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祖-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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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三）

七、論《彭祖》依託耇老與彭祖
《漢志》小說家著作因託之對象多為上古之聖王（如黃帝、湯）及帝師（如務成子、伊尹、鬻子），此點又與《彭祖》依託耇老（儲君）[184]、彭祖（得道國師）可互證。《韓詩外傳》卷五：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問：“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185]
戰國時代，思、孟逆鱗直諫，儼然以帝王之師自居[186]，《戰國策‧燕策》郭隗對燕昭王云：“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187]小說家屢借帝師之口吻表述思想，疑與儒家尊師傳統有關。
《彭祖》之依託彭祖及耇老，尚有可說之處。竹書整理者指出，彭祖及耇老俱見於馬王堆醫書《十問》。該篇“帝盤庚問於耇老”章云：
帝盤庚問於耇老：“聞子接陰以為強，吸天之精，以為壽長，吾將何處而道可行？”耇老答曰：“君必貴夫與身俱生而先身老者，弱者使之強，短者使長，貧者使多量。”[188]
觀其設為問對之方式，頗與竹書相似。至於《十問》“王子喬父問彭祖”章載彭祖語：“彼生之多，上察於天，下播於地，能者必神，故能形解。明大道者，其行陵雲，上自美瑤，水流能遠，龍登能高，疾不力倦……（下殘）”[189]，則《彭祖》中耇老稱彭祖道德之盛“既躋於天，又潛於淵”，又與此呼應。值得注意的是，帛書《十問》該章末云：“□□□□□□□務成昭□□不死。務成昭以四時為輔，天地為經。務成昭與陰陽皆生，陰陽不死。務成昭與相視，有道之士亦如此。”馬繼興先生指出，除《漢志‧方技略》房中家《務成子陰道》與帛書具一定關聯外，《諸子略》小說家之《務成子》、《術數略》五行家之《務成子灾異應》，均與帛書此章不無瓜葛之嫌。[190]由此可知，彭祖與務成子同因傳說中帝師及養生家之身份為小說家所依託。
文獻中所見彭祖身份至為複雜，黃人二先生曾歸納為以下七種，即長壽家[191]、養性家[192]、帝堯之臣[193]、商賢大夫（詳下）、多識前言往行之立教者[194]、史官[195]、楚先（詳下）等。[196]按，觀《十問》“帝盤庚問於耇老”章耇老與盤庚應對，則其假定之時代為殷。依此推論，楚竹書彭祖之身分不妨將之說為殷臣。《大戴禮記‧虞戴德》載孔子語：“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漢書‧古今人表》老彭與仲虺（湯之左相）相接，當為殷臣。馬驌《繹史》云：“即彭祖，陸終子也。”梁玉繩《人表考》則謂：“老彭始見《論語》、《大戴禮‧虞戴德》。殷賢大夫（《論語》注），亦曰殷彭（《後漢書‧張衡傳》）。按，老彭疑彭祖之裔。舊以為彭祖，恐非。”[197]此外，《醫心方》卷二八引東漢以來流傳的房中書《彭祖經》即託名“彭鏗之酬殷王”。[198]《路史‧後紀八》亦云：“夏遷於商，老彭守官大夫，商王拼采女受術，籛始去之，終身不見。”[199]按，《世本》謂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壽八百歲。”[200]孫作雲先生指出：“彭祖或彭鏗不是一個人名，而是一個氏族名，又是從氏族成為國家時的一個國家名。因此，他在歷史上所占的時間很長，約有一兩千年之久，傳說他活了八百歲‘猶自悔不壽’（見王逸注），這是有根據的。”[201]此說近實，惟古人未有此體悟，故盛稱彭祖之長壽，養生家、道家及小說家皆依託彭祖為說。梁玉繩別彭祖、老彭為二，以前者為彭姓之祖，當虞、夏時，後者為彭祖後裔，當殷初，雖不可謂大謬，但在文獻中，後者常見的稱呼仍是彭祖。[202]
彭祖作為楚先之身分亦頗堪留意。據《大戴禮記‧帝繫》、《世本》、《國語‧晉語》及《史記‧楚世家》所載，彭祖為祝融之後，為重要楚先之一。據李學勤先生考證：彭姓始封為大彭，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境）。大彭為商伯，為商人所滅。其別封豕韋（在今河南滑縣東南），據《詩‧長發》亦在夏末被湯伐滅。另一別封諸稽，據江西所出徐國青銅器銘文中有諸稽荊，則其應在南方。禿姓舟人（故地在河南新鄭一帶）亦為彭姓分支，為周所滅。[203]何光岳先生則指出，彭氏在祝融八姓中居於領導地位，大彭在夏朝時已為東方強國，後又為商伯，《國語‧鄭語》：“大彭、豕韋為商伯。”《風俗通義‧五霸》：“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204]竹書《彭祖》為楚地之文本，當為宋銒之學入楚後所作。楚竹書《彭祖》假其顯赫先人立說，頗有比諸齊稷下學者高揭黃帝以陳言之意。郭沫若先生曾舉陳侯因敦說明黃帝為田齊之祖[205]，並推測此即稷下黃老託言黃帝的主要原因。[206]白奚先生更云：“田氏原為陳國公族，乃姬姓之後，而齊姜則是姜姓炎帝之後。田氏尊黃帝的目的顯然是附會和利用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歷史傳說，論證田齊取代姜齊的合理性。……同時也為日後的王霸之業製造了輿論。田齊政權的這依舉措在客觀上大大刺激了春秋以來的‘黃帝之言’在齊國的流傳和發展，促成黃帝之言與老子之學的結合。”[207]
