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讀松柏出土的西漢木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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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讀松柏出土的西漢木牘（一）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松柏一號墓出土西漢木牘見於荊州博物館簡報，[1]據報導，共出土木牘63枚，其中6枚無字，31枚單面墨書文字，26枚雙面墨書文字。木牘內容主要是各類簿冊、葉（牒）書、律令摘抄等。簿冊包括南郡及江陵西鄉等地的戶口名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罷𤵸簿、歸義簿、復事算簿、見(現)卒簿、置吏卒簿等。簡報公佈了其中一枚木牘《南郡免老簿》的照片和釋文。近日，該館公佈了另外四枚木牘的照片。[2]
據發掘簡報介紹，松柏一號墓出土的木牘、木簡中有漢武帝建元、元光年間的“曆譜”，並推斷該墓的年代為漢武帝早期。就已公佈的材料看，這批簡牘文書的形成年代在漢文帝至武帝之間，如第52號牘記“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是“令丙第九”的頒發時間。墓中出土的周偃自占功勞文書和“遣書”的形成時間跨度從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到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同時還記錄周偃先後數次調任、升遷的具體時間。“遣書”記錄周偃的最高職務是南平尉。但從墓中出土的簡牘內容看，不少是南郡的各種統計簿冊，似乎提示周偃在曾在南郡守府中任職，經辦過這類文件。第47、53號牘都是南郡的統計簿冊，估計形成的時間大致在周偃任南平尉（元光二年，前133年）之後，或在武帝元光年間。周偃在武帝建元一年（前140年）任江陵西鄉有秩嗇夫，元光二年（前133年）八月“遷為南平尉”。據此推斷，第48號牘《西鄉二年戶口簿》的“二年”有兩種可能，即武帝建元二年或元光二年，似以武帝建元二年可能性最大。
現對四枚木牘釋文，并作簡單討論。每行釋文後的阿拉伯數字是表示行數。多欄書寫的欄號在該欄第一行釋文注明。牘文的合文、重文皆直接釋寫。隨文補出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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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 ]。
一
·令丙苐九 1
丞相言：請令西成、成固、南鄭獻枇杷各十，至，不足，令相備不足，盡所 2
得。先告過所縣用人數，以郵、亭次傳。人少者，財助。獻起所為檄， 3
及界，郵吏皆各署起、過日時，日夜走，詣行在所司馬門，司馬門更取（？） 4
大官，大官上檄御史。御史課縣留穉（遲）者。御史奏，請許 。5
制曰：可。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 。6
此牘出土時編為第57號。牘文是漢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六月甲申下的令文，編號是“令丙第九”。牘文稱漢文帝尊號“孝文皇帝”，可知這是一份抄件，抄寫時間不詳，下限不會遲於墓葬的年代。
令文格式與以往的發現相同，由丞相、御史大夫就某事奏请，皇帝批准实行，一般以“制曰可”為令文的結束語。這件令的最後記有頒行時間，也見於以往的發現。依《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在惠帝更稱相國為丞相之後，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為大司徒前，一直沿用未改，與“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吻合。
令文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令西成等三縣補足進獻枇杷數量；傳送方式；考課。令文記載漢初進獻枇杷之事，史書無徵，是一則新史料。枇杷是一種水果，《本草綱目》果部第三十卷引蘇頌《圖經本草》：“今襄、漢、吳、蜀、閩、嶺、江西南、湖南北皆有之。……盛冬开白花，至三四月成实作梂”。這裡的“漢”，大致包含漢中一帶。據《漢書·地理志》記載，令文所說西成、成固和南鄭，皆隸屬漢中郡，當時應是枇杷的產區，故有向皇室敬獻此物的差事。簡文“獻枇杷各十”的“十”後似有脫字，可能是標示計量單位或表示批數。張家山二四七號墓竹簡《奏讞書》案例十八《南郡卒史蓋廬、摯、朔、叚（假）卒史瞗復攸等獄簿》135-136號簡記：“脩（攸）有（又）益發新黔首往（擊）破。凡三輩，䦈幷主籍。其二輩戰北當捕名籍、副幷居一笥中” [3]。整理者指出，“輩”近似“批次”[4]。據此，令文的“十”下脫字有可能是“輩”。每“輩”大概有一定的數量規定。“至，不足”，是說送到的枇杷不足規定之數，故有下文“令相備不足，盡所得”，令三縣盡其所得，補足。從時間看，令文下達是六月甲申，距枇杷成熟期已過一月有餘，留存不會很多，加之枇杷容易腐爛，如無適當的保鮮處理，恐不易留存。令文規定，这些枇杷通過郵、亭依次傳送，由成固等三縣通告沿途各縣需用人數。“人少者，財助獻”似乎指過所縣郵、亭人數少於需用人數時，不足之人數則折合成錢數，用於資助進獻。獻枇杷的起所發送檄。郵、亭的傳送枇杷是日夜接續而行。郵吏需在檄上署明在其界內傳送的“起、過日時”。這說明，對沿途郵、亭的傳送速度、時間都有具體的規定，可能比《二年律令·行書律》規定的“程”要更快。送檄和枇杷經由司馬門交大官。司馬門是負責守衛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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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門的官吏。“司馬門”後一字不清楚，疑是“取”，讀作“趨”。大官屬少府，掌皇帝飲食。大官將檄上交御史，御史據此考課進獻枇杷的三縣和負責沿途傳送的官吏。
史書記載，漢代有令甲、乙、丙。據近年所出西漢《二年律令》等簡冊可知，令的編集自漢初就已看到，《津關令》的年代下限在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便是明證。史書有關“令丙“的內容很少記載，主要有以下兩條：《晉書·刑法志》引魏律序：“《令景（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後漢書·章帝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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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年七月丁未詔：“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陳夢家先生對後者有過考證，指出《令丙》此條即漢景帝中元六年五月“乃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5]松柏第57號牘所記《令丙第九》，是文帝前元十年所下之令，編入《令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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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墓葬年代下限前，即不會晚於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準確年代則不能確定。
《漢書》和《晉書》所記《令丙》的內容分別是“詐自復免”和“箠令”，與法律和刑罰直接相關。《令丙第九》的內容是有關成固等三縣進獻枇杷之事，與法律和刑罰毫不相干。《晉書·刑法志》云：“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從這段文字可知，雖然“令”是按照“集類為篇，結事為章”的原則編集，但事實上并不能完全遵從，一些彼此內容相去甚遠的令也被編集在一起，形成“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的情況。前述《令丙第九》與“箠令”、“詐自復免”同編入《令丙》，大概就屬這種情況。
《令丙第九》從頒布到武帝初年雖然已經過去四十年，但仍然有法律效力，它所規定的各項原則，依然是辦理同類事務時必須遵循的。
（編者按：[1]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2]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第210-211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3]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3-365頁。
[4]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25頁。
[5]陳夢家：《西漢施行詔書目錄》，《漢簡綴述》第275-284頁，中華書局1980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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