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九州-楚簡《容成氏》史地問題研究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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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楚簡《容成氏》史地問題研究評議

（吉林大學歷史系2008級碩士研究生）
提要：《容成氏》相關史地研究主要有兩個主題：湯伐桀及桀逃亡的路綫；九州體系。已有研究取得諸多成果的同時也暴露了不少問題，突出的有兩點：一是簡文理解不够充分；二是文獻使用缺少考辨。本文進一步討論相關問題，認爲簡文所述桀逃亡路綫爲桀都→鬲山氏→南巢氏→蒼梧之野，戎遂、鳴條之遂分別是桀都和鬲山氏的一設防處，三朡不在桀逃亡路綫上。九州體系非虛指，戰國歷史變動進一步明確了九州疆域與概念。
關鍵詞：《容成氏》 歷史地理 桀逃亡路綫 九州體系
《容成氏》簡文中提供了一種九州體系的文本，與《尚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等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俱有不同之處。此外，簡文在叙述湯武革命的過程中，也提到了一些事件發生的地點，例如湯伐桀及桀逃亡的路綫，武王伐紂時經過的地方等等。由此學者得以通過簡文研究相關的歷史地理問題。相關研究可分爲兩類，一類是關于湯武革命過程中涉及到的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另一類是關于九州體系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爲繼續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初步的共識，本文在充分討論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研究中産生的一些問題略陳己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關于桀逃亡路綫的研究
關于湯武革命中的地理問題，研究成果主要有：馬保春《由楚簡〈容成氏〉看湯伐桀的幾個地理問題》、[1]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2]吳銳《從〈容成氏〉所記桀逃亡路綫看夏文化與西部的關係》、[3]鄭杰祥《商湯伐桀路綫新探》[4]等。研究中涉及到的中心問題即是湯伐桀過程中桀逃亡的路綫，關于此問題學者有不同看法，下文逐一評議。
馬保春先生認爲簡文“戎遂”即《史記·殷本紀》中“有娀之虛”，[5]幷采信桂文燦《毛詩釋地》裏的意見，“娀”讀爲嵩高之嵩，在今河南登封縣。有娀戰事失利後，桀奔鬲山氏，鬲山氏可能就是典籍所載的有鬲氏，在今山東德州。甲骨文中的“條”或即鳴條省稱，馬氏考證其地在今河北景縣。“鳴條之遂”就是桀奔鬲山氏後湯追桀時所走的道路。馬氏根據《容成氏》結合《史記》、《國語》佚文等文獻的說法，將桀戰鬥及敗亡的路綫勾勒如下：桀都（伊洛地區）→莘之墟之戰（山東莘縣或曹縣北）→有娀之戰（河南登封）→鳴條（河北景縣）→鬲山氏（山東德州）→三朡（山東曹縣），复北上郕地（山東寧陽、範縣）迎擊湯師→南巢氏。
馬氏結合傳世文獻和甲骨文獻做研究，方法可取。不過其使用文獻時缺少必要的考辨。例如桀由鬲山氏南逃三朡時已是數敗之疲師，又怎麽可能北上郕地主動迎擊商師呢？馬氏之所以在桀南逃路綫中加入郕，實因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實際上今本《紀年》是有問題的，王國維做《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時已經說過：“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异乃生調停，紛糾之因皆可剖析”，[6]足見今本存在的問題很大。且看王國維《疏證》中關于湯伐桀的記載：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尚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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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昆吾。