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張家山漢簡《蓋廬》所見的兵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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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張家山漢簡《蓋廬》所見的兵陰陽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
西元1983年，湖北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竹簡，經整理小組清理，內容包括漢代法律文書及古佚書共八種文獻。其中一部題為《蓋廬》的古佚文，據整理小組的說明，共有竹簡五十五枚，簡長三十至三十點五釐米。書題寫於末簡背面。全書共九章，各章皆以蓋廬的提問為開頭，申胥的回答為主體。該書除涉及治理國家和用兵作戰的理論外，有濃厚的兵陰陽家色彩。[1]
所謂“蓋廬”，即春秋晚期的吳王闔閭；“申胥”，即伍子胥，原為楚人，其父兄為楚王所害，投奔吳國，封於申，故稱“申胥”。[2]至於“兵陰陽”，據《漢書‧藝文志》曰：“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3]乃是古人於戰爭時，配合時節、方位、祭祀等，以求能夠克敵致勝的數術觀念。《蓋廬》所言的“順天之道”、“日有八勝”、“用五行勝”、“用四時勝”等論題，即為相當典型的兵陰陽學說。然而，若詳細考察，則各論題韞涵的數術原理卻不盡相同。本文即取《蓋廬》中與“行軍布陣”的相關論述為線索，配合先秦時期同性質的兵學著作，以考察當時兵陰陽思想背後的數術原理。
“向背”一詞，見於《尉繚子‧天官》，所謂“陰陽向背”[4]，於《韓非子》則作“左右背鄉”[5]，原是古代兵家依據實際地形，所歸納出戰陣布署的原則，《蓋廬》論“軍之法”云：
當陵而軍，命曰申固；倍（背）陵而軍，命曰乘埶（勢）；前陵而軍，命曰笵光；右陵而軍，命曰大武；左陵而軍，命曰清施。倍（背）水而軍，命曰絕紀；前水而軍，命曰增固；右水而軍，命曰大頃；左水而軍，命曰順行。
文中所論，主要發揮逢山遇水時的處軍方法。“當陵而軍”，乃駐軍於山陵之上，據高制下，故曰“申固”；“倍（背）陵而軍”，是後乘山勢以臨敵，故曰“乘埶（勢）”；“前水而軍”，則隔水流以應敵，故曰“增固”；此三者即《孫子‧行軍》所謂：“絕山依谷，視生處高。”[6]“前陵而軍”，則敵高我低；“倍（背）水而軍”，則退無可退；兩者亦即《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廢軍。”[7]若以左右分，當如《孫子‧行軍》所言：“而右背高，前死後生。”[8]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地形二》亦有：“三軍出陳（陣），不問朝夕，右負丘陵，左前水澤。”[9]凡此，俱是因應實際地勢上的高低起伏，配合山陵水澤的地理特性，以安排軍陣的前後向背；其基本原則，乃是“高者為生，下者為死”[10]、“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孫子‧行軍》）。
上述所論，主依地形高下，言軍陣向背，並未引入陰陽觀念。文獻中，最早據陰陽配置軍隊者，當為吳王夫差，《國語‧吳語》曰：
吳王昏乃戒，……萬人以為方陣，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
韋昭《注》曰：“左，為陽也。”又謂：“右，陰也。”與前文依地形布陣，略有差異。《吳語》中，夫差乃是根據陰陽觀念，將兵陣安排成“左陽右陰”的局勢；前舉《蓋廬》，則順應地勢，以高、陵為陽為生，下、水為陰為死，於出兵處軍之時，呈現右、背欲高，左、前宜低，亦即“右陽左陰”的戰勢。自此，軍隊的配置，乃從因應山陵水澤的相對地勢，轉變為講究陰陽觀念的兵法數術。
吳王夫差布陣，左陽右陰，然尚未涉及五行生剋的思想，為兵陰陽較原始的形態。隨著戰國時期征伐活動日益頻繁，兵法數術亦漸趨複雜，於軍隊方位向背的理論，乃由“左右”擴及“四方”。如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地形二》云：“凡地刑（形）：東方為左，西方為【右】。”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地葆》亦有：“凡地之道，陽為表，陰為裏。”《蓋廬》則曰：
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南方為表，北方為裏，此胃（謂）順天之道。
