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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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

［内容提要］根据秦汉简牍可知，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都是对秦制的继承。户赋是诸多赋税中的一个单独税目，而非一户内各项赋税的总称。“卿爵”在免纳田租、刍稾税的同时，却要缴纳户赋。户赋按户征收，刍稾税按田亩面积征收，均以征收饲草为主，主要供应本县之需，与口钱、算赋、田租等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关键语］简牍　户赋　刍稾税　爵位
汉代是否有以“户赋”命名的单独税目，由于史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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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简略，因此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出现了“户赋”这一名目，[1]并有具体的规定，这为解决“户赋”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高敏先生认为，《二年律令》中的“户赋”，是把按人头征收的口钱、算赋和按顷亩征收的刍稾税都改为按户征收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新税目。[2]张荣强先生对文献和张家山汉简中的有关资料加以疏理之后，也基本赞同高敏先生的看法，认为汉代的“户赋”指“一般庶民缴纳的丁口之赋甚或其他杂赋”，“实际上就是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3]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了解汉代“户赋”的性质，确有很大帮助。近来笔者翻阅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资料，发现其中有征收“户刍”和“田刍稾”的记录，与《二年律令》中的有关规定关系密切，因此觉得关于汉代的“户赋”，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于是在此提出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有关户赋与刍稾税的法律规定
汉初仍实行名田制，不同爵位的人拥有田、宅的数量是不同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了不同爵位的人所应占有的田、宅标准，而《户律》和《田律》又规定不同爵位的人所应承担的赋税数额。根据这些规定可知，拥有卿爵及更高爵位的人，在赋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如：
《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4]
“卿”是从大庶长以下到左庶长这九级爵位的代称，刍指饲草，稾指庄稼的禾秆。爵位在卿爵以上的人，其法定标准范围内的田地，不出田租，也不交给刍、稾税。所谓“顷刍稾”，当指下面这两条法律规定：
《二年律令·田律》：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5]
《二年律令·田律》：刍稾节（即）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价）入钱。[6]
根据上述规定，刍稾税是按顷征收的。刍的征收标准是每顷3石，上郡由于土地贫瘠，每顷出刍2石。稾则不管土地肥瘠，统一按每顷2石征收。由于刍稾主要用作牲畜的饲料，因此，各县交纳的刍稾必须是当年收获的，不许交纳往年存留的陈旧刍稾，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和营养。各县要对一年中所用刍稾数量做出预算，量出为入，在收够预算数量之后，其余部分则折算成钱征收。刍稾与钱的折算标准是，1石刍相当于15钱，1石稾相当于5钱；如果刍稾的市价高于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则按征收刍稾时的市价折算收钱。在赋税征收时使用钱、物折算的办法，这在魏晋以后的文献记载中比较常见，汉初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只有刍稾的市价高于法律规定的价格时，才按市价折算收钱，意味着如果刍稾的市价低于法律规定时，仍然按法律规定收钱，这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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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对百姓的变相搜刮，这说明赋税征收中所使用的折变之制，从一开始就把纳税者置于不利地位，历代折变之制的弊端，于此可见一斑。
拥有卿爵的人虽然免纳刍稾税，却要与爵位更低的人同样交给户赋：
《二年律令·田律》：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7]
大意是说，爵位为卿及其以下的人要交纳户赋，每年分两次交纳，第一次在五月，每户出16钱；第二次在十月，每户出刍1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是说各县所收的刍足够当年需要即可，超出的部分折算成钱征收，折算的标准与“入顷刍律”相同。所谓“入顷刍律”，应该就是指上面所引用的关于“顷刍稾”的两条律文。
需要指出的是，卿爵以下的人所交纳的户赋中虽然也有刍，但这与刍稾税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征收的对象不同，户赋是按户征收的，与其所占有的田地多少无关，而刍稾税是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的。其次，征收的标准不同，户赋每年交纳16钱和1石刍，按法定折算标准计算，总计每年交纳户赋31钱，各户所纳户赋总量是相同的；刍稾税是每顷3石刍和2石稾，按法定折算标准计算，每顷每年征收55钱，田多者多交，因此每户所交刍稾税的总量未必相同。第三，就拥有卿爵者而言，他们在与拥有更高爵位的人一样享受免征刍稾税的同时，还要与拥有更低爵位的人乃至无爵的庶人一样交纳户赋，虽然户赋中也有刍，但户赋中的刍不能与刍稾税混为一谈。
爵位与田租、刍稾税及户赋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表1）：

《二年律令》中没有发现爵位与口钱、算赋关系的规定，但可以肯定，上述几项赋税中不可能包含口钱和算赋，因为田租和刍稾税是按田亩面积征收的，而户赋的数额又太小，无法包含按人头征收的口钱和算赋。因此，把“户赋”看作是将口钱、算赋和刍稾税按户征收的结果，或“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单从数额上说，就存在太大差距。更何况，刍稾主要用作牲畜的饲料，《二年律令》中已明确规定，不论刍稾还是户赋，都是“足其县用”，并不上缴郡国或中央府库，这与口钱、算赋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二、凤凰山汉简中的“户刍”与“田刍稾”
事实上，除了张家山汉简之外，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中也保存了刍稾税和户赋的资料：[8]
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
