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散見《日書》漢簡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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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散見《日書》漢簡研究述評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專業碩士研究生）
《日書》這類獨特的出土文獻，因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最後一簡的背面寫有“日書”的標題而得名。它是古代日者選擇時日方位的實用手冊，類似現今仍在港臺地區民間流行的通書或黃曆，其內容涉及天文、曆法乃至當時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思想觀念等諸多方面。對於《日書》的研究，既可以補充我們對於古代數術史、天文史的認識，又可以由此考察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以及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成爲新的學術熱點。但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一直在睡虎地、放馬灘以及新近公佈的孔家坡等墓葬所出的篇幅大且較爲完整的《日書》上，而一些散見於各次簡牘發現的殘斷、零散《日書》簡則沒有得到全面的整理和充分的研究，其釋文和研究散見於各種書刊中。羅帥曾有《河隴秦漢日書初探》[1]一文，簡單介紹了河隴一帶的《日書》簡牘，其中包括武威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和敦煌懸泉置漢簡四處散見《日書》簡的整理情況。現在，本文就按時閒順序，對上世紀初簡牘發現以來的《日書》零簡研究情況作一個簡單的回顧與評價。
漢文簡牘的科學發掘出土始於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1901年第二次中亞考察時在樓蘭遺址的採獲，而發現《日書》殘簡則要到斯坦因（Mare Aurel Stein，1862-1943）的第二次中亞考察。1907年，他在甘肅敦煌漢代長城鄣郭遺址中發現漢代簡牘709枚[2]，其中包括一些《日書》殘簡。法籍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系統整理了斯氏所得，編著《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所獲漢文文書》[3]，於1913年出版。沙畹在該書首章中提到這批簡牘除了有關烽燧制度外，還有一些具有書籍性質，可分三種：占卜、醫書和其他。關於占卜，他寫道：
屬於占卜有兩枚簡。其中一枚告訴我們預測一個孩子未來的方式是他的頭本出生時的方向；第二枚簡更有趣，因為它清楚地涉及到了周易，雖然簡文不是出自該書的經典文本，這是基於《周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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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卦，從而做出的占語，這證明隨機生成卦是在使用中的。[4]
1910年此書還未出版時，伯希和就將沙畹考釋漢文簡牘一事告知羅振玉，並提到其中有“占書”[5]。羅振玉得知後，第二年就向沙畹索取有關資料，1912年沙氏向他提供了初稿和圖片資料。隨即羅振玉與當時也僑居日本的王國維據此作了釋文和考證，於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墜簡》。此書按簡牘的內容和性質分類考釋，創獲極多，無愧中國簡牘學史上的奠基之作。王國維對此書之貢獻學者多有稱道，而數術部分的考釋則確實要歸功於羅振玉。
將簡牘析爲“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三大類是羅振玉的創意[6]，第一類“小學術數方技書”也由羅振玉完成。“小學、術數、方技”三分依照的是《漢書•藝文志》。術數類中又有名為“吉凶宜忌殘簡”的小類，共五支殘簡[7]，這幾乎包括了這批簡中全部的《日書》殘簡。從羅氏對這些殘簡的命名，小序中將之與亡佚的汲冢《瑣語》相聯繫，以及“均當在班《志》五行家中”的論斷來看，羅氏對這些簡性質的認識是極為準確的。
雖然羅氏遺憾地承認“右五簡記吉兇宜忌，其義不可盡曉”，但對於《日書》殘簡的考釋已經充分顯示出他對中國古籍和考據方法的高深造詣。羅氏藉助傳世古籍中的片段記載，盡力對簡文中的數術詞彙“隨文加釋”，如據《淮南子》釋“大時”、“小時”，據《論衡》釋“月殺”等。另外，“暦譜類”有《永元六年暦譜》一編[8]，雖不屬於《日書》，但由於是具注暦日，加注了許多擇日神煞，羅氏對其中“建除”、“反支”、“血忌”等的疏釋，已經非常充分。雖然現在我們根據出土的整套《日書》已能對這些詞彙有更全面的解釋，但所利用的傳世文獻材料，基本不出羅氏當時所徵引。
