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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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之二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一、七言本《蒼頡篇》的作者問題
關於水泉子簡七言本《蒼頡篇》，張文有一推論，認爲此書可能是《蒼頡訓纂》，其作者可能是揚雄或杜林。張文說：
《漢志》又稱：“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意謂揚子雲選取甄別百家所記之字，順次訓釋續編了《蒼頡篇》，這里的“順續”就是對“訓纂”的淺顯說明。……徐鍇《說文繫傳》卷五：“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字彙》：“如某字釋作某義，順其義以訓之也”。水泉子《蒼頡篇》中凡是四言之後順次增加的三字，正好就是“順其義以訓之”的訓纂之言，而揚雄既是小學大家，又頗好古學，擬《周易》以作《太玄》，尊《論語》以撰《法言》，效《爾雅》以成《方言》，可謂有漢以來的模仿大家，故而水泉子《蒼頡篇》極有可能就是揚雄的《蒼頡訓纂》。
《漢志》小學類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蒼頡故》一篇……《說文》引杜林說十六條，皆《蒼頡訓纂》《蒼頡故》二書中語。……杜林既是古文經學家，又是小學大家，而且曾著《蒼頡訓纂》，所以七言本的《蒼頡篇》出自杜林之手，也是有可能的。
我們不贊成張文的意見，水泉子七言本《蒼頡篇》不可能是《蒼頡訓纂》，也不可能由揚雄、杜林所撰。理由有三：
其一，揚雄所撰《訓纂》與《蒼頡》是兩種書，是沒有複字的。張文對《漢志》有關文字的引用與理解似乎有些問題，忽略了關鍵的揚雄更易《蒼頡》中重復之字的内容，這裡我們引得全一點：
……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很清楚，揚雄作《訓纂篇》順續《蒼頡》，是單獨成書的另一種著作。在《漢志》六藝略“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中，《訓纂》一篇，是與《蒼頡》一篇、《凡將》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等書是並列的，另有《揚雄蒼頡訓纂》一篇。王先謙《漢書補注》說：“此合《蒼頡》、《訓纂》為一，下文所云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也。”[1]所以，《訓纂篇》根本不是張文所想象的那樣，將《蒼頡》的四言接續上三個字變成七言，它是在五十五章之外，另編三十四章，增至八十九章的，經揚雄增訂過的《蒼頡訓纂》是沒有複字的。以今天所見到的水泉子簡這個有大量複字的七言本《蒼頡篇》，決不會是揚雄的《訓纂》！
其二，字數不對。《蒼頡》、《訓纂》字數早記錄在籍，足可證張說之非。許慎《說文解字敘》云：“孝平皇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姚明煇《漢書注解》云：“《蒼頡》先時為五十五章，揚雄續易為八十九章，增多三十四章也。以《蒼頡》章六十字例之，當為二千四十字。合《蒼頡》三千三百字，為五千三百四十字。故許慎《敘》曰黃門侍郎揚雄以作《訓纂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也。”[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云：“此謂雄所作《訓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數，許但言字數，而數適相合。……《訓纂》續《倉頡》而無複《倉頡》之字，且易《倉頡》中自複者，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無重複也。”《蒼頡篇》加上揚雄的《訓纂篇》八十九章共計5340字，自然證明它們都是四字句格式。
蒼頡篇 4(字) X 15（句）= 60（字） X 55 （章）= 3300（字）
訓纂篇 4(字) X 15（句）= 60（字） X 34 （章）= 2040（字）
蒼頡訓纂 4(字) X 15（句）=60（字） X 89 （章）= 5340（字）
如果《蒼頡訓纂》是七字句，那麽，十五句一章，每章百五字（水泉子漢簡已標注章“百五字”），八十九章就該有9345字！許慎是見過《蒼頡》與《訓纂》的，想來他還不至於糊塗到這種地步吧！
至於杜林的《蒼頡訓纂》一篇，王先謙《補注》早指出：“此蓋於揚雄所作外，別有增益，故各自為書。”從體例而言，也不會是把四言句“順續”為七言句，而另是一種書。《說文》中有不少引用杜林之說的，如《說文·黽部》：“鼂，匽鼌也。讀若朝。揚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在水泉子簡中，既無揚雄說為“蟲名”的内容，也沒有杜林以爲“朝旦”的釋解，據此或可為我們判斷水泉子簡非杜林書提供可靠的證據。
其三，七言本文字多俗詞俚語。水泉子漢簡《蒼頡篇》將原本是四言的句子拓展為七言，張文評價道：“由四言到七言，是一次質的飛躍。通過比較我們發現，新出七言本《蒼頡篇》在內容的編排上還是以四言舊本為綱目的，原有的四言之文及其編排次序並未改變，而是承襲舊文，順延三字，從而變四言為七言，每章仍為十五句。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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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即是對前四字文意的一個順勢延伸，有簡單訓釋的意思，使前四字的意義更加完整或確有所指。”
