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04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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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4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

昭惠
2004年学界发表有关秦文化的学术专著10部，论文近百篇；有关秦文化的学术会议是7月在兵马俑的故乡临潼召开的“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和12月在上海召开的“周秦汉唐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秦文化的考古发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早期秦文化联合调查成果显著，二是凤翔发掘大型周秦墓葬，三是阿房宫考古工作依然受到各方关注。
一、论著出版
专著有台湾兰台出版社出版何清谷先生的《秦史探索》，该书由37篇论文合集而成，分三编。第一编收论文4篇，讨论秦人的起源问题。第二编收论文21篇，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历史的断面。第三编收论文12篇，论述秦王朝十五年的人与事。专著类还有三联书店重印钱穆作品系列之《秦汉史》，中华书局出版田余庆先生之修订本《秦汉魏晋史探微》，巴蜀书社出版吉仕梅先生的《秦汉简帛语言研究》。
考古报告有科学出版社的《秦都咸阳考古报告》，这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一部考古报告，总结了1959〜1999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对秦咸阳故城阶段性的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调查、勘探与试掘部分，介绍秦都咸阳的城市建设、宫殿布局、手工业作坊及其生产情况；下篇为一、二、三、四号宫殿遗址的发掘和中、小型秦墓的清理部分，较全面地公布了秦宫中出土的方砖、瓦当、壁画、空心砖、陶文等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西安南郊秦墓》，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的汇集该所近年来发掘的三座秦墓的发掘资料。文物出版社的《秦西垂陵区》，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高陵张卜秦汉唐墓》；
论文集有三秦出版社《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秦文化论丛选辑》和《秦汉史论丛》（第九辑）。前两本书是秦俑博物馆编著的有关秦文化的学术性文集。后者是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编的文集,本辑收录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的论文42篇。
通俗类著作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秦兵马俑》，该书以考古发掘者的身份讲述了发掘和保护秦陵兵马俑过程中难忘的经历。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中国文史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秦始皇传》是普及类著作中较好的一种，书中以大量的文物照片和线图配合文字说明，形象生动。还有文物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代美术丛书之《壮阔雄浑——秦汉雕塑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游访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日本讲谈社的《始皇帝陵和兵马俑》、中华书局出版的《帝国军团——秦军秘史》和三秦出版社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丛书中的《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陕西旅游出版社的《凝视秦兵马俑》。这八部书各有特色，有的文字优美，可读性强；有的装祯精良，编排考究；有的论述严密，专业性强。总的特点是图文并茂。
科普类著作还有陕西历史文化丛书中的《秦发祥地雍城》和《秦始皇与秦都咸阳》。《秦发祥地雍城》以史料为线索，结合考古资料介绍了秦雍城遗址及其宫殿建筑、宗庙建筑和秦公陵园等。《秦始皇与秦都咸阳》追溯了秦都咸阳千年兴衰的历史足迹，着重讲述了秦始皇与秦都咸阳的关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读吕不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图录《陕西出土秦金银器》，陕西旅游出版社的《画说秦史——秦始皇帝》等。
二、学术会议
本年度有关秦文化的学术会议有7月26日至29日在临潼召开的“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秦俑与秦汉文化，来自日本、台湾及内地18省市的121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119篇，其中有72篇围绕会议主题“秦俑与秦汉文化”，15篇论文涉及到秦汉史的历史问题，还有12篇论文是有关两汉历史、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文物保护问题等。这些论文可细分为五个专题：
1．秦俑与秦汉文化