1913年到1916年，斯坦因進行了第三次中亞考察，1915年在敦煌漢代遺存中得到漢代木牘166枚。這些資料藏於不列顛博物館，在1918年沙畹去世後，由他的學生、漢學教授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繼續研究。從1920年開始至1936年，他共用15年時間完成了《中國古文書簡影》。但此書到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印刷，1953年方正式由大英博物館公開刊行。馬氏工作時，曾請他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張鳳擔任助手。1925年張鳳回國時，馬氏將照片交予他供參考。張鳳在1931年將這批材料編入《漢晉西陲木簡彙編》[9]出版。這批簡中有較多的《日書》殘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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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張氏只做了釋文，未有考證，一些《日書》簡被他稱爲“曆表”。
1926年，北平中國學術協會與瑞典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技考察團赴蒙、甘、新、寧考察，這引發了“居延漢簡”木簡群的大量出土。但是這批漢簡中數術簡不多，而主要整理者勞榦又意在將簡牘作爲“直接史料”考訂漢史，對於數術類不甚留意，僅作了分類工作。他的整理成果《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10]的“釋文是按簡牘的‘種類’來分類的。計分‘文書’、‘簿籍’、‘信札’、‘經籍’、‘雜類’五篇。在這五篇中按照‘種類’中的‘性質’再分出若干小類”。他在序中說“這個設計是變通王國維設計的《流沙墜簡》分類而成”，屯戍一類作了較多改動。“小學術數方技書”的範圍改動不多，僅更全名爲“經籍”。其中最後一小類爲‘術數’，共8簡[11]，其中2簡爲耳鳴占[12]，3簡爲乘法表，1簡爲算數書，1簡（居311.33）內容不明，恐非術數簡，只有119.33號屬於《日書》殘簡。而另一枚關於“盜”的《日書》殘簡（居458.1A），因爲背面有用作封檢留下的字跡，而被歸入封檢類，正面的文字則未作討論。
陳槃在居延數術簡的研究上貢獻巨大。他的《漢晉遺簡偶述》雖多是短篇札記[13]，但確如繆鉞所評：“如安石碎金，亦多精光”[14]。第2項論“不害日”，陳氏指出居延簡13.6中的“不害日”為“日占家習語”，博引《論衡》等古籍論證漢代擇日迷信，又舉出《漢晉西陲木簡》中的兩枚《日書》簡與古籍所述的擇日互證，這可以稱得上最早的《日書》殘簡輯成工作。第12項論“令人不宜子孫六畜五穀”，第24項論“八魁”，均涉及擇日，陳氏正確地指出是方術禁忌之說。後來的《漢晉遺簡偶述之續》又對“八魁”補充了一些材料[15]。陳槃為“治讖緯之巨擘”[16]，故能博引傳世緯書、陰陽書以説明簡文的性質和詞彙的含義。比如對於“八魁”，羅振玉認爲“無考”，而陳槃引用《星經》、《春秋文耀鉤》、《漢書》注以及敦煌出《北宋雍熙三年（986年）曆》説明“八魁”。但是由於不能找到完全對應的傳世古籍，他依然感到這些數術簡“所鈔究為何書，不可知矣”。
依靠傳世文獻理解《日書》殘簡的局限日益體現，武威“日忌簡冊”以較爲完整的面目出土，給了重新認識這類簡牘的機會。
1959年7月，甘肅武威磨嘴子6號東漢墓出土大批簡牘，除重要的簡本《儀禮》外，還有十一支短木簡。陳夢家於1960年起參加儀禮簡的整理，對這批材料也進行了研究，成果發表在《武威漢簡》一書中。1964年4月，又在《武威漢簡補述》中進行了補充。他從中區分出7支殘簡命名為“日忌木簡”，其中6簡“綜列諸事于日辰之下，編以韻語，乃民間書也”，稱為“日忌簡冊”[17]。至於簡冊的具體類別，陳氏判斷為堪與書。“後世以葬曆圖宅術言堪輿，于漢則為擇日之術”，“堪與家”正是《日者列傳》所列六種擇日流派之一，陳氏的判斷已經切近事實。而根據這個簡冊所作出的對漢代生活的描寫也十分精彩，現引述如下：
敦煌、酒泉、居延等漢代烽燧遺址所出木簡，多為屯戍文書，亦間有少數典籍、律令、字書、曆譜、醫方並占書、日禁之書等。漢俗于日辰多忌諱，又信占驗之術，王充譏之。《後漢書·張奐傳》謂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所謂妖忌乃土著之所信奉，而統治階級之迷信無所異。此改風易俗之張奐，在武威任内生子猛，占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後果驗云。不信民間之忌而信占驗之術，此所以此墓主雖為飽學經師而于日禁之書有生死不能忘者，故與所習儒書同殉焉。
在考釋中，陳氏重點討論了“河魁”的含義[18]。由於受到簡冊篇幅的限制，陳氏對擇日書的了解只限于宜忌。雖然他搜羅書傳所載的日禁之事達16條之多，但引用到的敦煌《日書》殘簡仍不出陳槃所擧。
陳氏也意識到這個簡冊的有限，他設想中的正規擇日之書是分門別類的，“葬曆、祭祀之曆、沐書、裁衣書、工伎之書皆所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凡此皆專書”。在續作《武威漢簡補述》中，他利用了劉復擬名為“吉凶避忌條項”的敦煌殘卷（伯2661），不僅用以佐證武威日忌簡冊，還專門對殘卷所載的裁衣之忌作了討論。
