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成氏》三題

《容成氏》三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容成氏》三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容成氏》三題

（吉林大學歷史系2008級碩士研究生）
提要：本文調整簡43至簡1-3後，這四支簡屬於一節。簡35B在簡43後單獨作為一節，後有缺簡。簡32與簡4-5屬於一節。簡文所述的上古氏族社會根據治理水準與境界的高低而成不同等級，一步一步地過渡到堯、舜、禹時期。關於簡文述堯事、湯攻桀兩段目前的研究中尚存在理解問題，本文重新作了釋讀。通過對堯“穴窺”選賢、舜設官分職、禹度地居民的考證，本文認為簡文關於古帝制度方面的材料多出於類比和附會，沾染了濃厚的戰國色彩。
關鍵字：《容成氏》 編連 釋讀 制度
楚簡《容成氏》通篇述史，內容豐富，涉及了古史傳說的諸多方面。因此自發表以來引起了學界的研究熱潮。目前學界主要研究方向有：簡序編連與簡文考釋、古史禪讓傳說的研究、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古帝系統與古帝史事的研究等等，並由此引發了簡文材料性質與價值的討論，促進了對疑古、信古思潮的進一步地反思。相關研究成果為繼續探索這些問題提供了基本的方向與方法。然而畢竟為時尚短，研究中忽視某些問題或產生一些誤區在所難免。例如關於簡文所載堯前氏族社會的認識比較籠統，對簡文中的某些語句斷句及解讀不夠準確，對簡文所述古帝制度缺少考辨等等。對這些問題進一步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瞭解《容成氏》這一重要的先秦文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對堯前帝王部分的簡序作出了調整，對幾處簡文重新作瞭解讀，並對簡文涉及到的一些古帝制度方面的材料作了考實。今不揣譾陋，試說如下。
一、簡序調整
《容成氏》經整理者李零先生的初步編連與分節，文意已基本可通。[1]陳劍先生認為原被拼合為35號簡的兩段殘簡在簡的編繩位置和簡文內容兩個方面都有差別，不能拼合。陳文中將之重新編號為35A、35B。陳文的編連是1至3，35B，4至7、43，9至11、13-14、8、12、23、15、24至30、16至21、31-32、22、33-34、35A、38至41、36-37、42、44至53。[2]白于藍先生在陳劍編連的基礎上，對有關禹和啟史事的幾支簡作了重新安排。這幾支陳劍先生的編連是21-31-32-22-33-34-35A，白于藍先生的編連是21-22-31-33-34-32-35A。陳劍、白于藍兩位學者都把36、37兩簡放在了41簡之後，不如原整理者李零的編連合理。其他對簡序編連提出意見的還有陳麗桂、王志平、黃人二等學者。[3]上述李零、陳劍、白于藍幾位學者的編連意見目前為多數學者所認同。[4]
筆者認為以上編連中關於堯前帝王部分尚需要進一步討論。首先關於簡35B：“……¨氏之有天下，厚愛而薄歛焉，身力以勞百姓。”此簡所述有兩點值注意：一，簡文殘留一“氏”字，可知此段所述仍屬於上古氏族部分；二，《容成氏》完簡一般每簡抄寫42字至45字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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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簡35B現存17字，缺字在25字以上。三，“厚愛而薄斂”的政治觀念表明其時為氏族的較後階段。《容成氏》簡1在“之有天下也”之前述及多個氏族，而後文述及單個帝王如堯、舜、禹時卻無此行文套話。根據簡文的這種行文規範，筆者認為簡35B缺字部分似乎不只記述某一個氏族，而是有可能像簡1那樣有多個氏族。也就是說簡35B是單獨一節的開始，“厚愛而薄斂”，說明其敍述的是一些治理水準與境界比容成氏這樣的“至德之世”稍差些的氏族首領，在時代上也更靠後一些。
