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的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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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的历史错误

历史是人创造的，同时人的思想行为又受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并不可以随心所欲地雕 塑历史，而只能在前人已经创造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再创造，所以，对历史人物是非功 过的评价必须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功大过亦大的典型人物，它的错误和过失促使大秦王朝迅速灭亡。指出 这些错误和过失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还要分析产生这些错误和过失的原因，特别是要分 析和区别这些错误和过失中哪些属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是难以避免的，因而也就是可以原 谅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即历史已经提供的经验教训足以借鉴和防止错误和过失的再犯， 这种是难以原谅的。
在秦始皇所犯重大错误和过失中，有些是属于前者，如实行郡县制中的问题、不重视农民反 抗的问题等。郡县制虽然产生于先秦，但是秦始皇将之推广到全国，并二千年不变地传袭下去。从理论上讲，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比地方分权的分封制更有行政效率，特别是当天下有事 时，更便于集中力量防范和镇压叛乱和反抗，但秦的郡县制没有发挥这种作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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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郡县 的联系平时就不紧密，秦末大乱后中央对地方完全失控，任凭郡县守令或战、或降、或逃、 或被斩，这无疑加快了秦朝瓦解的速度[1]。在这个问题上秦始皇是有责任 的，他也许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但我们并不如此要求他、苛责他，而是认为此时郡县制处 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不系统不完备是自然的，这种错误和过失是难免的。不注意防止农民造 反的问题也相类，在这方面历史对他也有极大的限制。统一之后，秦始皇也感到天下形势不 安，但他把防范的对象锁在六国贵族及北方匈奴的身上，丝毫没有把农民放在心上。因为在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王朝均亡于隶属于自己的诸侯之手，没有亡于匹夫的先例，三代 兴亡史就是秦始皇的“资治通鉴”，所以他任意驱使农民，甚至不顾其死活，引起陈胜揭竿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最大的错误和过失。
与以上缺乏历史鉴戒、难以避免之过不同，秦始皇又犯了一些本可避免却不去避免的错误， 这其中最典型，并引起极严重后果的，莫过于不预立太子问题。沙丘之变是导致秦朝速亡的 直接原因，这一事变主要是由秦始皇不预立太子造成。本文重点是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点分 析讨论。
说不预立太子之过错是可以避免的，主要是因为在秦始皇之前，中国已有了一千多年家天下 的历史，积累了大量关于王位世袭传承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防止争权的君主生前预立太子 的传统，足以令秦始皇警惕、借鉴、吸取。据《韩诗外传》记载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自唐虞以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 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2]其实《韩诗外传》的说法还是比较保 守的，据其他史料显示，在殷商之时，就已有了颇为严格的嫡庶之制，确立了嫡子世袭之制 。据《史记·秦本纪》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 为嗣。”司马贞《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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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此以启与纣异母，而郑玄称为同母，依《吕氏春秋》，言母 当生启时犹未正立，及生纣时始正为妃，故启大而庶，纣小而嫡。”所以说，至迟到商代后 期，殷人已有了嫡庶继承之制。周人在文王时已建“世子之制”，后来更形成系统完备的“ 嫡长子继承父位，庶子分封”的宗法制度。在君位世袭的长期历史发展中，人们还总结了一 系列防止争权夺位，稳固统治的行之有效、明了易行的经典原则及做法，所谓“主器者莫若 长子”[3]“立长则顺”[4]“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 不长”[5]“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6]“太子天下 本，本一摇天下震动”[7]“杀太子与杀君同罪”[8]等等 ，均是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及制度化的体现。