但是，秦漢時現實使用的《日書》遠比武威簡冊和傳世書傳中的只言片語豐富、複雜許多。而擇日活動雖然經久不衰，但作為一種世俗行為，不斷經歷著變遷。與《日書》性質相同的選擇通書歷代都有重新編纂，現在可以見到的已是明清人所編的版本，無論是分篇方式、遣詞造句，還是專用詞彙、數術方法，都與秦漢時的《日書》相去甚遠。缺少一個相對完整的文本供殘簡比照，一直限制着《日書》殘簡的研究。由於對《日書》殘簡不能識別，有時還造成了一些誤解。居延新簡中許多《日書》殘簡就被誤會與天文星象有關，如居延新簡EPT48:144本為記載“狗良日”，卻誤釋“良”為“食”，被認爲是記載日食的殘簡[19]。夏鼐曾引用居延盜者簡證明當時多有字“子孫”者，但他認為簡上的“子孫”是實有之人[20]。如果能夠知道《日書》占盜往往預測盜者姓名，而所列都爲當時所常見的姓名用字，那么證明將會更加有力。吳礽驤在《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中進行過敦煌新出文書的分類，在第十二類占侯、卜筮書（7枚）和第十四類方技書（8枚）中，都沒有包括《日書》殘簡。也許《日書》殘簡因爲“文意不清，難以釋讀”歸入了第二十其他類[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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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的改觀開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發現。這批簡出土於1975年12月，其中法律文書的釋文半年時間内就在《文物》上連載[22]，引起了國内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但《日書》甲、乙種只在兩年後專門刊佈法律文書的釋文的《睡虎地秦墓竹簡》[23]中有簡單的介紹，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24]。直到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雲夢睡虎地秦墓》發掘報告，收入了《日書》甲、乙種圖版和釋文，但沒有像同批的其他簡冊那樣作出注釋。但這仍為學者認識這種文獻提供了方便，1973年出土的定州八角廊漢簡和1977年出土的阜陽漢簡中的《日書》就通過與睡虎地《日書》比較而得以明確性質。但此時對《日書》的認識還很模糊，1978年江蘇連雲港花果山雲台西漢墓中出土的兩枚曆譜殘簡，在1982年的考古報告中被認爲屬於《日書》[25]。
通過一些有識之士對《日書》的研究，其在數術史和社會史研究上的價值越來越受到肯定，《日書》研究逐漸升溫。1989年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本釋文在《秦漢簡牘論文集》的發表和1990年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的出版，更是大大推動了《日書》的研究。但這些都是秦《日書》，而漢墓中所出的幾套《日書》一直沒有正式發表，於是散見《日書》漢簡就作爲一種僅有材料開始受到關注。
陳守亭在1991年“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提交論文《從“秦俗多禁忌”論漢簡資料中極少日書問題》[26]，搜集了敦煌、居延簡中建除、反支、八魁、天李、血忌、入官忌、日忌和歸忌共八類《日書》零簡。他認爲“秦俗多禁忌”，漢代受其影響，禁忌在所難免，《論衡》即為辯證各種漢代迷信而作，但搜集到的《日書》漢簡明顯太少，從而提出疑問：“漢簡是否尚有其他禁忌？是否尚未發現？或係漢人較理性？”
林劍鳴也感到“就在1972年—1974年及1976年、1982年新出土的一萬九千餘枚居延漢簡（通稱《居延新簡》）中，也有不少《日書》殘簡”，他舉出四支《日書》殘簡為證，還說“零星的資料尚有很多，若認真搜尋、綴合必將有所發現。這方面的工作，應是《日書》學者們不致忽略的吧？”[27]但由於“就目前所發表的資料來説，還祗有《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日書》甲、乙本，和放馬灘《日書》甲種本最爲完整，具有研究價值”，林氏在該文中只討論了這三套《日書》的内容異同，對他舉出的殘簡未有考釋。
胡文輝的研究則更爲深入。他對居延新簡5.57A進行研究，指出“此簡文字書寫分四段，應當按分段自上而下豎讀”，正確地將後面幾句讀作：“……五月移徙吉凶，吏卒失亡……西北殷光，正北吉昌……”，並與睡虎地《日書》乙種《嫁子□》比較[28]。
劉樂賢對於殘簡的研究伴隨着他對睡虎地《日書》的全面校勘和考證。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一書中，他除了引用放馬灘秦簡《日書》外，還引用了《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居延新簡》中的《日書》簡10多支，有些《日書》簡是他首次指出。這些簡被對應到睡虎地《日書》的相關篇目中，其涵義得到了闡明。但對於散簡與睡虎地《日書》的不同之處，劉氏多未作解釋。在劉氏《簡帛數術文獻探論》等著作中，散簡也得到了類似的使用。