（《詩·商頌》箋“昆吾、夏桀，同時誅也。”詳孔疏。）大雪雨，戰于鳴條。（《尚書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尚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戰于郕。（《呂氏春秋·簡選篇》“以戊子戰于郕。”）獲得桀于焦門。（《淮南·主術訓》“擒之焦門。”）放之于南巢。（《御覽》八十三引《紀年》“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僞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7]
比較之後，我們發現今本其實是把不同文獻所載地名去重後，不顧不同文本之間因詳略不同産生的地名排列的複雜性，重新造作了一個順序，例如《呂氏春秋》中郕在鳴條之前，今本中郕却被安排在鳴條之後。馬氏研究中忽視了今本《紀年》存在的問題。
許全勝先生對簡文“戎遂”與“高神之門”兩個地名作了考證。關于前者，許氏從音韵學上考證“戎”、“仍”、“陑”可通，認爲“戎遂”即“陑遂”，也就是《殷本紀》中的“有娀之墟”。《呂氏春秋·簡選》中“郕”爲簡文“戎”之誤。關于後者，許氏認爲“高神之門”省爲“高門”，以音訛爲“巢門”、“焦門”。通過考證，許氏認爲湯伐桀經歷了三次戰鬥：一戰于戎遂，桀敗亡曆山。再戰于鳴條，桀敗亡南巢。三戰敗亡于蒼梧之野，此處或“因舜事而誤”。
許氏關于簡文桀敗亡路綫的觀點大致可取，不過具體細節尚存在問題，容後述。又《山海經·大荒西經》：“成湯伐夏桀于章山”，許氏認爲“章”爲簡文“鬲山氏”中“鬲”之形訛。《史記·貨殖列傳》載“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夏本紀》禹導山部分，“內方至于大別”，《正義》引《括地志》“章山在荊州長林縣東北六十里”。《漢書·地理志》卷28下載“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說明章山自是章山，在漢水流域，非鬲山之訛。
吳銳先生認爲相關研究首要確定桀都、湯都所在。他認爲桀都伊洛地區，又贊同王國維的觀點，認爲湯亳在山東曹縣南。簡文“戎遂”即“有娀”，在山東曹縣附近。鬲山即曆山，根據顧頡剛、高士奇等學者的觀點，認爲在山東定陶。吳氏引《帝王世紀》認爲鳴條當在丹水流域。南巢即“巢門”，訛爲“焦門”，在湖北西部。蒼梧則在今天陝西西南。如此他勾畫的桀逃亡路綫是：戎遂（曹縣附近）→鬲山氏（定陶）→鳴條之遂（丹水流域）→南巢氏（湖北西部）→蒼梧之野（陝西商縣）。
吳氏所勾勒的這條路綫有四個問題。一則關于有娀之戰。吳氏認爲“濟水流域本是殷人的大本營，有娀氏又是殷人的外家，難怪夏桀在此遭遇慘敗”，桀逃入商湯的大本營，失却地利人和挑起戰事，殊不可解。二則關于鬲山氏。吳氏忽略了鬲山氏的古國屬性，認爲曆山、雷澤、河濱三地緊鄰，幷以此地理特徵來確定曆山地望。有學者指出這種將舜活動地方捏在一處的做法與《史記》中司馬遷的誤解有關。[8]三則關于鳴條地望，吳氏主要根據《帝王世紀》中所載“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來確定。《帝王世紀》爲較晚出材料，此處記載與更早的文獻如《史記》、《呂氏春秋》等有衝突之處，歷來學者很少采信，觀《史記》三家注可知。材料使用問題，後文尚有進一步的分析。四則關于南巢。南巢與巢門明顯不同，是兩個概念。吳氏認爲《山海經》中的“章山”即是南巢，文獻中無此說法。章山自是章山，上文已有論述。吳文中說“《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的注解，說南巢是‘南夷地名’”，實際上鄭玄此處注的是鳴條而非南巢。
鄭杰祥先生認爲桀都偃師，湯都鄭州商城，桀敗亡路綫上依次有郕、莘墟、戎遂、鬲山氏、鳴條、三朡、高神之門、南巢、蒼梧之野等地。“郕”即成皋，今河南滎陽。又根據張守節《正義》及《正義》所引《括地志》認爲有娀即山西永濟縣中條山區，鬲山即曆山，也在中條山區。根據《集解》所引孔安國的看法認爲鳴條在安邑西，簡文“高神之門”、“南巢”都在鳴條附近，也在晋南。“蒼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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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在今陝西商縣、山西夏縣一帶。他所勾畫的路綫是：湯自亳（鄭州）出發→郕之戰（滎陽）→莘之墟（陝西合陽）→戎遂（山西永濟中條山）→鬲山氏（仍在中條山區）→鳴條（山西夏縣）→三朡（山西聞喜）→高神之門（距鳴條不遠）→南巢（河南三門峽南郊）→蒼梧之野（山西夏縣）。
