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市-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滥觞 ——评《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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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滥觞 ——评《校注》

《古典学评论》第2辑
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滥觞

——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

陈建创
19世纪中期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编译出版的《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分别是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希腊、罗马专史，是国人认识希腊罗马发展史的启蒙读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阅读西方人编写的史著，来认知和学习西学、西政，旨在救国图存，以“经世之学”应对世变。
《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是英国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由约翰·爱德华·葛林(John Edward Green)所编“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之二种，是比较典型的卷节体史书,据称该丛书原为英国伦敦麻密纶大书院（Mac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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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o.）的教科书，实际是从“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中精选而来的。这两部书分别是中国第一部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希腊志略》共分七卷，全书叙述了从希腊民族的起源至公元前30年希腊被罗马征服的历史，对希腊的初始状况，邦国、民族、史学、宗教信仰、历史变迁等有翔实的记载。在体例上，该书附有希腊志略年表，以中国年份（国王在位时间）与耶稣降生前年份对照，正文前附有“自春秋至战国时希腊地图”等五幅地图，描述了不同时期希腊地域的变化。书中认为，希腊以学术成就为骄傲，“学者果能习熟希腊一史，则欧洲诸史之义理，皆易明晰”。正如清代学者徐维则道:“希腊为泰西古文明国,其政教风俗制度文为,虽不及近数十年之美备,然民会国律战例之大公理、公法之原,格致制作之学,已无不具是书所载,条理秩然,而今日欧洲以民立政,以学强国之渊源,可资以证其九节纪律例,诸贤为后来果鲁西亚士诸人先声,读此可知其原。”除内容完备和体例上的特色外，在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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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历史事件时，特别注重对原因的分析。如在分析希波战争希腊取胜原因时，作者认为，除波斯方面的因素外，雅典和斯巴达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鞭挞了投降波斯的希腊国家，“徐为查察，诚非无故，率以波帅措置失宜，尤因希人始终勤奋耳，而希人亦有多端不堪嘉奖处。诸国多倾心服属波斯，兼有数国始终附随钦服。即尽心来会战之国中，亦多由愿来属波王下者。希人大略，率视己身利益为极重，为国家甘受伤害者极寡。斯巴人在伯拉代（普拉提亚）战，于灭挫波势，居首而有大勋劳，然其于居首统帅希师中，有诸多懈怠疏漏，不堪倚恃之隙。惟有雅人，自始至终，一力主战，坚持志气，无纤微懈怠，故能成就大事。希地诸国，胡能及雅人哉。波军欲征服欧洲希人，较征服亚洲希人尤难，即缘雅人竭力死战，比罗地诸国人由来同心，谨从斯巴达人战也。”对于希腊衰亡的原因，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由来西国史中，每见其威权稍大时，频有倾覆败亡，究乎其故，实源彼此不睦，寡于互相济助，也不惟城与城争。所盟难期历久不渝，即同城人亦不相照顾，结为不相能之党与，而嫉恨怨望，较视他国人尤烈，识力不及希腊之他国，其政令制度较希国尤有可取，遇事时，同国人率多匡辅济助，独惜希国无是也。观西国史书，此弊昭显。第国中所有多才多艺辈，未录入史书中使人得见者，亦至不乏耳。其地，人之才搜灵敏，急于扩充知识，创精美物之奇思异能，史书原未备录，欲知其才识者若何高超，技艺如何精巧，须读其所著书籍，观其绘画雕镂之诸般异物，由来尽心于希腊学术者，从无发怨言，谓徒劳心力，观其书究其物者也。”
《罗马志略》全书十三卷，叙述了从公元前753年建造罗马城至1453年土耳其人攻取君士坦丁堡“东罗马亡”2000多年的历史。书前有《小引》，分别为读罗马史便悉欧洲近事；罗马史载往古诸国事；史中五要观，论述罗马发展史对欧洲近代历史变革的影响内容，且《小引》中也指出,读罗马史可以了解整个欧洲的历史,“于罗马史次第观阅,可知欧洲诸国,如何蒸蒸日上,臻于今兹气象也”。书中附有“中国西周末时意大利地全图”等十幅地图，展示了罗马从蕞尔小邦发展成地跨三洲帝国的进程。文中用了四卷的内容着重分析了罗马弊政出现的原因，政治家进行的改革，弊政导致的政权更迭、党派之争以及内部战争。欧洲诸国之史书中无论古史书、还是近代史书皆以罗马为“中键”，源于罗马兴衰对欧洲各国的影响。书中对基督教的兴起、罗马法律的影响也都有翔实的论述。书中还认为奥古斯都喜与文士相来往，造就了罗马史学和文学繁荣的一个时期。同时艾约瑟就罗马对欧洲的重大影响进行了阐述，认为“罗马国实为欧洲古今数代之枢纽”，“往古欧洲诸国，举经罗马征服。迩时诸国，当罗马衰落时乘势自强兴起”；“今之欧地诸国，无一不得有罗马之遗利，如作罗满西语之诸国……其政治风教咸从罗马。若德、奥、英、丹、瑞、挪之德族诸国，其政治风教从罗马者固不及法、西、意、葡诸国之多，然其风俗政治亦半因罗马之遗规。”作者进而得出结论：“欲考究德族诸国之详，尤宜先须论次罗马。”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主要涉及政治、军事，对经济、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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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等方面则鲜有涉及。这反映了19世纪欧洲学术界以政治、军事史为中心的传统史观，同时也与当时古典经济史资料的缺乏有关。为了弥补两书在文化史方面的不足，1885年，艾约瑟出版了《西学略述》一书，以文化史为主要内容，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脉络。
