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簡中的物價看河西地區的商品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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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從漢簡中的物價看河西地區的商品經濟

（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学院）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9提交論文首發）
【內容摘要】漢簡中記載的河西地區物價波動劇烈，商品價格經常背離其價值，導致河西商品經濟發展呈現出脆弱性的特徵。從而論證了並非在西漢初期就已經形成了市場價格和全國性統一市場的論斷。
關鍵詞：漢簡；物價；商品經濟；秦漢史
西漢為抵禦匈奴，經營西域的軍事戰略目的，向河西地區投入了大量財物進行經濟開發，致使商品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但其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究竟如何？應該作出怎樣的評價？本文利用出土簡牘中豐富的物價資料，對西漢中後期至東漢初期河西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初步探索，並期有助於對漢代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認識。
為了便於對商品價格進行比較分析，下文對《敦煌漢簡》[1]、《敦煌懸泉漢簡釋粹》[2]、《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居延新簡》[4]、《額濟納漢簡》[5]中有關商品價格的簡文按照流水號順序排列。
一
（一）糧食類價格
1．粟價
（1）亭長王壽卿，入粟三石三鬥，直泉二百六十四，償奉長。 （《敦》361）
（2）粟一石，直百一十。 （《合校》167·2）
（3）出錢四千三百卅五，糴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 （《合校》276·15）
（4）勝之已得粟二石，直三百九十。bsp; （《合校》26·9A)
（5）王□□出粟二石七鬥，直錢二百八十。 （《新簡》EPT5:87）
（6）□□出粟二石二鬥，直錢百七十；□□□出粟二石四鬥，直錢百九十。（《新簡》EPT5：134）
（7）出錢百卌，□□糴粟一石。 （《新簡》EPT52：327）
（8）今糴粟小石六石，直三百六十。 （《額簡》99ES16SF2:1）
（9）入糴粟小石廿六石，直千五。nbsp; (《額簡》99ES16SF2:3)
2. 麥價
（10）候史宋君長，入麥二石九鬥，直泉二百卅，償奉長。 （《敦》362）
（11）麥百三十餘。bsp; （《敦》239A）
（12） 麥五鬥，凡直百九十二。(《合校》332·11)
（13） 天子將兵在天水，聞羌胡欲擊河以西，今張掖發兵屯諸山谷，麥熟，石千二百。(《新簡》EPF22:325A)
河西市場的糧食價格大概是多少錢呢? “西漢中晚期，河西一帶粟價，每石皆在百錢上下”。[1]（P149）那麼麥價又是怎樣呢？根據例（1）、(10)簡的記載，可知新莽時期粟與麥比價約是1：1，價格相當。可見，在河西地區的市場上糧價當在百錢左右。通過對上述粟、麥價格計算可知，粟價最低價格每石77錢，最高則195錢，新莽時期是80泉。而麥價每石有384錢、1200錢，新莽時期是79.3泉。
在《九章算術》卷八記有：“麥一鬥四錢。”該書所反映的多是內地市場上正常商品價格的狀況，則一石麥的價格為40錢。
可見，河西的糧食價格不僅高於內地，而且波動幅度較大。
（二） 布、帛、服裝價格
1．布價
（14）當欲隧卒賓德成賣布一匹，直錢三百五十。 （《敦》838A）
（15）所買布踈：□厭郭成買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鬥；始樂尹虎買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鬥；萬貰範融買□一丈二尺，直四石二鬥。 （《敦》1464A）
（16）入布一匹直四百。nbsp; （《合校》308·7）
（17）恩買布一匹，直四百以上。 （《新簡》EPT8:25）
（18）布一匹直五百。 （《新簡》EPT53:52）
（19）布一匹直七百五十。 （《新簡》EPT59:64）