根據鄭氏勾畫的路綫，夏桀的活動區域很小，一路向西渡過黃河之後就一直在中條山區徘徊。這與文獻中桀、湯都曾在東部進行過戰爭的記載有衝突。[9]此外，鄭氏論證中存在著文獻使用問題。其所依賴的《僞孔傳》、《正義》、《集解》、《太平寰宇記》以及《正義》所引用的《括地志》等文獻，所載與此主題相關的地點，其地望大多是根據桀都安邑的歷史地理背景來安排的。例如鄭氏論證鳴條在晋南時引用《集解》中“孔安國曰：鳴條在安邑西”，這句話明顯是以桀都安邑爲背景幷以之作爲參考位置。再如論證戎遂在中條山區時引用《太平寰宇記》“堯山在河東縣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湯伐桀，升自陑，即此”，其中“湯伐桀，升自陑”采自《書·湯誓序》，其背景是桀都安邑，湯由陑山伐安邑，雷首山又在安邑附近，自然可以順利得出陑山即雷首山的結論。呂思勉先生認爲這種將與桀都有關的地名一股腦放在晋南的做法“近于鑿空”。[10]鄭氏引《正義》論證戎遂在永濟縣也是同樣的問題，清代學者桂文燦曾指出“張守節謂‘有娀當在蒲州北’，此蓋因桀郡安邑而誤。”[11]
二、關于“九州體系”的研究
與簡文九州體系有關的論文包括：晏昌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釋》、[12]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13]朱淵清《〈容成氏〉夾州、涂州、叙州考》、[14]沈建華《楚簡〈容成氏〉州名與金文卜辭地名》、[15]易德生《上博簡〈容成氏〉九州芻議》、[16]易德生《從楚簡〈容成氏〉九州看〈禹貢〉的成書年代》[17]、杜勇《論〈禹貢〉梁州相關諸問題》[18]等。關于九州體系，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了以下三個問題。
一，不同體系間州名對應問題。關于簡文夾州，有兗州、冀州兩種意見。陳偉先生同意李零的觀點，認爲相當于《禹貢》兗州，“夾”、“寅”因形近而混淆，“寅”、“兗”上古音近，可以通假。杜勇先生則因爲九河在《禹貢》屬于兗州，在簡文中屬夾州，故而認爲夾州即是兗州。晏昌貴先生認爲是冀州，其理由是夾州指夾在兩河之間，與冀州同，另外也有文獻記載九河屬于冀州。朱淵清先生贊同晏氏的觀點，認爲“夾州確應以黃河東西兩河所夾而得名”，不過却又認爲夾州只是冀州的一部分。
簡文夾州下叙有九河。對此晏昌貴先生認爲“可能還與古代黃河下游河道變遷有關”。冀兗二州以黃河爲界，《漢志》河比《禹貢》河靠南，《容成氏》若以《漢志》河爲背景，則九河就可能屬冀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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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兗州。朱淵清先生試圖調和《禹貢》與《容成氏》的差异，認爲“九河下游多在兗州入海，幷不說明‘决九河之阻’地在兗州”。河流在某州出現不一定就表示其屬于某州，這種回歸文本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視。只是朱氏認爲夾州不含山西，幷因此反對將夾州徑釋爲冀州，此說却有可商之處。簡文只是以“决九河之阻”來代表夾州內的水患治理，幷不是說夾州只有“九河之阻”這麽大小的地方。
關于簡文涂州，大多數學者認爲即《禹貢》徐州或部分徐州，如李零、陳偉、晏昌貴、朱淵清、杜勇等學者均持這一觀點。晏昌貴先生認爲徐州疆域與西周徐人的活動範圍一致，西周初方位尚偏北，所以孟諸可以屬于其中。朱淵清先生通過考古學文化分區來論證“王油坊類型文化分布區正是涂（徐）州之所在”，典籍中“禹娶于涂山氏”、“禹合諸侯于涂山”，就是在這一區域。杜勇先生則認爲涂州只是《禹貢》徐州的一部分。易德生先生認爲簡文涂州當是兗州，“涂”與“兗”在音韵學上可以通假，同時九河、明都屬兗州在地理上也是可能的。