秦俑与秦汉文化是这次会议的主题，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藤田胜久先生的《秦汉帝国成立之际的秦始皇陵与兵马俑研究的意义――从中央和地方的情报传达视角考察》认为要从广泛的视野思考秦代的历史与文化。他提出今后研究的新思路：第一，对秦代的军队编制及兵役形态加以再检讨。第二，对地方社会的定时践更、一般徭役、徒刑等运营形态再探讨。第三，对咸阳与秦始皇陵等中央和地方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
站在不同的视角考察秦始皇陵兵马俑这部天书，自然会有无数的解读。30年来发表的秦俑和秦文化研究的论著，对于秦俑军阵布局的设计意图，对于秦俑所寄寓的深意，做了种种猜测和分析。丁毅华先生在《秦俑军阵---秦厉行军国主义的集中展示》中指出，秦国上下弥漫着军国主义精神，秦之国家是一部战争机器，一切都围绕着强兵强国的目标，全国犹如一个大兵营。兵马俑军阵展示了这种精神和在这种精神支配下所突现的一切。
纪念秦兵马俑坑发现发掘30周年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孙立群先生在《赞叹之余的反思——纪念秦兵马俑坑发现30周年》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秦统治者是怎样肆无忌惮地压榨、盘剥劳动人民的，人民是怎样由忍受到愤怒进而反抗。
古代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推理。基于很少的史料,依靠推测联想,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寻找往事的踪影。那么，两千年前的秦京师军(中央军)，在秦末之乱后下落如何？李开元先生的《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认为兵马俑坑毁于项羽之手,项羽最终死于秦京师军的刀下, 而斩杀楚霸王项羽的人,正是兵马俑军团象征的秦京师军。
秦陵兵马俑、铜车

中国历史上灾难故事

马、石铠甲坑、文吏俑、水禽坑从另一个侧面使人领略到秦代社会意识中将“地下世界”、鬼神观念等放在重要位置上。张铭洽先生在《浅谈秦代的“巫”》中认为分析秦代“巫”的社会群体，社会功能、秦代巫术的种种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全面认识秦文化有着很大的意义。
2．秦汉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熊铁基先生的《关于秦史秦文化再研究的几点思考》中提出了关于秦始皇的评价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加以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要做具体分析。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例如，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东巡中记载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再如，秦统一六国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重新审视汉人的记载和评论，在鉴别史料的基础上，作具体、再具体的分析，或者有利于秦史乃至整个秦汉史的再研究。
朱绍侯先生的《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认为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已有军功爵制，而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与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的比较清楚，例如，下面五个问题：1.一级以下还有三级；2.一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七级；3.有乞庶子的权利；4.可以不受限制地逐级晋升爵位，并不受限制地逐级受田宅；5.低级爵位的树墓制度。这些都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所特有的规定，与以后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是不同的
孟祥才先生的《齐鲁文化与秦朝政治》认为，虽然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但齐鲁文化的影响也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始皇笃信“王德终始论”，认为秦朝当水德之运，正朔、服色皆与水德相配。此一学说乃齐人邹衍所创。第二，秦朝的礼制是吸收六国礼制的产物，“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而这套礼仪制度基本上是荀子对三代礼制的综合。第三，秦始皇支持齐人徐福从事海外寻找仙人、仙山、仙药的活动，显示了他对齐地方士文化的情有独钟。第四，“焚书坑儒”前，秦朝对博士诸生相当礼遇，常邀请他们参与军国大事的议决，如议分封、议封禅等。儒家思想也渗入了秦朝的统治思想中，如在秦刻石文中，儒学的大一统观念、仁义道德、礼教规范等都有所体现。但是，由于秦朝坚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专制传统，与“法先王”、倡王道的儒家的冲突还是难以避免，最后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惨剧，而这恰恰是秦朝政治的重大失误。
