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历代国君-秦国早期频繁徙都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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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国早期频繁徙都问题的思考

秦立国早期的近百年里频繁徙都，先后在宝鸡地区的汧渭之会、平阳、雍地建都达391年，这些都邑的形成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但为秦国的发展做出不寻常的贡献，而且成了秦国早期历史的一大特征。但《史记·秦本纪》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极为简单，语焉不详。近20多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秦德公徙都雍以后的历史随着雍城考古的重大发现越来越清楚[1]。前些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可望解决秦人立国前的历史[2]。相比之下，秦国早期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都邑、陵墓等等，因在考古上无重大突破，至今争论不休，很难定论。这段历史虽然处在秦国的草创阶段，但却十分重要，而且争论的焦点都与早期都邑的迁徙形成有关。身居秦国早期活动区域的考古工作者，虽对秦享国后频繁徙都问题的考察倍感兴趣，而又不敢轻狂，仅提出问题以俟教方家。
一、秦人突围西犬丘与汧邑之疑
汧是公元前776年，秦人大本营西犬丘被戎人包围后，秦襄公率兵突围，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后所建的第一个城邑。它虽然经历了襄公受封享国的全过程，可谓是秦国的开国都邑。但汧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不但都邑的功能尚不具备，而且不见正史有载，因此其存在与否一直众说纷纭。
汧邑形成前，戎人势力比较强大，对秦人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秦仲被西戎所杀后，其孙世父虽立誓要杀死西戎之王，但据《史记·秦本纪》载：“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显然，庄公逝世后戎人乘虚而入，秦人宗邑重镇西犬丘已面临陷落危险。襄公为了缓和这种局面，减轻戎人的压力，开创了秦人第一次与戎人的联姻先河，虽把妹嫁给戎狄首领丰王，但此举并未奏效。在襄公继位后第二年，大本营西犬丘不但被戎人包围，而且世父还被戎人所虏。在这种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下，秦襄公为了保存实力，只有实行放弃西垂，进行突围，实施战略转移。汧邑就是这次转移的产物。
徙都汧后，虽使秦人暂时摆脱了军事上的困境，并救出了世父，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但又处在西周末年西戎与周室矛盾的夹击之中。襄公抵达汧后还立足未稳，因周幽王宠爱褒姒而荒淫无度，引起众怒，加之幽王又废了太子申，促成了西戎和申侯的联合，最终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这时“诸侯叛之”[3]，惟有秦襄公不但“将兵救周战甚有功”[4]，而且还能在危急关头于自己安危不顾，派兵护送周平王“东徙雒邑”[5]以避犬戎之难。周平王为了表彰秦襄公的功绩，便封襄公为诸侯，同时又把岐以西之地赐给秦国。这就是秦人受封立国的特殊背景。从汧邑形成时间和秦封国时间上讲，汧邑应该成为秦国的开国都邑。
但问题到此并未结束。从历史上看，秦立国初期，都邑当有十分明显的军事功能。因为秦享国后其封地还被戎人占领着，要取得其真正的诸侯地位，控制岐以西封地，必须经过战争去争夺。作为在危急之中建立起的汧，自然先天下不足，回旋余地受限，显然很难适应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襄公于封国后第五年从汧邑出发，沿汧河而下，开始较大规模的伐戎，直逼戎人腹地三田寺原，但由于戎人势力过强，所占地势又十分优越，加之又有周人长期经营的物质基础，这里和秦人后方遥远，新邑汧基础薄弱形成了悬殊的对比，所以襄公还是死在了这次战斗中。很明显，汧城并未担当起立国的中心作用。
不仅如此，汧作为秦国第一都邑又不见正史有载，常常造成诸多置疑。有的学者经多方考证，明确提出：“襄公徒都汧”说不可信[6]。《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是对秦建立汧邑的最早记述。接着才有后来的《正义》引《括地志》又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3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的记述。后来的康熙《陇州志》进一步记载：“襄公，庄公子，二年徙都汧城，在陇州汧源县”。该州志续志又进一步述明“延佑四年汧源县入陇州”，此后，陇州之名一直延用到民国初年始改名陇县。显然，只是自晋以来，史料对襄公徙都汧的历史是肯定的，而且对其大体位置的注释也是比较清楚和一致的。
