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華簡《楚居》談“×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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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從清華簡《楚居》談“×郢”

（荊州博物館）
近日喜讀清華簡《楚居》釋文，[1]頗有所思，夜不能寐。雖身在昔日楚居之地，卻資訊閉塞。有幸得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書影，讀之再三，草成數語，以期拋磚引玉。齟齬荒謬之處，敬請諸君賜教。
在清華簡《楚居》面世之前，多種楚簡中已頻頻出現各種稱為“×郢”的地名，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這些“×郢”乃是楚國的別都或陪都，並對這些“×郢”的歷史地理位置進行了一系列的考證。[2]清華簡《楚居》是目前所見記錄這些“×郢”最為集中的一篇文獻，多達14個。整理者認為“本篇主要是講述楚公、楚王之居處與遷徙，許多地方可以獲得與歷史記載完全不同的新知。”[3]我們注意到，《楚居》整理者已不再拘泥於“×郢”必是王都，而是把它們解讀為“王居”：“楚自武王之後，王居多稱郢，與武王居疆浧有關，……郢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名，而是武王之後王居的通稱。”[4]但是仍然認為“×郢”為具體的一處處城邑名，並對多個“×郢”的地望進行了探討。細讀《楚居》行文，再結合傳世典籍來看，筆者認為“×郢”並非城邑名，而是宮殿名。試析如下：
一、古人“居”處之所指
當先秦、秦漢時人言及某某人“居”某處時，此處可以指一片自然區域（如《孟子·離婁上》：“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可以指一個國境（如《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蔡澤）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也可以指一座城邑（如《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甚至可以指一座宮殿（如《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在某些語境下，“居”的範圍還可以逐漸縮小（如《史記·酷吏列傳》：“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因此，《楚居》中楚公、楚王“居”處之所指，就不能一概以“熊繹居丹陽”的思維模式來探尋。
《楚居》中所述商代、西周時期楚先公所居，因筆者了解的其它文獻及考古佐證較為貧乏，在此暫且不論。本文主要討論春秋戰國時楚王所居“×郢”的範圍大小問題。
二、楚國都城“郢”
《史記·楚世家》載“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世本》則以為“武王徙郢”（《左傳正義·桓公二年》引）。今據《楚居》，當以武王時為是，其稱“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免，焉始□□□□□福。衆不容於免，乃渭（潰）疆浧之波（陂）而宇人焉，氏（抵）今曰郢。”這是郢都名稱的由來。前文有“巫賅（該）其（脅）以楚，氐（抵）今曰楚人。”這是楚之國名（族名）的由來。可見在楚人的心目中，楚國、郢都的名稱來歷猶如木本水源。
葛陵楚簡中有“在郢，為三月，尚自宜順也。”（乙四35）；“既在郢，將見王，還返毋有咎。”（乙四44）；“居郢，還返至於東陵，尚毋有咎。”（乙四100、零532、678）。[5]這是平夜君成在都城朝見楚王期間，他自稱“在郢”、“居郢”，並不詳言“在×郢”、“居×郢”。在《楚居》中記有“闔廬入郢”，《春秋·定公四年》曰“吳入郢”，均單稱“郢”而不詳言“×郢”。 由此可見單稱“郢”即指此時楚國都城之名而言。
三、眾多的“×郢”
“×郢”在包山楚簡、葛陵楚簡等楚文字資料中常常出現，不勝枚舉。尤以《楚居》所載，最為翔實，多達1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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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郢”為城邑名，指為楚邦之都城，則此大國頻繁遷都，不合常理。無論古今，遷都均是利弊千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如盤庚遷殷之前，“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文尚書》），遷殷之後，“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古本竹書紀年》）。春秋晉景公時，“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左傳·成公六年》）可見遷都擇地之慎重。
