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教育理论的深透

吕氏春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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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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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吕氏春秋》教育理论的深透

百家争鸣发展到战国末期时产生了一部巨著——《吕氏春秋》，这部巨著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说：杂家“兼儒、墨，合名、法”，以至于“漫羡而无所归心” 。《吕氏春秋》虽主张政治与思想的统一，“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1]，但因其中诸家杂陈，远比不上《荀子》和《韩非子》的总结所达到的理论深度。杂家自称是在做集狐为裘工作[2]，那么《吕氏春秋》所反映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
一、“利人莫大于教”——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发展
《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对教育作用有充分的估计：“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 [3]这段著名论述颇有新意地用利来解释义，因而留下了墨、法思想的痕迹，肯定教育对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并以之为最大的利人，表现了儒家的思想套路。
(—)“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教育与人
杂家承认，生活环境对人一定的意识和心理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戎人、楚人生长于戎、楚，“不知其所受之”而自然戎言、楚言。如果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4]。但杂家显然更强调教育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且天生人也，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5]。尽管人生而具有闻、见、言、知的学习器官和学习潜能，但是若无教育的开发，他决不会比聋盲者哑者痴狂者更强。因此，教育通过开发人的潜在学习能力，使人获取知识才能，养成道德品质。所谓不学而听说者，古今无有也。[6] “不知理义，生于不学”[7]。杂家说得十分肯定：“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8]。只要教育到位，个人又具备一定的材质，不信他不能成为圣人!
《吕氏春秋》在对教育作用的理解中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教育是有作用的，然而好的教育是保全人的天性不使败坏。因为在杂家看来，“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9]。初看上去这是道家观点，实际上却融入了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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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家所谓“天之所生”的“天性”，颇有孟子“性善”说的意蕴。因为在说明“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时，列举了孔子弟子子张、颜涿聚，子夏学生段干木，墨翟弟子高何、县子石，禽滑厘学生索卢参等六个“刑戮死辱之人”最后在名师教育下成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的极端例子。成为“大盗”而遭刑杀，是毁坏天性；反之，则“达天性”。所以，杂家所认识的教育作用就不仅在于开发人的潜能，更在于保全人之为人的本性而不使沦丧，以最终成就人。杂家将教育和与教育有关的篇章编在《吕氏春秋》起首的春、夏六纪之中，表明了首重教育的意图，这一点对汉代思想家是个启发。
(二)“不以赏罚而教成”——教育与社会
杂家在说明“利人莫大于教”“成身莫大于学”时，很自然地发挥说：“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 [10]十足的学习—教育—政治的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
作为产生于素有严刑酷法传统的秦国的杂家思想，它有主张寡恩强调法治的一面，如认为： “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11]，全然是商鞅、韩非子的代言人。但杂家之所以称杂，就在于它像法家而又不像法家。杂家又认为：“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如果恃威势而无度，“威愈多，民愈不用”[12]。这是由于凡事不可用压服办法处之，“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不可以成大”[13]。鉴于此，杂家认识到：“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14]又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15]这是由于赏罚与威势只能造成被迫服从，而教育与感化产生心悦诚服，其社会效果要优越得多。所以说：“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16]
二、“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论教师
先秦末年的教育家频频论及尊师，荀子如此，《学记》作者如此，《吕氏春秋》作者同样如此。
(一)“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
书中指出，历史上治理得好的国家，都是因为拥有一批圣贤的缘故；然而圣贤不是天生的，而是教师教导的结果。书中正面列举了黄帝、尧、舜等十圣六贤，反面列举了子张等六个“ 刑戮死辱之人”的事例，并得出结论说：“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 [17]教师在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才方面发挥着无可比拟的社会作用，从而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就是按照“圣人生于疾学”，“疾学在于尊师”的思路。书中指出： “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18]相比秦国前往与后来的历史，杂家的尊师思想显示了其非同寻常的意义。
尊师既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尊师?书的作者首先指出一条重要原则：“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贵贫富，而争于道。” [19]将尊师与重道并提，明确以道作为尊师的标准，书的作者把教师视为代表着社会普遍价值理想的职业，同时，否定了旧有以尊贵贫富决定社会地位的观念。社会要惟道是尊，而教师也应恃道无愧。至此认为，教师胜理行义，“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惭” [20]，即使受天子之拜也不必感到不安，因为你坚持了道，所以受之无愧。