關於耇老，馬繼興先生考證云：
“耇老”之名或與“天老”有關。“耇”與“天”二字古音雖異，但“天”有高大之意。如《荀子‧儒效》：“至高謂之天。”《廣雅‧釋詁一》：“天，大也。”故與耇字有老壽之義相近。考之天老，相傳為黃帝時臣。《漢書‧藝文志》房中書目中有《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東漢張衡氏在《同聲歌》中曾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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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軒黃”的詩句，也是指該書說的。……《弘決外典鈔》卷四引《博物志》佚文有“皇（黃）帝問天老”一說，其注引《經典釋文》云：“天老，老子也。”此為天老說的另一種古說，茲錄以備考。[208]
按，前引《世本》云彭祖“在周為柱下史”，《釋文》引此文，更謂“一云即老子”。[209]若耇老即天老[210]，而陸德明《釋文》又謂天老即老子，則在唐代時已有彭祖、耇老皆老子化身之說。道家著書，喜託老者，此點錢穆先生曾論及之：
《漢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公者，長老之稱也。農家有《野老》十七篇，蓋道家、陰陽家、農家之三派者，皆貴遯隱無名，又尚葆真全年，故著說每匿其名而稱老。老子亦其流，烏從而必指其人哉？其意著於《莊子》之《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十九，借外論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謂耆艾。”[211]郭象曰：“以其耆艾，故俗重之，雖矢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道家著書，非藉之外，則托之老。……如云彭祖八百，則人習養生矣。云老聃仙隱，則人輕儒墨矣。是皆入其重言彀中也。[212]
戰國時道家已造“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說[213]，欲以此抑儒。漢代之後，道教依託老子更神而化之。應劭《風俗通義》載當時俗言：“東方朔為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214]至宋人張君房所編道書《雲笈七籤》論三皇五帝及三代帝王之師皆老君化身[215]，疑其說本《風俗通義》而變化敷衍之，真可眩人耳目也。此外，《後漢書‧襄楷傳》載襄楷上書桓帝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此說後來演變為各種版本的“老子化胡”說，西晉道士更偽作《老子化胡經》，將佛教說為老子在域外傳授的“外道”。[216]後世道士之託言老子，除自高身價外，更以此貶低佛教，其作法適與道家“孔子問禮於老子”說如出一轍。
八、論《彭祖》與先秦箴銘體之關係
《彭祖》全篇之對話以四言韻語為主，亦為特色之一。《莊子‧天下篇》謂宋銒“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知其不獨游說君王，亦向大眾說教，故宋子一派除依託老壽之聖賢、假事於鄰人外[217]，以韻語編綴文句，使之琅琅上口，更易浹髓淪膚而入於人心。劉節先生曾云：
在戰國初期的思想家，有一種共同的風氣，各家往往把自己的思想，造成韻語，作為格言。例如《呂氏春秋‧知度篇》引子華子的話說：“厚而不薄，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又如《意林》引《慎子》，有“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而《心術》、《白心》《內業》諸篇中的韻語更多。筆者以為這些韻語，原本都是宋銒、尹文的話，而這些解釋，或許是其門弟子，或後學所說的話。[218]
按，《管子‧心術》、《白心》等篇雖未必即宋、尹一派著作（說詳下），但二子同游稷下，與齊地學者論辯交流，其學說及表現方式必互相影響。《荀子‧正論》謂宋銒“立師學，成文曲”；《非十二子》謂慎道、田駢“終日言成文典”。 楊倞《注》：“文曲，文章也。”王念孫引《非十二子》文，謂《正論》“曲”為“典”之誤，王先謙《集解》從之。[219]王天海《校釋》不破楊注，認為“文曲，文章之統稱”，並認為《非十二子》“文典”為“文曲”之誤。[220]梁啟雄《簡釋》別立新說，謂“曲”即“章曲”，乃宋子“上說下教”所用的短篇韻文。[221]按，疑後說是。“文曲”即“章曲”，《非十二子》“文典”亦“文曲”之誤。《管子‧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存有田駢、慎到及宋銒遺說，從《管子》諸篇及楚竹書《彭祖》看，文章多用四言韻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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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真可謂“文曲”也。《禮記‧樂記》：“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孔穎達疏：“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段玉裁謂：“樂章為曲，謂音宛曲而成章也。”[222]《國語‧周語上》：“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韋昭注：“曲，樂曲也。”瞽者所獻曲乃作為規諫之用，當為合樂之詩。《初學記》卷十五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223]《詩‧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引伸言之，有韻之文亦可謂曲。陸機《文賦》：“放庸音以足曲”，呂延濟注：“文有音韻，故通稱曲也。”[224]
