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國二年詔書”冊所見詔書之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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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始建國二年詔書”冊所見詔書之下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在新近發表的額濟納漢簡中，有一件“始建國二年詔書”冊，[1]其內容涉及新莽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向邊境大發兵、赦免罪徒等事，與《漢書》中《匈奴傳》、《王莽傳》之記載可相印證處頗多。該冊書已殘亂，但其下行文部分卻相對完整，反映了這件詔書在西北邊地逐級頒佈的情況。現依據其所記日期及詔書的下行過程排定這幾枚簡的次序：
[簡一]因騎置以聞。符第一。（2000ES9SF4:5）
[簡二]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下。
十一月壬午，張掖大尹良、尹部騎司馬武行丞事、庫丞習行丞事下部大尹
官縣：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2000ES9SF4:4）
[簡三]扁書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誦之。具上吏民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名，
會今，罪別之，以齎行者，如詔書，＝到言。　書佐曷（2000ES9SF4:3）
[簡四]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縣：丞（承）書
從事，……當用者，明白扁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
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別之，如詔書。（2000ES9SF4:1）
[簡五]閏月丙申，甲溝候獲下部候長等：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亭
隧顯見處，令吏卒盡知之。具上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罪別之，會今，如
詔書律令。（2000ES9SF4:2）
[簡一]是本詔書冊之詔文部分的最末一簡。“騎置”指驛騎，傳送要急官文書的驛遞組織。《漢書》卷54《李廣傳附李陵傳》：“（天漢二年）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2]又指驛騎行道上的站點。《居延新簡》EPF22.64A：“無令有奸聖恩，宜以時布，縣廄置驛騎行詔書。”[3]“因騎置以聞”，用驛騎將覆命報告上達皇帝。有關此制的記載，除前引《漢書·李廣傳附李陵傳》外，亦見《漢書》卷96《西域傳》：“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4]“符第一”，疑指銅虎符之第一。漢代有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時，派遣使者持符至郡，符合乃聽受之。[5]《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32.12：“從第一始，大（太）守從五始，使者符合乃。”[6]
[簡二]首句“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下”，是記錄本詔書由朝廷發出的日期。“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即位的第二年。按詔書冊通常的體例，此前為詔文，此後為下行文。例如，《新簡》EPT59:61：“制詔納言：其令百遼（僚）屢省所典，修厥職，務順時氣。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又，《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85.2：“制曰：可。初元五年正月壬午下。”[7]
“十一月壬午”，是張掖長官“大尹良”等將詔書下傳給“部大尹官縣”的日期。《漢書》卷99中《王莽傳中》記載：“（莽）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8]是“大尹”相當於漢之郡太守。“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郷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誦之”，此為詔書下行文之常用語，[9]故[簡三]當緊接[簡二]。“壹功”，疑當讀為“壹切”，意謂權時。[10]“具上吏民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名，會今，罪別之，以齎行者，如詔書”，其大意是說：將暫時蒙恩免罪者的名字全部報上，即時匯總，罪刑分類，交給傳送文書的差人，按詔書所命辦理。“=”是重文號，此處重複前一字“書”，“＝到言”即“書到言”，意謂收到詔書後報告。“書佐曷”，抄寫文書的吏員及人名。
[簡四] 首句“十一月丁亥”，是本詔書到達張掖後再次下傳的日期。其後有三字不可識。“大保□□”，應是官名及人名。“行……事”，官制用語，指以他官代行某官職權，一般為低級官員攝行高一級職務，或為平級而兼攝行。“以秩次行大尉事”，據前引《漢書·王莽傳》，王莽時“（郡）都尉曰太尉”。“大”通“太”，是“大尉”相當於漢之郡都尉。郡都尉秩比二千石，[11]略低於太守。漢簡見張掖郡有居延、肩水兩個部都尉。本冊書出土於甲渠候官之第九隧遺址，[12]而甲渠候官是居延都尉府所轄候官之一，可知簡文中的“大尉”就相當於漢之居延都尉。同時，亦可知此處的“大保”（或“大保□”）係新莽時地方官名，與朝廷中的“大保（太保）”無涉。“以秩次行大尉事”後又有兩字不可識，按通常文例，或可補“丞某（人名）”。[13]
