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子曰恭儉》學派屬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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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慎子曰恭儉》學派屬性初探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在期盼中出版，拜讀“簡帛網”上陳偉、何有祖、劉洪濤及劉建民諸先生的文章後，蒙友人贈以《慎子曰恭儉》篇的照片與釋文，乃得窺此千古佚篇。
參考整理者李朝遠先生及上述諸先生的大作之后，雜以敝見，作《慎子曰恭儉》釋文如下：
慎子曰：恭儉以立身，堅強以立志，忠疐（實）以反貞（？），迀友以載道，精法以巽（順）（勢）。（1）
襄（尚）得用於世，均分而廣施，時（恃）德而方（傍）義。民之……（4）
祿不繮（彊）其志，故曰強。首（戴）茅芙（蒲），（撰）筱（蓧）執樝（鉏），（？）畎備畎（？），必於……（5）
（察）（今），爲民之故，仁之至！氏（是）以君子向方知道不可以矣（疑）；臨……（6）
干（焉），恭以爲體（履）儉，莫偏干（焉）；信以爲言，莫偏干（焉）；強以庚（賡）志，【莫偏干（焉）】……（2）
勿（物？）以坏（備），身中處而不皮（頗），賃（任）德以（竢），故曰青（靜）。斷室（？）……（3） 慎子曰恭儉（3背）[1]
因為竹簡保存情況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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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字形不甚清晰，加之殘損過剩，所以以上的考釋、釋文、編聯，還有待檢驗。
鄙意簡1、4可以連讀，簡1“勢”與簡2“世”屬月部字，而簡2“施”、“義”屬歌部字，歌、月押韻。至若簡5、6、2、3的編聯，則僅是根據簡5“強”為陽部字，“蒲”、“ 鉏”及簡6“故”皆屬魚部字，魚、陽押韻。簡2“志”，簡3“坏” （“備”屬職部）、“竢”皆屬之部（之、職押韻）。因為篇題簡常位於首或尾三簡，所以原簡3的位置還有待決定。
這篇簡文的思想屬性，引起了研究者的較大興趣。
李朝遠先生說：慎子一般被視爲法家，本篇名曰“慎子曰恭儉”，但內容幾不見於現存各種版本的《慎子》，而似與儒家學說有關。故簡文中的“慎子”與文獻中的“慎子”是否爲同一人，尚有待研究。
陳偉先生則根據所作釋文，指出：李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上文考釋的幾條，像“忠質”、“反貞”（如果把“反貞”讀作“反真”，則帶有道家色彩）、“中處而不頗”、“向方知道”，基本上也都是儒家的觀念。
與此相類似，或還可以補充“時（恃）德而方（傍）義”、“仁之至”、“信以爲言”等語詞，證明此篇為儒學作品。
然若根據上述釋文中的“精法以巽（順）（勢）”，“均分而廣施”，亦恐不難敷衍出論證此文屬於法家慎子佚文之文，因為“恭儉”、“中處而不頗”、“向方知道”之類語詞，可能屬於“諸子言公”的“公言”，是所謂大傳統、古代經典中的教化語詞，或見於古代詩書，或散見於百家之言。譬如《尚書·洪範》“無偏無陂（頗），遵王之義”，郭店簡《緇衣》中有佚詩“吾大夫恭且儉，靡人不斂”，《文子·符言》：“故至德言同輅，事同輻，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遣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而《孫子·用間》篇有：“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今存《慎子》佚文中有“《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忠質”、“反貞”，因爲“貞”字的釋讀還待考。
如果有某些辭彙難以反駁或認同它們屬於某一家（譬如儒家），那也可以做一篇論證此文屬於思想折衷的作品，比如可以說此篇為慎子後學中受儒家思想影響者所做，以見戰國時百家思想互相影響……
然而關鍵的問題是，什麼可以做為我們判定文獻思想歸屬、學派屬性的依據？這是問題的本質所在，它是近來的出土文獻乃至傳統文獻學派判定研究中，幾乎從來沒有被追問的前提。近年來長台關楚簡、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性自命出》、《恒先》、《鬼神之明》等諸多篇章所引起的關於學派屬性的爭論，已經非常可觀了。
常見的方法，不過是根據文獻所見辭彙，或者根據相近文句，根據與其它文獻的重文，來做出判定。應該承認這些方法有一定可信性，比如《性自命出》我們可以判定為儒家作品。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屬於儒家內部哪一派別，則意見紛呈。猶記得06年6月武漢大學“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6”會議上的相關爭論，外國學者指責一些討論學派歸屬的結論是“對後代不負責任”。
根據研究，筆者傾向於認為考察先秦的學派，應該更注重師承，更重視百家之說，而淡化“六家”、“九流十家”之說，淡化《漢書·藝文志》的分類[2]。
《慎子曰恭儉》篇，“慎子曰”之後，文中有“故曰強”，“故曰青（靜）”這樣的語句，很可能屬於解經體，或者是稱引慎子文句而加以發揮的體裁，這表明此篇很可能屬於慎子後學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篇談到“立身”、“立志”等等，以及“襄（尚）得用於世”，是屬於談士人自身修為的作品，頗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意味。這些文句的重要意義或許在於表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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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的文章，重點在於談論日常修為以及用世時的目標。日常修為的“立身”、“立志”，恐並非儒家特有的標誌。
但是《慎子曰恭儉》的這個慎子是不是曾游於齊稷下的趙人慎到呢？
關於趙人慎到其人，錢穆先生有比較詳細的考證，認為慎子名滑厘，字到，較孟子稍後。錢先生曾提到《戰國策·楚策二》所記楚襄王傅慎子，認為“年代尚無不合”，但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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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載有這一篇的慎子書為偽作，故以為“不足據”[3]。這是說慎子書載這個故事不可信（關於這個收入《四部叢刊》的慎子書，羅根澤有詳考），但是楚襄王傅慎子是不是趙人慎到，從年代上看是有可能的。
《戰國策·楚策二》載：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來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其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泗，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4]
根據這個慎子的言行來看，頗重因循之術。戰國之時，可能尚無明確的法家之稱，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談及之，但是司馬遷並未用以稱人，而是將慎子歸入“學黃老道德之術”一類；《莊子·天下》篇說：“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從重因循和緣不得已來看，《戰國策·楚策二》所記慎子，很可能就是所謂“學黃老道德之術”的趙人慎到。但是這只是慎到的思想獨特之處，他並非時時、事事都只體現這個思想。前引《慎子》佚文有：“《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說明慎子對於六藝也有一定研究，而他在齊又有相當威望，適於擔任太子老師（而不太可能是所引佚文屬於擔任太子傅的慎子，誤合於趙人慎到名下）。
因此，根據余嘉錫先生所總結的先秦子書形成規則，此篇《慎子曰恭儉》可能成於慎子後學之手，當屬於《慎子》。
（編者按：[1] 因本文重在分析此篇思想屬性，故不一一出注羅列諸家之校釋及鄙意，有關考釋詳日後另文。
[2] 參筆者：《“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
[3]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8月，第492——495頁。
[4]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789——791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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