從體製上看，諸子或小說家這類濃縮的韻語格言若省去依託對話之人物及背景，即成為簡鍊的“語”（文獻常以“語曰”稱引），其形式實與箴銘體有關。《漢志》謂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即桓譚所說“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225]其所“綴”者蓋為短小故事或韻語，以二者皆淺近，易動人心。關於小說家之源流，《隋書‧經籍志》所論較全面：
小說者，街談巷議之說也。《傳》載輿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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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 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 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按，此說蓋引《周禮‧地官‧誦訓》、《夏官‧訓方氏》及《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答晉悼公語為據。明人胡應麟論小說種類有六：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所謂“箴規”即《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226]蓋小說既有取於“工誦箴諫”之意，故本有近於箴銘之一類。《四庫全書總目》謂歷代小說“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並論小說具“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227]”之功能。張舜徽先生《講疏》更謂“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為鈔撮，而不知小說之亦所以薈萃群言也。”[228]凡此所論，皆合於《漢志》小說之觀念。
前文論劉向所編之《新序》、《說苑》為小說家之淵藪，而二書皆有諷諫性質。余嘉錫先生謂：“譚獻《復堂日記》亦云：‘《新序》以著述當諫書，皆與封事相發，董生所謂陳古以刺今。’此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矣。不然，向之為學，雖非後世之考證家，然博極群書，尤熟《左傳》。《論衡‧按書篇》云：‘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婦女，皆呻吟之。’其精熟如此，豈不知司馬子反、葉公子高、令尹子西與昭奚非同時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為寶’之意耳。”[229]
在漢代經師的觀念中，小說家之成立與采詩及瞽史諷誦之傳統有關。先秦之小說家與道家關係密切。戰國時期，道家擅長以類似箴銘之格言說教，此不獨《老子》然，前文所舉稷下道家作品，如《管子‧心術》、《心術》、《白心》等篇及馬王堆帛書《稱》、竹書《彭祖》皆有此一特色。《文心雕龍‧銘箴》對箴、銘的源流、功能及體製特點論之頗詳，其說云：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顧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230]
所述先秦箴銘尚有存者。[231]《漢志‧諸子略》道家類有《黃帝銘》六篇，顧實先生云：“黃帝《金人銘》，見於《荀子》、《太公金匱》、劉向《說苑》；黃帝《巾几銘》，見於《路史》。是六銘尚存其二也。”[232]按，《路史‧疏仡紀》引黃帝《巾几之銘》云：“毋弇弱，毋俷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233]至於黃帝《金人銘》，今本《荀子》並無此文，顧實謂：“《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引《孫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節，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為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今本脫佚之證。”[234]《說苑‧敬慎》載孔子之周，於太廟見三緘其口的金人，其背有銘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235]
