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簡牘時代的書寫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中國曾有過一個漫長的簡牘時代。在那個時代，竹、木製作的簡牘是最流行的文字載體。漢世雖出現了紙，但簡牘並沒有被迅即淘汰，而是與紙共存了數百年，到東晉纔漸漸廢止。這樣算來，簡牘在中國的使用歷史至少有千餘年。
自20世紀初以來，一批又一批的簡牘在中國各地陸續出土，目前已達數十萬枚。這些簡牘的年代屬戰國至魏晉，秦漢時期的最多。其中，既有細長的簡支, 又有較寬的牘板。不少簡支原本應是編連起來的簡冊，因編繩斷失而散亂，但也有少量編繩未斷、編連完整的簡冊尚存。它們都是十分寶貴的實物資料。
查看這些出土簡牘上的書迹，知其幾乎全部是用毛筆和墨寫就的。在該時期的墓葬和遺址中，亦往往有文具出土，包括毛筆、硯、墨和書刀等。[1]毛筆、硯、墨是供應書寫的，書刀則是用來修治簡牘和刪削墨迹的。那麼，當人們以簡牘為書寫材料時，其書寫方式是怎樣的？與後世有何不同？在文字資料中，我們幾乎沒有見到相關的記載。但是，在視覺資料中，卻有一些表現書寫情形的畫像和實物，可供觀察和研究。
在畫像中，簡冊因其特徵較為明顯，故不難辨認。如例1：

例1.東漢畫像石，山東嘉祥武氏祠[2]

這是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的書寫圖，年代屬東漢。畫面裏，幾個男子席地跪坐；靠右的兩人相對，皆戴尖角前傾之冠，著寬大長服。其中一人似在口授，另一人左手持簡册，右手執筆，正在簡册上懸肘、腕書寫。該簡册的展開部份約有10枚簡支，簡支不太長，可能是一尺之簡（1漢尺約合23.1厘米），依稀可見兩道編繩。書寫者的左手露在簡册之外，則簡册垂下的一端當爲其右端，我們所看到的簡册的展開部份當爲其

中国历史神箭手的故事

背面。據此，可推知是從右到左而書。因畫面不甚清晰，書寫者握持簡册的方式和簡册細部的情况不詳。
又如例2：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例2.東漢畫像磚，四川什邡搜集[3]

這是四川什邡畫像磚的書寫圖，年代屬東漢。畫面裏，二男子站立相對，皆戴尖角前傾之冠。左立者著寬大長服，袖子甚肥；其左手握持部份展開的簡册，右手執筆懸肘、腕，[4]作正待書寫狀。該簡册的展開部份約有10餘枚簡支，簡支不太長，亦可能是一尺之簡，似有兩道編繩。書寫者所面對的簡册面，應爲簡册的正面，其右端下垂。據此，可推知是從右到左而書。因畫面不甚清晰，書寫者握持簡册的方式和簡册細部的情况不詳。
又如例3：

例3.東漢畫像石，山東陽穀八里廟[5]
這是山東陽穀八里廟畫像石的書寫圖，年代屬東漢。畫面裏，幾個男子立於廳堂；靠左的兩人相對，其中戴尖角前傾之冠、著寬大長服者執筆，正在展開的簡冊上懸肘、腕書寫。該簡冊的展開部份約有10餘枚簡支，簡支似較短而

近代中国历史的励志故事

寬，依稀可見編繩。因畫面模糊，書寫者握持簡冊的情況不詳。
以上3幅畫像展示了在簡冊上書寫的情形。還有一些畫像，展示了在牘板和簡支上書寫的情形。如例4：

例4.東漢壁畫，河北望都1號漢墓[6]
這是河北望都1號漢墓壁畫的書寫圖，年代屬東漢。畫面裏，一男子跪坐於枰，戴尖角前傾之冠，著寬大長服，袖子甚肥。其左手豎持一枚牘板，右手懸肘、腕執筆，當在書寫過程中。從該牘板的長度看，應是一尺之牘。枰前的地面上，放置着三足圓形研和水器。因畫面殘損模糊，書寫者握持牘板和執筆的手勢不詳。
又如例5：

例5.東漢畫像石，江蘇徐州賈汪區汴塘镇[7]