學者多據古代地圖以北下南上，左東右西，對此段文字加以解釋。[11]認為此乃以左、前與東、南相應，為陽；右、後與西、北相應，為陰；亦即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黃帝伐赤帝》所謂“右陰，順術，倍（背）衝”的戰法。[12]黃帝正是運用此種陣法，先後戰勝南方赤帝、東方青帝、北方黑帝、西方白帝，將兵法中的陰陽觀念，逐漸向五行思想加以推衍。[13]
兵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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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陰陽到五行的轉變，表現最明顯者，莫過於《蓋廬》的“四時之道”：
春擊其右，夏擊其裏，秋擊其左，冬擊其表，此胃（謂）倍（背）生擊死，此四時勝也。
【秋】生陽也，木死陰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陽也，金死陰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陽也，火死陰也，冬可以攻其表；夏生陽也，水死陰也，夏可以攻其裏。此用四時之道也。
所謂“左、右、表、裏”四方，如前所述，乃據“順天之道”以定；於此更配合四時、四德，帶有濃厚的五行說色彩。其判斷出兵形勢的基本標準，則為“倍（背）生擊死”，亦即《孫子‧行軍》所言：“前死後生”；然並非據地勢以判的“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淮南子‧墬形》），而是“陽生陰死”，即以所當季節為生為陽。故若以“秋擊其左”、“【秋】生陽也，木死陰也，秋可以攻其左”為例，秋季為金、為西、為右、為生、為陽，其相對的左方為東、為春、為木、為死、為陰，基於“倍（背）生擊死”的原則，於秋季時節，可以“倍（背）右擊左”，攻無不剋。其餘三時，同理可推。故知，此處雖以五行言四時、四方，但決定出兵方位的根本依據，仍在於陰陽向背的相對位置，而非五行彼此的生剋關係。然由兩組觀念並置於同段篇章來看，從陰陽轉為五行的發展脈絡甚為明顯。
在兵陣的配置上，完全運用五行的數術觀念者，可舉《墨子‧迎敵祠》作為主要代表：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14]
仔細分析此兵法內容，包涵了方位、顏色、方神、方數等，為日後秦漢時令說的重要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墨子迎敵祠神於四方，而獨闕中央。類似的情況，亦反映於《管子‧幼官》的布陣形制：
旗物尚青，兵尚矛。……旗物尚赤，兵尚戟。……旗物尚白，兵尚劔。……旗物尚黑，兵尚脅盾。[15]
所尚旗物之色，皆相應於所當方位。然中央應主何色，與《迎敵祠》同樣闕而未明。究其思路，乃由於“中央—四方”本是相對的概念，透過祭祀方神的儀式，決定四方座標，並將我軍置於中央；無論敵兵從何方進攻，俱受中央牽制而終至敗退。此種佔居中央必勝之地的兵法數術，乃是在吳國兵陣的基礎上，以“五行”替代“陰陽”推衍而成，與上舉《黃帝伐赤帝》中，黃帝可以伐勝四方帝的觀念如出一轍。
以五行決定出兵列陣方向，在《蓋廬》中有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導入了“五行相勝”的關係，其論“日有八勝”曰：
丙午、丁未可以西鄉（嚮）戰，壬子、癸亥可以南鄉（嚮）戰，庚申、辛酉可以東鄉（嚮），戊辰、己巳可以北（嚮）戰。
以首句為例，丙、丁為火，西方屬金，火勝金，故“可以西鄉（嚮）戰”。其餘依此類推。相較於前舉“四時之道”而言，此處據出兵的時日以籌算征戰的方位，並無絲毫陰陽觀念的影響，完全採取五行的相勝關係，知此時兵家運用五行數術已相當成熟。
再與《墨子‧迎敵祠》並觀，同樣忽略中央我軍所處之地，其思路已解釋於上。所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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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廬》未限於防城守禦，於實際運用上遠較《迎敵祠》來得靈活機動。更重要的是，《迎敵祠》乃祭方神於所當方位，雖已採“五行”，但未用“相勝”。此點可從兩方面討論：若就前述“四時之道”的思想看，由於《迎敵祠》並不配合四時以決定“生死陰陽”，故四方神僅具相對平等的位格，造成兩神相爭時，勝敗不定的情形，此其一。[16]若由“五行相勝”的角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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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以東來，是我居敵西；敵祭白神以攻，我祠青神以守；白神主金，青神主木，金必剋木，則我軍反而居於必敗之地，此其二。凡此，俱可見僅採“五行”未用“相勝”的疏漏與不足。故《蓋廬》芟除鬼神為助的迷信成分，改以五行相勝的必然關係，據時日以決定出兵方位，化解了《迎敵祠》五行說的缺陷與瑕疵，使兵陰陽能有完備的理論體系。