據鄭良樹先生所考，《金人銘》與《老子》關係密切，有不少雷同的文字可相互印證，其時代當在春秋之季。他又指出，《老子》的作者不但引用該銘，且推崇《金人銘》，以之為教父、聖人，其成書時代應不晚於孔子。[236]
從《金人銘》、《巾几銘》看，可知道家從《老子》至稷下之慎到、宋銒，咸取箴銘“規諫禦過”之思想，於人世之論多尚敬慎，並擅長以箴銘體說理。竹書《彭祖》亦有此種傾向，其篇末改造正考父銘，並謂“毋怙富，毋倚賢，毋尚鬬”，皆有箴銘體之特色。此外，通篇對話以四言韻語鋪陳，亦上承《金人銘》、《老子》。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稱》篇，體裁亦類似箴銘格言。葉山先生認為該篇“不是一部系統完整的著作中的一個有機的部份，而是一部引自早期文獻或口頭名言的格言集錦匯編。從這部匯編中，帛書其他文章的著者吸收了靈感。也就是說，這意味著其他文章著於這一格言匯編之後。”[237]李學勤先生進一步指出，其年代早於《慎子》[238]，而與《老子》、《逸周書‧周祝》一脈相承。[239]該篇之所以題為“稱”，乃稱引、稱述之意，王利器先生云：
《管子》有《小稱》篇，蓋即對《稱》而言，謂之小者，謙也。有如是者，特其一隅爾。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非掠人之美，揜人之長，蓋將以為此乃天下之常言，人所共知，故人得而用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是也。[240]
《稱》篇之性質近於《說苑‧談叢》、《逸周書‧周祝》[241]，當為稷下學者所蒐集，用來作為教學或談資的格言錄。關於《稱》與《周祝》之關係，李學勤先生認為：祝專掌文辭，他們在工作中蒐集、累積一些格言諺語，正是其職業之需要。先秦祝、史每相兼互通[242]，史官掌記述“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歷史經驗的凝結也往往以當時流傳的格言諺語表現。《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實際是說，道家之所以有“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思想，乃是導源於史的經驗。[243]老子之被傳為“太史”、“守藏室之史”、“柱下史”，或亦與此有關。[244]
春秋時期，貴族賦詩斷章取義，儒家重視此一傳統[245]，論理好引《詩》為說。道家則模仿箴銘，造為韻語而上說下教[246]，二者殊途而同歸。戰國前期之諸子，誠如劉節先生所說，流行以格言、韻語說教。儒家中子思一派的著作頗沾染此一風氣，如郭店竹書《五行》[247]：“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不聰不明，不聖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樂，不樂亡德。”此篇好引《詩》為說[248]，又有格言化之傾向，無怪乎《荀子，非十二子》批評其說“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從上引《五行》文與《彭祖》、《管子》諸篇相較，知以格言說教宜以韻語為之（箴銘多為樂師所作，因其熟悉韻律），子思或其弟子也許不擅此道，徒知編綴一連串術語，若不深入體會，則讀來如同嚼蠟，失去易於記誦之效果。是篇早佚，或亦一因。
戰國晚期，大儒荀卿模擬南方民間舂米歌謠作《成相》一篇[249]，以三、四、七言之韻語錯雜，敷陳君道；又於《賦》篇以諧隱之賦，虛構君臣或師生對話[250]，篇末更有四言之佹詩、小歌，皆以韻文說治道。[251]《荀子》二篇繼承瞽矇諷誦之傳統，唯形式採用當時流行之歌謠、俗賦，別開一途。《漢志‧詩賦略》以荀卿與屈原並舉，謂二子作品“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可謂得其要旨。
九、餘論
透過本文對於楚竹書《彭祖》部分關鍵字詞的釋讀及思想內涵的分析，確定此篇乃宋銒一派之著作。從竹書依託人物問對及格言化之形式特色，亦梳理出其與小說家、道家之關係，對於《漢志》小說家之成立背景、箴銘體對道家之影響等問題也因此得到較清楚的認識。
在先秦道家的研究上，蒙文通先生“道家分南北說”頗為學者所稱述。[252]但依愚見，稷下道家之慎到、宋銒等人在思想及著書形式上，皆受《老子》之影響；《莊子》亦未嘗不受稷下“白心”之啟發而別立新說。宋銒本非北人，雖與尹文同游稷下，但其學又廣布於楚，然則宋子之學為北學耶？為南學耶？戰國時期各地學術交流頻繁，齊、魯、三晉與楚皆互有往來，士人轉徙於列國之間，不同地域雖有學術風尚之差異，但並非水火不容。可知類似“道家分南北”、“宋人皆墨徒”（從上文俞正燮語推衍）之說，只能視為權宜之論，面對不同的文獻材料、不同的思想家，研究者都需詳考其學說、體製之源流，才能作出較精確的論斷。
本文在論證上，未大量取《管子‧內業》、《心術》及《白心》等篇及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書互相印證，這點也需要加以說明。郭沫若、劉節二位先生將上述《管子》諸篇說為宋、尹一派著作[253]，學者附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254]蒙文通、裘錫圭二位先生先後提出諸篇應為慎到、田駢學派之作品，但後來都放棄此一說法。[255]蒙文通先生說：