[簡五]首句“閏月丙申”，是本詔書到達張掖後又一次下傳的日期。“甲溝”，新莽時名稱，即漢時“甲渠”；“甲溝候”，甲溝候官的長官；“獲”，人名。甲渠候官分為十部，“部候長”是部的長官。[14]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出現了“閏月”。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在始建國二年的閏月欄上注明“九癸亥”，認為本年閏寅正之九月，並說：“莽閏丑正之十月，即寅正之九月。劉氏閏十壬辰，蓋誤閏寅正十月。”[15]但[簡二]、[簡四]卻表明，本詔書是十一月頒出的，並已於該月內兩次下行，故其後所出現的“閏月”，不會是寅正之閏九月——丑正之閏十月。
在《新簡》中，有若干記載本年朔日的簡文，可供探討：“始建國二年四月丙申朔丁巳”（EPT7:9），“始建國二年五月丙寅朔”（EPT59:448），“始建國二年十月癸巳朔”（EPT4:48A）。據此可知：始建國二年的四月至十月的朔日皆與陳《表》合；本年有13個月，十月之後的朔日當依次推定為癸亥、壬辰、壬戌。那麼本年何月置閏？十月不可能置閏，因為若有閏十月，則十一月壬辰朔，而壬辰朔的月份裏不可能有[簡二]、[簡四]所記載的甲戌、壬午、丁亥等日。[16]十二月也不可能置閏，因為若有閏十二月，則該月壬戌朔，而壬戌朔的月份裏不可能有[簡五] 所記載的丙申日。因此，始建國二年應當是十一月置閏，該月壬辰朔，[17]“閏月丙申”即閏十一月初五。王莽用丑正，改劉氏所用寅正之十二月為正月，改正月為二月，故始建國二年的閏月——丑正之閏十一月，其實是寅正之閏十月。而陳《表》是誤將本應下移的閏月名稱上提了。
通過以上分析，這件詔書的頒行過程可大致清楚：“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即十一月十二日，是詔書頒出的日期；“十一月壬午”即十一月二十日，是張掖的最高行政長官下傳詔書的日期；“十一月丁亥”即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本郡的軍事長官下傳詔書的日期；“閏月丙申”即閏十一月初五，是甲溝候官的長官下傳詔書的日期。自本詔書從朝廷頒出，逐級下行，到甲溝候官發送給所屬諸部時，共用了22天。
張掖至長安的路程，唐人曾記其里數。唐時張掖屬甘州，《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記載：“甘州：張掖。中府。……東南至上都二千五百里。”[18]《括地志》亦記載：“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19]懸泉漢簡中有一件“里程書”，記載了從敦煌郡的懸泉至張掖、長安等地的里程：“張掖千二百七十五一，冥安二百一七，武威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長安四千八十……。”(V 1611③:39)[20]用懸泉至長安的里程減去懸泉至張掖的里程，可算得張掖至長安的里程為4080-1275=2805（漢里）。唐1小尺約合漢1.1尺，[21]是唐代文獻所記與漢簡所記相去不甚遠。
居延至張掖郡治的里程，據《括地志》記載：“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眾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22]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即漢代居延故地，元代稱“亦集乃”。《元史》卷60《地理志》：“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23]居延都尉府與居延縣城大致應在一地，或相距不遠。[24]《新簡》EPT50:10：“居

中国历史故事集隋唐故事读后感

延甲渠候官第十長公乘徐譚……居延鳴沙里，家去大守府千六十三里，產居延縣。”“鳴沙里”是居延縣的一個里，從其里名看，或地近沙漠。“大守府”，即太守府。又《新簡》EPT53:128 ：“謁府，定行道十三日，留穉（遲），叩頭死罪死罪。”此處的“府”，當指太守府；其所記行道日數，似為一般公務旅行，而非郵人行書。是居延至張掖郡治的距離確在1000漢里以上，或大致為1500漢里左右。[25]
甲渠候官至居延都尉府的里程，在漢簡中亦可找到相關記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66.2：“居延去候官九十里。”[26]又《新簡》EPT59:104：“延城甲溝候官第三十隊長上造范尊……居延陽里，家去官八十里。”據此簡記載，甲溝候官第三十隊（隧）長範尊的戶籍在居延的陽里，其家與“官”相距80漢里。按本簡出土於甲溝候官遺址，[27]故簡文中的“官”當指甲溝候官。類似的記載，亦見出自相同地點的簡EPT52:137：“居延昌里，家去官八十里。”簡 EPT56:424：“居延□里，家去官七十里。”而另有一枚出自甲渠塞第四隧遺址的簡EPS4T2:8A則寫明：“官去府七十里。”[28]此處的“官”，亦指甲渠（溝）候官；“府”，當指居延都尉府。是二者間的距離約70～90漢里，有可能是70漢里。[29]
[簡一]所記“因騎置以聞”，是說對詔書的回覆要以驛騎送達皇帝，此可作為一個提示：在本詔書之下行過程中，亦至少會有一定的階段使用驛騎。驛騎的速度很快。《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行千里為程。”[30]璽書是以皇帝本人的名義直接發出並專達於某特定对象的文書，以驛騎傳送，速度可達1日1000漢里。要急文書也用驛騎，[31]其速度遜於璽書，但也相當可觀。《漢書》卷69《趙充國傳》記載，神爵元年，趙充國擊羌，從軍中向漢宣帝緊急上書，後者隨即批復，“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32]“六月戊申”是六月二十八日，“七月甲寅”是七月初五，馳馬飛遞，加宣帝接上書後考慮和處理的時間，僅用了6天。[33]當時趙軍約距長安2000漢里，[34]則趙充國上書的傳送速度為1日300～400漢里。[35]非特別要急的文書多以步遞方式傳送，其速度在漢律中有具體規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行書律》：“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36]在西北邊地的速度要略低一些。《新簡》EPS4T2:8A:“官去府七十里，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則步遞的速度為1日160～200漢里。