如指“×郢”為別都、陪都，如周有宗周、成周，遼有“五京”，尚有所比類。然而春秋初期，“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文王自疆浧徙居郢，郢徙居郢，郢徙居爲郢，爲郢復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楚居》）。楚文王在其在位之十三年中，不去修築正都的城牆，卻連徙四處“陪都”，難道是要效法“狡兔三窟”？《楚居》整理者指出，“疆郢是免郢擴建的一部分，渾言之，免郢、疆郢無別，析言之，二者有先後大小之別。”[6]這個解釋比較符合古代城市建設的規律。
愚意以為凡稱“×郢”者皆是宮殿名稱。《楚居》整理者已指出此篇簡書“內容與《世本》之《居篇》很相類”。[7]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卷末所附秦國先君世系、年數、居、薨的記載，性質上與《楚居》更有類似之處。茲摘錄其中涉及秦公所居的文句如下：
文公立，居西垂宮。
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
出子享國六年，居西陵。
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
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
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
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
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
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
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
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
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
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
上述諸秦公中，自德公以下至躁公，都城皆是“雍”，[8]而所居之“宮”或“寢”不同。可見言某公所居之處可具體指向其寢宮。
由此可以認為：楚國自武王以來，都城整體名為“郢”；而楚王自身常住之宮，名為“×郢”。以前曾經由楚王居住過，後來再次為楚王居住的稱“（襲）×郢”。凡“×郢”皆當在都城“郢”的城垣內或城垣外近郊。楚王寢宮的頻頻移動，當然有政治因素的作用，也不排除其對居住環境的個性化要求，但對整個國家機構的運行和城市布局來說絕不允許產生消極影響。楚王及其宮廷人員可以在都城內外的正殿或游宮之間搬來搬去，而都城內官府、倉庫、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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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點則是相對固定的。葛陵楚簡記平夜君成“既在郢，將見王。”其身已在“郢”都，而尚未見到楚王，故不言在“×郢”宮殿。他“在郢，為三月”，“居郢，還返至於東陵”，可以在“郢”都居住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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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再回其封地東陵，但不可在“×郢”宮殿中長時間滯留。包山楚簡記東周之客許𦀚“致胙於栽郢”、天星觀楚簡記秦客公孫鞅“問王於栽郢”，他們皆已見到楚王，是在“栽郢”[9]這個宮殿見到的。猶《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王坐章台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這就是“郢”和“×郢”的區別與聯繫。
楚王因某些原因而長期所居之特殊地點，而不稱“×郢”的，是離都城較遠的地方。如莊王居“承之埜（烝之野）”，靈王、平王居“秦（乾）溪之上”，惠王居“蔡”。上述這幾處居所的選擇是與一定的政治、軍事背景有聯繫的。
《楚居》載，楚莊王時“若囂（敖）起禍，焉徙居承之埜（烝之野）”。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在與若敖氏的戰爭中，莊王是勝利者，而且若敖氏並未對都城造成任何破壞，莊王沒有遷都的必要。所謂“居烝之野”，應該是莊王為了防範若敖氏的餘黨出現，於是親自在蒸之野這一帶留居了一段較長的時間。