這是江蘇徐州賈汪區汴塘镇畫像石的書寫圖，年代屬東漢。畫面裏，有多人在廳堂外伏地跪拜，為首者在門口舉謁稟告。廳堂內，兩個形體較大的男子跪坐於榻，皆戴尖角前傾之冠，著寬大長服。居前者以左手豎持一枚牘板，右手執筆，正在牘板上懸肘、腕書寫。從該牘板的長度看，亦應是一尺之牘。榻前的地面置一案，案甚矮。因圖像刻畫簡單，書寫者握持牘板和執筆的手勢不詳。
又如例6：

例6. 東漢畫像石，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8]
這是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畫像石的書寫圖，年代屬東漢。該圖的背景為一座倉廩，因受篇幅所限，從略。畫面裏，三男子席地跪坐，皆戴冠，冠的樣式不清，著寬大長服。其中一人以手豎持一枚簡支（或為牘板）的中下段，另一手執筆，正在簡支上懸肘、腕書寫。從該簡支的長度看，應是一尺之簡。因圖像刻畫簡單，書寫者握持簡支和執筆的手勢不詳。
以上都是表現書寫情形的漢畫。在晉代墓葬中，曾出土過表現書寫情形的瓷俑，今亦錄列於此。見例7：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例7.書寫俑，湖南長沙金盆嶺西晋墓出土[9]

這是湖南長沙金盆嶺9號西晋墓出土的青瓷“書寫俑”。該俑為一男子，跪坐，戴尖角前傾之冠，冠後耳甚高，著長服。其左手豎持一枚牘板，右手執筆懸肘、腕，作正待書寫狀。恐因是瓷塑，該牘板較厚而短。
又見例8：

例8.對書俑，湖南長沙金盆嶺西晋墓出土[10]

這是湖南長沙金盆嶺9號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對書俑”。該俑為二男子，相對跪坐，皆戴尖角前傾之冠，冠後耳甚高，著長服。其中一人以左手豎持一枚牘板，右手執筆，正在牘板上懸肘、腕書寫。恐因是瓷塑，該牘板亦較厚而短。在兩人之間，放一書案。
以上8例，數量雖不算很多，但或可藉以略窺當時的書寫情形。先來看書寫者。諸例的年代屬東漢至西晉。這8位書寫者皆為男性，無一女性。他們皆戴尖角前傾之冠（唯例6中冠的樣式不清），著長服，這應是文者的裝束。據文獻記載，當時的文者多戴進賢冠。[11]《後漢書》志三〇《輿服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上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東漢蔡邕《獨斷》記載略同：“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髙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卿大夫、尚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12]進賢冠的主體為折角的“展筩”，其前部高企，折角向後而低，正面裝有表示身份的“梁”。將8個書寫者所戴冠的樣式同文獻記載對照，知是進賢冠。因這些書寫者多為側面或造型粗簡，故其冠上之“梁”的情況不明。只有例4中的書寫者，其所戴冠的正面可見一“梁”。還可注意的是,此人的唇上有須,在這些書寫者中稍顯年長。按該圖榜題，其身份為“主薄（簿）”。[13]據考，這位主簿的品秩可能是百石或四百石，[14]正與“六百石以下一梁”之記載相合。
文者當著袍或儒服，這是兩種樣式相近的服裝。《後漢書》志三〇《輿服下》：“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釋名·釋衣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15]可知當時的成年男子皆可著袍（包括“小史”之類身份較低的文者）；袍為長服，其長度達到脚背。又孔子所著袍的腋間尺寸和袖子寬大，為“縫掖”之衣，此即後世儒者所著的儒服。[16]“縫掖”也作“逢掖”。《禮記·儒行》鄭玄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17]《列子·黃帝篇》：丈人謂孔子曰：“汝逢衣徒也。”張湛注引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18]按此，儒服的樣式當與袍接近而有大袖。將這些記載同諸例對照，見例1至例6之書寫者皆著寬大長服，應是袍；其中有些人的袖子甚肥，或是儒服。例7、例8屬西晉，其雖著長服，然袖子較窄，不似儒服，但亦應是袍。所以會有這種不同，可能與西晉時期的服裝變化有關，也可能是因例7、例8純為小吏，不是儒者。
諸例中，例1、例2、例3、例5、例6、例8之書寫者的對面都有一個說話者，故書寫者大抵是在記錄。例7之書寫者雖獨自一人，但從隨葬俑的作用看，其亦當爲侍從中的記錄者。儘管都是記錄，但各自的情況有別，每個書寫者的具體表現亦不同：例1、例3之書寫者弓身前傾，甚為恭謹；例6、例7之書寫者席地穩坐，體貌安和；例8之書寫者聳身湊近對方，態度認真。例2、例5之書寫者則與眾不同，顯得有些倨傲：前者似有質詢之意，後者則似在批答。此外，例4亦僅為一人，此人似是獨自書寫而非記錄。而如前所述，這是一位主掌文書的官吏“主簿”，處理公牘與書寫是其本職。
總之，諸例中的書寫者皆為男性、文者，其書寫多為“記錄”。應當指出，記錄說話者的言論是書寫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未必是最主要的功能。這裏出現的“書寫多為‘記錄’”的現象，恐與諸例皆源自墓葬有關，而墓葬中的圖像、人俑等所表現的內容相對簡單，且往往有誇飾的意味。因諸例的情況有別，故“書寫”這一行為本身不足以作為判斷書寫者身份高低的依據。
下面來看書寫姿勢。諸例中的書寫者，除例2、例3是立姿外，其它6例都是坐姿，並且都是跪坐，席地而坐時如此（見例1、例6、例7、例8），以枰、榻爲坐具時亦然（見例4、例5）。跪坐，又稱“跽坐”，即雙膝併攏曲折，雙腳在後，臀部坐在腳跟上。這是當時的正規坐法，其它坐法皆不合禮儀。[19]
從先秦至西晉，與席地起居的習俗相應，家具皆為矮式，主要包括席、矮足的牀和几、案。[20]几、案或窄或低，通常並不用來承托書寫。[21]還應指出，假使當時的几、案有足夠的大小和高度，也未必能適合跪坐狀態下的書寫。[22]文具則陳於地面（見例4），或放在矮小的書案上（見例8）。不依賴家具承托而書寫時，肘、腕自當懸空。在諸例中，不僅例2、例3這兩個立姿的書寫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7年级