秦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实行的也是以传嫡传长为主的世袭制，认为秦人主要实现的是如《公羊传》所说的“择勇武者立之”的继承制是片面的。秦人自襄公建国到秦始皇即立，共 传了31位君主，其中子嗣父位者25人(包括虽为太子而初不得立的秦献公)，兄弟相传仅有5 人，其中秦武王是因无母而传异母弟的，只有武公、宣公、成公三人明确为有子不立而传位 于弟。有的学者认为在秦国的历史上有五代君主连续是兄终弟及的，这恐怕不准确，其实最 多只连续传了两代。另外从《秦本纪》中有关襄公、静公、宁公、武公、康公、昭子、献公 、惠文王等的记载中，可见秦人早就存在预立太子的制度，君位继承基本是父子相传，但是 否主要是立嫡立长，我们尚难断言。应该指出，司马迁有关秦人世系的记载，有一个明显而 严重的遗憾，即除了个别、特殊情况载明了一些君主是长子还是次子，是嫡出还是庶出外， 大多数君主基本上没有说明，特别是没有说明嫡庶的问题。对于有些学者依据个别的史料记 载，而认定秦人一直没有实行嫡长继承制，在君位继承上主要是“择勇猛者立之”，笔者认 为是不太妥当的，缺乏严谨、有分量的史料依据。总之，不论是三代，还是秦人本身的历史 均为秦始皇提供了王位世袭中的经验与教训，告诉了他预立太子的重要性，而秦始皇的出身 、经历、地位使他对这些有认识和了解的可能性，也有在实践中引为鉴戒的必要性。
秦始皇最终而没有预立太子，仅仅是在弥留之际，给长子扶苏留下了“以兵属蒙恬，与丧咸 阳而葬”[9]的遗诏。对于这道遗诏的解释，许多学者都认为是命令扶苏回 咸阳参加葬礼，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并不准确，而是同意陈戌国先生的看法，“与、举字通 ，始皇命公子扶苏‘与丧’，当然不是仅仅要他参与而已，实际上是命他为丧主(包括发丧 、殓、虞以迄会葬的全过程)。依古礼，丧主必为死者的继承人……”[10]这样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秦始皇才勉强决定将皇位传与扶苏，但为时已晚，历史性 大错已经酿成。这个失误不是偶然的，有既深刻又具体的原因。本文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其一，秦始皇是一个极端的君主集权主义者，对权力极其贪恋，要求权力绝对集中于 自己一人之手，而被称为“君之贰”[11]的太子的设立，明显有防于 他权力独霸的政治理想，故迟迟不立太子；其二，秦始皇对前途、生命处于矛盾和迷幻中， 修骊山墓，是对死亡的准备，但他又相信和追求不死，如果真可以长生的话，他要实行的不 是二世、三世的世袭，而是由自己做“始终”皇帝，那就无须太子，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料到 自己会50岁就死，没想到要安排后事；其三，一般来说，君主们总希望思想、才能、作为都 像自己的儿子继承君位，估计秦始皇也是如此，但审视诸子，类己者无，使其难以下决心传 位何子，当死亡实实在在走到他的面前时，才决定传位长子扶苏，这既是比较权衡后的选择 ，也是勉强不得已之举。据史书记载，公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12]，颇具政治和军事才华，但秦始皇在世时，他并不得宠，原因是秦始皇、扶苏 父子二人在政治思想、治国方略方面有很大的差距。秦始皇崇尚的是韩非极端的法家思想， 专制集权，严刑峻法；而公子扶苏的思想倾向，我们虽不能断言是属于儒家，但他的言行确 实表现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特色，对儒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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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同情。父子二人思想上的这种差异，在焚书 坑儒 事件中有明显的反映，甚至以冲突的形式出现，这被历史学家记载下来。扶苏不赞成秦始皇 搞焚书坑儒，并不顾父皇的盛怒劝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 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13]秦始皇不但没有接受扶苏的劝 谏 ，反而于盛怒之下命令扶苏离开咸阳，到北方边郡上郡蒙恬的军中，虽说是担任监军，但具 有贬谪发配之意。所以说，扶苏绝不是秦始皇理想的太子。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什么最终又 决定将帝位传给他?关于这一点，史书无论，分析起来，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扶苏是长 子，由他继承帝位，符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嫡长子继承父位的宗法制原则，顺理自然。第二 种，扶苏年龄大，阅历多，相对来说，政治上比较成熟。第三种，扶苏为人孝悌、仁义、宽 厚，有长者风范，做皇帝后，能较好地处理兄弟、君臣、君民各种关系。第四种，扶苏做事 比较客观实际，不极端，不苛暴，不荒淫，具备守成君主的素质。第五种，扶苏与大将军蒙 恬 的关系较好，秦王朝几十万大军握于蒙恬之手，扶苏继承大统，蒙氏会像忠于秦始皇一样效 忠扶苏，天下会安定，不会有变。另外，笔者也曾多次从西汉武帝晚年改过、轮台罪己，而 假设秦始皇遗诏扶苏嗣位有易行改过之意。这虽无更多的史料依据，但是否也是一种蛛丝马 迹，笔者尚犹疑不定。古往今来，许多人假设扶苏继承了皇位会如何如何，我们认为，他会 异于胡亥、优于胡亥，会“缟素而正先帝之过”[14]，以仁爱之心对 天 下，会得到天下人的谅解、支持，秦王朝也不会踵始皇而亡。这并非凭空想象，可以从《史 记》中陈涉所言“百姓多闻其贤”“以吾众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倡，宜多应者” [15]，得到证实，秦朝的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但同时我们又预言， 从 后来扶苏面对赵高、李斯等的假诏，轻易地悲泣而死看，他在政治上又是多么幼稚仁弱，缺 少创业之主的气魄，他似汉之刘盈而绝不像唐之李世民，他如即位，虽然肯定不会像胡亥那 样荒淫、愚蠢、暴虐，但却会给历史留下别种遗憾。