如果说汧邑的历史作用以及正史与考证史留下的种种质疑仍然不能让人们信服的话，那么，考古工作者的新发现可望使这一历史悬案最终得到解决。
近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陇县东南5公里处的边家庄发现了一处春秋早期墓地，先后发掘墓葬33座。其中五鼎四簋等级的8座，三鼎二簋等级的3座，表明这是一处等级较高的秦贵族基地[7]。根据陵随都移[8]的基本规律，考古工作者判定在其附近可能有与之相对应的城邑居址。后来又经考古工作者踏查，确在边家庄东南3里处的磨儿原发现一处时代与边家庄墓地相当的城址，认定这个城址当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9]”所指者。这个城址在汧河南岸，距陇县县城13里，和史实记载的方位基本吻合。至此，在秦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的立国之邑汧当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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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文公的战略转移与徙都汧渭之会
秦文公和秦襄公一样是秦立国初期有作为有影响的国君。他徙都汧渭之会营筑陈仓城，在此执政48年，先后立田寺，置陈宝祠，伐西戎、刻石鼓、置史立法，成功地完成了战略上的防御，为其后来全面向戎狄发起进攻，占领关中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史记·秦本纪》述：“文公元年，居西垂官”，这一方面表明文公继位后汧邑的情况并非乐观，迫使他不得不退回西垂宫，同时，他也不得不考虑，长期居西垂，是难以完成收复封地建国立业的宏伟蓝图的。实施战略转移，重新选择都邑势在必行。于是，“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显然徙都汧渭之会不但有明确的目的，而且有充分的准备。秦文公亲率七百人马东猎，实际上是秦立国初期一次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次转移行程不过五百多里，但却历经一年，直至文公四年(前762)才抵达目的地汧渭之会。在这里文公发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演说，申明这里是先祖非子居住过的地方。这充分说明，汧渭之会是这次徙都的既定目标。文公来这里之前，周人已在这里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最先使这里繁荣起来的还是秦人先祖非子。这就为秦人合法的立足这里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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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依据。这一点已被20年代斗鸡台墓地出土的700余件青铜礼器所证明[10]。
汧渭之会的具体地正史未作具体表述，最早出现在《括地志》上，“眉县故城在岐州眉县东北15里……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卜居之，乃营邑焉，即此城也”，此后各家“注疏”不但多重复这个观点，而且许多把此后的平阳都邑亦注释在那里。这些显然和实际相差甚远。如果循此说法，秦国早期的许多历史是自相矛盾的，且很难解释通。
汧渭之会到底是个地理范围还是一个历史地名，它和陈仓城是否同名异说，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长期以来，往往把汧渭之会和古陈仓城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就给这段历史和这个地区的考古调查蒙上了一层面纱。如果说秦文公在汧渭之会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所建的都邑不是陈仓城，这不但从历史地理概念和军事战略上是讲不通的，而且经过我们多年调查和寻觅，也未在古陈仓城以外的地方发现有这方面的文化遗存。不仅如此，我们不难发现，正史及其余史料虽对秦早期历史记述十分简略，但相比之下，文公营筑陈仓城的记述却比较多，且文公期间的重大活动都是围绕陈仓城展开的。以至于秦汉期间近七百年里，陈
仓城的影响也不乏见于史载。假如说古陈仓城不是汧渭之会都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
汧渭之会是另一处城邑，其影响又为什么不见史载?这是很难讲得通的。