者肘、腕悬空，其它6例坐姿的書寫者也都如是。正同書法家啓功所説: “古人席地而坐，直接用右手往左手所持的卷上書寫，右手本無桌面可倚，當然要懸腕，想不懸腕也不行。”[23]
畫面顯示，書寫者皆以一手握持書寫材品（簡冊、牘板、簡支），另一手持筆，如東漢楊脩《答臨淄侯牋》所云：“握牘持筆，有所造作。”[24]書寫時，書寫材品的上端多向外傾斜，筆桿則向內傾斜，兩者形成略小於90度的夾角（見例1、例6、例8），或大致垂直（見例3、例5）。[25]因是懸肘、腕，且因牘板、簡支很窄，而簡冊的寫畢部份會順勢下垂（例1較明顯），故書寫者寬肥的袖子似乎並未妨礙書寫（見例1至例4）。但窄些的袖口會利索一些（見例5、例6），窄袖則更顯方便（見例7、例8）。
總之，在諸例中，書寫者無論立姿、坐姿，都以单手握持簡冊等書寫材品，無依托地懸空書寫。這種姿勢同後世的一般書寫姿勢有很大的差別，當屬簡牘時代之書寫的重要特徵。它是與席地起居的習俗、低矮的家具、跪坐的坐姿以及簡牘這種硬質的書寫材品相適應的。因其素有淵源，歷史悠久，故對古人的書寫方法乃至書寫格式有深刻的影響。筆者已作專文詳論，茲不贅述。[26]
最後來看書寫材品和文具。簡冊所用的簡支，其長度因所書文字的性質、內容不同而有差別，但以“尺簡”最為多見。如《史記》卷一〇二《馮唐列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中国历史上弑君者的故事