何雙全有感於“漢代《日書》的内容和面目不甚明了”，撰成《漢簡〈日書〉叢釋》[29]，旨在將殘亂的漢《日書》“整理歸類，略加考釋，為研究漢代《日書》做一基礎工作”。何文收入的漢《日書》分四部分：首先是《武威漢簡》中的《日忌·雜占》，何氏指出“細觀内容實為《日書·忌》之殘章，與占無關”，第二、三部分從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中分別摘出十餘支《日書》殘簡，第四部分是選錄了一部分懸泉漢簡中的《日書》殘冊斷簡，後三部分都按簡文内容進行了歸類並分別給出了篇名。雖然何氏只是指出這些簡可以與睡虎地《日書》比較，沒有進一步的“釋”，有些給出的篇名不太恰當，如《吉凶》、《時刻》、《星占》等，但是何氏所指出的漢《日書》的重要性和分篇整理的思路無疑是具有啓發意義的。
劉昭瑞《居延新出漢簡所見方術考釋》[30]中專門有擇日術一節，討論了一些曆日和《日書》殘簡，並且得出結論：“僅就新出居延漢簡斷簡殘編涉及的擇日術内容看，一方面它反映出漢代擇日術與秦簡《日書》的繼承關係，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漢代擇日術比《日書》更爲細密，涉及的人事更爲廣泛”。
進行過散見《日書》簡作整理工作的還有魏德勝。他初步翻檢後認爲與《日書》有關的簡牘，《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約有60多枚，《敦煌漢簡》中約有20多枚，在《居延新簡、敦煌漢簡中的“日書”殘簡》[31]中他列舉了其中的33條簡文。這兩批簡牘的年代主要在西漢末年至東漢早期，而他的鉤稽和考證是以睡虎地秦簡《日書》作為參照，這顯然使他的整理受到了一些限制。而且他對散簡僅作了“建除”、“擇日”、“驅鬼祭祀”、“生子”和“其他”的分類，而且將“月殺”、“狗良日”和曆日簡牘混入了“建除”殘簡。對於一些數術名詞的解釋多是引用前人觀點，討論顯得不夠充分。另外，其所引32、33簡是分別記錄了一至十二月的“刑”“德”所在方位，這種表格狀的抄寫形式在《日書》中常見，而魏德勝由於不熟悉這種文例，而推測這是“兩個類似符咒的語句,把自外入內的禍事驅除出去,而把自內而外丟失的喜慶重又找回來。”這種猜測連他自己也覺得“也許是我們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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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天開”。
現在，孔家坡漢簡《日書》已全文發表，是與殘簡更爲接近的參照系，《敦煌漢簡》、《居延新簡》等的出版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對於簡牘書寫形式的認識也更加全面，這都為散見《日書》簡提供了新的研究條件。現在，我們有必要在前輩研究漢《日書》零簡成果的基礎上，全面，精細地整理散見《日書》漢簡，完成一部散見《日書》漢簡的資料彙編，不僅包括釋文，還包括簡的出土、形制等信息，和與之相關的出土文獻、傳世文獻資料。同時，以散簡爲立足點疏理之前相關的《日書》研究成果，以獲得新的研究和闡釋角度。
（編者按：[1]羅帥：《河隴秦漢日書初探》，簡帛網2006年8月2日。
[2]還有近2000枚殘片當時未發表，最近整理成《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汪濤、胡平生、吳芳思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11月）一書刊佈。
[3]Edouard 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1913. 沙畹在前言中提及在他研究這批材料之前，斯坦因的中國助手蔣孝畹已經作過初步的釋文。此外在辨識文字方面，沙畹也受到過吳勤訓和魏懷的幫助，他们都是當時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法國的先秦兩漢出土文字資料研究概述》，載《法國漢學（第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第148~163頁）
[4]沙畹書的中文譯本尚未見到，這段文字是筆者根據法文本翻譯的。筆者不通法語，譯文是通過網絡自動翻譯系統初步翻譯後修改而成的，或有錯謬。今將法語原文抄錄如下，以供檢驗：
Les traités de divination sont représentés par deux fiches; l’une d’elles nous enseigne à tirer des pronostics sur l’avenir d’un enfant d’après la manière dont sa téte se présente au moment de la naissance; le second de ces documents est plus intéressant, car il se rapporte manifestement au cycle du Yi King; bien qu’il ne soit pas tiré du texte méme de ce livre classique, il est fondé, comme lui, sur la considération des hexagrammes; il prouve que l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hexagrammes étaient à l’usage des diseurs de bonne aventure.
