义。杜威在美国也是一个左派的进步人士，他写到，你说签协议的人卖国，你有什么证据？不管他卖不卖国，你怎么到人家家里去把人家房子烧了？这完全是破坏法律的。我当时非常震惊，接受不了，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进步左派，怎么反对中国标准的最典型的“五四”运动的学生做法？我并不接受杜威的这个看法，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回味，我觉得并不意外，杜威这个说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是在一个民主跟法制的社会里面，他做这个判断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判断一个学生运动，我们是给它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评价时，要看我们社会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当处在一个国破家亡、风雨飘摇的阶段，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示威游行的行为，可能我们会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同时，我们是在一种革命的激进主义的传统里面这么看的，我们对我们这么看本身也应该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
最后，我还是想通了，杜威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后来我还稍微倾向于接受杜威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会少有学生运动。在这种意义上，这要看怎么评价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行为的话，我不希望有学生运动。所以，就像我今天讲到的，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权利，我们应该在投票箱里表达，但是这个投票箱也要有一个前提，人要有投票选举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从这种意义上，我站在一个非常保守的立场上，我也不认为中国社会、北京这边就完全排除掉了，当一个社会需要我们挺身而出，扞卫正义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这方面最著名的是100多年前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它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也不是中国那种国破家亡（的社会）。当它出现一种极不正义事件的时候，所有的知识份子，包括青年学生也应该站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我把学生运动是当成人民倍受煎熬忍无可忍的一种社会表达，不能轻而易举动辄就有学生运动，学生运动频繁的国度一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所以我这个回答没有一定之说，要视情况而定。
提问：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这篇文章中提到，实际上，学生运动的思想来源于“五四”。“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在思想观念方面是越来越激进，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没有认同感。不知道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徐友渔：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余英时是我极其佩服的一个学者，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太赞成他的观点。余英时表达了这个观点，表达了杜威的观点。在年轻的一代，朱学勤这一帮人的观点都非常明显，他觉得文化革命完全是跟“五四”运动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激进主义的思潮。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有两派意见。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余英时他犯了一个错误，文化革命表面上叫做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宫廷政治、是搞阴谋诡计的，你看林彪事件，阴谋诡计搞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看表面文章，看舆论，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这些东西，你会把它看成是文化运动，看成文化运动当然是很激进的，批孔老二，要批林批孔。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把文化运动跟“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五四”时，你看胡适、陈独秀、鲁迅不是都是否定传统吗？要拼命批孔，又要否定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极其表面的现象。
我觉得我们看待中国问题不应该这么看待，文化革命纯粹是一个最尖锐的政治问题。林彪被打倒以后，周恩来想恢复一个比较良好的秩序，实际上，通过批林彪是批判的文化革命，或者是力所能及地扭转文化革命那种破坏性的东西，他把林彪定义成是极左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文化革命或者是毛泽东那套东西确实是极左的东西。周恩来是想改正文化革命的错误，但是毛泽东是伟大领袖，那种洞察秋毫，那种敏锐性，一下子就知道周恩来的意思，就把林彪从批极左改成批极右，说林彪表面上是左，实际上是极右，右到什么地步？右到要批，为什么要批？批孔夫子。因为周恩来既不能向彭德怀那么刚烈，就是公然对抗，最后就是自取灭亡，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是太愿意为虎作伥、专门去干那种坏事。所以，他呢，就是一方面要跟毛，对文化革命亦步亦趋的，毛泽东说什么他干什么，一方面他又在遇到这种机会的时候，又想调整文化革命那种左的东西，力所能及地纠正错误。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甩也甩不掉，对他厌烦到了极点。当初文化革命中，所有人，从毛泽东到江青，就给周恩来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拨斤算两，专门搞挑拨折中。就把他跟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联系在一起；后来又发现周恩来还有点野心，靠批林彪的极左来纠正错误。
实际上批林、批孔是批周，毛泽东自己知道，实际上是批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批，所谓的批孔夫子，真正批孔夫子的文化上要进行革命的意识，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要打倒周恩来。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阴谋，我们被他的口号所迷惑。文化革命正面是斗争，每一件事儿，说的和做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说文化革命和“五四”是一回事，但“五四”是一个启蒙运动，解决的科学理性；而文化大革命讲的是毛主席的话一顶一万句，是一个极端的现代个人迷信，跟“五四”精神是完全相反的。
像我研究文化革命，我是一个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我知道，必须在政治领域（深入研究）。而西方有些学者或者西方研究者，一研究革命就跟孔夫子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种研究意义上是有意思的，但是把文化革命看成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把批林批孔真正看成是要批孔夫子，打倒孔家店，完全是一个表面上的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东西。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恩来，在这种意义上，类似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把文化革命当成是“五四”精神的延续。
我认为，文化革命讲的那种蒙昧主义，反剥削、反民主，跟“五四”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反对把文化革命当成是发源于“五四”新文化或者是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东西，对此我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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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对的态度。