尊师尤应注意改变流行的“往教”和“召师”的做法。往教与召师的共同之点是送教上门，所不同的是，往教是教师主动的推销，如墨家的“强说人”就是；而召师则是统治者仗权势召唤教师。杂家认为，往教是教师自卑自贱，召师则是卑师贱师，这两种情形都有损于教师的尊严，因而削弱了教师的人格感化力量。他们批评说：“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也远乎? 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21]。往教与召师是春秋战国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从表面上看，杂家的主张是回复到儒家“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乃至《易经》“匪我求童蒙，童蒙来求我” 的观念；实际上杂家认识到教师的教育效果与其人格与社会地位相辅相成，更着眼于尊师，反映了战国后期集中统一的时代趋势。书的作者还主张要形成尊师的社会风尚。首先，杜绝往教与召师的现象，从统治者做起。其次，学生应当“事师之犹事父”[22] H T5，社会民众也应以尊敬教师为尚。第三，优裕待师，“生则谨养”[23] ，学生尽职为老师生活服务，如“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软；临饮食，必蠲，善调和，务甘肥……”[24]第四，遵师之说，“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25]。第五，老师死后要“敬祭”。《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期望通过这些手段形成尊师氛围，一方面促使教师“尽智竭道以教”，另一方面造成“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26] ，产生教育的社会效果。
(二)“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
在提倡社会尊师的同时，杂家也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将尊师与责师看成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杂家认为，教师的最终受尊与否，取决于教师自然的主观努力：“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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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位尊矣。”[27]受人尊敬的教师既通晓知识理义，也具备高尚道德，否则就很难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杂家对怎样做一个尽职教师提出了高而具体的要求。
三、“达师之教”——论教法
《吕氏春秋》是从做一个教师所必须具备的素养这一角度，来谈教育原则和方法的。
首先，教育应当“反诸人情”。杂家认为，“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若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28]。人情之常是不愿意做使自己感到不愉快的事，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如果使学习成为乐事，差生也会好学；如果使学习变成苦事，好学生也会厌学，更不用说差生了。因此，杂家主张合理地安排教育，组织教学，“ 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29]，既愉快，又严肃，既有劳，也有逸，以培养学生持久的学习兴趣。这样就自然堵塞了“邪辟之道”，使知识和道德教育很容易地贯彻下去。杂家告诫说：教师如果“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29]，不仅“师不能令于徒”，而且要求“道之行，师之尊 ”，也将南辕北辙了。
其次，教育应当“视徒如己”。杂家从分析人性的特点出发，指出：“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31]。既然如此，那么教师就应设法去获得学生的爱戴。于是杂家提出，“视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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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己，反己以教”，或者说教师“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 [32]。具体地说，教师应当正直、公道，教给学生的是非准则，首先应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杂家很具体地批评了那些势利眼的教师，“见权亲势”，遇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不及”；而对那些品德端正、才能出众、勤学博识的学生，反“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妒而恶之”，巴不得学生早走。这样的教师，就造成了师生之间的异心，必将导致学业之败。因此，杂家提倡“师徒同体”，创造师生之间健康的情感联系，造成“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33] 5。《吕氏春秋》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指出了教师的教应当体现出社会基本的价值理想，应当注意情感的教育作用。在秦国的特定环境下，这种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四、“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论学
《吕氏春秋》中的学习思想表现了杂家的特点，那就是“用众”原则的提出。认为：“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数千而后足。”这是由于“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34]。杂家指出了学习应成为像吃鸡跖一样的过程，每只鸡就取那么一点最精华的东西，集无数点精华而最终成就自身之所长。对此，他们还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35]。取人之长、集人之长，必将导致学习上质的飞跃，其效果就如同世上无粹白之狐却产生了粹白之裘一样。就此意义说，杂采众家之说的杂家，也是一个创造，也是一种境界。此外书中还提出“辩议”，通过论辩以求其道[36]；“知故”，凡事求其所以然[37] ；“知化”，运用推理的方法洞察未知[38]等学习方法，表现了对学习问题的理性精神。
任何深入的理论总结只能是立足于一家之说而兼取其他。对此，韩非看得很清楚，“杂家之说不两立而治”[39]。杂家显然忽视这一道理。虽然《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的新鲜成份有限，但它产生于秦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就具备了独特的意义。

[1]《吕氏春秋·不二》。
[2]《吕氏春秋·用众》。
[3][10][23][24][25][36]《吕氏春秋·尊师》。
[4][34][35]《吕氏春秋·用众》。
[5]《吕氏春秋·尊师》：“其言不若爽：‘爽，喑哑也。’”
[6]《吕氏春秋·听言》。
[7][8][17][18][19][20][21][22][26][27][29]《吕氏春秋· 劝学》。
[9]《吕氏春秋·贵当》。
[11]《吕氏春秋·荡兵》。
[12][14]《吕氏春秋·用兵》。
[13]《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