《管子》中的《心術》、《內業》、《白心》各篇，我以前認為是慎到、田駢的學說，也有同志從“白心”二字著眼，認為這幾篇書是宋銒、尹文的學說，如果從“或使”論來看，也可以說是接予的學說。總的來看，這些學者都是黃老派，他們同在稷下，互相學習，互相影響，我們說這幾篇書是黃老派的學說就可以了，似不必確認其定是何人的作品。[256]
按，所言甚是。即以《管子‧內業》一篇而論，《漢志》儒家類著錄《內業》十五篇，馬國翰據王應麟之說肯定此即《管子》中同名篇章[257]，班固自注卻說：“不知作書者。”是時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未亡，班固俱見，若果《內業》為宋派著作，班氏不可能略而不提。從《莊子‧天下》及竹書《彭祖》所見宋子遺說，未看到黃老道家精氣論及名法結合之痕跡，可知其在稷下獨樹一幟，不能全然以黃老學者目之。[258]宋子在重視心術、維護人倫、反對尚賢等說雖與稷下學者無異，但其學說又受墨學之影響，進一步發展“情欲寡淺”、“見侮不辱”等說，並以具體行動倡“禁攻寢兵”，遂與稷下主流分途。
唐蘭先生將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種佚書視為《漢志》的《黃帝四經》[259]，此說一出，贊成者眾，但亦有部分學者持不同意見。[260]李零先生便說：“四書雖與《老子》合鈔于一卷，并同屬‘黃老刑名’的大範圍，但四書中只有《十六經》（按，即本文所稱《經》）是以黃帝君臣問對的形式寫成，其他都是直言式的一般道論，合定為《黃帝四經》是相當可疑的。”[261]任繼愈和李學勤二位先生則從帛書之內涵稱四篇為《黃老帛書》或《黃帝書》，而不取《黃帝四經》之名。[262]裘錫圭先生詳細論證帛書四篇並非《漢志》之《黃帝四經》，並認為：“黃帝書”之稱雖較“黃帝四經”合理，但除《十大經》外，其他三篇佚書並無是黃帝書的確證。以目前研究情況來講，最好稱這四篇佚書為“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書”或“《經法》等四篇”。[263]按，裘先生說是。關於《經》、《稱》之性質，前文已引葉山、裘錫圭、李學勤諸位先生說略有考辨，不再贅言。《經法》一篇亦非全屬黃老道家之文獻，黃人二先生就指出，該篇《君政》一章實為儒家解經文獻，其“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征”一段，實申說《論語‧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戎”之意。[264]至於《道原》一篇與上博竹書《恆先》可比對研究[265]，其是否屬《黃帝四經》，還可進一步論證。
（編者按：[184]按，周鳳五師《上海博物館楚竹書〈彭祖〉重探》一文指出：“耇老是以國君嗣子的身份向彭祖請教治國長生之道。”
[185]參考許維遹：《韓師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頁195至196。按，《白虎通義‧辟雍》引《論語讖》“五帝立師，三王制之”，下列歷代帝師名號，與《韓詩外傳》略同，惟部分名號有出入。陳立《疏證》詳引《呂氏春秋‧尊師》、《潛夫論‧讚學》、《新序》等說，惟漏引《荀子‧大略》。關於諸書所載帝師名號，容另文考證。
[186]按，觀《孟子‧萬章下》“敢問友”、“士之不託諸侯”、“不見諸侯何義”等章可知。
[187]《說苑‧君道》亦載此事，郭隗語作“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
[188]參考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下冊，頁934。
[189]同前註，頁903至931。
[190]同前註，頁925、932。
[191]見《莊子‧逍遙遊》“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大宗師》“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楚辭‧天問》“（彭鏗）受壽永長，夫何久長。”《列子‧力命》“彭祖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
[192]見《莊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又見前文所引馬王堆醫書《十問》“王子喬父問彭祖”章。
[193]見《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章句》：“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
[194]按，黃人二先生引《大戴禮記‧虞戴德》為說。其“多識前言往行之立教者”用王夫之《四書稗疏》語。
[195]《世本》謂彭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
[196]黃人二：《上博藏簡彭祖試探》，《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研究》，頁164至168。又可參考俞正燮《癸巳類稿‧彭祖長年論》，《俞正燮全集》，冊一，頁713至718；汪燕崗：《彭祖考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2期，頁86至90。