我们认为秦始皇不预立太子，是犯了可以避免却不去避免的历史错误，并不是认为秦始皇应 该如古代宗法传统所要求的要传嫡传长，要严格遵行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事实上没有哪一 个朝代是完全传嫡传长的，即使是圣贤之主也不会全然如此。故《孔丛子》曰：“文王舍嫡 而立次，微子舍孙而立其弟。”[16]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本身就有明显 的 局限和弊病，嫡子未必贤，长子未必圣，故赵简子“乃黜伯鲁而立无恤”[17] 。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历史上不胜枚举，并不都因此而招致政乱国亡，关键在于 继承者的具体情况，在于如何进行统治。说到继承者，还是让我们回到秦始皇的继承者身上 。人们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二者确有太多的类似之处，其他勿论，由于好大喜功、奢靡 酷法所造成的统治危机极为相似，所谓汉武帝“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但秦始皇死后秦朝接踵而亡，汉武帝逝后汉朝又存了近百年，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他们 的继承者那里可以找到直接的答案。作为秦始皇少子的胡亥，除了较受父亲的娇宠之外，不 论是才德，还是声望，都远不如扶苏。胡亥之君临天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秦始皇 的大略雄才一点也没能遗传给他，倒是品性中的“恶”被他变本加厉地发泄殆尽。他奢靡无 度，暴戾肆虐，喜谀拒谏。《韩非子》说：“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而“桀为天子，能 制天下”。确实，桀能制天下，也能乱天下。而秦二世就是夏桀一样的昏君。也正是由于这 个轻易便被欺瞒的糊涂虫身居君位，他才成了秦朝速亡的加速剂。汉武帝晚年，围绕继嗣问 题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直到临终才立了8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太 子，并选择霍光辅政。汉昭帝刘弗陵虽然年幼，但聪颖仁德，在霍光等人的辅佐下，渐改武 帝对外频于征伐，对内与民争利的种种弊政，“轻摇薄赋，与民休息”[19] ，使汉王朝走上了稳定发展、百姓充实的道路，出现了“昭宣中兴”。于此可见，秦 皇不幸在于被宠臣(赵高、李斯)所欺，想传位扶苏不成，而亡国之君胡亥诈立；汉武之幸在 于顾托得人(霍光)，中兴之主汉昭嗣立，故虽“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20] 。
汉人叔孙通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典型，他的这一特点有多方面的表现，他对秦朝速亡的 看法，也可谓是一矢中的，他说：“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 [21]这是秦始皇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的历史错误。

[1]详见拙文《秦行郡县与二世速亡》，载于《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6月版。
[2]《太平御览》卷一四六“皇亲部”十二“太子”一。
[3]《太平御览》卷一四六“皇亲部”十二“太子”一引《易经》。
[4]《太平御览》卷一四六“皇亲部”十二“太子”一引《左传》。
[5][8]《太平御览》卷一四六“皇亲部”十二“太子”一引《记》曰。
[6]《汉书·文帝纪》。
[7][21]《汉书·叔孙通传》。
[9][12]《史记·李斯列传》。
[10]《秦汉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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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太平御览》卷146“皇亲部”十二“太子”一引《谷梁传》。
[13][14]《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史记·陈涉世家》。
[16]《太平御览》卷146“皇亲部”十二“太子”一引《孔丛子》。
[17]《太平御览》卷146“皇亲部”十二“太子”一引《韩诗外传》曰：“赵简子太 子名伯鲁，小子名无恤，简子自为二书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 勿贱。’与二子，使诵之。居三年，简子坐清台之上，问二书所在，伯鲁忘其书，令诵不能 得，无恤出其书于袖，令诵习焉。乃黜伯鲁而立无恤。”
[18][20]《资治通鉴》卷22《汉纪》14，武帝后元二年。
[19]《汉书·昭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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