《蓋廬》講求行軍向背，除了配合陰陽、五行外，亦取象於天上星宿，其論“順天之時”曰：
左太歲、右五行可以戰，前赤鳥、後倍（背）天鼓可以戰，左青龍、右白虎可以戰，（招）榣（搖）在上、大陳其後可以戰，壹左壹右、壹逆再倍（背）可以戰，是胃（謂）順天之時。
文中共列舉六種“可以戰”的天象[17]，特別是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赤鳥、北方天鼓、大陳[18]，兵家對四方星宿加以模擬，以求在結構上，能夠同於整個宇宙。[19]隨著五行學說的發展，於秦漢的時令說中，亦納入四方星宿，形成更加龐大駁雜的理論系統。[20]
然而，出兵必須順應“壹左壹右”、“壹逆再倍（背）”的實際天象，於實際戰陣的應用上，造成極大的限制。因此，兵家便描繪星象於旌旗之上，並以此安排行軍陣勢，《吳子‧治兵》云：
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21]
《禮記‧曲禮上》亦有：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22]
鄭玄《注》云：“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畫中宮北斗星於中軍之上，實有居北辰之位，以統御四方軍陣的意味，所謂“指天之極，與神同方。”[23]如此的設置，乃是以旗幟的象徵，取代實際的方位，故於爭戰攻掠之際，我軍並不會因為行軍方向的改變，而遠離北辰中央之位，甚至於受敵軍牽制。相較於《蓋廬》侷限於四方星象而言，自然益為靈活機動，更加適合兵家戰爭所用。降及西漢，無論是武帝伐南越[24]、王莽持威斗[25]，皆是在此種兵陰陽“斗擊”之法影響下的數術活動。
本文以“行軍布陣”為線索，討論張家山漢簡《蓋廬》所涵的兵陰陽思想。可以發現，決定行軍布陣的數術原理，乃從最樸素的自然地勢，逐步地添入陰陽、五行等觀念，鉤稽出一條從簡單到繁複的發展脈絡。據此以論，《蓋廬》中的兵陰陽思想，其理論來源雖多元而分歧，但卻共存於同一篇章的論述現象，這並非作者的混淆與矛盾，而是忠實記錄當時數術觀念在兵法中的運用情況，並反映兵陰陽內容日益豐富的發展軌跡。
（编者按：[1]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頁275，文物出版社2001年。以後所引《蓋廬》之語，皆出自本書，為簡省篇幅，不另出註。
[2]詳見（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中華書局1997年。徐元誥：《國語集解》，《吳語》，中華書局2002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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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史記》、《國語》之語，皆出自此二書，為簡省篇幅，僅附篇名，不另出註。
[3]（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97年。以後所引《漢書》之語，皆出自本書，為簡省篇幅，僅附篇名，不另出註。
[4]（明）劉寅輯著：《尉繚子直解》，收入《漢文大系》，第13卷，〔東京〕富山房1879年。以後所引《尉繚子》之語，皆出自本書，為行文方便，僅附篇名，不另出註。
[5]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飾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6]（漢）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1999年。以後所引《孫子》之語，皆出自本書，為行文方便，僅附篇名，不另出註。《行軍》曰：“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李筌釋云：“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此指欲戰之時，故不可前水拒敵，而須遠水誘敵。
[7]詳見連劭名：《張家山漢簡〈蓋廬〉考述》，《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2期（總55期），頁64-71、88。
[8]銀雀山漢簡《地典》則曰：“凡高之屬，無時左之。勝下之屬，無時〔右〕……”此則以“高”、“下”為基準，置我軍於其左、其右，與《孫子‧行軍》以我軍為中心立足點有所不同。《地典》釋文參見李零：《簡帛故書與學術源流》，頁395-397，三聯書店2004年。