（20）布二匹直千五百。 （《新簡》EPT59:70）
顯而易見，布的價格變化也很大，例（14）所記布價一匹僅值350錢，但在居延一匹布最高達到750錢，如例（19）。又《漢書·食貨志》雲：“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2](卷24,P1149)，用糧食衡量例(15)所記布價，則折合為每匹布分別是16石、14石糧食。再按照河西糧食價格每石百錢左右來計算，則其價值又是居延地區最高布價的兩倍左右。
2．練和縑的價格
（21）恿敢卒狐賣練一匹，價錢四百九十。 （《敦》838A）
（22）十石以買練一匹。 （《合校》185·15、217·10）
（23）練一匹，直千。 （《合校》284·36）
（24）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 （《敦》1970A）
（25）縑一丈，直錢三百六十。 （《合校》217·15、217·19）
（26）一千一百六十，受縑五匹，賣讎匹三百。 （《合校》221·19）
可見，練在居延地區價格相當，但卻高於敦煌的價格，是其兩倍左右。例（24）所記亢父之縑運輸至河西，路途遙遠，費工費力，一匹價值618錢。而居延縑每匹價格分別出現過1440錢和300錢,相差巨大。《九章算術》卷三記載：“縑一丈，價直一百二十八。”則一匹的價值是512錢，這當是內地市場縑的一般價格。
3.袍、襲、布袍的價格
（27）李文龍袍一領，直二百八十七。襲一領，直四百五十。 （《敦》1614）
（28）光交錢買卒馮自為袍一領，直千一百。 （《新簡》EPT59:31）
（29）袍，直千三百。 (《新簡》EPT52:91B)
（30） 蔡良買襲一領，直九百。 (《新簡》EPT57:3A)
（31） 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廣漢縣鄭裏男子節寬德賣布袍一，陵胡隧長張仲孫所，價錢千三百。 （《敦》1708A）
（32） 布袍，錢四百五十。 （《新簡》EPT56：152）
（33）□□故官布袍，直四百五十。 （《新簡》EPT59:374）
服裝價格記述明確，敦煌袍與襲的價格皆遠遠低於居延地區的價格。與居延布袍的價格相比，則敦煌布袍的價格又很高。
（三） 菜肴類價格
1．肉的價格
以錢數記算肉價者：
（34）廣武隧□□買肉廿三斤，直錢二百七□。 （《敦》1701）
（35）出錢六十，買肉十斤，斤六錢，以食羌豪二人……” （《懸泉》二五二）
（36）肉十斤，直卅。 （《合校》173·8A、198·11A）
（37）肉百斤，直七百。 (《合校·乙附》29A)
（38）凡肉五百卌一斤，直二千一百六十四。（《合校》286·19A）
（39）肉卅斤，直百廿。 （《新簡》EPT51：235A）
（40）母紉中君肉十五斤，錢百；徐長卿肉十五斤，錢百；張予遊肉十五斤，錢百。 (《新簡》EPS4T2：15)
以糧食衡量肉價者：
（41）肉十斤，直二石亖鬥八升。 （《敦煌》309）
（42）肉二十斤，直一石二鬥亖升。 （《敦煌》310）
（43）十斤，直二斛；凡肉百二十斤，直二十亖斛。 （《新簡》EPT40：76A）
（44）肉五十斤，直七石五鬥。 （《新簡》EPF22：457A）
在居延肉的價格都較低，在3～7錢間波動。而例（34）所記敦煌肉價每斤約12錢，最大差價竟高達四倍。用糧食衡量肉價，例（41）、（42）中一斤肉既有值二點四八鬥糧食，也有僅值零點六二鬥糧食的，同處敦煌，變化幅度懸殊，價值相差整整四倍。
2．酒的價格
（45）酒一石八鬥，直二百七十。 （《敦》776）
（46）□□酒二口直六十，肉廿口。 （《合校》45·29）
（47）酒二石三鬥，直四石六鬥。 （《新簡》EPF22：457A）
（48）出百卅，沽酒一石三鬥。 （《新簡》EPT51：223）
（46）簡所記酒的單位不明確，極可能為“鬥”，則一石酒是300錢。敦煌地區酒一石值150錢，居延酒價在100～300錢之間。又《漢書·昭帝紀》卷七雲：“始元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那麼一石酒是400錢，《九章算術》卷七記“：醇酒一鬥，直錢五十，行酒一鬥直錢一十。”則醇酒每石500錢，行酒每石100錢。 各地酒價不同，皆有一定差距。
3．雞的價格
（49）十月盡十二月丁卯，所置自買雞三隻（雙），直錢二百卌，率隻（雙）八十，唯廷給；最凡雞卌四隻（雙）,正月盡十二月丁卯所受縣雞廿八隻（雙）一枚，正月盡十二月丁卯置自買雞十五隻（雙）一枚，直錢千二百一十五，唯廷給。 (《懸泉》九五)
（50）出錢八十，買雞五隻。 （《新簡》EPT51：223）
居延一隻雞36錢，與《懸泉》九五之《元康四年雞出入薄》所記價格相當。
4．腸的價格