其中的“户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按户所缴之刍，是户赋的一部分；而“田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按顷缴纳的刍，是刍稾税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户赋与刍稾税是分别征收的，并不存在谁取代谁或谁包含谁的问题。平里之“八斗为钱，六石当稿”与稿上（疑为“稿里”）之“二斗为钱，一石当稿”，是指将一部分刍折成钱和稾来征收。也就是说，当时的折纳，并不限于将刍、稾折变成钱缴纳，刍、稾之间也可以折变。平里“刍为稿十二石”与稿里之“刍为稿二石”，表明当时一石刍相当于二石稾。如上所述，《二年律令》中规定“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也就是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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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刍相当于三石稾，江陵简中一石刍相当于二石稾，大概是按市价“平贾（价）”折算的结果。根据《二年律令》，每顷田需缴纳三石刍和二石稾，即每顷田中所纳刍、稾之比为3:2。江陵简中平里田刍4.37石，田稾2.245石，二者之比已接近2:1；稿里田刍1.66石，田稾0.83石，二者之比恰为2:1。估计此时田刍稾的征收标准可能有所变化，而平里部分释文可能有问题。
这批简牍属于西汉文景时期，所记录的内容应是当地基层政权征收赋税的真实记录。简文中的内容与《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大体相合，这不但说明《二年律令》的法律条文在汉代基层社会确实得到了执行，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户赋”和“刍稾”是并列的两个税目，不容混淆。
三、余论
事实上，睡虎地秦简中就明确提到了“户赋”和“刍稾”。关于“户赋”，见《法律答问》：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9]
男子达到一定年龄，需要傅籍，开始承担徭役。“敖童弗傅”，意在逃避“徭使”，故为法律所禁止；“匿户”的目的，则是为了逃避“户赋”，同样为法律所不容。虽然当时“户赋”的征收标准，简文乏载，不知其详，但是，可以肯定，以“户赋”命名的赋税名目在秦代是确实存在的。
秦律《秦律十八种·田律》中也有关于“刍稾”的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10]
这条律文与前引《二年律令·田律》的有关规定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大同小异。说明汉代的刍稾税是对秦制的继承。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秦、汉“户赋”也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一提的是，传世文献中有一些材料，初看似乎与“户赋”有关，因而也常常为讨论汉代“户赋”的学者所引用，例如：
《史记·货殖列传》：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11]
《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应劭曰：“不输户赋也。”如淳曰：“事，谓役使也。”师古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12]
宋代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就专列“户赋”一目，所引资料，就是上述《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那段文字。[13]然而，根据上下文意可知，这些材料所言，均非专指某一种特定的税目，对此，田泽滨先生已有论述。[14]之所以有学者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理解为“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恐怕主要是受上述文献材料影响所致。实则不论是“岁率户二百”，还是“复其身及户”，所言均非户赋，不宜用来解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
张家山汉简中所提到的“户赋”，确实是一个单独的税目，其性质与征收标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有明确规定；根据凤凰山汉简，西汉文景时期基层官吏征收赋税时所执行的，正是上述法律条文；又根据睡虎地秦简，汉代的户赋和刍稾税，是对秦制的承袭。因此，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与文献中似是而非的有关记述区别开来，或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2003年5月初稿。2004年9月二稿。2004年11月三稿，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睡虎地秦简有关“户赋”的资料，系根据《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建议补入，在此致谢。 　　[1] 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手抄本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本文所引《二年律令》内容，均出于此。
[2] 高敏，《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史学月刊》2003.4: 121-122。
[3] 张荣强，《吴简中的“户品”问题》，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页190-202。
[4]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76。
[5]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5。
[6]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6。
[7]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8。
[8] 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66-76。
[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132。
[10] 《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1。
[1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129《货殖列传》，页3272。
[12]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1下《高帝纪》，页54-55。
[13]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卷51《食货二》，页596。
[14] 田泽滨，《汉代的“更赋”、“赀算”与“户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6: 44-51。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5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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