本詔書的頒行，由長安至張掖郡治，行約2800漢里，到“大尹”下所部時，歷時8天；再由張掖郡治至（居延）大尉府，行約1500漢里，到代理“大尉”下所部時，又歷時5天。這兩段里程所花費的天數，應包含了詔書在以上二官府中收、轉的時間。由此，可知在本詔書下行過程的前兩級，傳送速度約為1日300～400漢里，當是以驛騎傳送。這就與上文的推測相合。
在一般情況下，詔書未必以驛騎傳送。漢簡中有另外兩件較完整的傳至張掖的詔書及其下行文，計其所費天數，當均未使用驛騎。如“元康五年詔書”冊：
（前略）[元康五年]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太）守、諸候（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三月丙午，張掖長史延行大（太）守事、肩水倉長湯兼行丞事，下屬國，農、部都尉，小府縣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37]
該詔書是關於夏至實行“更水火”、“寢兵”等事項的通告。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二月丁卯”，二月十五日，此為丞相（魏）相發出詔書的日期；“三月丙午”，三月二十四日，此為張掖郡府接詔書後下所部的日期，兩者相隔39天。又“永始三年詔書”冊：
（前略）[永始三年]七月庚午，丞相方進下小府、衛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部刺史、郡大（太）守、諸，下當用者，書到言。八月戊戌，丞相方進重……十月己亥，張掖大（太）守譚、守郡司馬宗行長史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篇（扁）叩（鄉）亭顯處，會（令）吏民皆知之，如詔書。[38]
該詔書的內容包括調糧救災和“除貸錢它物律”等政策。“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七月庚午”，七月二十三日，此為丞相（翟）方進發出詔書的日期。“八月戊戌”，八月二十二日，即28天之後，（翟）方進再次發文。“十月己亥”，十月二十四日，此為張掖郡府接詔書後下所部的日期。該日距“七月庚午”89天，距“八月戊戌”61天。
以上二例都是由臣子上書言事、經皇帝“制可”的詔書，其傳送速度均遠遜於“始建國二年詔書”。“始建國二年詔書”雖文字有缺失，但從體例和語氣看，係由皇帝親下，是最高品級的詔書，下行文亦顯示其未經任何中間環節而直接傳送至張掖大尹府；從傳送方式看，詔文曰“因騎置以聞，符第一”，命以驛騎傳送文書，使者則持有最高一級的符信；從內容看，本詔書包括發兵和赦免罪徒令其參戰等命令，具有軍書、赦書的性質，而軍書、赦書皆屬要急。以上幾點，應當就是本詔書能夠如此快速傳送的原因。關於漢代詔書的品級、內容與傳送方式的關係，筆者擬專文探討，茲不贅。
從[簡二]到[簡五]，在“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下”之後，共有三層下行文字。每一層下行文字的內容都基本相同，除“扁書”的公佈地點在第三層為“亭隧”而非“郷亭市里”之顯見處、告知對象為“吏卒”而非“吏民”外，其他大致不變。唯一較突出的例外，是第一層下行文字中有將罪徒名冊等交給“行者”上遞的命令，而第二、第三層皆無。究其原因，大約當詔書到達（居延）大尉府後，向朝廷“具上吏民壹功蒙恩勿治其罪者名”等任務便可完成。因詔文中本就有“因騎置以聞”的命令，且如上所述，詔書之下行在此前階段又都使用了驛騎，故這裏的“行者”應不是指一般的公文傳送人，而是指驛騎或使用驛騎的使者。“以齎行者”應就是“因騎置以聞”，即通過驛騎上遞回覆的文書。至此為止，本詔書及相關文書的傳送都是以驛騎來完成的。
而在此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當本詔書自（居延）大尉府下行的時候，傳送速度便明顯減慢了。大尉府至甲溝候官，行約70～90漢里，但詔書自甲溝候官繼續下行的時間卻在9天以後。可知此段路程大概未用驛騎，應已改為步遞，而且詔書在甲溝候處曾有所逗留。甲溝候官位於西北邊陲。甲溝候的官秩為六百石，在縣令、長之間。[39]其所轄範圍包括額濟納河下游之伊肯河沿岸，共有烽燧約70座，吏卒約400人。[40]候官是相當於縣一級的軍事防禦組織，一般不是罪徒的囚禁處。居延簡中可見若干有關“施刑屯士”的記載，[41]但數量不多。詔書在到達甲溝候官後便進入基層。同上兩級相比，與朝廷直接聯繫的鏈條似已中斷。此時的有關事項，只是由候官下轄的部候長等作進一步的統計和報告，並繼續下傳詔書內容，“明白扁書”於亭隧顯著可見的地方，“令吏卒盡知之”。
2005年8月，筆者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一帶考察時，曾至“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的出土地甲渠候官第九隧遺址。邊隧是漢代軍事防禦組織的最低一級，地處荒遠，每隧僅容數人。這件詔書冊之到達此隧，雖不能盡排除其偶然性，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權對邊疆基層的控制和影響，或與其下行文所謂“令吏卒盡知之”有關。

　　2006年2月完稿，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006年11月修订
（編者按：[1]見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8—238頁。這是一組出土地點相同、文字內容相關的木簡，共12枚，整理者認為它們屬於同一件冊書。“始建國二年詔書”冊是筆者對這件冊書的暫命名。