其次，簡43載“其政治而不賞，官而不爵，無勵於民，而治亂不¨。故曰：賢及¨……”放在35B之後不合適。此簡提到行政無賞賜，設官無爵位，無爵無賞當然也沒有祿。《莊子·馬蹄》云：“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簡文“無勵於民”與上述《莊子》所述“天放”近似，這種社會狀態下尚未產生爵祿賞罰刑殺制度，人民衣食住行靠的是本性，不需要外在的監督管理。《莊子》認為這種社會是“至德之世”，簡文中的認識與之相似。實際上簡文所述的這種政治理念與實踐都是比較原始的一種。而35B所述政治綱領為“厚愛而薄斂”，如何厚愛？無非是爵祿賞賜，愛有厚薄也就有了差等。同時“薄斂”也證明其時已初步有了貢賦，產生了分化與對立。這種政治水準已經超越了“無勵於民”的境界。因此我們認為簡43應該置於簡35B之前。細觀簡文，簡43與簡1-3都涉及到了“官”與“賢”，其內涵與性質差似，說的都是一種單純的舉賢，在時代上也較為一至，都是處於比較原始的階段。因此我們認為簡43屬於簡1-3一組，是彼種社會狀態總結性質的文字。
李零、陳劍等學者只所以將此此簡屬於堯事一節，可能是因為簡43中有“賢”字，而堯一節也提到了“賢”。其實兩“賢”內涵不同，堯時已是“踐施而時時賽”、“甚緩而民服”的社會，帝王以身作則來激勵民眾從事生產，靠不甚苛刻的政策讓人民服從於統治。帝王本人的才能與品德及其施政綱領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很大。這表明其時的社會狀態已經超越了簡43所述的較為原始的自然狀態，已經出現了後世傳統社會時期的一些基本因素。其時“賢”的內涵與擇賢的標準與更早的無為而治之時自然有所不同。
再者對於簡32，郭永秉先生仔細比對後認為簡32“迵”上兩字同于簡5，都是“有吳”，其中簡32“有吳迵”三字下都有重文符號。[6]如此，簡32應為“入焉以行政，於是於治爵而行祿。以讓于有=吳=迵=曰悳速蓑……”。我們認為郭氏的說法可從。簡32與簡4、5當為一組。此時已經開始“治爵行祿”，已經產生尊卑等級之分，因此簡5又說到“上下貴賤，各得其列”，[7]可見等級制度漸趨森嚴。
根據以上幾點看法，筆者認為《容成氏》關於堯前帝王的簡序編排及分節為1至3、43；35B；32、4、5。簡35B與簡32之間可能有缺簡。如果這種推測合理的話，我們發現簡文所述的上古氏族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其所表達的政治觀念與治世境界是不同的。最初時期，包括簡1至3、43。其時“治而不賞，官而不爵，無勵於民”，政治制度極簡，頗具無為而治的特點。其後一段時期，即簡35B所述，其時“厚愛而薄歛焉，身力以勞百姓”，已有初步的貢賦制度，相應地應該已經有初步的社會等級的區分；接著一段時期，包括簡32、4-5，已是“治爵行祿”、“上下貴賤，各得其列”，社會等級已很森嚴；直到堯時已經是“甚緩而民服”，統治者的政策的好壞對人民生產生活水準的高低有著極大的影響。這種上古社會狀態的分等在先秦文獻中也有述及，例如《莊子·天運》云：“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堯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其中談到黃帝以下，社會治理的境界越來越差。其中心思想雖然與簡文所述有異，但其對於上古時期社會階段分期的做法與簡文有一致的地方。
有學者認為《容成氏》關於原始社會的描述“與《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儒家的大同社會若合符節”，[8]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發現《容成氏》中所述上古部分與《禮運》中籠統的“大同”時代是有區別的。《禮運》篇中將社會階段涇渭分明地分為“大同”、“小康”兩種，而《容成氏》簡文則是詳細區分“大同”中的不同階段，一步一步地過渡到夏、商、周的“小康”社會，最後到桀、紂末世。
二、簡文新讀
（一）簡文述堯事一節，經李零先生整理後讀為“昔堯處于丹府與藋陵之間，堯踐施而時時賽，不勸而民力，不刑殺而無盜賊，甚緩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爲天子。于是乎方圓千里，<于是于>持（？）板正位，四向