（51）出錢八十買腸。 （《敦》1407）
（52）肝一，直卌二……腸一，直廿七。 （《新簡》EPT51：235A）
相比之下，則敦煌漢簡所記腸“八十錢”的價格很高。
5.病死傳馬骨肉價格
（53）建昭二年十二月丙申病死，賣骨肉，受錢二百一十。 (《懸泉》九八)
（54）效穀移建昭二年十月傳馬薄（簿），出縣（懸）泉馬五匹，病死，賣骨肉，直錢兩千七百卌。 (《懸泉》九九)
（55）病柳張，立死，賣骨肉臨樂裏孫安所，賈（價）千四百……守嗇夫富昌。 （《懸泉》一四七）
同是病死傳馬骨肉，同為元帝建昭二年（前37），例（54）傳馬骨肉價格是（53）的二倍略多。而例（55）中傳馬骨肉價值1400錢，比（54）所記價格又高出近三倍，是（53）所記價格的六倍強。
（四） 宅第、家畜類價格
1．宅第價格
（56）捐之道，丈人前所賣宅耿孝所，賈錢千六百。” （《敦》776）
（57）買宅三萬在裏究賈明不私欲戴副陽□□□□□。 （《敦》668）
（58）宅一區，直三千。 (《合校》24·1B)
（59）宅一區，萬。 （《合校》37·35）
（57）雖有缺文，但“買宅三萬”清晰可斷，則該宅第值30000錢。由例（56）～（59）可以看出，不僅敦煌和居延兩地宅第價格差距十分明顯，而且在同一地區內部價格亦不同。
2．家畜類價格
馬價：
（58）言律曰：‘畜產相賊殺，參分償和’，令少仲出錢三千及死馬骨肉付循請平。（《敦》2011）
（59）傳馬死兩匹，負一匹，直萬五千，長、丞、掾、嗇夫負二，佐負一。 （《懸泉》一四）
（60）用馬五匹，直二萬。 (《合校》37·35)
（61）馬錢五千三百，已入千二百，付隧卒麗定，少四千一百。 （《合校》206·10）
對例（58），王國維曰：“錢三千者，馬價三分之一，則一馬直九千。”[3](P124)是馬價一匹為9000錢。例（59）、（60）、（61）中馬價分別是7500錢、4000錢、5300錢。在《九章算術》卷八則有馬一匹5454錢的記載。
狗價：
（62）從□一狗直石五鬥，從誅虜卒壽明桼鬥，從卒王少曼。 （《敦煌》1847）
（63）狗一，直賈五百。 （《合校》163·6）
從例（62）可知，狗一隻價值糧食一石五鬥，例（63）一隻狗價值500錢，《九章算術》卷七有“犬價一百”之記載。
二
物價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晴雨錶，以上對敦煌和居延兩地同類商品價格進行排比，清晰地發現所記物價變化無常，有的商品即使在同一個地方，或由於時代不同、或是受戰亂和災害的影響，其價格差距懸殊。有的同時期商品價格也常常各異，涨跌幅度明显。總體而言，西漢中後期至東漢初期河西地區的商品價格呈現出以下三個突出特點：
其一，商品價格波動劇烈。在不同時期，河西的同類商品價格經常變化各異。據研究可知，河西糧食均價當在每石百余錢左右。在敦煌、居延漢簡中粟的價格最低約每石七八十錢，最高接近于每石二百錢。麥價最低與粟價相當，但最高價格則達到了三百八十多錢（遇有戰事高達一千二百錢，特殊情況自當別論）。在同一階段，同類商品價格差距亦十分明顯。例（53）、（54）兩簡記載病死傳馬骨肉價格，同時元帝建昭二年（前37），時間僅僅相距兩個月，但是後者價格卻是前者的二倍強。又例（1）、(10)兩簡所記粟、麥價格正處在新莽時期，但其價格卻是糧價中最低的，這與史書記載“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4](卷1,P32)，“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陽以東米石二千”[2]（卷24， P1145）的價格相差巨大。同一地方或不同地方的同種商品價格波動也是非常劇烈，如例（58）、（59）居延的宅第價格，例（27）、（29）敦煌和居延袍的價格等等。可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河西地區的物價是很不穩定的。
其二，商品價格昂貴，普遍高於內地郡縣物價。武帝設置河西四郡後，河西地區雖然與京城長安和內地其他郡縣的聯繫交往更加密切，但其物價依然比內地高出許多。一方面由於河西商品生產規模有限，供應不足。另一方面道路艱險，距商貿中心城市路途遙遠，導致商品流通管道不暢。即使內地商品歷經艱辛運至河西邊地，費工費力，其價格必然上漲，這樣商人才會有利可賺，但價格往

历史故事中国历史故事

往高處內地許多。如例（24）任城亢父縑一匹價值618錢，高於《九章算術》卷三記“縑一丈一百二十八”的價格。而例(25)記載居延縑每匹價格是1440錢，價格更是畸高。又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京師谷石二百余，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2](卷79，P3296)傳世文獻的記述也印證了邊郡物價偏高的事實。