《楚居》載“至靈王自為郢徙居秦（乾）溪之上，以為處於章 [華之台] 。景平王即位，猶居秦（乾）溪之上。”楚靈王所修建的章華台，大多數學者認為就是今潛江龍灣遺址，這裏距離都城“郢”較遠。靈王敗亡後，平王也居於乾溪，一方面是由於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得到靈王已死的確鑿證據，必需坐鎮靈王覆敗之處以威懾其餘黨；另一方面也可享受靈王留下的奢華的章華台。終平王之世，他一直住在這裏，卻不稱其為“×郢”。可見凡稱“×郢”者一定是不能遠離都城“郢”。直到楚昭王時才“自秦（乾）溪之上徙居（）郢。”在此之後，昭王不斷遷徙於多處“×郢”。直到“闔廬入郢，焉復徙居乾溪之上。” 這就是《左傳·定公四年》中所記：“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待申包胥哭請秦師、驅逐吳軍後，昭王還郢，即是“乾溪之上復徙襲郢。”
昭王之子為惠王，《史記·楚世家》載“（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楚居》稱：“王太子以邦復於郢，王自籲徙（蔡）。”即是指楚惠王北上滅蔡，由太子（即簡王）代管國中政務，留守都城，猶後世“監國”之意。簡王時，“郢復於（），王太子以邦居（）郢，以為處於郢。”，看來簡王也因某種原因，而與太子（即聲王）各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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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楚惠王在位57年，去世時年齡較高。簡王嗣之，在位24年，去世時年齡亦當較高。故二王之暮年皆有太子“以邦”（監國）之事。
四、季家湖古城、紀南故城及其周邊大型建築遺址
上面結合傳世典籍與出土楚簡，對“郢”及眾多“×郢”進行了解釋，那麼它們在現在的什麼地方呢？傳世典籍從《史記》開始到清代的《江陵縣誌》，一致認為郢在江陵紀南城。[10]而隨着近現代史學與考古學的發展，關於江陵（荊州）紀南城的年代及性質，學術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目前得到大多數人贊同的意見是：“紀南城始建于楚惠王中後期，毀于頃襄王20年（西元前278年），故是戰國時代的楚郢都。楚在此建都將近200年，是楚國全盛時期的都城。”[11]而此之前的楚都，則被大多數人指認為是在紀南城西北面的當陽季家湖古城。兩城相距不過30多公里，沮漳河由北向南從兩城之間流過，匯入長江。簡言之，這個主流觀點認為：春秋時楚都“郢”在季家湖，戰國時（秦白起拔郢前）在紀南城。這個觀點得到很多考古發掘資料的支持。
從《楚居》中“氏（抵）今曰郢”的語氣來看，自武王以來，至遲到悼王時，都城“郢”的地理位置沒有發生大的變動。文王時就已存在的“郢”，到惠王時改稱“肥遺”並徙居之，後來悼王也一度居於“肥遺”。那麼這些“×郢”就應該分布在季家湖古城、紀南故城內或其近郊。根據近年來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在荊州市荊州區（原江陵縣西北部分）與江陵區（原江陵縣東南部分）發現多處大型建築基址，如馬山鎮蔡橋村（與季家湖古城隔沮漳河相望），紀南鎮紅光村、高臺村（在紀南故城南垣外）、資市鎮青山村（與潛江龍灣遺址接近）。在這些遗址中有的夯土台基的規格與排列規律，與紀南城內松柏村的宮殿區極為相似。
至於潛江龍灣遺址，考古界基本認同其就是楚靈王始建之章華台宮殿群[12]。聯繫《楚居》記載靈王、平王雖居此處，卻不稱其“×郢”來看，它確實與紀南故城相距已经较遠（50多公里），距季家湖古城也就更遠了（80多公里）。
（編者按：[2]吳良寶：《戰國楚簡地名輯證》，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二章《楚簡中的都郢地名》。
[3]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保護中心編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1年。第180頁。
[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187頁。
[5]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
[6]同[3]。
[7]同[4]。
[8]《史記·秦本紀》：“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楚居》中酓（熊繹）徙（夷屯）之前的行事可与此比類。
[9]“栽郢”，有多種隸定，或作“菽郢”、或作“戚郢”，在此不做討論。“栽郢”不見於《楚居》，當為悼王以後之諸王時所新建。
[10]在紀南城東南面有一座名為“郢城”的古城，長期被認為是楚平王時“更城郢”，考古發掘所見地層堆積及周邊鳳凰山、高臺、松柏、謝家橋等漢墓出土簡牘均證明其應是秦漢時期的江陵縣城。
[11]郭德維：《楚都紀南城復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頁。
[12]荊州博物館、潛江博物館：《潛江龍灣（1987～2001年龍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9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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