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帝权力威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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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秦始皇帝权力威势的思考

秦代考古总是让人强烈感受到秦始皇帝的权力威势，让今人在欣赏秦代伟大历史创造的同时，再三深思这种权力威势背后的深层历史内容。
一、考古看到的始皇权势
比较集中地涉及秦始皇的考古资料主要有以下几宗：一是秦都城考古，主要有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等；二是秦陵考古，发现大量的各种类型的遗址，以兵马俑陪葬坑影响最大；三是以今碣石宫遗址为代表的大量秦离宫别馆遗址的发现、发掘和调查等；四是一批典型秦墓地的发掘，以出土大量简帛文字资料为人们注目；五是一批秦封泥资料的问世等。这些考古资料大大改变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和认识，其中包括对秦始皇帝、对秦始皇帝权力威势的认识。
能够反映秦始皇权力威势的最重要的材料莫过于当时的大规模兴建留下的遗迹遗物。无论是秦都城宫殿还是秦始皇陵，都给人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今天能够看到的高大雄伟的秦咸阳宫遗址是当时恢宏无比的秦帝国都城建筑的豹之一斑，阿房宫遗址、碣石宫遗址则是秦始皇时关内计宫300，关外400有余，几十里连绵，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的一个个宏大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从中让人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帝国气势。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则更集中地让人感受到秦始皇的特殊权威和特有的政治经济实力。
秦始皇帝陵堪称天下第一陵，其规制之高，面积之大，建造之宏阔，埋藏之丰厚，都空前绝后，无人及其。无论从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上，还是从各种设置毕集、俨然一代都城的规模制度上，抑或是它的各种随葬物的精美与大气上，甚至是地宫规模的空前绝后方面，都是中国任何帝陵无法比拟的，在世界上也应是规模最大、陪葬最奢华的大陵墓之一。考古发掘越来越证明了，关于秦始皇在建造陵墓时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帝国的财力和人力，最多时动用70多万人的历史记载都是可信的，各种陵园用材的选取也都如史书记载那样，有着很苛刻的要求，甚至包括产地。如用南山荆楚之木、北山之石等等。秦代的大规模建造和秦始皇陵的巨大兴建是最能够反映秦始皇权力的和秦代政治架构的实际资料，面对着这些历史见证，你无法不强烈地感受到，秦始皇的权力是登峰造极的，几乎再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第二位帝王。你也无法不再次审视一下秦始皇“焚书坑儒”在独裁专制方面的特殊意义，它也标志了秦始皇权力威势至高至极的程度。这种几乎是对着历史、对着所有士人群体的残暴的行径，竟能够一路畅行，如果不是秦始皇权力威势树到了一定高度，是无法想象的。
秦始皇要让他的权力威势尽量渗透进一切领域，不过既然权势是一种张扬，那么对不同领域的关注程度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对政治军事的专制和思想的钳制远较其他方面为甚。而对人们常说的经济领域里的几大统一措施，虽然着力不小，从考古资料看却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划一。这既反映了社会接受的局限性，也表明了统治者心目中社会问题的轻重次序。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能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文字和货币的统一则不如想象得那么好。统一文字的过程很复杂，不那么划一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从出土材料看，书体也有多种，尤其是隶书的使用，比我们想象得多，是秦大量使用的文字，学界以往多关注秦小篆，其实秦隶的重要贡献是更值得予以关注的。货币的统一相比要容易一些。但其过程也比我们以往认识复杂，并且统一后的货币并未如有些史家所称的那么理想化，只是对于主要流通货币的币种有了明确的规定和有力的推行措施。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秦半两，其铸造质量并不很统一。秦王朝见诸文字的“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1]的明确要求也表明，秦对使用货币统一的要求定位并不高，显 然保持了足够的弹性，以新政权的有利条件而言，难度是不大的。
秦始皇几大统一措施的施行虽不像学界通常估价得那么整齐划一，然而能够将权力威势向社会渗透到如此程度，仍然表现出秦始皇权力威势的过人之处，不愧其登峰造极的评价。秦始皇取得的权威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无法及其的，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严密控制着权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范围内掌握着思想禁制之权，“焚书坑儒”，在实践层次上将韩非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极端手法付诸了应用，以法律行政手段封杀思想文化和言论的自由，表现出专制独裁的特征。
二、秦始皇极端权力威势取得的要件分析