“垦草”，是商鞅变法的首要内容。王子今先生的《商鞅<垦草令>的文化史意义和生态史意义》认为《垦草令》颁布引发的经济进步和产业革命，同时使得秦文化的面貌出现明显的转折。秦终于摆脱牧业传统的限制而成为农耕大国。通过从牧人和牧农兼营者到真正的农人的身分转变，其文化风格稳重务实的特色愈益显著。经历“垦草”以来长期的农耕发展，方才可能积累和贡献《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学成就。就学术史的地位而言，秦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优势。
孙家洲先生的《“诽谤”之法与秦朝专制政治批判》认为“诽谤”之法，是秦始皇控制言路、推行思想专制的法理依据，它不仅对秦王朝的速亡有一定关系，而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因此，对“诽谤”之法的分析和批判，有助于我们了解专制政治的黑暗内幕；也可以昭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崇高与可贵。
王健先生的《名学思潮与秦制度文化创新发微》认为以“正名实”为宗旨的制度化建构是秦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秦朝三公九卿制度的命名多为自创。其中，丞相一名来自秦官。御史大夫沿用商周的御史之名，再加了“大夫”的头衔。太尉，尉的职名源于春秋晋国，但太尉则为秦制所独创。九卿之中的奉常、宗正、卫尉、郎中令、典客、治粟内史等官名大体可归之于秦制原创，太仆官名沿承周制，少府官名为战国秦韩通制。
刘敏女士的《论秦代的“良吏”与“恶吏”》认为：秦简中区分良吏和恶吏的界标可归纳为五个方面，而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明法和枉法，二是廉洁或贪赃。这一标准到汉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秦代有一系列促使良吏产生的措施和手段，其中主要包括教育、考课、奖励；限制恶吏出现的办法则主要是严刑与重罚。
3．利用考古资料研究秦文化
刘明科、辛怡华在《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提出长期以来，人们多把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的路线锁定在西垂——天水——清水——翻越陇坂——陇县——宝鸡这条通道上，很少注意从天水沿渭河而下，直达宝鸡的这条路线。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西周晚期，秦人就活动在渭河峡谷。这为研究秦人东进路线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作者认为文公三年以兵700人东猎汧渭之会，走的就是从天水沿渭河直达宝鸡这条路线。
徐日辉先生的《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线路考》认为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至“汧渭之会”，走的就是渭水以南的“陈仓渭水道”。这条道路东起陕西宝鸡（古代关中的陈仓），西到甘肃天水（古代的天水），全长约150多公里，是出入关陇的最近路线，较之于陇山诸道要便捷的多，并且可以利用渭水漕运作为补充，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线。
陇县边家庄秦墓地曾被认为是寻找秦人早期踪迹、尤其是迁雍之前的秦都邑的重要依据。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地是继边家庄墓地在汧河沿岸又一处秦墓地的重要发现。两处秦墓地分别位于汧河的中、下游，且在墓葬的基本结构、器型风格及时代接近，若仔细比较这两处秦墓地，尽管相似之处较多，但也有不同处。田亚岐先生的《边家庄与孙家南头两处秦墓地的比较研究》指出：对两处秦墓地的分析研究，将对于深刻认识秦国早期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周秦故地宝鸡一带的重要发现颇多，与秦有关的有陈仓区（新近改称，旧称宝鸡县）的宁王秦汉遗址以及凤翔县长青乡的马道口西周——春秋遗址引起人们的关注。史党社、田静的《陕西宝鸡地区新发现的宁王、马道口两遗址含义猜想》提出这两个遗址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联系，“郁夷”瓦当与宁王遗址、马道口遗址的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两处材料加上以前平阳一带的考古资料，对宝鸡一带古地地望的判定有所帮助，也可更正文献如《水经注》的错误。
3．秦陵六、七号陪葬坑
秦始皇六号陪葬坑是距离陵墓地宫较近的陪葬坑之一。关于六号陪葬坑的性质问题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该坑到底反映了什么内容？其属性是什么？等等，还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依据陪葬坑内发现的大量马骨而判断其为马厩坑。有学者认为秦陵的每一个陪葬坑可能对应着一个中央机构，秦始皇其实是想把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也带入地下，以实现权力的延续。
张仲立先生在《秦始皇六号坑属性管窥》中认为六号坑应该属于秦始皇时期侍奉于皇帝左右的侍御史、谒者或侍中一类近官。因为该坑位于殿外，主题或就是近官值守的场面。
秦始皇陵铜禽坑即俗称的七号坑，初步发掘已出土多件青铜禽和姿态特殊的大型陶俑。袁仲一先生的《关于秦始皇陵铜禽坑出土遗迹、遗物的初步认识》根据已有资料，分析了该坑的建筑布局和出土遗物，认为七号坑属于宫廷苑囿中禽园类的陪葬坑。文章指出：七号坑内目前未见家禽类的鹅、鸭，所出仙鹤、天鹅、鸿雁均为观赏性、祥瑞性的珍禽。这说明饲养的目的主要不是为食用，而是为观赏。因此，将该坑定名为禽牢或禽圈、禽园均符合秦代的称谓。今人对“禽园”一名比较通俗易懂，故暂名之为禽园类陪葬坑，或简称铜禽坑。
5．秦陵秦俑研究的现状