《容成氏》三題

和，懷以來天下之民。”
李零先生認為“方”同於“方圓”，“方圓千里”下疑脫“之中”，持（？）板疑為手持笏板一類東西。可知他理解“方圓千里”在句中成分同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在句中成分同於“持板正位，四向委和”。如此一來，“持板正位”前多了“於是於”三字，李零先生認為其是衍文。，李零先生未釋，何琳儀先生釋為“委”，意為“屬”或“歸”。[9]蘇建洲等學者翻譯此句為“於是乎方圓百里的諸侯，率領他們的人民前來歸附，並擁戴共立堯為天子。於是乎方圓千里的諸侯，拿持笏板依照位列排好，從四方而來讬付天下的和平於堯，天下之民受到懷柔而歸附。”[10]翻譯中基本同意李、何等學者的意見。
筆者認為以上理解有三個問題：一者，既然是“天下”之人又怎麼會屬於某方圓百里或千里呢？再者，“懷以來天下之民”的主語又是誰呢？依文意當是堯，可是此句卻與“持板正位，四向委和”連在一起。以致于蘇建洲等學者翻譯此句時頗費思量，最終翻成了被動句：天下之民被懷柔。三者，“和”是個抽象名詞，不能用來“屬”或“歸”給某人。正是鑒於上述第一個問題，陳偉先生認為“率”屬上讀，意為順服，又將原釋為“就”的字改釋為“戚”以與“率”對應。[11]
就簡文所產生的理解問題，我們認為此句有重新解讀的必要。新讀主要基於以下五點認識：1、“於是乎方圓千里”與“方百里之中”不同，其後不脫“之中”。“方百里之中”在句中是作狀語，意為在百里平方大小的地方；“於是乎方圓千里”單獨成句，指堯的統治區在天下之人“奉而立之”後，幅員已至千里平方。2、“天下之人就”語意完足，“率”非動詞，而是語氣助詞。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率”字條下引王念孫曰“率，語助也。”又引《書·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堪協”，《君奭》“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等典籍中相同用法證之。[12]俞樾也認為上舉《湯誓》中三“率”字俱為語詞。[13]3、“於是於”非衍文，承前省略主語堯。4、“正位”的執行者當是堯。《爾雅·釋官》：“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邢昺疏：“位，群臣之列位也。”正群臣之列位之人自應是堯，而不是百官自正。5、“四向委和”中委與和意思相似，“委和”屬一組合詞，指堯“四向”時所持的態度。《說文》“委，隨也。”徐鉉曰：“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皃。故從禾。”段玉裁注“隨其所如曰委。”其意指柔曲、順從。《詩經·召南·羔羊》“委蛇委蛇”，鄭《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鄘·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傳》曰：“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跡也。”[14]其中的“委”都是這個意思。“四向”泛指外界。全句指堯與外人交接中順和的態度。
根據以上五點，筆者認為此處斷句如下：“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践施而时时赛，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于是于持（？）板正位，四向委和，怀以来天下之民。”簡文簡明扼要地敍述了堯的發展史。堯起初處於丹府與藋陵之間，地方只有百里見方。因其親力施為、政策適當，在這方圓百里之中，天下之人聚集，奉堯為天子。此時堯的統治區域擴大到了方圓千里。堯於是持（？）板，正群臣列位，與外界交接時採取和順的態度，以懷柔召集更多的人和土地。簡文敍述了堯由最初的百里之地發展到擁有天下之民和土地的過程。正是在獲得天下的前提下，簡文接下來才能夠敍述“堯以天下讓於賢者”。
實際上，以百里之地而王天下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潮之一。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載“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朱熹《章句》“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15]又如同書《公孫醜》上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再如《荀子·仲尼》篇“文王載百里之地而天下一”，楊諒注“以有道也。”又《儒效》篇“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簡文中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堯能以百里而王天下的決定條件也是其善行仁政。
（二）關於湯伐桀、桀外逃一段，簡文為：“如是而不可，然後從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門，立于中