關于蓏州的說法較多，有幷州、幽州、冀州說。李零先生認爲“蓏”簡文寫法近于“幷”，疑即《職方氏》的幷州。晏昌貴先生認爲蔞水、易水即幷州呼池水、易水，蓏州“正當《職方》的幷州”。陳偉先生改釋“蓏”爲“藕”，讀爲“耦”，與“幷”同義。認爲蔞水或即淶水，藕州名義上與幷州相通，但是實際地域上却與冀州相當。杜勇先生通過考證蔞、易二水的流域，得出了不同于李、晏二人的看法，認爲蓏州約在《禹貢》冀州境，與陳偉的看法相似。易德生先生認同蘇建洲之說，認爲當是《爾雅》與《呂氏春秋》中的幽州。[19]
關于莒州、競州，李零先生認爲競州相當《禹貢》青州或《爾雅》營州，莒州或即莒國一帶。陳偉先生同意這種觀點。晏昌貴先生認爲，傳世文獻中缺少能與簡文此二州對應的州名，莒州當以莒國春秋前期以前疆域較廣時爲背景，或“偏北偏東，在沂水流域”，競州應“偏西偏北，當淮水流域”。與晏氏相似，杜勇先生認爲莒州近沂水，約相當于《禹貢》的青州，競州相當于徐州的一部分。易德生則認爲“莒”、“徐”、“競”、“青”可通假，莒州、競州即《禹貢》徐州和青州，簡文和傳世文獻一樣，對此二州疆域描繪不清。
二，簡文九州體系與何種版本相似？晏昌貴先生因簡文蓏州同于《職方》幷州故認爲簡文九州體系較接近于《職方》。晏氏這麽說或許還有年代上的考慮，詳見下文。易德生認爲《爾雅》中幽州包括了幷州，簡文蓏州對應幽州，其九州體系更類似于《爾雅》的版本。朱淵清先生懷疑簡文九州體系比《禹貢》更爲原始。杜勇先生則認爲《容成氏》九州在體系上尚不成熟，與《職方》、《禹貢》內容繁複不能相比，上古文獻形成過程複雜，其間關係不易確定。
三，簡文九州體系的性質與時代。晏昌貴先生認爲“簡文九州是一個獨立的系統”，理由是簡文對競州、莒州的劃分“不同于任何一種傳世文獻”。關于其時代，晏氏推測“《容成氏》九州形成于兩周之際或春秋前期”，理由有四：簡文關于九河的劃分以反映較古老河道狀况的《漢志》河爲背景；簡文徐州位置偏北反映了西周徐人的活動區域；藕州“正當《職方》的幷州”；莒州地望當以莒國春秋前期以前疆域較廣時爲背景。杜勇先生認爲《容成氏》九州體系州名與《禹貢》多异，且有“雙州幷提”現象，各州地理特徵與疆界較模糊，“顯然不是一個成熟的九州文本”。關于簡文九州體系的産生年代，杜氏根據各種九州體系內容的繁簡程度，認爲“《容成氏》成篇最早，其次是《職方式》，再其次是《禹貢》”，《爾雅》、《呂氏春秋》中的九州說用語精准且時代確定，時間上更爲靠後。又根據簡文中多使用“于是乎”一詞，而此詞在春秋時期使用頻率較煩，認爲《容成氏》與九州有關的文本形成時間可能早至春秋時期。陳偉先生則因爲簡文九州與傳世文獻相比，州名和州域都有差异，斷定其應屬“自成一格的九州系統”。對于其年代似乎更傾向于戰國時期。易德生先生則認爲簡文九州州名與《禹貢》多同，地理方位上也較一致，只有一個“蓏州”有异，認爲“其九州體系來自《禹貢》，幷非自成爲一個獨特體系”，其時代也晚于《禹貢》。
晏昌貴先生論證《容成氏》九州體系早到春秋前期，其中有一條理由是蓏州的河流同于《職方》中幷州，似乎是以爲《職方》在《周禮》內，形成年代也應該早到西周，幷用此年代來證明《容成氏》九州體系形成的年代。其實《周禮》成書情况十分複雜，這麽分析是不科學的。杜勇先生的論文中就認爲《容成氏》九州體系比《職方》早，其理由是《職方》的內容比《容成氏》更詳細繁複而又系統。關于《容成氏》九州體系的性質與形成年代，以及相關學者論述的得失，下文還有進一步的討論。
三、對上述問題的幾點看法
（一）關于湯伐桀及桀逃亡路綫的研究，我們認爲上述學者所采取的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互補的研究方法比較可行。古史記載具有口述史的性質，難免有挂一漏萬之處。歷史地理研究的優勢在于，根據不同文本，只要確定幾個點，就可以得出一個大致的路綫或範圍。只是學者的研究過程中有一些問題影響到了結論，突出的有兩點。
一個問題是學者之間對簡文的理解有歧异之處，這種理解上的歧异直接影響到了桀逃亡路綫中各地點的排列順序。簡文中涉及桀的逃亡路綫的內容如下：
如是而不可，然後從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門，立于中。桀乃逃之曆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遂逃，去之蒼梧之野。湯于是乎征九州之師以四海之內，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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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20]