古陈仓城位于汧河和渭河交会的西夹角中心地带。《元和郡县图志》载：“陈仓古城在今县(今宝鸡市)东20里，即秦文公所筑”。《宝鸡县志》更明确的记述：“宝鸡夏商时为雍州陈国，战国时秦设陈仓县，秦文公筑陈仓城，史称上城，原址在今戴家湾附近。”苏秉琦先生对汧渭之会虽未作专题论述，但他叙述为什么要在斗鸡台(即戴家湾)进行调查和发掘时写道：“首先考虑以周秦都邑及其附近作为首选目标”[11]，这就明确了陈仓城的文化性质。并指出自秦汉以后，陈仓城的影响远不如以前，则进一步指出了陈仓城在秦文公时代的影响。台湾故宫张光远先生在研究秦石鼓文时指出，秦文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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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回汧河下游西岸的秦嬴旧邑建都”的，并且用位置示意图给予明确标注[12]。张先生提出这个观点以前，并未到过宝鸡，但却与我们不谋而合。这个观点准确地反映了正史本意，因此，我们认为，正史中的汧渭之会与古陈仓城是一个实质概念，是两种不同的称谓，尤如今日宝鸡县和虢镇一样。汧渭之会就是古陈仓城毋庸置疑。
汧渭之会都邑和汧邑的形成不一样，它是在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踏查选点以及占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人在这里写下了由草创到繁荣的光辉历史。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
首先是秦人崇神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萌发。秦文公到达这里的第七年，在陈仓城附近建立了田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祭祀白帝活动，使自襄公起，秦人独创的田寺文化在这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又于文公十九年在陈仓城北边的山坡上建立了陈宝祠，此后的数百年里，祭祀陈宝活动十分隆重热烈，使世人至今难以理解。陈宝并非秦文公杜撰的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带有图腾崇拜的意识并含有最原始的崇神思想，是秦人图霸天下的最古老的政治宣言。这些祭祀活动对于动员力量、统一部族思想、扩大影响、实行东扩起到了盟誓作用。从这点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祭祀陈宝的活动为什么一直到汉代犹不见衰。《史记》《秦本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正义》引《括地志》中都有详细记载，“唯雍四田寺，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惟陈宝”[13]，以至于其后陈宝的祭祀活动被列为秦汉期间的国家大典，历代国君每年都要来这里进行祭祀。
其次是出现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汧渭之会虽经历了文公一代国公，但他却是秦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公。北京学者李铁华先生在研究石鼓文时，认为石鼓上的十首叙事史诗记述了秦文公一生辉煌业绩和重要活动。文公五十年，宪公及文武百官出于对文公的爱戴和敬仰，把文公游猎于汧渭之间的美好秀景以及文公在陈仓北坂获得陈宝，继而修建陈宝祠，修筑陈仓城以及文公四十八年新立太子，邀请诸侯宴乐周天子的史实刻制在十面石鼓上。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艺术之光[1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文公到达汧渭之会的古陈仓以后，安营扎寨，修筑城郭，并以陈仓古城为中心，发展生产，充实府库，秣马厉兵的繁荣景象和丰功伟绩。高明先生称这是“自宋至今一千多年来，从石鼓铭文本身找出依据，实属首见”的突破[15]。这也是对秦文公创建汧渭之会伟业的全面肯定。不仅如此，秦人从这里开始设置史官以著录历史，制订父母妻三族的奴隶制法律，初奠了社会的文明基础。
第三是在这里完成了军事战略上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准备。秦文公居陈仓城48年中，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似乎完全可以东进伐戎。但从古代军事地理上观察，以古陈仓为中心的汧渭之间的大夹角，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战略防御地形地貌。这里不但气候温和，是南北和东西气候的结合带，而且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东边有汧河作天然屏障，可以有效防御盘距在三田寺原上戎人势力的侵扰；向西是汧渭之间的大夹角，是秦人长期居住的大后方，秦文公可以在这里放心的实施养精蓄锐的战略准备。从当时的军事全局上观察，秦仍然处于守势，越过汧河向东岸戎人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期间，虽于文公十六年(前750)向汧河对岸的戎人发动了一次战争，“地至岐”，给戎狄首领丰王以沉重打击，但在全局上并没有改变关中的军事态势。不过这为后来宪公越过汧河，徙都平阳，开始向戎人实行大规模的进攻提供了经验和物质基础。