《容成氏》三題

。桀乃逃之鬲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蒼梧之野。湯于是乎征九州之師以

《容成氏》三題

四海之內，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
有學者通過研究簡文，認為桀在鬲山氏之後逃到鳴條。[16]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對簡文的誤讀。簡文“升自戎遂，入自北門，立於中”的主語是湯，湯所進入的地方或許就是桀都城。其後桀逃向鬲山氏，應當是逃向鬲山氏的都城。之後湯追趕桀，自鳴條之遂下行，攻打高神之門，鳴條之遂可能距鬲山氏都城很近，這樣才能居之臨下，攻打高神之門。簡文湯每次攻打一地時，首先要佔領某遂，接著攻打某門，可見“遂”和“門”應是都城的兩處防護設施。鳴條之遂應是鬲山氏都城的防護設施而不是桀逃亡目的地。《史記·蘇秦列傳》中載蘇秦說魏王：“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幹遂。……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正義》“夫差敗于姑蘇，禽於幹遂，相去四十餘里。”勾踐利用三千兵力攻打幹遂，蘇秦仍說其所依仗的不是兵多而是兵威，足見遂作為防守處實在是易守難攻。根據《正義》所述也能夠知道遂與都城相去不遠，是以夫差可以走保之。許全勝先生認為鳴條之遂為戰略要地，[17]有一定道理。
簡文敍述桀逃向蒼梧之野後，湯並沒有繼續追趕，而是四處徵發軍隊，鞏固自己在各地的統治。《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因此條記載，學者多認為三朡是桀逃亡路線上的一處。例如《集解》引孔安國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又如馬保春先生認為“‘三朡’是湯追桀所至，則其亦必桀所到”。[18]發生在三朡的戰事，筆者認為不是針對逃亡的夏桀，而是屬於湯“平定海內”征伐其他諸侯的部分，相應于簡文中的“湯於是乎征九州之師以四海之內，於是乎天下之兵大起，於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桀之事蹟隨著桀都陷落、桀的逃跑已經告一段落。歷代學者把三朡作為湯追桀中的一個地點，是對《史記》的誤解。觀《容成氏》簡文以及《左傳》、《國語》、《紀年》、《呂氏春秋·簡選》、《墨子·明鬼下》等文獻關於湯伐桀的記載，俱沒有提到“三朡”這一地點，應當不是巧合，當能證明筆者此意。
三、制度考實
有學者認為簡文中關於古帝行政制度方面的材料彌補了典籍材料的不足。[19]我們認為這一點需要辯證地看待。一方面簡文中敍述的上古人物事蹟可能有真實地歷史質素在其中，同時這些敍述很大程度上出於附會，帶有濃厚地戰國時代的思想意識，特別是制度方面的材料尤為如是。筆者試舉三例說明之。
（一）堯“穴窺”選賢。簡文云：“堯乃為之教曰：‘自入焉，餘穴窺焉，以求賢者而讓焉。’”這種人才選拔方式與典籍中記載的不同。典籍中所記的方式主要是推舉。例如《史記·五帝本紀》云：“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推舉出來之後還要進一步考察所推之人的品行，最終薦之於天。再如《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王制》裏的這種選舉制度由鄉一級選拔到一國範圍內之選拔，最後由王裁定，更加系統。像簡文中的“穴窺”這種選拔人才的方式先秦典籍中少見。
雖則少見，“穴窺”這種方式卻又頗具戰國時代色彩。“穴”是戰國時期攻城的一種方式。《墨子·備城門》云：“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輼，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又《韓非子·八說》：“幹城巨衝，不若堙穴伏橐。”這種攻城方式其主要特點據《墨子》文中所述，是需要秘密進行，使城中之敵不知所穴何處。是故《墨子·備穴》篇所述應對這種攻城方式的辦法即為“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可見一旦為城中之人所知曉，穴攻也就失去了效果。與此相似，“穴”也是一種入室偷盜方式。《呂氏春秋·聽言》：“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培”據于省吾先生考證是“壞”之借字，意為牆。[20]狗死不能示警，正利於保密。簡文中所述的“穴窺”選拔人才的方式目的也是為了在選拔物件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來考察此人是不是賢才。其特點與戰國時穴攻一樣，都是要保密，要在物件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
“穴”也是戰國時期一種秘密獲得情報的方式。《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同篇所載此故事尚有另一版本：“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這裏所說的穴聞、穴聽都是秘密獲得情報而不使對方察覺。《孟子·滕文公》下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說的也是由穴窺的方式察知對方的資訊。簡文通過“穴窺”選拔人才與《韓非子》、《孟子》所述雖然具體目的不同，但從大處講，都是通過“穴”這種方式來獲得自己需要的情報資訊，這點是一致的。以上分析說明簡文堯“穴窺”選拔人才的方式具有濃厚的戰國時期的色彩，杜撰的成份很大。
（二）舜設官分職。簡文云：“舜聽政三年，……乃立禹以爲司工。……天下之民居定，乃¨食，乃立後稷以爲盈。……民有餘食，無求不得，民乃實，驕態始作，乃立皋陶以爲李。……三年而天下之人無訟獄者。天下大和均，舜乃欲會天地之氣，而聽用之，乃立契[21]以爲樂正。契既受命，作爲六律六呂，辨爲五音，以定男女之聲。”所設官職為司工負責居，盈負責食，李負責訟，樂正負責樂。相似事件，《堯典》以及《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有所不同。兩書中設官順序為禹為司空，棄為後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為典樂。對後一種排序，清崔述說：“禹于堯之季年已成司空……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22]可見在此種排序中，樂正之職的重要性已為司徒所取代，或許一定程度反映了政治分工更加專門化、政治的理性色彩漸趨濃厚時期的事實。
從“會天地之氣”和“定男女之聲”兩點來看，簡文樂正一職實際上兼有以樂溝通天地之氣和以樂教化民眾兩種職能。這一點與《禮記·王制》中所載有相似之處。《王制》：“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與《周禮》所述不同，其中大樂正受大司徒轄制。無疑，此處大樂正一職也應負有樂職和教職兩種任務。據學者考證，《王制》此部分寫成于戰國中期，[23]《容成氏》的寫成時期也大致在同一時期。[24]二者關於設官分職的知識背景有一致之處，簡文將之附於舜事。