这次会议是世纪之初召开的第一次秦俑学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还提出了世纪初秦俑学研究的走向问题，即秦俑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
张文立先生在《世纪初秦陵秦俑研究趋向》中认为目前秦陵秦俑研究呈现出新动向，这就是学者开始观察思考秦始皇帝陵的文化内涵，热情投入秦陵遗址及出土文物的长久保护，积极考究各个遗址的性质，详细论证秦陵的文化价值，沿着秦俑秦陵、秦史秦文化的探索与阐释而发展。随着秦俑坑发掘的进展，秦陵及湖北、湖南、甘肃等地秦代遗址和秦简等文物的发现，秦俑学研究将沿着秦俑——秦陵——秦史的探索与阐释，进而论证其深刻的文化价值，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又有对现代文化建设的提示。
黄留珠先生在《秦俑学研究片论》中提出了秦俑学研究近期的四项目标：1.建立秦俑学研究中心。2.创办国际发行的公开刊物《秦俑学研究》。3.编撰大型专著《秦俑学》。4.组建开放型的联合式的研究队伍。在大会闭幕式上，黄教授总结出30年来秦俑学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是研究与考古发现基本同步，并随着考古新发现而不断深入；二是研究的大本营在国内，以秦俑博物馆为中心；三是文理交叉，多学科综合研究。
10月18至21日，由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中国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承办，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协办的首届“国际遥感考古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英、法、德、意、美、日、西班牙等15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探讨了遥感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广阔前景，展示了遥感技术在考古学领域应用的重要性和极大潜力。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的学者汇报了2003年在秦始皇陵区所作的高光谱遥感勘测成果，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OMIS2热红外波段提取遗迹的温度异常，及短波红外波段并配合光谱资料对获取地表土壤矿物组份及识别火烧土有显著效果。并结合全色、彩红外、热红外等多种遥感技术，对封土的高热异常、墓道的存在、阻排水渠的作用及微地貌异常的判别提供了相关数据。
三、考古调查与发现
1．早期秦文化联合调查成果显著
2004年4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单位启动了“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对西汉水上游地区汉以前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专家认为秦西垂陵园的发掘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炼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缺。近年来，大堡子山遗址备受关注，围绕遗址的研究保护活动不断。1997年甘肃省政府将大堡子山墓地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墓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受礼县委托，完成了遗址保护的综合规划，2003年经陕、甘两省专家组论证通过并报请国家文物局。2004年3月，由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所、甘肃省考古所5家单位的10名专家和礼县当地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秦早期文化考古工程计划已经启动。
据《兰州晨报》2004年11月24日报道，联合考古队在进行第二阶段工作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初步探明的98处秦以前各时期的古代遗址，这次考察发掘从今年3月开始在礼县境内展开。早在8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渭河流域甘谷毛家坪早期秦文化遗址。此次五方联合考古，从3月28日开始实施第一阶段工作，对东起天水市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长约40公里的西汉水干流两岸地区以及红河永坪河、燕子河等支流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踏勘，10位专业人员分为2组，调查了各时期的古代遗址98处，其中有74处是新发现的，同时对过去已知的遗址也进一步确认了其文化属性和遗址范围。10月17日进入第二阶段的试发掘考察，并抢救性挖掘中出土的一批2500多年前的文物令考古界欣喜不已，专家们期望在年底能有重大突破。相关文章见于《考古与文物》第6期。
2．凤翔发掘大型周秦墓葬
据《三秦都市报》2004年10月16日报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联合组队，自去年10月份以来，配合重点工程建设对陕西省凤翔县常青乡一处大型周秦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已基本结束，其重大考古发现为寻找秦早期都邑“汧渭之会”确切地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这处考古发掘地点位于凤翔县城西南15公里的常青乡孙家南头村，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考古人员共发掘清理历代古墓葬近200座，其中共有先周、西周墓葬37座，秦墓100余座，并发掘与墓地相关联的先民聚居遗址350多平方米。