汧渭之会作为秦国早期都邑在正史中记载是清楚的。但由于对其具体地点注释各异，加之这方面直接考古资料发现不多，这段历史的研究往往被忽视。但通过对史料、地方史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和发掘，想必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和共识。
三、平阳的建立与全面占领关中的胜利
如果说秦文公经营汧渭之会的48年是秦稳住脚根，立足防御，继而为秦人东进奠定基础的时期，那么，越过汧河，向东推进，徙都平阳，不但是秦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横扫戎狄，取得夺取关中全面胜利的辉煌时期，而且是秦人奠定国家基础，实行郡县制的初创时期。
《史记·秦本纪》载“宁(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秦始皇本纪》中把此称“西新邑”，武公亦“居平阳封官”，宪公、出子、武公三代先后居平阳达37年。
平阳今在何处?《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眉之平阳亭《太平寰宇记》卷三O：‘《三辅黄图》云右都尉理所，秦宁(宪)公徒居平阳即此地，今县东十五里渭水(北)故眉城是也’”，这个地点当在今眉县火车站附近。现在看来是错误的。1978年1月，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宫室重器秦公钟秦公瞂上有铭文135字。铭中的“先祖”既“受天命”又“赏宅受国”则非秦襄公莫属。先祖之下紧接文公亦与秦世系相合。铭只叙到宪公，则作器者当宪公之子。宪公有三子，三子曾均即位，多数认为作器者当为战功卓著的武公[16]。这就充分证明秦公钟出土地太公庙一带当是平阳故址。这前后考古工作者在太公庙至阳平一带的西高泉、秦家沟、南阳村相继发掘出了一批与平阳都邑时代相近的秦国墓葬。这批墓葬多出土有青铜礼器，有的还是五鼎四簋级别[17]，则进一步证明平阳城址就在太公庙一带的渭河北岸三田寺原下的二阶台地上。这个台地东西近40里，南北约3里，不但比汧渭之会更加平坦广阔，而且三田寺原下的西高泉自流泉水资源是其东西一带所没有的。这和《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及《括地志》记述的平阳古城在岐州岐山县县西46里相吻合。但考古工作者经过长期苦苦寻觅，城址至今尚未发现，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这一带人口村落密集，古城遗址可能压在现村庄下面；二是据《汉书·郊祀志》载“汉成帝时，雍大雨，坏平阳宫垣”。平阳故址可能被这次大水毁掉了。如是这样，从地形地貌上观察，城址当在西高泉至秦家沟一线紧靠三田寺原的原脚下，而太公庙村北的西高泉东西两侧可能性更大。
平阳的建立其意义主要在军事上。宪公和武公在这里前仆后继，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苦战争，胜利地完成了对戎的战略进攻。宪公徙居平阳的当年(前715)，即派出兵力对戎人的都邑荡社进行了一次带有侦察性质的袭击。虽未取得胜利，但对制定下一步全面进攻的作战计划很有帮助。第二年再次派出大军，对活动于今兴平、三原、长安一带的另一支戎人亳发动了全面进攻，实行围剿，并迅速占领了亳都荡社，亳王被迫逃到了西戎。这次战役的胜利，沉重的打击了戎狄势力，使秦人的势力向东得到了扩展。到了公元前705年，宪公又一次出兵，对残存的荡氏再次进行清剿，彻底征服了这一支戎人。
武公是一位在秦历史上战功卓著的国公。它继位后，继承父业，继续东扩。继位的当年，即发动了对彭衙(今白水县)境内一支戎人(彭戎氏)的讨伐战争，这是盘踞在关中的最后一支戎人势力。经过迂回作战，奋勇追击，终于把他们消灭在华山脚下。至此，才完成了在关中驱逐戎人的历史使命，使战局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武公又于前688年回师西进，征服了盘踞在西方的圭阝戎(今天水市南)和冀戎(今甘肃武谷县南)，凯旋回归后又一举摧毁了居于平阳以北的小虢势力。至此，秦武公在平阳完成了立国大业。自襄公以来，历经四代四公的艰苦创业和军事斗争，使以雍地为中心的势力范围东至关中东部的华县附近，西达甘肃天水地区，给秦国争得了立国之地。
不仅如此，秦武公在平阳还成功地平息了一场由三父等人导演的宫廷政变。由于代表守旧势力的三父等人在宪公逝后任意废立国君，先是废了武公拥出子继位，后他们又阴谋杀了出子再拥武公继位。这是秦人立国后第一次严重的宫室争夺权力的斗争。三父不除，很可能断送先公开创的基业。于是武公继位后第三年杀了三父，并灭了他们三族，为巩固政权，维护秦国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疆域的扩大，秦武公开始在杜、虢和郑地设立了县，完善国家的管理职能，这是秦人开创郡县制的开始，不仅对秦国家的管理产生了极积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定都雍与“灭国十二”开疆千里
雍都是秦国发展史上一座具有辉煌历史的都邑。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18]，至献公二年徙城栎阳，历经294年。如果说襄公享国后至徙都平阳的这近百年历史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用战争取得岐地封土，完成真正立国的历史，那么，雍都的形成则是秦人扩张领土，逐步强大，为秦人统一大业奠定基础的历史。