（三）禹度地居民。簡文云：“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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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政三年，……關市無賦。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實之，乃因邇以知遠，去苛而行簡，因民之欲，會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悅治，而遠者自至。四海之內及，四海之外皆請貢。”《禮記·王制》中有相似記載：“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异制，民生其間者异俗，剛柔輕重遲速异齊，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
簡文所謂“關市無賦”與《王制》所述一致。簡文禹選擇居住點的指導原則與《禮記》更是相似，都是通過考察度量山川平原的實地情況來決定。二者所述的政治綱領也是一致的：簡文中說“會天地之利”，《王制》中是“必因天地寒暖燥濕”，簡文中說“因民之欲”，《王制》中說“皆有其性，不可推移“、“通其欲”，簡文說“去苛行簡”，《王制》中表述為“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值得注意的是，簡文中禹以前的官職就是司空，《禮記》中從事上述各項事務者也是司空。這應當不是巧合。正如上文所說《容成氏》與《王制》有著相似的知識背景與源頭，故而二者所述政治制度相似度很高。簡文所述很可能也是將當時的一些傳說附到了禹的名下。
通過以上三點考實，我們認為《容成氏》關於行政制度方面的記載，可能有著早期政治的史影，但更大程度上沾染了濃厚的戰國時代色彩。《荀子·非相》中說：“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所謂“五帝之中無傳政”說的就是五帝時代的政制因其久遠並沒有流傳下來。荀子處於戰國時期，就已經就此發現，根據我們以上的考實，荀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當時所流傳的五帝時代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出於類比與附會。
（編者按：[1]見李零整理：《容成氏》，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9-293頁，下文所引簡文及李零先生的意見俱出於此。
[2]陳劍：《上博簡〈容成氏〉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327-334頁。
[3]參考陳麗桂：《談〈容成氏〉的列簡錯置問題》，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335-345頁；王志平：《〈容成氏〉中制樂諸簡的新闡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397-411頁。
[4]參考王瑜：《〈容成氏〉的竹簡編連及相關問——兼與黃人二等商榷》，《社會科學評論》2008年第2期。
[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49頁。
[6]郭永秉：《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第18頁。
[7]此處“列”從陳偉先生的考釋。參見陳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零釋》，《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8]羅新慧：《〈容成氏〉、〈唐虞之道〉與戰國時期禪讓學說》，《齊魯學刊》2003年第6期。
[9]何琳儀：《第二批滬簡選釋》，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51-452頁。
[10]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21頁。
[11]陳偉：《竹書〈容成氏〉零識》，http://www.bsm.org.cn,2005年11月13日。
[12]王引之：《經傳釋詞》，嶽麓書社，1984年，第215頁。
[13]俞樾：《群經平議》卷四，《續修四庫全書》178經部群經總議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頁。
[14]參考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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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1989年，第88頁。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206頁。
[16]此類論文例如鄭傑祥：《商湯伐桀路線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又如吳銳：《從〈容成氏〉所記桀逃亡路線看夏文化與西部的關係》，《人文雜誌》2007年第2期。
[17]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373頁。
[18]馬保春：《由楚簡〈容成氏〉看湯伐桀的幾個地理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5期。
[19]參考晏昌貴：《〈容成氏〉中的“禹政”》，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358-366頁。丁四新《楚簡〈空成氏〉“禪讓”觀念論析》，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5年11月08日。
[20]參考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5頁。
[21]契從陳偉

朝代更迭中国历史故事简介

考釋。參見陳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零釋》，《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22]崔述：《唐虞考信錄》卷二、三，顧頡剛主編《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7-79頁。
[23]王鍔：《禮記成書考》，中華書局，2007年，第188頁。
[24]參見姜廣輝：《上博藏簡〈容成氏〉的思想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1月23日第003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024.html

以上是关于《容成氏》三題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容成氏》三題；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69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