其三，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深受漢初“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思想的影響，導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的局面，“背本趨末”的行為愈發嚴重。然民以食為天，在晁錯“貴粟論”的建議下，西漢政府始大力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此後，河西水利和農業取得一定成效，農產品比較豐富，當地民眾的市場需求不大，故價格低廉，此其一。其二在河西地區，小農自給自足，戍邊士兵的口糧主要由國家分配，同時大力開展屯田事宜，補給軍糧。市場上，軍隊對糧食數量的需求也相對較少，相比其他商品價格，糧價偏低。每石糧食百余錢，遠不如布、帛、衣物價格。與例（50）所記每只雞36錢，例（51）所記一根腸80錢等肉類菜肴價格相比過於低廉。宣帝元康四年（前62）“比年豐，谷石五錢” [1]（卷8， P259），糧價如此低廉，農人少利。然例（49）之《元康四年雞出入簿》中每只雞40錢，穀和雞的市場比價差距過大。又例（31）神爵二年（前60）一件布袍價值1300錢，與糧價相比價值差距更大。
物價與商品經濟有怎樣的聯繫？河

儿童中国历史故事有声

西地區的物價特點對其商品經濟發展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物價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與商品經濟有密切的聯繫。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必須依賴非常成熟的商品市場和完善的市場機制，對物價進行調節，平衡商品供求關係。商品價格是商品價值的真實體現，使價格圍繞其價值上下波動，這是一個健全的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之一。“考察商品經濟的發達與否，關鍵看市場機制是否健全，價值規律能否正常調節生產並維持社會分工”。[5](P51)而健全的市場機制，統一的商品市場“必須有統一的市場價值，並使價格形成機制”[6](P98)。因此，只有能體現價值本身的商品價格才是商品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特徵之一。換言之，商品經濟要良性迴圈發展，平穩的物價是其內在的必要要求。
顯而易見，從河西地區的物價特點來看，其已成為構成了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的不利因素。價格波動劇烈，使市場上難以形成價格機制，物價不能充分發揮經濟發展中的杠杆作用，調劑有無。反而為商人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低價入高價賣創造了客觀的市場環境，滋長了他們的市場投機心理，導致商品經濟發展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例如：
（64）國安糴粟四千石請告入縣官，貴市平價石六錢，得利二萬四千，又使從吏高等持書請安，安聽入馬七匹，貴九□□□□□三萬三千，安又聽廣德姊夫弘，請為入馬一，貴千錢賈，故貴登故。 （《合校》20·8）
國安可能是居延戍邊軍官，也可能是與官吏勾結的大商人，他先是在市場上低價買入糧食，再以高出政府平價的價格出售，獲得巨大利潤。之後又販賣馬匹，從中獲取豐厚的經濟利益，最終由於故意抬價才被人告發，故登記入冊。此例說明市場上奸商們的投機倒把行為，致使物價昂貴，價格遠遠背離了價值本身。價格騰貴，從長期的商品經濟發展角度而言，破壞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導致市場購買力減弱，貨幣流通的周轉速度減緩，阻礙了商品市場規模的擴大和發育水品。而糧價低廉，“谷至石五錢，農人少利”[2]（卷24，P1141）大量從事於農業生產活動的小農家庭，收益甚微，不具備充足的資金在市場上進行商貿交換活動，也是河西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的又一不利因素。
三