统治本身就是一种权势行为，作为一代帝王，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应是意中之事，本无须特别给予关注。问题在于，秦始皇帝权力威势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正如他的雄居第一的帝陵一样，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并且正由于兹而对中国历史道路和历史进程产生了十分特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的统治成为中国专制集权统治的滥觞，他自己则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专制统治的范例，因此不能不对秦始皇的权力威势的特殊历史条件作一考察。
宏观来说，秦代专制集权统治的确立是难以避免的一种历史结局，它是中国早期社会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发展所步入的一条带有一定必然性的历史道路。在这种历史必然性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几点要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我国早期社会基本生存环境下，从氏族社会就存在的血缘关系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思维的漫长的交互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这种作用的潜化影响相当强烈，又相当复杂，非少量文字所能交代，本文姑且不论。二是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漫长时期的战争实践的特殊作用。就秦始皇权势问题的探讨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值得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都与此紧密关联。
1.战争塑造和包装了秦始皇的绝对权力威势。
古往今来的战争都在呼唤着强权，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战争取胜的规律决定了这一点。即使在一场普通的战争中，帝王获得的对权力重新塑造的筹码就不知是平时的多少倍。如果是一场漫长持久而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则不啻为统治权力专制模式的施行提供了极适合的历史舞台和最适宜的历史道具，同时创造了其他任何时期无法具有的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体。秦始皇本人及其的权威正是来自于这种类型的战争。
在战胜了所有由当时战争塑造出来的群雄之后，秦始皇很自然地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威单旁达，莫不宾服” [2]。这种权威的获取是相对特殊的，其程度之 高也是平常年代所无法达到的，因为就凭借着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他的天子加英雄的地位牢固地奠定了。战争的胜利对敌方来说不仅意味着肉体的摧残，更重要的是整体意志被彻底摧垮，也就是说，一代高不可及的英雄般帝王的地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从心理上被己方和敌方都服服帖帖认可了(当然这种服输依对象不同会表现出程度差异)。毋庸置疑，历代以征战疆场取得天下的开国之 君比之其继任者享有优越得多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得多的治国资本，正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重复着这种历史逻辑的结果，汉高祖如此，唐太宗也如此，他们马上取得的功业为他们换取了特殊的地位，一种非常权威的地位。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多半来自这种战争时期建立的功业上。
一般意义上说，战争呼唤权势，呼唤集权，甚至呼唤专制。社会在一种类似失控的状态下，即接近于极端无序的时候，秩序的呼唤就会变得很强烈，接受向心力的幅度会变得很大。这意味着特定条件下历史对和平、对统治和对权势的某种需求，因为在某些意义上，这种历史权势似乎与这种历史秩序有着特定的因果联系。权力与威势先天就有着特殊联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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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威愈大，同样，对威势垂望愈烈，对权力控制欲愈强，这是一种形成权力绝对集中的天然的催化剂。
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是由能够双向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交互制约此消彼长的有机体，围绕着权力的相互争夺和相互倾轧既能为权力的集中推波助澜，亦能成为权力集中的拦路虎，呼唤着分享权力。这种分享权力和专制权力的复杂的历史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大不相同的，通常在战争条件下，这种历史天平垂青的是后者，即向着权力的集中、权力的专制方向倾斜和发展。可以说，战争是高度权力威势产生的特殊的母体。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那些时间空间都相对小得多的战争，它的思维和它的机制对社会政治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和平统治时期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还是有限的，尽管不少历史事实表明这种有限的影响已令社会付出了不少代价。然而那种旷日持久长期蔓延的全面战争则不同，那种背景下产生的战争思维和战争机制对社会的影响之大和影响之深远，却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所能相比，春秋战国时期遍及全国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正是这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战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常特殊的时空条件塑造和包装了秦始皇的权力威势，给他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这是需要特别予以强调的。