細析簡文，“升自戎遂，入自北門，立于中”的主語是湯，說的是湯攻桀而不是桀主動出擊，湯所進入的地方或許就是桀都城。其後桀逃向鬲山氏，應當是逃向鬲山氏的都城。湯追趕桀，自鳴條之遂下行，攻打高神之門，可知鳴條之遂應是通向鬲山氏都城的一處地方，高神之門是鬲山氏都城的一設防處。鳴條之遂可能距鬲山氏都城很近，這樣才能居之臨下，攻打高神之門。之後桀又逃向南巢氏，湯追至南巢氏，攻打之後，桀又逃向蒼梧之野。此後，湯沒有繼續追趕桀，而是四處徵發軍隊，鞏固自己在各地的統治。由簡文我們知道，湯每次攻打一個地方時，首先要占領某遂，接著攻打某門，可見“遂”和“門”是都城的兩處防護設施，應該與都城距離不遠。許全勝先生認爲“戎遂”爲桀都北面的高地是有道理的。桀逃跑路綫是“都城→鬲山氏→南巢氏→蒼梧之野”，戎遂、鳴條之遂幷不是桀逃跑的目的地，只是湯追桀經過或戰鬥過的地方。
另一個問題是有的學者在研究中對不同時期和性質的文獻的價值認識不够充分。徐旭生先生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著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時就已著重談過這個問題，他認爲研究古史的重要前提之一即是“需要注意此期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21]要根據史料的時代與價值將之分等，“歷史工作人必須把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和經過系統化的綜合材料分別開，幷且重視前者，小心處理後者”。[22]關于桀逃亡路綫的問題，筆者以爲首先應該做的也是材料的分類工作。我們對《太平御覽》卷82所引《帝王世紀》中相關材料作一疏證來說明此問題：
湯來伐桀，以乙卯（《禮記·檀弓》下：子卯不樂。鄭玄注：桀以乙卯亡。）戰于鳴條之野。（《太平寰宇記》卷1引《國語》佚文：湯伐桀，……遂戰于鳴條之野。又《尚書·湯誓》序：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追之大涉，（《呂氏春秋·簡選》：未接刃而桀走，遂之至大沙。）遂禽桀于焦，（《淮南子·主術》：禽之焦門。）放之曆山，（《淮南子·修務》：放之曆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逸周書·殷祝解》：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國語·魯語上》：桀奔南巢。）
通過疏證我們發現像《帝王世紀》這類後出材料，多彙集其他文獻，裁以己意，加入了不少杜撰成分。與桀逃亡史事相關的此類材料還有《淮南子》、《列女傳》及更晚的《路史》等，使用時當慎重。
根據這種認識，我們再看有關“戎遂”的材料：《左傳》昭公四年“椒舉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韓非子·十過》“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桀舉行諸侯集會，所選地方很有可能就在桀都附近，根據我們對簡文的分析，“戎遂”離桀都距離不遠。故此“戎遂”或即上引文獻中的“有戎（仍）”，也即是《史記》記載的“有娀”。[23]《史記》《夏、殷本紀》關于湯伐桀俱只記述了一次戰鬥，即發生在桀都之外有娀之墟的戰鬥，當是因爲這次戰爭之後，湯攻占了夏都，名義上已經取代了夏朝。
發生在三朡的戰事，筆者認爲不是針對逃亡的夏桀，而是屬于湯“平定海內”征伐其他諸侯的部分，相應于《容成氏》簡文中的“湯于是乎征九州之師以四海之內，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殘群焉”。桀之事迹隨著桀都陷落、桀的逃跑已經告一段落。歷代學者把三朡作爲湯追桀中的一個地點，是對《史記》的誤解。觀其他諸如《左傳》、《國語》、《紀年》、《呂氏秦秋·簡選》、《墨子·明鬼下》以及《容成氏》等文獻關于湯伐桀的記載，俱沒有提到“三朡”這一地點，應當不是巧合，當能證明筆者此意。
（二）關于九州說的所起，顧頡剛先生因《詩》、《書》中沒有提及故認爲其最早不過春秋中葉，而且其時九州幷無實指，直到戰國時才根據列國紛爭的歷史地理背景造出各州名和疆域。[24]有學者認爲《容成氏》新的九州體系加强了顧先生的論斷。[25]我們認爲這一點需要辯證地看待。