武帝以降，河西地區與內地郡縣和西域邦國之間的經濟交往日益密切，商貿活動愈發頻繁。同時兩漢政府給河西注入大量的貨幣、糧食、衣物等，既保障了當地屯戍軍隊更好地行使其職責，也為河西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與此同時，河西獨特的軍事地理位置決定了這裏戰事頻仍，農業經濟開發只是軍事戰略的輔助措施，自然災害的負面影響深遠。所以敦煌、居延等地的物價波動劇烈，使得商品經濟發展呈現出脆弱性的特徵，這與當時的貨幣問題、市場問題等不無關係。
所謂貨幣問題主要包括用於商品買賣中的貨幣數量相對不足和幣值紊亂兩個方面。儘管漢朝政府用於軍費開支而投入了大量錢財，但是除去給戍邊官吏發放俸祿，流入到市場上用作商品買賣的貨幣數量所占比例甚小。軍隊各級官吏每月由國家按照不同級別發放相應俸祿，但是河西戍守軍隊中的官吏多是當地人，承擔相應的賦役，他們必須先繳納一定數量的賦錢，用剩餘錢財去養活家小。國家可以拖延俸祿的發放時間，但賦錢卻不得拖欠，需按時上交，有的賦錢直接用於給官吏發放工資。如：
（65）未得四月盡六月積三月奉用錢千八百，已得賦錢千八百。 （《合校》82·33）
（66）出賦錢八萬一百，給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 （《合校》161·5）
漢代“居延戍所官吏領取月俸後，並非將所有貨幣都投入市場，因為他們要取出一部分繳納賦錢，這部分回籠貨幣仍然用作月俸支付，與市場不發生任何聯繫”。[7]（P162）河西其他地方也當是如此。普通戍卒是沒

中国历史故事的作者简介

有工資的，只有自身攜帶的私錢，數量極少。而河西當地居民們經營農業是其主要的營生，農業生產週期長，糧價又偏低，農產品銷售後獲取數量不多的貨幣，繳納完賦錢之後所剩無幾，才投入市場用於購買生活必需品。因此真正進入流通領域的貨幣數量是有限的。
幣值紊亂不僅導致物價劇烈波動，而且極不利於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從漢初高祖鑄造“榆莢錢”，呂後時行“八銖錢”、“五分錢”，文帝改行“四銖錢”，武帝初期“三銖錢”，至元狩五年（前118）鑄造“五銖錢”後，西漢政府才統一幣值，這為穩定物價，保障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在新莽時期，貨幣多變，契刀、錯刀、大泉、小泉、五銖等錯雜使用，混亂的幣值給商人造成巨大損失。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2]（卷99，P41

中国历史古代史故事

12）無序的貨幣制度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的負面作用可窺一斑。
市場問題主要是指河西市場繁榮程度有限和市場上商品來源狹隘兩個層面。河西市場由於地理、氣候條件的限制，這裏除畜牧業較發達外，其他物產均不及內地豐富。軍隊吏卒的衣食等主要由國家供給，不必仰賴市場。這些原因就使得河西四郡的商品交易活動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市場的繁榮是有限的。[8](P 81)
規模化的商品生產是商品經濟繁榮的堅實基礎。從敦煌、居延漢簡中可知，投入到河西市場上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集中在糧食、蔬菜、服裝等衣食類商品，其餘商品交換買賣的比例很小。戍邊吏卒的衣食主要由國家供給，為了補給缺額，才在市場上購買部分生活必需品。其中鹽、鐵、酒等利潤高的商品皆由官府經營，抑商政策的推行，使得私營手工業者受資金、技術的制約，生產規模有限。而農戶們只是把生活中多餘的農副產品投入市場，換取貨幣交納賦稅，購買由政府專賣的鐵制農具和食鹽，以調補有無，確保生產生活的順利進行。起初，他們把農產品投入到市場，並非是以賺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商品化生產，這些農產品是在一定條件下才轉化為商品的，故市場上商品數量是有限的。
漢簡中有許多關於衣服買賣的記錄，然考察其來源，多是吏卒們及其私從者的私產，基本上都是由其家庭製作生產的，國家給戍卒配給的服裝是不允許買賣的，例如：
（67）田卒淮陽郡長平東洛裏公士尉充年卅，襲一領，絝一兩，私單絝一，私絝練，大糸未一兩，私襪一兩，貫贊取。（《合校》509·7）
（68）相私從者敦煌始昌裏陰□年十五，羊皮裘二領，羊皮絝二兩，革履二兩。 （《敦》1146）
（69）毋得貰賣衣財物，大守不遣都吏循行□,嚴教受卒官長吏各封臧□。 （《合校》213·5）