[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51—2452頁。
[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81頁。按：本文所引《居延新簡》，均出此書。以下簡稱《新簡》。
[4]《漢書》，第3912頁。
[5]《漢書》卷4《文帝紀》：“（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漢書》，第118頁。“始建國二年詔書”是發兵之命，傳送此詔書的使者或當持銅虎符。
[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21頁。
[7]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96頁。
[8]《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103頁。
[9]例如懸泉漢簡II 0115②：16：“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書到白大扁書鄉亭市里高顯處，令亡人命者盡知之，上赦者人數太守府，別之，如詔書。”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五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頁。
[10]這是鄔文玲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額濟納漢簡讀書班上提出的見解，可從。《漢書》卷76《張敞傳》：“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注：“壹切，權時也。”
[11]《漢書》卷19《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12]本冊書諸簡的前編號皆為“2000ES9S”，其中“2000”表示2000年，“E”表示額濟納旗，“S”表示烽燧，此後之“9S”表示出土於第九隧。
[13]例如《新簡》EPT51:189A：“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戊子，居延都尉誼、丞直謂居延甲渠鄣候。”
[14]參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文史》第三十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15]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22頁。

文化中国历史故事

[16]壬辰朔的月份裏亦不可能有《居延漢簡》210.35所記載的“始建國二年十一月丙子”、《漢書》卷99《王莽傳中》始建國二年十一月條所記載的“今月癸酉”。班固：《漢書》，第4119頁。
[17]對於始建國二年的閏月，以往有兩說：劉羲叟《長曆》閏寅正十月壬辰朔（丑正十一月壬辰朔），汪曰楨、張其、陳垣《表》閏寅正九月癸亥朔（丑正十月癸亥朔）。後一說影響頗大，如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徐錫祺《西周（共和）至西漢曆譜》等都沿用此說。而陳夢家、任步雲據《居延漢簡》210.35所記載的“始建國二年十一月丙子”，以為劉說是。劉羲叟《長曆》見《資治通鑒目錄》，《通鑒史料別裁》第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第396頁；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載《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3頁；任步雲：《甲渠候官漢簡年號朔閏表》，載《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6頁。“始建國二年詔書”冊進一步證實了劉說。
[18]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40《隴右道下》，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020—1021頁。
[19]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卷4《甘州·張掖縣》，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6頁。
[20]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六一， 第59頁。
[21]楊寬認為：唐里數以小尺計者居多，“唐小尺合漢尺一尺一寸許”。楊寬：《中國歷代尺度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76頁。
[22]《括地志輯校》卷4《甘州·張掖縣》，第226頁。
[23]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451頁。
[24]《蒙古遊牧記·額濟納舊土爾扈特蒙古遊牧所在》何秋濤補注：“《漢書·匈奴傳》：太初三年，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是《本紀》所言‘築居延’，即築于居延澤上也。《地理志》：居延縣有居延澤，是居延縣即路博德所築之城無疑……則知霍去病、路博德、李陵所出之居延塞、遮虜障，與《地理志》之居延縣，皆為一地。” 張穆：《蒙古遊牧記》卷16，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5頁。