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漢書》卷五〇《馮唐傳》李奇注：“尺籍所以書軍令。”王充《論衡·謝短篇》：“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藉短書。”《論衡·書解篇》：“諸子尺書，文篇具在。”[27]《梁書》卷二五《徐勉傳附子悱》：“及東京曹襃……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在出土簡牘裏，則可見以“尺簡”編連的簡冊實物。
本文所舉8例中，有3例的書寫材品為簡冊（見例1至例3）。這些簡冊應當是用1漢尺長的簡支編連而成，有上下兩道編繩。畫面顯示，這3個簡冊的懸垂部份各有10餘枚簡支。假定這些簡冊是打開了一半，則单个完整的簡冊當約有30枚簡支。若以每簡的容字量為30餘字計算，[28]則单個簡冊可寫約1000餘字。未知其是否為這種先編後寫、用以記錄的簡冊的尋常規制。
畫面顯示，書寫者的手似握在簡冊未展開部份的中段或中下段（例2較明顯）。依理推想，這部份簡冊應當是捲起的。其捲起的方式，或與紙時代早期人們將握在手中的紙張反捲為紙卷相似（可參《女史箴圖卷》和《北齊校書圖》中的書寫畫面，見本文附圖2）。由於沒有家具承托，簡冊的一端在書寫過程中呈懸垂狀，懸垂的部份當為寫畢的部份。懸垂可使墨迹免被沾拭，亦可便其晾乾。由於未寫的部份是捲起的，可推知簡冊是在書寫過程中漸次展開。還可注意的是，簡冊垂下的一端皆為其右端（例1、例2較為明顯），則右端當為起首，可推知簡冊的行序是從右向左，這與後世在紙上的寫法是一致的。
牘板的長度亦不統一，但以“尺牘”最為多見。如《史記》卷一〇五《扁鵲倉公列傳》：“緹縈通尺牘。”《漢書》卷九二《游俠傳·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後漢書》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齊武王縯·子北海靖王興》：“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李賢注：“蓋長一尺，因取名焉。”《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列傳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李賢注引《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29]《梁書》卷三三《王僧孺傳》：“久為尺板斗食之吏。”在出土簡牘裏，則可見大量此類的牘板。
本文所舉8例中，有4例的書寫材品可判定為牘板（見例4、例5、例7、例8）。其中，因例7、例8為瓷塑，其牘板規制明顯失真，不論。例4、例5顯示，其牘板的長度大約為1漢尺，此與文獻記載和今存的出土實物相似，其寬度則不大於手掌。在例4、例5和例8中，書寫者的手皆握在牘板的下端。
在本文所舉8例中，只有例6中的書寫材品可能是簡支，但亦不能排除其為刻畫簡單的牘板。不過，從例6的背景是倉廩來看，其為簡支的可能性似乎較大。[30]畫面顯示，該簡支的長度亦大約為1漢尺，此亦與文獻記載和今存的出土實物相似。書寫者的手托在簡支的下面，持其中下段。

附圖1. 簡冊、牘板、簡支書寫之比較


附圖2. 紙時代早期書寫之持紙卷方式示例[31]


附圖3.簡冊示例[32]


附圖4.牘板、簡支示例[33]
諸例中的筆應當都是毛筆。畫面顯示，這些筆的長度大致與簡冊、牘板、簡支相同，亦應為1漢尺。該長度與文獻記載相合。王充《論衡·效力》曰：“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34]又王羲之《筆經》曰：“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35]“九分”加“二握”，亦近於一尺。[36]今所見出土的漢代毛筆實物，亦皆類此。畫面顯示，書寫時，執筆者多持筆的中段。
除了毛筆，在例4中出現了陳於地面的三足圓硯和水器，硯中有研子，水器下有底托。三足圓硯是常見的漢硯，[37]其體量較大，厚重沉穩，今存實物較多。水器亦是墨筆書寫時應備的文具。在尹灣6號漢墓所出記錄隨葬書囊所盛物品的《君兄繒方緹中物疏》中，除“刀”、“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筆）、“板研”（硯）、“筭”（算籌）等文具外，還有水器“繩杅”（繋繩的杅，杅即盂）和“掊”（水舀或棓，棓即桮、杯）。[38]三足圓硯和水器亦見於其它畫像。
此外，在例5、例8中還出現了書案。當時的案，高度一般為10—20厘米，[39]僅用來承物。書案之低而小，在文獻記載中有所反映。如《漢書》卷七七《鄭崇傳》：“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後漢書》卷一一《劉玄傳》：“（韓夫人）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扺破書案。”李賢注：“扺，擊也。”《南史》卷二五《垣護之傳附崇祖從兄榮祖》：“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備不虞。”則持書案者可跪而起身，女子可擊破書案，書案下安鼻可用為楯。畫面顯示，例5之書寫者身前的書案比坐榻還矮。例8中的書案也很矮，放在兩個跪坐的小吏膝前，上面有小箱、筆架和毛筆等物。此類書案亦見於其它畫像。
總之，諸例中的書寫材品，無論簡冊、牘板、簡支，其長度都約為1漢尺，筆的長度也如此，這應是它們的一般規制，製作方便，使用也方便。當跪坐並懸空書寫時，這樣的簡牘和筆大概正可與人的臂長、手的大小、眼睛至筆端的距離相適合，利於握持簡牘、運筆和閱讀。[40]諸例中的其它文具，如硯、水器、書案等，亦皆與該時代的書寫方式相應，頗具特色。或可一提的是，在本文所舉8例中，使用簡支的僅為1例(即例6，此例亦未可完全確定)，其數量少於使用簡冊的和使用牘板的。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未知是否與簡支細窄不便刻畫有關，還是受了諸例之題材的影響？或因其時的一般書寫狀況本當如此？因目前所見資料仍嫌不足,不敢遽定，尚有待更多的資料和更深入的研究。
以上，本文對多例有關簡牘之書寫的視覺資料進行了考察。這些資料中的書寫者、書寫姿勢、書寫材品和文具等都富含信息，形象、具體地展示了許多引人注意的細節。其中，有的情況是可與文獻記載和其他相關出土實物相印證的，也有的情況是我們僅能從這些直觀而生動的視覺資料中獲知的。這些信息都很寶貴，後者尤值得珍視。