國家嚴禁買賣官服，這對市場上衣物商品的來源無疑具有一定的約束力。河西的商品主要是基於小農自給性生產的附屬產品，充其量是一種初級的商品生產。正如有的學者分析的那樣，這樣的商品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附於農村自然經濟，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大都來源於非商品性生產”。[9]（P19）於是這種來源於非批量生產的商品，決定了河西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物價、經濟和市場三者互為表裏，絲絲相扣。敦煌、居延漢簡中物價波動劇烈，從而使河西商品經濟發展體現出脆弱性的特徵，而這與市場問題又緊密聯繫。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高低不能只看商品種類的多少，更要看物價是否反映了商品的價值，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了調餘補缺，起到了調節經濟發展的杠杆作用。
□□□□□益□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致賣（買）目宿（苜蓿）養之，目宿（苜蓿）大貴，束三泉。……市穀大貴□□□□□□□□□□□□□，麥百三十餘，西未甫時賤□□□□□□□□。 （《敦》239A）
材料中記述了在市場上苜蓿、穀子價格大幅度上升，麥子每石價格達到一百三十泉，但是還沒有到下午價格又急劇下降，低廉賤賣。顯然，價值規律的作用在此蕩然無存。又著名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新簡》EPF22:3—20）所載寇恩為候粟君販賣魚的詳細過程，在甲渠運輸五千條魚到觻得販賣，出行時估價四十萬錢，每條魚80錢。但實際上賣了三十二萬，還包括一頭黑牛價錢在內，黑牛“平價直六十石”糧食，“恩糴大麥二石付業，直六千。又到北部為業賣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按照甲渠糧價每石三千錢計算，則牛價是十八萬，那麼販賣的魚總共只有十四萬錢，每條魚僅值28錢。同屬張掖郡，兩地市場差價巨大。
綜上所述，西漢中後期至東漢前期的河西市場上物價波動劇烈，不同時代或同一時期的商品價格違背價值規律的情況時常發生，地區間市場商品價格差距明顯。並非像有學者論述的“至晚在戰國中期，市場價格已經形成”，到漢武帝時期已經形成了“全國性統一市場”的論斷。[10]（P46）因此，我們在承認河西地區由於兩漢政府給戍邊軍隊投入大量的貨幣和糧食，促進了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也要注意分析河西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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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楊劍虹.漢代居延的商品經濟[J].敦煌研究,1997,(4).
[8]高維剛.從漢簡管窺河西四郡市場[J].四川大學學報，1994,(2).
[9]李炳泉.西漢商品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幾個問題[J].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2,（9）．
[10]鄧福秋.西漢前期的市場經濟和我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4).
（編者按：[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以下行文簡稱《敦》。因文中所引簡文眾多，故不一一注明頁碼，只詳細轉引釋文號，以下類同。
[2]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本文簡稱《懸泉》。
[3]李均明、朱國炤著：《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本文簡稱《合校》。
[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中華書局，1994年。本文簡稱《新簡》。
[5]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本文簡稱《額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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