我們很不贊成從四言到七言是“質的飛躍”的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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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成那些溢美之詞。由於語言習慣的變化，漢語從單音詞到複音詞、多音詞的發展，兩漢時出現了較多的七言韻文。我們在討論《蒼頡篇》的四言形式時曾說過：“周秦之際，四言韻文相當普遍。這種語言形式之所以會被詩歌、刻銘、經典等廣泛採用，主要因爲上古漢語中的詞彙絕大多數是單音詞，運用四言韻文具有内涵大、用字省、謹嚴莊重、易記易誦的優點。直到後來複音詞，主要是雙音詞在口語中發展起來，與之相應的七言和五言的韻文便逐漸取代了四言韻文。《凡將篇》、《急就篇》正是這種歷史潮流的產物。”水泉子簡七言本《蒼頡篇》也是這樣一種產物，是用口語對傳統教科書的“改造”。因此，遣詞用句充斥俗言俚語，並非高明典雅之文；顯現草率匆促，不是深思熟慮之作。我們可以舉許多相關的文句來，但這裡不再囉嗦了，讀者自己可以去玩味體會。包括下節所引張文據以斷代的“萬石君”，雖然滿門權貴，身居高位，但是像他這樣的人，大學者、大文人，真正的高級知識分子或許不一定看得起，倒是身處下層的教書先生們會垂涎三尺，會將既貴且富的“萬石君”編入七言本，應該也是一種品格的反映吧！總之，我們認爲，七言本的作者不會是當時文壇大帥，而是那些活躍在民間的“閭里書師”。
需要説明的是，我們這樣說，只是揭示七言本與大學者編纂的四言本《蒼頡篇》的差異，說七言本《蒼頡篇》俗，並不是說它不好，恰恰相反，我們認爲，水泉子七言本對於學習識字的孩童，能夠更加符合當時的口語習慣，讀來朗朗上口，更便於誦讀記憶，是了不起的“改革”舉措。秦代時，官定的教科書《蒼頡》、《爰歷》、《博學》應當是具有權威的、決不能隨意改動的。到了漢代，《蒼頡篇》失去了官方教科書的“光環”，也必須“與時俱進”了，首先是那些帶有頌揚秦朝色彩的文字，諸如“秦兼天下”之類就不能不改。基層的教書先生們大可各顯其能，愛怎麽改就怎麽改，《漢志》無法確切地記錄這一群衆性的改易活動，只好用一句“閭里書師”來概括，代表性的成果是合併《蒼頡》、《爰歷》、《博學》，“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這種改易活動並沒有人指揮和管束，儘可一直改下去。到西漢中晚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我們懷疑，這時就有“閭里書師”受到這些七言本字書的影響，而對《蒼頡篇》進一步動手將四字句改編為七字句的。
二、七言本《蒼頡篇》的時代
張文注意到七言本《蒼頡篇》中的“萬石君”，並將此作爲斷代的重要依據。他說：“萬石君為文、景時期之人，其子石慶等人又當漢武朝之重臣，石慶于太初二年卒于丞相任上，此時石氏一門官至二千石者多至十三人，其門蔭可謂如日中天。這種德行既隆又得其位且長盛不衰的高門顯宦，其門風餘烈之廣布郡國，樂為世人所稱道，文人士大夫贊其功德而筆之於書，大概都需要一個時空上的汰選和社會心理的共識過程，所以其事功之廣為流傳乃至於婦孺皆知，必在武帝之後。於此可以推斷，七言本水泉子漢簡《蒼頡篇》，其編纂上限必在漢武之後。”這個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七言本《蒼頡篇》編纂的下限呢？張文沒有論及。
在水泉子簡《日書》中，有一枚“本始二年”的紀年簡，其文曰：
□□不得行者至 ·本始二年大軍出[渡(度)遼]將軍、捕（蒲）類將軍將出張掖酒泉
關於本始二年度遼將軍、蒲類將軍出張掖酒泉事，《漢書·宣帝紀》記，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曾，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頁244）張存良、吳葒《水泉子漢簡初識》說：“……年代為本始二年（前72年），簡中有張掖、酒泉等地名，應與這一年五將軍出擊匈奴有關。但這應該是追敍，而不是實錄，故墓葬年代不應以此來斷定。”這個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我們認爲作爲《日書》的注記，似乎相距時間也不會很久遠。從墓葬出土器物及木簡文字書風書體看，該墓（ M 5 ）的時代應晚不到東漢，可能還是西漢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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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墓葬。[3]由於未見到木簡文字有任何新莽簡的特徵，[4]我們懷疑這批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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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對年代可以定在王莽篡漢前的西漢諸帝時。聯係到前文我們推想改編四字句《蒼頡篇》的“閭里書師”受到元帝、成帝時編纂七言本字書的啓發，則我們所定該書的編成時代與該墓的時代基本上是一致的。假如這一判斷能夠成立，則進一步否定了七言本《蒼頡篇》為揚雄所作的意見。
後記：09年歲末我自杭到滬，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邀請出席了一場小型座談會，劉釗主任、陳劍教授、謝施捷教授、汪少華教授、 郭永秉博士、廣瀨薰雄博士、周波博士、劉嬌博士及與會的同學提出了許多很好的修正意見。當時未及一一記錄發言，拙稿前一篇初發于武大簡帛網後，承復旦程少軒同學公布整理討論記錄，今據以參訂補充，將前後兩篇合併供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在此仍刊發後一篇，謹此一併向兩校兩網站致以謝忱。
（編者按：[1]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90，中華書局1983年。
[2]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95，中華書局1983年。
[3]M5是木槨雙棺墓，惜《甘肅永昌水泉子漢墓發掘簡報》對該墓資料介紹甚少。但簡報指出：“考慮到中原地區墓葬形制傳至河西需要一定的時間，推測水泉子木槨墓年代為西漢末至東漢早、中期。”（《文物》2009年10期）
[4]這一推斷還有待于對全部簡牘資料的核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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