附圖5. 毛筆示例[41]

附圖6. 三足圓形硯示例[42]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附圖7. 水器示例[43]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附圖8. 書案示例[44]

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

附圖9. 書寫者群像
2013年10月
本文的初稿，曾以《漢畫所見簡牘時代的書寫》為題，寄送中國漢畫學會第14屆年會（2013年7月）。今復作修改增訂，改為此題。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3月5日22:11。)
[1]毛筆的例子，如內蒙古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所出的“居延筆”，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所出的“白馬作”、“史虎作”筆，以及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敦煌西湖漢代高望烽隧遺址、江蘇連雲港尹灣6號漢墓所出的毛筆等。石硯的例子，如湖北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河北望都2號漢墓、河南南樂宋耿洛1號漢墓、江蘇連雲港尹灣6號漢墓、安徽天長19號漢墓、山東日照海曲漢墓所出的石硯等。墨的例子，如廣州西漢南越王墓、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所出的墨丸，湖北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寧夏固原漢墓、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墓所出的墨錠等。書刀的例子，如四川成都天迴山漢墓、河北滿城漢墓、廣西貴縣風流嶺31號漢墓、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安徽天長19號漢墓所出的書刀等。
[2]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1《山東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60頁，圖84。
[3]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畫像磚》，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15頁，圖156。
[4]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前引書，《圖版説明》第67頁。
[5]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3《山東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207頁，圖223。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古代墓葬壁畫》，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4頁；摹本見胡文彥、于淑岩《中國家具文化》，河北美術出版社，2003年，《家具與繪畫》圖31。
[7]此拓片係承徐州畫像石藝術博物館武利華先生提供，原石現藏白集漢墓陳列館。
[8]王家雲、王傳昌主編：《山東長清孝堂山漢石祠畫像》，齊魯書社，2001年，東壁畫像拓片。
[9]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晋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第84頁，圖版玖：5。
[10]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文物出版社，1983年，圖158，第201頁。
[11]關於進賢冠，孫機《進賢冠與武弁大冠》一文討論甚詳，可參。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1-165頁。
[12][漢]蔡邕：《獨斷》卷之下，《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87頁。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前引書，第44頁。
[14]陳直指出，河北望都1號漢墓的墓主是由河南尹入為三公，但壁畫“所畫屬吏，多為外官典制”，見陳直《望都漢墓壁畫題字通釋》，《考古》1962年第3期，第163頁。則壁畫中的群吏當爲河南尹之屬吏。《後漢書》志二八《百官五》“州郡”條注引《漢官》曰：“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嚴耕望認為“百石”上脫一數字，並說可參看同書《百官五》“縣鄉”條注引《漢官》：“雒陽……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1頁，第223頁。“主簿”是重要屬吏，按此，其品秩當為百石或四百石。
[15][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五《釋衣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258頁。
[16]《後漢書》卷四九《王符列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可知“縫掖”在漢代是儒服，也是儒者的代稱。
[17]《禮記正義》卷五九《儒行》，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第1668頁。
[18][晉]張湛：《列子注》卷2《黃帝第二》，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1986年，第21頁。
[19]可參看林澐《古人的坐姿和坐具》，《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年第1期，第76頁；並見馬怡《中國古代書寫方式探源》，《文物》2013年第3辑，第151—158頁。
[20]參楊泓《華燭帳前明：從文物看古人的生活與戰争》，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頁，第9頁。
[21]參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二）《兩漢書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77—380頁。邢義田也説：“書案有可能只供放置文書，未必供伏案抄寫。”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收入所著《地不愛寶》，中華書局，2011年，第23頁，第30—31頁。