[9]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後所引銀雀山漢墓《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之語，皆出自本書，為行文方便，僅附篇名，不另出註。
[10]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墬形》，中華書局1997年。以後所引《淮南子》之語，皆出自本書，為行文方便，僅附篇名，不另出註。
[11]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頁276，註13。李零：《讀〈孫子〉劄記》，《《孫子》古本研究》，頁291-323，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2]參見李零：《讀〈孫子〉劄記》，《《孫子》古本研究》，頁291-323。李零又認為《黃帝伐赤帝》乃是孫子後學的發揮，用來解釋《行軍》，其說可從。
[13]關於黃帝伐四帝的內容，詳見簡本《孫子兵法‧黃帝伐赤帝》。過去丁山曾徵引《國語‧吳語》、《孫子‧虛實》、《墨子‧迎敵祀》中的兵說，以為：“以五色配合五方，我認為或創始于兵家的戰陣行列；五行一辭，蓋創說于兵家。”參見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頁122-126，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14]（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年。以後所引《墨子》之語，皆出自本書，為簡省篇幅，僅附篇名，不另出註。案，孫詒讓注《備城門》篇題云：“自此至〈襍守〉，凡二十篇，皆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也。”可知此即《公輸》篇中，公輸般為楚造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至郢，說以止之一事；故文中所載兵法，當為墨子親授。
[15]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
[16]《韓非子‧飾邪》中，亦由兩國相戰，鑿龜數筴，俱兆大吉，然卻有勝有負，以為“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
[17]此六種為“壹左－－左青龍”、“壹右－－右白虎”、“壹逆－－前赤鳥”、“再倍（背）－－天鼓、大陳”五者，再加上“（招）榣（搖）在上”一種。至於“左太歲、右五行可以戰”，疑是提起後文的概述之辭。
[18]此處北方星象為“天鼓、大陳”，而非“玄武”，反映《蓋廬》屬早期兵陰陽思想。參見曹錦炎：《論張家山漢簡〈蓋廬〉》，《東南文化》2002年第9期（總161期），頁62-69。
[19]關於原始社會中，模擬宇宙的各種活動及其意義，可參考（法）耶律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儒賓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特別是書中的第一章。（法）耶律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章、第三章。
[20]如《淮南子‧天文》中，分別以“蒼龍”、“朱鳥”、“白虎”、“玄武”四獸，配東、南、西、北四方。
[21]（明）劉寅輯著：《吳子直解》，收入《漢文大系》，第13卷。
[22]（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景印《十三經注疏》本1997年。
[23]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世兵》，中華書局2004年。
[24]《史記‧封禪書》：“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關於“太一鋒”的形制，可參李零：《“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三一”考》，《中國方術續考》，頁207-238、239-252，東方出版社2001年。
[25]《漢書‧王莽傳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又曰：“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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