從邏輯上來說，如果戰國前的九州只是“虛浮的概念”，[26]那麽與之前的“多方”、“天下”等觀念有什麽區別呢？實際上與“天下”、“多方”這樣的泛指概念不同，九州有其確定的內涵與意義。《容成氏》中有莒州，學者認爲其與春秋時莒國的地理位置有關，有學者指出“莒”與卜辭中的“呂”相通，早在商代就已有呂（莒）方。[27]戰國時期莒國已式微，莒州作爲《容成氏》九州之一，其存在只能是爲了表示當時“天下”的一個特定區域。《容成氏》中的州，學者認爲其得名與沮水有關，[28]所指也是具體地域。《容成氏》中有徐州，而徐國在春秋時期已爲吳所滅，徐州的存在也是爲了表示“天下”的一個區域。《容成氏》中的揚州，簡文中州名寫法據學者的意見，在楚簡中確定場合被用作“陽”，陽州表示此州氣候較爲溫暖的地理特徵。[29]
從實際的程序來看，顧先生看到《呂氏春秋·有始》裏記載的九州體系將戰國諸侯國與九州對應起來，于是認爲九州的州名和地域是當時人的製作。[30]我們認爲毋寧說是早就存在著九州的概念及其大致的疆域，戰國時期的學者才能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將九州與諸國對應起來。客觀來說，是戰國時期的歷史變動進一步明確了九州疆界，强化了九州觀念。《容成氏》中有耦州、夾州而無冀州，有州而無雍州，有叙州而無豫州，有陽州而無揚州，州名雖不同，代表的地域及地理特徵却相差無幾，正說明這些州名表示具體的地理概念，而不僅僅與戰國列國有關。即使如簡文中的荊州，由于材料的缺乏，我們也很難判斷究竟是國因州得名抑或是州因國得名。《容成氏》九州中只有徐州、揚州、荊州保留下來，莒州、州、夾州、兢州、耦州後來消失，叙州由于語言文字的原因而變更，正是九州說受戰國歷史變動影響而進一步明確的明證。
《左傳》襄公四年所載的《虞人之箴》說“茫茫禹迹，畫爲九州”，《虞人之箴》據記載爲周辛甲時虞人所進言，西周中期的公盨銘文裏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乃疇方設正”，[31]疇方說的也是劃分地域的意思，[32]可見上古時期曾劃分天下爲不同地域的說法早在西周就已有了。漫長歷史中這種劃分也許不只一次、一個版本。晁福林先生曾批判過疑古思潮對口述史一概弃之的態度，認爲除了考古遺存之外，口耳相傳的歷史記憶也是保存古史的一種重要方式。[33]早期的這種區劃經口耳相傳最終記錄下來，呈現不同的面貌有所難免。地理景觀變遷、地域文化不同、記錄傳承差异、歷史變動影響等因素都會導致九州體系的多樣性。多樣性恰恰說明其産生及傳承複雜、其歷時漫長的特點，彼時歷史條件下，如果只存在單一的九州文本，那才是無法解釋的現象。《容成氏》九州體系的出現更能說明這一點。
（編者按：[1]馬保春：《由楚簡〈容成氏〉看湯伐桀的幾個地理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5期。
[2]許全勝：《〈容成氏〉篇釋地》，朱淵清、廖名春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372-376頁。
[3]吳銳：《從〈容成氏〉所記桀逃亡路綫看夏文化與西部的關係》，《人文雜志》2007年第2期。
[4]鄭杰祥：《商湯伐桀路綫新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
[5]下文凡涉及學者關于《容成氏》中地理問題的看法時，除特別標明外，俱引自章下所列該學者的論文。
[6]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2頁。
[7]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卷上，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223-224頁。
[8]司馬遷認爲舜爲冀州之人，故改“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爲“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導致學者們誤認爲雷澤、曆山、河濱等地皆在晋南。參見王輝：《出土文字資料與五帝新證》，《考古學報》2007年第1期。
[9]例如《左傳》昭公十一年記載“桀克有緡以喪其國”，《史記·殷本紀》載《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群後：‘不道，毋之在國，汝毋我怨。’”可見湯的東部地區也是不安寧的，幷不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簡單：西部就是夏的根據地，東部就是湯的大本營。