[197]參考王利器、王貞珉：《漢書古今人表疏證（訂補本）》，台北，貫雅文化公司，頁150。按，梁玉繩在《史記志疑》又重申彭祖、老彭為二，其說云：“按彭祖乃彭姓之祖，與老彭為二人，老者尊稱，蓋其裔也。故表列彭祖二等，老彭三等。”
[198]此點乃李零先生《楚國源流、世系的文字學證明》一文所揭，見《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頁217。
[199]羅泌：《路史》，台北，臺灣中華書局影印四部備要本，1983年4月三版，冊一，《後紀八》，頁6。
[200]見《世本八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12月）所收茆泮林輯本，頁10。
[201]孫作雲：《〈天問〉新注》，《孫作雲文集‧楚辭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下冊，頁723。
[202]參考李零：《楚國源流、世系的文字學證明》，《李零自選集》，頁217，注2；錢穆：《老子雜辨‧孔子比老彭》，《先秦諸子繫年》，頁220。
[203]李學勤：《談祝融八姓》，《李學勤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5月，頁67。
[204]何光岳：《楚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頁63至64。
[205]又參考丁山：《由陳侯因敦銘黃帝論五帝》，《古代神話與民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月，頁154至157。
[206]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頁15。
[207]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94。
[208]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下冊，頁935至936。
[209]黃焯：《經典釋文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頁735。
[210]按，孫作雲在《飛廉考——中國古代鳥氏族之研究》一文曾論證天老即風后、力牧，即“飛廉”之音轉，也即舜。此說雖未必可信，但文中羅列相關文獻，或可作為進一步考證之用。見《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下冊，頁463至481。
[211]按，錢穆先生蓋以意引此文，於《莊子‧寓言》原文有所刪節。
[212]錢穆：《老子雜辨‧老子書之年代》，《先秦諸子繫年》，頁223。
[213]參考錢穆：《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先秦諸子繫年》，頁4至8。
[214]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9月，頁109。
[215]按，見卷二《太上老君開天經》、卷三《天尊老君名號歷劫經略》。
[216]參考劉鈍：《從“老子化胡”到“西學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來文化在中國的奇特經歷》，《法國漢學》第六輯（2002年4月），頁540至542。
[217]參考顧頡剛：《宋銒書入小學家》，《史林雜識初編》，頁294。按，“假事於鄰人”如《呂覽‧去尤》、《去宥》所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魯有惡者”、“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等寓言，皆取譬相喻，務在眾曉。
[218]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劉節文集》，頁209。
[219]王先謙：《荀子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光緒辛卯刊本，2000年5月初版七刷，頁581。
[220]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冊下，頁750。
[221]梁啟雄：《荀子簡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頁252。
[22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643。
[223]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二版，下冊，頁376
[224]參考張少康：《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9月，頁232。
[225]見《文選》卷三一江文通《雜體詩‧擬李都尉》李善注所引。
[226]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書店，2001年8月，頁282至283。