[5]羅振玉《流沙墜簡·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序》稱“往聞伯希和君言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簡中有字書、曆書、占書、醫方”（《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9月，第75頁）。
[6]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中云：“古簡牘粗閱一過，擬分爲三大類：一小學、方技、數術書，二西域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而總名之曰《流沙墜簡》。弟擬編第一、三兩種，其第二種最繁賾，非先生任之不可。”（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7月，第9頁。）
[7]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9月，第93~95頁。
[8]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9月，第88~90頁。
[9]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上海：有正書局，1931年。
[10]1943年四川出版了石印本《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四冊，1949年11月又在上海由活版印刷成二冊本。
[11]勞榦：《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563~564頁。
[12]饒宗頤《居延簡術數耳鳴目瞤解》（載《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1月，第295~299頁）有論述。
[13]陳槃：《漢晉遺簡偶述》，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8年1月，第309~341頁。
[14]繆鉞：《冰繭盦論學書札——致陳槃、勞榦》，載於《中國文化》2008年春季號，第188頁。
[15]陳槃：《漢晉遺簡偶述之續》，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1952年7月，第358~359頁。
[16]饒宗頤語，見氏著《鄒衍書別考》，載《選堂集林·史林》，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1月，第122頁。
[17]《武威漢簡》中編為甲、乙、丙三冊，至《武威漢簡補述》將乙、丙合編為一冊。同批的另6枚木簡，陳夢家命名為“雜占木簡”，是受了羅振玉歸入“占書”類的“旅卦一簡”的影響。
[18]除了研究本簡冊，1963年12月，陳夢家還在《漢簡年曆表敍》中對曆注中的“建除”、“反支”、“血祭”、“八魁”、“歸忌”等神煞作了詳細的考證，認爲“有關於日之吉凶，……，乃是占家所用”。該文原載《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後收入《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12月，第229~274頁）。
[19]甘肅居延漢簡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漢簡研究文集》，P495。原載《文物》1978年第一期。《居延新簡粹釋》仍持此說。
[20]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第248頁。
[21]文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319~320頁，又載於《敦煌漢簡》（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編，中華書局，1991年6月）第73~74頁。
[22]1976年7、8、9期。
[23]綫裝本出版於1978年11月，有注釋。平裝本出版於1978年10月，其中六種法律文書有現代漢語譯文。
[24]參見《雲夢秦簡資料、論著目錄》，《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358頁。
[25]見《考古》1982年5期。
[26]陳守亭：《從“秦俗多禁忌”論漢簡資料中極少日書問題》，載《簡牘學報》第十四輯，1992年3月，第31~45頁。
[27]林劍鳴：《〈睡〉簡與〈放〉簡〈日書〉比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第15~20頁。又以《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為題，載《简帛研究》第1辑，第62~72頁。
[28]胡文輝：《居延新簡中的〈日書〉殘文》，《文物》1995年4期。
[29]何雙全：《漢簡〈日書〉叢釋》，《簡牘學研究》第2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41頁。
[30]劉昭瑞：《居延新出漢簡所見方術考釋》，《文史》第43輯，中華書局，1997年，第49~59頁。
[31]魏德勝：《居延新簡、敦煌漢簡中的“日書”殘簡》，《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總第27期），第65~70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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