[22]因跪坐時人體的重心在腳跟，雙腿是折叠而相對放鬆的；倘若跪坐時俯身在几案上書寫，重心就要前移，腿肌會緊張，膝蓋會受壓，且腰背蜷曲，讓人感到吃力和不適。見馬怡，前引文，第153頁。
[23]啓功：《學書首需破迷信》，《文藝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0頁。
[24][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四〇《牋·楊德祖〈答臨淄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19頁。
[25]古人的執筆方式亦因此與後世不同，為“三指握管法”，同我們今天握鋼筆、鉛筆的方法一樣。參啓功，前引文，第119頁。
[26]見馬怡，前引文，第147—189頁。
[27]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卷一二第557頁，卷二八第1159頁。
[28]邢義田曾以江蘇連雲港尹灣漢簡中的《神烏傅》簡（簡長22—23釐米）、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中的《孫臏兵法》簡（簡長28釐米）為樣本進行估算，認為單簡的容字量約為38字左右。見邢義田，前引書，第12頁。
[29]按：今本《說文》無“長一尺”之句。
[30]出現在倉廩圖中的簡牘，有可能是記錄糧食出納的券或簡札，二者皆為細長的簡支。可參看馬怡《簡牘時代的倉廩圖：糧倉、量器與簡牘——從漢晉畫像所見糧食出納場景說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七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又，在本文例6中，書寫者對面的跪坐者所執的可能也是一枚簡支。
[31]《女史箴圖卷》，作者為東晉顧愷之；《北齊校書圖卷》，作者佚名，該圖描繪北齊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遜等人校訂五經諸史之事。兩圖分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第121頁，圖93；第170頁，圖104。按：這種一手持卷、寫畢的卷頁懸垂，另一手無依托地懸肘、腕而書的方法，未知是否唐時學生所謂的“側書”？俟考。（“側書”，見吐魯番阿斯塔納363號墓所出“私學生卜天壽”記於《論語》卷末的雜詩：“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側書還側讀，還須側眼看。”又見法藏編號P.3189號“學士郎張彥宗”記於《開蒙要訓》卷末的雜詩：“聞道側書難，側書實是難。側書須側立，還須側立看。”唐人的坐姿和家具已與前代有所不同，其時的書寫姿勢，當處在由持卷而書到伏案而書的轉變過程中。）
[32]“永元器物簿”冊圖版，見邢義田，前引書，第6頁，第7頁。
[33]里耶公牘圖版，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簡J1⑨11A、B；“侈與督郵書”圖版，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7頁；“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圖版，見馬建華《河西簡牘》，重慶出版社，2003年，第168頁。
[34]黃暉，前引書，第585頁。
[35]引自[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筆譜·二之造》，中華書局，2011年，第57頁。
[36]又《方言》載揚雄《答劉歆書》：“天下上計孝亷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三寸弱翰”較短(約合6.9釐米)，恐不易握持，此應是揚雄為採錄方言所用的便攜之筆，而非一般的正規之筆。參馬衡《記漢居延筆》，收入所著《凡將齋金石叢稿》，中華書局，1977年，第279頁。
[37]參李則斌《漢硯品類的新發現》，《文物》，1988年第2期，第45頁；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0頁。
[38]馬怡：《一個漢代郡吏和他的書囊——讀尹灣漢墓簡牘《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待刊。
[39]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第256頁。另，揚之水説，“（案）高者十幾厘米或二三十厘米，矮者五厘米左右，或更矮”。揚之水，前引書，第377頁。
[40]胡平生說，“由於常人的小臂恰為秦漢尺長一尺左右，因此一尺長的簡牘書寫起來最為得心應手”。見胡平生《〈簡牘檢署考〉導言》，載王國維原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頁。
[41]居延破城子遺址所出毛筆，見黃進興《小學之道——從漢簡看漢代識字教育》，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第16頁；馬衡，前引書，第276頁。山東沂南北寨東漢墓畫像石之簪筆圖（線圖），見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145頁，圖七八；原拓本見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1《山東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圖186。
[42]漢代三足圓形石硯，見張淑芬編《文房四寶·紙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第3頁；四川廣漢東漢墓畫像磚，見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畫像磚》，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104頁，圖139。
[43]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前引書，第170頁，圖104《北齊校書圖卷》；線圖見沈從文，前引書，第198頁，圖九九。北齊屬於紙時代之早期，其文具和書寫習慣等當與簡牘時代接近。
[44]韋娜：《洛陽漢墓壁畫藝術》，河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185頁。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396.html

以上是关于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文物-簡牘時代的書寫；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7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