[227]按，關於“資考證”一項，可舉《青史子》為代表。此外，《說文》兩引“伊尹曰”與《呂氏春秋‧本味》合，學者多指為《伊尹說》之佚文，從其內容看，頗有記述名物，以資考證之意味。參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小說史論文集》，頁21；袁行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文史》第七輯，頁181至182；王慶華：《論〈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22卷第6期（2001年11月），頁74。
[228]張舜徽：《四庫提要講疏》，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3月，頁174至175。又參考宋莉華：《清代筆記小說與乾嘉學派》，《文學評論》2001年第4期，頁110至111
[229]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上冊，頁470。
[230]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193至195。
[231]按，除下文所舉《金人銘》（《文心雕龍》“周公慎言於金人”亦指此篇）、《巾几銘》外，《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載武王聞呂望道丹書之言後，於席之四端、机、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等器物皆書銘以戒（凡十七銘），此即《銘箴》所謂“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至於“仲尼革容於欹器”，事見《荀子‧宥坐》、《說苑‧敬慎》及《淮南子‧道應》。《銘箴》所謂“夏商二箴”餘句見於《逸周書‧文傳解》。辛甲《百官箴》尚存《虞人之箴》，見於《左傳》襄公四年，其起始二句即“芒芒禹迹，畫為九州。”《銘箴》“魏絳諷君於后羿”，亦指此箴。至於“楚子訓民於在勤”見《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載欒武子語。以上參考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196至198、頁207。
[232]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頁129。
[233]羅泌：《路史》，冊一，《後紀五》，頁9。
[234]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自序》，頁3。
[235]參考向宗魯：《說苑校證》，頁258至259。
[236]鄭良樹：《〈金人銘〉與〈老子〉》，《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9月，頁12至19。按，張舜徽先生云：“自‘老子’以前，為道論者已眾，老子裒集以為一書，其言論既不出于一時，不成于一手，故前後字句多複見，且有後人附增之辭。”見《漢書藝文志通釋》，頁263
[237]葉山（Robin D.G Yates）：《對漢代馬王堆黃老帛書的幾點看法》，《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1994年5月，頁21。
[238]按，引錢穆《先秦諸子繫年》所定慎子年代（公元前350至275）為說。
[239]李學勤：《〈稱〉篇與〈周祝〉》，《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1993年8月），頁241至244。
[240]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月，頁22。
[241]按，《逸周書》中有《殷祝》、《周祝》二篇，朱右曾《集訓校釋》以為二篇乃商祝、周祝所記，故以名篇。《殷祝》敘湯放桀之事，並記湯與諸侯之誓辭。《周祝》無敘事成分，全篇輯錄格言，形式多為一章十二至十五字的韻語，內容上則突出一“道”字，如“時之徙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 “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並涉五行、陰陽、剛柔之理及君人南面之術。
[242]李先生引孫詒讓《周禮正義》為說。按，從《左傳》等文獻中可知春秋時代的史與祝均有參與祭祀、禳除災祟的職能，所以祝史往往連稱，如《禮記‧郊特牲》：“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左傳》桓公六年：“祝史正辭，信也。”祝、史負責儀式中的文辭，祝所重在口語的言辭；史則重在書面的文字記載，二者在祭儀中相輔相成。參考拙著：《商代巫覡活動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1月，頁91至93、100至101。
[243]李學勤：《〈稱〉篇與〈周祝〉》，《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頁247至248。
[244]關於老子其人其書與史官之關係可參考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頁7至103。