2.法家政治为秦始皇赢得了战争，也为秦始皇营造了独裁专制统治机制。
春秋战国是最值得关注的时期之一。如果注意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特点，并且不去拘泥于细节而是从宏观把握上思考和归结当时的社会特点的话就不难发现，列国的政治运作其实都在循着一种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富国强兵”的路子去进行的，并且愈是到后来，这种指向性愈明确，愈强烈。社会的政治思维适应这种社会需求，从一般探索到系统理论的探求以至直接的社会实践，莫不循此而行。法家思想正是或主要是这种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驱使下产生的，是战争思维和战争机制探索系统化的最重要的思想产物。
法家思想进入政治领域导致法家政治取得重要地位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意义的事情。法家政治在战争实践中的取胜，是战争思维和战争机制与政治统治直接接轨的一次最重要的历史机缘和历史实践，难得有一场历史战争提供这样的历史条件给法家政治去长久地大范围地实践，如此长久地大范围和全面地将法家学说通过成功地实践渗透进社会的里层，尤其是统治思想的里层，这也许是今天值得认真思索的地方。商鞅变法留下一份特殊的遗产，没有因为商鞅被车裂而被遗弃，已足以印证出战争思维得到社会认可的程度，那毕竟还只是法家政治实施的初期阶段，如果考虑以后百余年的战争实践的进一步强化，法家政治的不断成功，一种依存于战争规律的有关胜败存亡的反反复复的社会演练，那些更适应时宜的观念和社会机制的反反复复运作，反反复复地注入和浸染，社会思维和社会机制中某些打有强烈的战争烙印而被社会认为是成功了的内涵，渐渐固化下来，也就自然而然了，那些社会思维和社会机制得到比平时高得多的社会认可，成为一份很特殊的社会遗产，也就在情理之中。
战争政治的标志之一便是塑造权势，塑造适应战争政治的统治权威，以便在你死我活的严酷争斗中获胜。谁来塑造这种权势，法家政治应当是也的确充当了最适合的角色，并且历史业已证明它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法家政治实践的直接胜利，使它有机会建立一个永久留着其影子的政治机制，塑造出高于一切的帝王和以帝王为端首的高度集权统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这种法家政治的最典型的产物，是秦始皇力行法家的“法”“术”“势”思想的代表性行为，也是法家政治的至极实践，从中也不难领悟秦始皇所追求的帝王权势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权势。在这种至极境界的追求下，有条件利用以往文化积累来打造奇迹的事就自然要产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煌煌巨制的文物古迹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利用法家思想、法家政治来取得天下且经营天下的帝王。以前的帝王办不到，以后的帝王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是没有像春秋战国那种意义特殊方式特殊空间分布特殊的战争。秦人以法家政治赢得了这场战争，却也以同样的政治模式失去了江山，正如贾谊所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守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3]。在秦短祚而亡的惨痛教训下，后世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杂王霸道而用之的统治思想，法家政治再也没有取得在政治上几乎是单独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机缘。
3.霸道政治的累世积淀为秦始皇专制统治培育出难得的统治集团受体。
一种高度的专制统治说到底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其中包括统治集团的认同和整个社会的认 可。由于直接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紧密相关，统治集团内对这种统治模式的认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而正是在累世面对严酷的争霸战争的局面下，秦国统治阶层对于专 制统治模式认同和适应在长期社会磨合中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虽然还能看到不少君臣斗争留下的历史印记，但毕竟由累世成功的实践和实践的成功，专制的统治模式被完全接受了下来 。这等于是为秦始皇立国以后的专制统治培育出了驾御灵便的统治集团核心。
秦国统治集团是较早认可这种适应战争生存的霸道政治的，这也是秦国在战争环境里能够取胜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包括商鞅在内的一批东土士人才选中秦国，为强秦计而纵横捭阖，与精明的秦公及其统治阶层一起，演出了秦人由弱到强的发展历史。这是一段非同小可的秦国发展史，它的演进为以后的中国统治思想史的进程打下了深沉的历史伏笔，因为正是这种长期成功的由弱到强的政治实践为秦人也为以后的中国选择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统治模式。