提问：刚刚您谈到，假如咱们抛开文化大革命，我们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之间的背景？我们今天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要重新建构，但是我们可以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尽管是个口号，但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反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如何去理解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意识上的民主和平等？
徐友渔：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写一本专着都回答不了。我就简单地回答一下。首先回答一点，为什么现在中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了？为什么现在国学会热起来？我自认为比较正确、比较中肯的观点，现在中国急剧地现代化，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古今中外，在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或者物质生活的提高，他的精神上感到极大的反差和失落，越是现代化越是要追溯传统。这基本上是人类天性的诚恳。大家感到另外一个纬度形成真空，大家必须要扳过来。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我对现在大家重视传统是持一个正面肯定的态度，原因就是在这里。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批判性地蹂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荡然无存的。我们可以见到很多例子，宋楚瑜到清华大学去访问的时候，清华大学送给他一幅字画，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人，他念不下来，这种处境很遗憾，当时是现场直播，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很糟糕的。像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跟台湾打交道，真是心亏的，我们连中国文质彬彬的信都写不来，那种城府、那种措词，接到邀请信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台湾政治家过来，你看出来，对传统文化熟悉的程度，水准高低的差异到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1949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大的破坏，对现在我们社会逐渐恢复比较正常的秩序以后，必须得对以前粗暴的破坏去给它一点点补上。这个意义上我是用一个同情的态度来理解现代文化。
这个问题要提这么提，中国现在的目标应该是现代化，或者叫做宪政民主、或者叫做自由民主、或者市场经济的基础的宪政民主的国家，这一点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共识。这种问题的出现，现代民主或者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国家，这些理念无论是个人权利或者个人理念，实际上是从西方来的，甚至跟西方的基督教关系非常非常大，如果你从学理上来研究的话。中国是一个有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此丰富文化传统的一个国家，当我们建立一个未来的现代化国家的时候，我想在做这种正确安排以外，这种制度安排背后需不需要有文化的东西作为支撑？假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支撑的话，这个文化资源是不是要完全从西方来，我们必须从文化上重起炉灶，把西方的基本文化理念、思想理念全部拿过来，也就是中国的思想家从内生到外来。我们再安排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文化支撑，就制度谈制度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东西要从什么地方来？一种答案，就是完全从西方来，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这就是一种最极端的看法，这个看法显而易见，是行不通的，我也不赞成，不可能中国13亿人都变成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实现）自由民主或者宪政民主。中国既然不可能13亿全变成基督徒，文化不可能变成基督文化，那么像现在的发展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了。
另外，我们制度的安排文化资源一定要是本土性的，因为中国历史太悠久，文化太丰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安排之间找到一个介面，找到一个对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当代所有新儒家都是这样一个思路，中国（重构）的文化传统必须有利于现代化目标，使这个现代化能够结合成一个整体，不光是制度学西方，文化也是中国的，这两个东西应该是整体的，制度化资源和思想资源的支撑。
在这种意义上，新儒家的做法就是，我试图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为主的宪政民主提供什么东西？所以新儒家拼命地在孔孟之道里面找到民主自由的东西，能不能找到？可以说勉为其难。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讲，实际上有点曲解，这东西也未见得是民主和自由的东西。
所以说复杂在哪里呢，我现在要谈我自己的一点前期的观点，这种新儒家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制度安排需要我们有文化资源，但是如果不曲解孔孟之道的话，你很难建设一个中国现代政治民主国家需要的东西。现在不光是新儒家，包括现在中国一批最活跃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人，他们都讲过这件事儿，他们就觉得重起炉灶是不可能的，我彻底要传统、我就去拥抱一个西方宪政民主，这是做不到的，还要再从这个角度去找。找来找去，像前面新儒家，找来的东西大家不服气，你说这些话就是民主自由，以此来开辟中国的宪政民主，这些东西就很难做到。
如果要说复杂一点，还有几条路子。一条路子就是这么来看待中国传统，余英时就说得很好，他甚至可以说是酷爱中国文化，他是一个中国血统的政治学者。他非常冷静、清醒得看到，现在还要从孔孟之道里面找到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做制度资源吗？这是妄想的，根本做不到，300年来，几代新儒家都没有做到，儒家思想在未来的现代社会中间起到非常重要和正面的作用，（但是也）只能在日常生活中间、在日常人文理念、在处理亲情伦理关系、在处理同事关系中起到这种作用。
这方面的例子最雄辩的就是台湾，台湾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但它的文化基础还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台湾的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它的压力，这个现在我们没办法对它分析。但是至少有一点，台湾别的不说，孔孟思想这一套是悟出来了。我非常赞成余英时的观点：中国文化传统是有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只能在个人伦理、日常伦理方面起作用。
有一种错误，是朱学勤或者是秦晖提出来的：制度安排就是制度安排，我在做中国未来制度安排的时候不考虑文化的问题，考虑文化的问题就是文化决定论，好像中国的文化来决定中国未来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谈制度安排，不谈文化。这是一种错误，当然从学理上不能这么说。
还有一种错误，是有些人提出来的这里面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第一次演讲，他提出一点，他说：“这种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现代政治的制度安排需要一个国家传统的东西。”他特别反对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价值”。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有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来支撑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全球化的事实，我们从全球化的事实、这种经验的事实里面就能够得出我们政治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当代的活生生的生活里面能找到。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些观点都各有各的道理，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偏好，但是不值得介绍。就是这种思路，我觉得我这种思路观察还是很深刻的，你们可以参考这几种思路去看档或者发展自己的考虑。
来源: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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