[25]勞榦認為漢居延縣和遮虜障在今額濟納之黑城，今距張掖不過千里，“然沿途皆沙，若有時須行十二日……合以唐代小程，則稍加增飾即為千五百餘里，無所不可也”。勞榦：《居延漢簡考證》，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居延漢簡考釋之部》，1960年，第33頁。另承甘肅省文物保護研究所何雙全先生告知：今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來庫布鎮距張掖市的汽車里程約為460公里。按1公里約合2.42漢里，460公里約合1113漢里。
[26]《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445頁。本簡出土於A8，即甲渠候官遺址破城子。見“居延漢簡出土地點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23頁。
[27]在本簡的前編號中，“EP”代表出土地甲溝候官遺址破城子，“T”代表探方。
[28]在本簡的前編號中，“EP”代表出土地甲溝候官遺址破城子，“S4”代表第四隧。
[29]在破城子（A8）東北33公里（K710）和31公里處（K688）各有一座漢代古城，陳夢家認為前者是漢居延城，後者可能是遮虜障。陳夢家：《漢簡綴述》， 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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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並成認為漢代居延縣城在綠城，綠城“西略偏北距破城子31公里”。李並成：《漢居延縣城新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摘抄

考》，《考古》，1998年第5期。31公里約合75漢里，33公里約合80漢里。
[30]衛宏著、孫星衍校：《漢舊儀》卷上，《漢官六種》四部備要本。
[31]例如，《漢書》卷70《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被烏孫兵圍困，軍情危急，“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又同書卷74《丙吉傳》：“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班固：《漢書》，第3022頁，第3146頁。
[32]《漢書》，第2983頁。
[33]有學者認為“七月甲寅”是趙充國收到璽書的時間，見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465頁；高敏：《秦漢郵傳制度考略》，載《秦漢史探討》，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2—213頁。疑其說非是。按“報”，回覆；“六月戊申”和“七月甲寅”應分別是上書和璽書所署（即發出）的日期。
[34]《漢書》卷69《趙充國傳》：“充國至金城……夜引兵上至落都……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 班固：《漢書》，第2975-2976頁。《資治通鑒》卷26漢紀18“宣帝神爵元年”條胡三省注：“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穀。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46頁。是“落都”即“樂都”。《太平寰宇記·隴右道》：“鄯州……唐武徳二年平薛舉又置鄯州，理（治）故樂都城……東至長安一千九百九十三里。”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1，金陵書局刊本。
[35]此速度與清代廷寄“馬上飛遞”相似。《簷曝雜記·廷寄》記載：軍機處之廷寄，“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趙翼：《簷曝雜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頁。300華里約合362漢里。
[36]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第170頁。
[37]居延漢簡10.30、10.32，《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16、17頁。本詔書冊的編排，參[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9—20頁。
[38]本詔書冊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簡釋粹》，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02—104頁；並參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所引本條釋文，《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8頁。
[39]《新簡》EPT65:104：“甲渠鄣候敦煌廣至□□慶里張獲，秩六百石。”按：候的駐地在障，故又稱“障候”；甲渠鄣候“張獲”，應即本冊書所記載的“甲溝候獲”。有關此人的記載屢見於《新簡》，如EPF22:273A、EPF22:460A等。《後漢書志·百官五》：“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622頁。
[40]參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下）》，《文史》第三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41]例如《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08.19、464.3 等。“施刑”即“弛刑”，罪徒解除鉗、釱等刑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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