秦统治集团对霸道政治统治的认知和实践由秦穆公往后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秦穆公时期开始，秦开始走上争霸的道路，虽然其道路还有些不很明确之处，但是大体走霸道的端倪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至秦孝公用商鞅，秦国的政治选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并对秦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影响。秦孝公以“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赌注求能强秦的谋士，反映了列国争霸面前，统治者在一场特殊的政治选择面前的心态，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何以在战国以后统治阶层能够接受这种极端专制的统治模式。秦孝公和商鞅选择的政治模式即法家政治模式，其核心是以所谓的是非亲疏一断于法的政治思想来统一和规范社会思想和行为，“一农”，“ 一战”，富国强兵，废分封，强公室，巩固君主的绝对权力。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是在集权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改革也为秦国在战争争霸中最终取胜奠定了基础。商鞅的法家思想虽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集法、术、势于一体的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但是它对君权的强调，在实行变法过程“禁游宦之民”，“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埋下了由倡导集权而趋于向专制政治发展的种子。韩非和秦始皇后来的专制统治正是这种思想基础上趋向极端发展的结果。
秦始皇时期秦国政治的霸道趋向是强烈的，这一时期秦国统治集团包括秦始皇对韩非的崇拜是其典型例证，秦始皇甚至于看到《韩非子》的时候，感叹地说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辅佐着秦始皇的丞相李斯也是典型的法家人物，与韩非子同师一宗。不同的是，韩非主要是在法家思想方面，而李斯更重要的是在法家政治实践方面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秦国统治思想领域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秦国自战国末期一直到秦统一以后的政治统治，都是典型的法家政治的直接的实践。
秦国是通过长时期实践法家政治而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的，也是以这种不断的成功在统治集团内部和秦国社会内确立法家政治的认同基础和君主专制体制的认同基础的。连同位高权重如商鞅、李斯这样的人物，也在说服帝王实行法家政治之后，也卑微怯懦唯唯诺诺地待守在帝王周围，“阿顺苟合” [4]，其整个统治集团的处世态度、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就在这相当漫长并一直依赖于特殊的战争背景的历史过程里，秦代高度集权皇帝专制统治的社会受体合情合理的产生了，秦始皇“王冠”之年便轻而易举地翦灭了相国吕不韦和嫪毐两大反对势力而没引起丝毫的统治危 机，可以视作秦国统治集团内部对皇帝统治认同和接受的程度之高的一个实在标志。秦国的 霸权政治主要从秦孝公时起一直到秦始皇时期，不断加强、深化并逐步得到社会实践的认可，成为影响其时又极其深远地影响到后世的政治思想之一。
4.秦代社会对秦始皇专制统治的认同。
秦始皇的强势政权显然被秦代社会认同和接受了，秦统一后，“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即令统治严酷到“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着统治的稳定，的确是值得深思的。
秦始皇是以统一战争赢得统治的，这种战争过程不仅仅使得许多战时社会游戏规则依其惯性顺延了下来，给其严苛的统治带来较平时有利得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战争舞台为其创造了独有的历史机会和创造了能够接受新的严苛统治的社会心理和历史氛围，从而使秦始皇时代具有其他任何时代都不具有的专制政治的社会认同尺度。就整个社会而言，那种认同和接受专制统治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受体业已在长期的战争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
社会认同的尺度何以如此之高，贾谊的分析非常地道，他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威之本在于此矣。” [5]
在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战乱局面下，社会对秦始皇专制统治的认同，其中首要的是对统一的认同和对取胜的认可。反映在诸子百家学说里的观点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的集中代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无论主张王道还是主张霸道的，其实都将统一作为目标和归宿。这种很有意思的结果其实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运动和历史积淀，一种关于统一的大文化背景下的强烈的向心运动和战争唤起和强化的对和平、安定、秩序、建设的历史希冀，都强烈地指向这一点。社会宁愿接受似乎注定和统一关联着的历史现实，即使这种历史现实还附带着严酷的条件；同时应该看到，社会认同尺度在战争的选择中，其宽容度亦和平时有很大不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对和平、统一和秩序的追求，大大加强了王权的地位，亦加强了社会对专制统治的宽容；其次还应该看到，战争取胜者是英雄，秦始皇正是由兹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天子加英雄。加上胜利者自己的造神，人们在新的希冀面前的心态，以及统治阶层在一场新的分配面前达到的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的平衡以后的心态等等，都构成对新的统治极其有利的向心条件。当然，就始皇帝的统治而言，社会的认同程度还不能说得过高，许多资料表明，社会对这种统治或者某些统治措施还是相当保留的。这种认同还和许许多多历史期望关联在一起，因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由之形成了秦始皇时期前后两段在统治权势方面的巨大反差。