德公徙都雍是历史的必然，它和先前三座都邑迁徙迫于当时军事形势需要有所不同。那时已牢固地控制了关中的秦人完全在自己封地范围内可以自由地选择都邑。可是，雍距平阳很近，位于平阳东北，从平阳一上原(即三田寺原或称周原和雍岭)即可直达。那么，秦德公为什么要徙都雍呢?
首先，是崇神思想的支配，历代做帝王的都认为是奉承天意，相信和崇拜神的威力，相应的也就十分看重地理优势。“从古到今多认为雍州地势高，是神荟萃的好地方”[19]。认为“先祖”“受天命”的秦人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文化之影响。德公继位后，经过占卜，说“居雍后子孙(可以)饮马于河”，于是“遂都于雍”。太史公在读写总结秦人的这段历史时认为，秦起先是个小国，又处在偏僻的西边，但是秦人终于吞并了天下，是以雍为根据地的[20]。
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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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秦人认为，东方是日出的方向，所以象征万物出生；西方是日落的方向，所以象征万物的成熟。开创基业应在东南方，收取成果应在西北方。只有立足雍地，才能取得霸主的地位。徙都雍地后，逐步兴起的祭田寺热潮，以致于形成和雍都相适应的秦人独有的田寺文化中心就是这种崇神意志的体现。
其次，是繁荣的物质基础。雍地是郑井古国和郑桓公始封之地[21]，在秦徙都此地以前已有悠久的历史，是当时关中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城邑，有着较好的物质基础。“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22]，表明秦德公徙雍时大郑宫已存在。据李仲操先生考证，周伯启卣铭记“王在郑居”表明，穆王就在郑(凤翔)居住[23]。德公徙雍时，雍地早已形成规模。其地位和影响远非平阳可以比拟。
第三，是地理环境的优越。雍虽距先邑平阳很近，但地理条件落差明显。相比之下平阳南北狭窄，发展受限，而雍地不但地势开阔，而且向西北西南交通也优于平阳，有着明显的发展优势。
第四，时机成熟。陈仓、平阳、雍在平面上呈三角分布，相距都不过数十里，但当时却不可逾越，三者之作用根本无法替代。文公居汧渭之会时，整个军事态势处守势阶段，从军事地形上看，汧河以东的雍原实际上是一个战略区域，而雍又是这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戎人在那里势力还很强大。其间秦文公虽于前750年向汧河东岸的戎发动了一次战争，也取得了胜利，但在全局上仍未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因此文公以及宪公不可能在当时越过汧河，把都邑都迁徙到雍。也不可能像有人提出的把汧渭之会都邑建在面对戎人背水一战的魏家崖一带。徙都平阳标志着秦人对戎狄的战争由防御转入了进攻，这是军事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战略阶段。惟在这以后，经过二代六次对戎战争，戎狄势力才彻底征服，军事形势才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时，选择都邑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武公逝后，其弟德公继位，才将都邑迁至古都雍。
雍作为秦国都共290多年，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而最辉煌最有生机的当在徙都早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有雍都继位的国公共19位，惟秦穆公政绩显赫，是一位很有作为，很有影响的君主，是雍都辉煌的代表。
秦穆公在雍着创了秦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邦交政策。为了实现霸主，向东扩张，必须处理好与东邻强国晋国的关系。于是便和晋结为姻亲关系。当晋遭到粮荒时，秦向晋二次输粟以解饥荒，“船漕东转，自雍相望至绛”，史书称之为“泛舟之役”[24]。这期间，秦虽与晋有过战争，但秦晋之好的邦交政策是主流，并且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最终使秦的势力到达黄河以东。并且借助晋的影响使秦国自受封以来第一次与诸侯国平起平坐，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地位。
其次是穆公在雍推行并颁布了一系列求士用贤的用人国策。在继位后的第五年用五 羊皮从楚国赎回了原虞国贤臣百里奚，并授之于国政。派人用重礼去宋国迎回百里奚推荐的贤人蹇叔，并封为上大夫。由于秦穆公礼贤下士，访求人才，后来晋国的公孙支、丕豹以及戎国的由余相继来投。这就是秦史中有名的“五贤”，他们共同辅佐秦穆公，为秦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实现了“饮马于河”的愿望。并在穆公逝世前，完成了并吞诸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大业。秦孝公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25]。“自穆公以来，蚕食诸侯，竟成始皇”[26]，足以说明秦穆公居雍的光辉业绩和重大影响。