在编译两书时，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理解，艾约瑟在原著外编制了希腊与中国年代对照表以及中西罗马年表，以中国年份（国王在位时间）与公历纪元对照。前者起自公元前776年（周幽王六年）俄伦比亚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初起，终于公元前30年（汉成帝建始三年）希腊归于罗马省；后者起自公元前753年（周平王十八年）肇建罗马城，终于1806年（大清嘉庆十一年）德帝法兰西第二辞位，西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灭亡。此二书由总税务司署1886年首版后即受到知识界的高度重视，先后出现了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本、1897年湖南新学书局刻本、1898年上海盈记书庄本、1902年点石斋印书局印本等多种版本。
作为“西学启蒙丛书十六种”中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年士子学人争相阅读的书籍。梁启超评价《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皆特佳之书”，认为了解“希腊、罗马，并欧洲古时声明文物之国，今泰西政事、艺学”不可以不读《希腊志略》、《罗马志略》。1897年，梁启超给好友刘光贲的信中说：“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唐才常在1897年《湘学新报》第一期发表《史学第一》，认为艾约瑟翻译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是通西史的重要参考书目，并在第十五、十七期上对两部史书做了书目提要。蔡元培在戊戌年也购买了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丛书。湖南时务学堂将《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列为必读的“专精之书”。在1897年刊刻的叶翰撰写的《初学读书要略》中，明确强调了西史的意义，指出读史应当“中西合参始得其道”，“西史宜先读西学启蒙十六种之《罗马志略》，可知远西政学之渊源”，同时读西国史可以了解西方强盛的原因，“反思已族不兴之由”。京师大学堂教习王周瑶称其为“不可不一读”之书。另外改良派士人王韬在“格致书院”的讲坛上大力传播西方古典文化。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书院监院（院长），并于是年建立了以命题课士的考课制度。《格致书院课艺》选辑了历年课试的优秀论文，每年汇编一本，共收录了优秀考生86人的试卷290多篇。这些作品中引用西方的数据将近200多种，其中王佐才、钟天纬、朱澄叙等人在课试论文中引用的资料显然来自艾约瑟译介的西方古典文化论著。可见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古希腊罗马史专著，在中国西方古典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为帮助现代读者更方便地阅读、利用此二书，陈德正、韩薛兵两位学者以流布较广的上海盈记书庄发兑的光绪戊戌（1898年）版本为底本，对全书采用现代标点符号进行点校整理，将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对原书中的专名（人名、地名、国名、专有名词等），均注明现代通用译名并加注英文及希腊文或拉丁文，必要时作简释，个别错讹之处也以脚注注明。原书所附地图多模糊不清，地图中地名与正文出入较大，校注者据原图和正文地名重新制作。书前有陈德正教授撰写的《中国最早的古希腊罗马史专著——〈希腊志略〉和〈罗马志略〉》，介绍论述两书的由来流布、编译者生平、概要特点、影响以及艾约瑟传播西方古典文化的贡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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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附人名、地名对照表，与当今通译人、地名进行对照。从前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分别作为中国第一部希腊罗马专史，成为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文明认识的起点，不仅在中国古典史学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更是向国人展示了与传统中国全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更是起到了启蒙教科书的作用。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未出现此二书的点校、整理版本。对《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工作的完成，填补了学术界这一缺陷和空白，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典史学向纵深发展。同时，《<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对于学界同仁研究来华传教士在中西史学交流方面的贡献也极具学术价值。鉴于目前学术界尚未有学人整理、点校此二种古籍，校对工作的完成无疑将对学界同仁提供阅读之方便，也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研究之线索。我想，此次校对、整理工作，倾注了校注者多年的心血，对中国古典学界而言是一大善举。据了解，此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古典学在中国” （项目编号10BSS00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得到了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工程专项资金的资助。
《<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的出版，让我们清晰认识了解了以艾约瑟为代表的传教士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认识了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滥觞和发展。另外也如复旦大学张广智先生所说，““西方古典史学所反映出来的以真为要的探索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以史明智的鉴诫精神，其现代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如何能把西方古典学的优良传统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笔者认为，这是西方古典史学在中国的意义，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作者简介： 陈建创，1991年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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