[10]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6頁。相似論點又見呂思勉：《夏都考》，《呂思勉讀史札記》甲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8-103頁。
[11]桂文燦：《毛詩釋地》，《續修四庫全書》第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634頁。
[12]晏昌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釋》，《武漢大學學報》2004年7月第57卷第4期。
[13]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張建民主編《武漢大學歷史學集刊》第三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8-275頁。
[14]朱淵清：《〈容成氏〉夾州、涂州、叙州考》，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424頁。
[15]沈建華：《楚簡〈容成氏〉州名與金文卜辭地名》，《古文字研究》第25輯，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28-333頁。
[16]易德生：《上博簡〈容成氏〉九州芻議》，《江漢論壇》2006年5月。
[17]易德生：《從楚簡〈容成氏〉九州看〈禹貢〉的成書年代》，《江漢論壇》2009年12月。
[18]杜勇：《論〈禹貢〉梁州相關諸問題》，《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19]蘇建洲後來在其博士論文中改變了看法，認同陳偉的觀點，蓏州即耦州，“用同義字來指稱《職方》中的幷州，是一種‘同義換讀’的現象。”參考蘇建洲：《〈上博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二）〉校釋》，博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4年，第181頁。
[2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0-282頁。
[21]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1頁。
[22]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32-33頁。
[23]呂思勉先生認爲“有仍”與“有緡”同，一爲國名一爲君姓。我們不認同這種說法，桀舉行諸侯集會，不可能選在統治不穩的地方。參見呂思勉：《先秦史》，第106頁。
[24]顧頡剛：《州與岳的演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顧頡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2-569頁。
[25]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第266頁。
[26]顧頡剛：《州與岳的演變》，第569頁。
[27]沈建華：《楚簡〈容成氏〉州名與卜辭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第25輯，第330頁。
[28]見《容成氏》整理者李零等學者的意見。
[29]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第263頁。
[30]顧頡剛：《州與岳的演變》，第571頁。
[31]裘錫圭：《公盨銘文考釋》，《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6頁。
[32]我們認爲裘錫圭先生釋“方”爲法有些牽强，“使法則相類”說不通。疇意爲分類、劃分，“方”爲四方地域及分布于其中的方國部族，《史記·夏本紀》在禹治水成功後緊接著說他“輔成五服”、“鹹建五長”，意與此“疇方設正”同。
[33]晁福林：《論“古史重構”》，《史學集刊》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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