[245]按，顧實先生云：“春秋朝聘頻煩，斯職（按，指行人）尤重。賦詩斷章，增輝壇坫。孔子欲進庶人於朝，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教弟子誦詩，貴能奉使專對。其後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故孔子者，春秋之縱橫大師；而子貢者，春秋之縱橫大家也。……私人賓朋之間，酬酢之詞亦比諸縱橫之屬也。國交、私交，本主忠信，而有時乎行權者，豈得已哉？”見《漢書藝文志講疏》，頁156。
[246]按，儒家非不造規諫短語，觀《論語‧子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知，唯不若道家風氣之盛。
[247]按，馬王堆帛書有《五行》一篇（分經、解兩部分），龐樸、魏啟鵬二位先生已指出此篇與思、孟學派有關，後郭店竹書中又見《五行》（有經無解），並與《魯穆公問子思》等子思學派著作同出，證實二位先生之說。可參考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7月；魏啟鵬：《德行校釋》，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8月；拙著：《簡帛〈五行〉篇文本差異析論》，《中國文學研究》第15期（2001年6月），頁21至46。
[248]參考廖名春：《郭店楚簡引〈詩〉論〈詩〉考》，《新出楚簡試論》，台北，台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年5月，頁68至75。

中国历史上抗日英雄人物故事

[249]參考王天海：《荀子校釋》，頁978所引俞樾說及其按語；梁啟雄：《荀子柬釋》，頁342。
[250]按，篇中《禮》、《知》、《箴》依託君臣問答，但臣問君答，一若君為臣師，此或與荀子聖王、法後王之觀念有關，頗值得注意。可以參考王健文：《戰國諸子的古聖王傳說及其思想史意義》（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年6月），頁105至112。
[251]可參考鄭良樹：《論荀賦》，《文獻》2005年第3期，頁99至113。
[252]蒙文通：《略論黃老學》、《楊朱學派考》，《先秦諸子與理學》，頁112、128至129、221至222。
[253]郭沫若：《宋銒尹文遺著考》，《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頁547至572；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劉節文集》，頁193至209。
[254]請參考張固也先生《〈管子〉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1月，頁275至286）之評述，此不詳舉。
[255]蒙文通：《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楊朱學派考》、《略論黃老學》，見《先秦諸子與理學》，頁51、116至123、193至195、214；裘錫圭：《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稷下道家精氣說的研究》，《文史論叢》，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0月，頁16至17、59至75。
[256]蒙文通：《略論黃老學》，《先秦諸子與理學》，頁214。
[257]參考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頁262。
[258]可參考金受申：《稷下派之研究》，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5月，頁30至38、50至51。
[259]唐蘭：《黃帝四經初探》，《文物》1973年第10期；《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260]可參考陳麗桂先生《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年4月，頁40至50）之評述，此不一一列舉。
[261]李零：《說“黃老”》，《李零自選集》，頁283。
[262]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頁102；李學勤：《〈稱〉篇與〈周祝〉》，《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頁242。
[263]裘錫圭：《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黃帝書〉》，《文史論叢》，頁81至89。
[264]黃人二：《馬王堆帛書經法君正章試解兼論老子乙卷前古佚書之性質》（未刊稿）。
[265]可參考劉貽群：《〈恆先〉三題》，《文史哲》2005年第1期，頁34至37；王博：《〈恆先〉與老子》，《政大中文學報》第三期（2005年6月），頁33至50；陳麗桂：《從出土簡帛文獻看戰國楚道家的道論及其相關問題——以帛書〈道原〉、〈太一生水〉與〈亙先〉為核心》，《出土簡帛文獻古代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2005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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