5.秦始皇对自己权力威势的刻意塑造。秦始皇的权力形成过程大体可分为统一前和统一后两个阶段(初即位至实际执掌权柄那一段时间由于实际“委国事大臣”，作用有限，姑且不计)，两个阶段密切相连又有所区别。统一之前虽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专制帝王特质，但是面对着非常现实的功利要求，始皇帝在实行法家统治的具体操作中，还不得不隐去某些深层的东西，对在统一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也不得不作一些表面姿态，如对尉缭、王翦等。尉缭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他从与秦始皇的交往中深刻认识到秦始皇其人，对其评价可以说入木三分，认为“秦王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6]说到底秦始皇是在法家政治环境里长起来的。他“王冠”之初，即大肆杀伐，毫不手软地消灭了政治敌手，显现出铁腕政治人物的特质。对韩非的“相见恨晚”，对李斯的重用，也都是这种特质的有力说明，从中既可以体味出时势与造英雄的因果联系，也凸现出特殊时代推出的特殊帝王的特殊资质。
统一以后阶段是秦始皇统治权力威势的顶峰时期，也同时是这种权力威势的后果浮出水面的时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专制体制的选择，秦始皇起了重要作用。他那随着战胜攻取而膨胀起来的战争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冷却和及时得到置换，反而在一片关于“成功盛德”的颂歌里飘然起来，明显表现出面对治世的应对缺陷，而沉湎于帝王极端权力的嗜欲之中，忙于皇帝至高权力威势的刻意营造。有几件大的兴建是与此直接相关的：一是议帝号，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7]；二是广兴作，广大都城宫室园囿陵寝，在人口有限的秦代，同时动用70多万甚至更大规模的人力投入以兴土木之 作实在令今人无法想象，其主要目的正如秦二世所言，是“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用以“重主”，用以“充吾号名”，亦即用来塑造帝王的权力威势；三是巡天下，诚如二世所言：“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四是广立碑石和刻铭文字等，“刻尽始皇帝所为也”，是关于始皇帝“皇威远布”的大规模的宣示活动之一；五是钳制思想的代表性事项“焚书坑儒”。始皇帝并不是一个耽于享乐的帝王，却是典型的迷恋权势的帝王，方士侯生、卢生在描述始皇帝“贪于权势至如此”时说到：“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是有着特殊历史讽刺意义的。始皇帝个人对权势的刻意营造其实都是在张扬一种威势，章得意，充号名。他相信这种张扬的效力，不仅在军事上张扬，在政治上张扬，以及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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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规模的兴作以在社会意识领域里张扬，无不反映着一种试图彻底征服和占有的强烈欲望，一种占据着统治核心位置的征服和占有欲望。秦始皇帝直接从历史上的各种学说中，从三代统治的直接实践中吸收可以借鉴的一切，围绕着塑造帝王进行了很有成效的运作，其实践有着历史典型意义，亦有许多奠基性的创造。由于拥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舞台，秦始皇将这种动作推向极致，并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专门用以塑造帝王的“帝王文化”。

中国历史故事借光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那个“竞于气力”的时代所推举出来的“伟大”人物所无法避免的历史轨迹之一。
二、对始皇权势的现代思考
权势是历史产物，在与历史人物结合和历史交互过程中，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很突出，有很重要的认识价值。我们注意到秦始皇帝是拥有过最高权力威势的历史人物，并处在中国历史非常重要和非常特殊的阶段上，无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更深刻的历史启迪。
始皇帝的权势是历史的一种特殊赋予，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权势曾经成为在战争中取胜，在治国中取得某些成功的重要因素。终整个封建社会，封建皇帝以高度权势君临天下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然而应该看到，当社会需要这种权势的时候，历史会将它推出来，而当历史需要摒弃它的时候，即令如

中国历史故事 成语及人物

秦始皇这样似乎拥有绝对权力威势的“千古一帝 ”，也丝毫无法挽回颓势，“绝对”的权势也会被历史毫不留情地“绝对”地推倒。
历史地看，统治权势是封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是构成统治的要素之一。然而即使从封建统治本身发展的视角看问题，那种过度的权势也被认为是威胁统治本身的可怕因素。这种权势的过度膨胀实际在窒息着封建统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了体制本身应付社会变化的弹性，因而常常会引发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统治权力威势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也就埋下了权力危机的种子，并且随着权势趋于极端的发展，权势崩塌危机的趋势愈烈。这正是秦始皇地下王国建造得如此辉煌坚固，地上王国却如此脆弱，竟至于很短时间内土崩瓦解的原因所在。