考古人员经过初步研究认为，孙家南头村秦墓的上限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到春秋中期，其下限年代当在春秋末期，说明该墓地曾有过一定时期的延续，这为研究周秦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早期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主持发掘的田亚岐先生说，该墓地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为寻找秦早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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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之一的“汧渭之会”提供了重要线索。
相关资料详见《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8日报道。
3．秦阿房宫考古仍然受到关注
2002年10月，阿房宫考古队本着为国家文物局制订保护阿房宫遗址规划提供可靠之科学依据的宗旨，对阿房宫遗址进行考古勘探、试掘和局部发掘。阿房宫遗址位于西安市以西渭河以南，与秦都咸阳城隔河相对。秦阿房宫遗址为秦都咸阳的上林苑遗址故地，继而这里又成为汉代上林苑遗址的一部分。文献记载，直到中古时期的李渊（唐高祖）还曾在“阿房宫城”驻军。因此秦阿房宫遗址所在地的遗存和堆积均非单一的物质文化遗存。在这些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中确定秦阿房宫遗址的范围和形制结构非常艰难，必须通过大量详尽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和局部发掘工作才能做好。
2002年10月〜2004年12月，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考古队对阿房宫的核心建筑—前殿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前殿遗址夯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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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在现地表以上存东西长1119米、南北400米、高7〜9米。当地群众俗称之为“郿邬岭”。根据勘探和试掘的资料，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现存最大高度12米左右。遗址东部长400米、宽426米和西部长70米、宽426米被现代村庄所压。为了了解台基底部结构，又对台基夯土进行了穿透性的钻探，发现夯土台基底部基本为平面，只是夯土台基西南部和台基东边缘原来地势稍高一些。截止2004年12月，在阿房宫前殿遗址试掘和发掘了3000平方米，勘探面积35万平方米，表明阿房宫前殿遗址没有遭到大火焚烧。
第二，勘探和发掘资料表明阿房宫前殿只完成了夯土台基的建筑。勘探和发掘中仅发现了台基上面的“阿城”城墙遗迹，墙顶部有建筑，其倒塌堆积中含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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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板瓦片和筒瓦片及少量瓦当。同时，也未发现前殿夯土台基上面的秦代宫殿建筑遗迹，如秦代建筑堆积层、秦代宫殿建筑中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瓦当，没有发现秦代宫殿建筑的遗迹，即未发现秦代宫殿建筑中的墙、殿址、壁柱、明柱、柱础石及廊道和散水及窖穴、排水设施等等。因此，发掘者认为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只建成了北墙、东墙和西墙。
第三，2004年11月在前殿遗址之西1150米处发现了一座较大的宫殿建筑遗址。该座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宫殿区，北部为园林区。南部宫殿区夯土台基东西250米、南北45米、现存高9米。而北部园林区因破坏严重，范围难以确定。在台基西面有廊道遗迹，宽1.7米。其西为瓦片铺的散水，宽0.67米。散水东西边沿有完整的拦边砖。从倒塌的建筑堆积物被火烧过看，台基上面的宫殿建筑曾遭遇过火灾。
台基北面的园林内发现了一处由大、小卵石构筑成的石渠。该渠位于台基北3.8米。石渠呈曲折状，现存通长31.2米。其中东西长8.9米，其西端北折现存4.9米；其东端南折现存17.4米。石渠渠心宽0.4米、深0.12〜0.15米。渠心内铺小卵石，其下垫铺较大卵石。渠壁由较大卵石砌成，朝渠心的一面光滑、平整。渠两壁外侧，又构筑了三排较大卵石。第一排卵石排列稍密，第二、三排卵石排列稀疏，呈“品”字形分布。该石渠窄而浅，不具备排水功能，应为园林内一流水景观。渠两壁外侧的三排较大卵石应是作为渠水漫出后嬉戏踏步之用。
发掘者认为，从上述出土建筑材料来看，无论从纹饰特征或从制作粗糙、表面不光滑，纹饰较浅、纹路不清淅来看，均与秦都咸阳之咸阳宫出土建筑材料相同，而要比阿房宫前殿遗址北墙顶部建筑倒塌堆积中的出土建筑材料要早得多，故该遗址早于阿房宫前殿遗址，应为战国秦上林苑建筑遗址之一。
详细资料参见《考古》第4期、《文博》第2期、《中国文物报》12月24日、《西安考古文物研究》、考古网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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