自穆公以后，居雍的历代秦公有成就者甚少，除少数几代国公有所进取处，大都生活腐化、贪图安逸、毫无建树、国势日渐。雍都末期，徙都已成定局。秦献公重新夺回权力，为了摆脱以庶长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干扰，他毅然决定“迁治栎阳，因欲东伐，复穆公之政令[27]，积极推行改革。从此，雍都的政治中心宣告结束。也标志着雍都末期政治危机的结束。秦国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五、余声
汧邑是秦人被戎人包围后，襄公率兵突围西犬丘，被迫实际战略转移，到达关中后所形成的。当时不但都邑的功能不够明显，也未充分发挥，加之不见正史有载，因此其存在与否众说纷纭。但历史地看，襄公开始享国，并非有什么实质内容，从时间上观察，汧应当作为秦的开国都邑。这点已被考古资料初步确定。
汧渭之会虽经历了文公一位国君，但他却是秦史上在位时间最长，影响非凡的国君。文公以陈仓城为中心，不但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上的防御，而且使陈仓成了秦人在西土的神文化中心。汧渭之会和古陈仓城实际是一回事。
徙都平阳是秦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标志。宪公和武公在这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胜利的进行了伐戎战争，取得了夺取关中的全面胜利。平阳的具体地点虽然存疑，但现有的考古发现足以表明，杨家沟乡铁路以北之范围是其故址所在不会有什么问题。
德公徙雍是历史的选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秦人完成立国，实现由过渡都邑向正规都邑的转移，秦人在这里得到了全面发展，使国力迅速增强。同时也就开始了由收复封土向扩张领土的转变。最终实现了灭国十二、开疆千里，成为西方霸主。

[1]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2]参见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第6期。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王辉：《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3][4][5][13][18][22][24][25][26]《史记·秦本纪》。
[6]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20辑。
[7]参见尹盛平、张天恩：《陇县边家庄一号春秋秦墓》，《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陇县边家庄五号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1期。
[8]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历史意义》，《秦文化论丛》第1辑。
[9]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10]高次若、刘明科：《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文物始末》，《中国文物报》1990年8月连载。
[11]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12]张光远：《秦国文化与史籀作石鼓诗考》，台湾《故宫季刊》第14卷第2期。
[14][15]参见《石鼓文揭秘》，《文汇报》《宝鸡日报》1994年4月22日。
[16]卢连成：《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瞂、秦公钟》，《文物》1978年第11期。
[17]刘明科等：《宝鸡县南阳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特刊》。
[19]《史记·封禅书》。
[20]《史记·六国年表》。
[21]尚志儒：《郑蒶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李仲操：《谈西郑地望》，《文博》1998年第5期。
[27]《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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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秦国历代国君-秦国早期频繁徙都问题的思考；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52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