本来具有特殊权势的历史人物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契机，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成为特殊的历史创造者，然而如果这种历史人物随心所欲滥用这种历史的赐予，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也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秦始皇是处在历史整合时期的统治阶级领袖人物，历史的赐予是丰厚的，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无与伦比的权力威势，成为那个创造时代的代表人物。也因此，秦始皇有着惊世骇俗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其中对于文化的破坏历来是人们关注最多贬损最烈的焦点之一，秦始皇帝由兹以残暴成为百代矢的。显然权威在一定界域里是和人类某种贪婪恶性为直接因果关系的，贪婪的统治必然流于残暴似乎是剥削阶级统治中的规律现象。由于残暴和人类文明进程有着强烈反差，即使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对其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也因此秦始皇帝在千百年的历史评判中始终得分不高，褒贬迥殊，这是很值得思考的。秦始皇是一个非常的伟人，也是一个因拥有太集中的权力而独裁滥用以致骤然葬送国祚的失败者。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由残暴而短祚颇多关注、讥讽和谴责，其实这种残苛暴虐是与一个时代赋予始皇帝以无与伦比的权力威势成正比的。因为即便是封建社会，也会由社会或统治集团内 部的复杂运动而形成一定的制约机制，以便使这种统治得以维系，“过犹不及”，过度的权力威势则势必走向反面，皇帝自己亦必然深陷这种自己编织的牢笼之中而不能自救。秦末残酷的宫廷政变，使秦始皇20多位子女一个个死于非命，这种历史辩证法的绝妙注 脚，正是对秦始皇本人及其权力的最大嘲弄。
其实站在历史长河的大宏观角度来认识秦始皇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恐怕最值得注意的是那种过度的权力威势所带来的特殊机制——一种高度集权甚至于独裁专制的一整套权力运作机制，所谓“百代皆行秦政事”，它的核心部分在中国社会一直运行了两千多年。无疑这是一份重要而又苦涩的历史遗产。以人民权力观审视，无论怎么说，权力与威势的结合是古代社会留给今人的残孽之一。遗憾的是，围绕权力的某些封建残孽在一些领域至今还存在，这是今天应该特别予以注意的。今天人们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削弱围绕公共权力的丑恶现象，同时不能忘记社会意识对权力威势的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从机制上扼制这种丑恶现象的蔓延滋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春秋战国留下来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智慧和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伟大创造。这一时期也留下了一些很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产物——一种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思维，它的极端形态体现在秦代的政治统治中。对于这种政治思维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还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它说到底还是追求统治秩序的产物，避开一定的历史背景是很难对其好坏骤下定语的。但是即令如此，我们还是不难从权力本身的典型的双刃剑属性中悟出些道理来。当权力走向极端时候，不仅整个社会成了权力的牺牲物，即是那看似站在权力塔尖上的帝王们其实都成了权力的牺牲者，他们被自己精心设计的权力运作圈牢牢地包裹在里面无计脱身，商鞅如此，秦始皇帝也如此，都为自己的实践付出了代价。然而围绕着统治的这种权力运作怪圈一直像是历史的恶魔一样紧紧地缠绕着历史，构成围绕权力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持续千百年的社会争斗和社会探索。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权力的限制和反限制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视它为历史进步的标志物。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认识那种今天仍拥有一定市场的封建权力观念。扫除这种历史丑恶是今人的历史使命，但也不要寄希望于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因为这种历史的丑恶说到底与人性的某些劣根性关联着，只有人们的普遍文明意识达到一定高度，社会认同给出否定 答案的时候，它才会消亡。

注释：
[1]《云梦秦简·金布律》。
[2][3][5][6][7]《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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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27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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