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出版社-讀嶽麓秦簡（叁）札記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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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讀嶽麓秦簡（叁）札記一則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嶽麓秦簡（叄）《猩、敞知盜分贓案》的釋文有如下内容：
●廿三年四月，江陵丞文敢（讞）之：廿三<二>年九月庚子，令下劾：掾（録）江陵獄：（簡044正）猩智（知）人盜埱冢，分臧（贓）。得。敞當耐為鬼薪，猩黥城旦。遝戊午（赦），為庶人。鞫（簡045正）審，（讞）。（簡046正）●今視故獄：廿一年五月丁未，獄史窣詣士五（伍）去疾、號曰：載銅。●去疾、號曰：號乘軺（簡047正）之醴（澧）陽，與去疾買銅鍚（璗）冗募樂一男子所，載欲買（賣）。得。它如窣。（簡048正）執一男=子=。（男子）士五（伍），定名猩。（簡049正）●猩曰：□□□□□樂，為庸（傭），取銅草中。得。它如號等。（簡050正）●孱陵獄史民詣士五（伍）達。與猩同獄，將從猩。●達曰：亡，與猩等獵漁。不利，負責（債）。（簡051正）冗募上造禒<祿>等從達等漁，謂達，禒<祿>等亡居荑（夷）道界中，有廬舍，欲毆（驅）從禒<祿>。達（簡052正）等從禒<祿>。猩獨居舍為養，達與僕徒時（蒔）等謀埱冢。不告猩，冢巳（已）勶（徹），分器，乃告（簡053正）猩。蒔等不分猩，達獨分猩。它如猩。●猩曰：達等埱冢，不與猩謀。分器，蒔等不分（簡054正）猩，達獨私分猩=。（猩）為樂等庸（傭），取銅草中。它如達及前。●醴陽丞悝曰：冗募上造敞（簡055正）【……。敞曰：……】（缺05）埱冢者鍚。到舍，達巳（已）分鍚。達謂敞：巳（已）到前，不得鍚。今冢中尚有器=，（器）巳（已）出，買（賣）敞所。時（蒔）（簡056正）告達，請與敞出餘器，分敞。達曰：發冢一歲矣！今勶（徹），敞乃來，不可與敞。達等相將之水旁，（簡057正）有頃，來告敞曰：與敞=。（敞）來後，前者為二面，敞為一面。敞曰：若（諾）。皆行，到冢，得鍚。敞買及受分。覺，（簡058正）……
以上簡文中的“鍚”字，分別作、、、、諸形，整理者註釋曰：“疑讀爲‘璗’，銅之美者。按‘銅鍚’、‘鍚’（簡048、056、058）均與前文簡047‘載銅’相應，應指盜墓所出土的青銅器。《説文·玉部》：‘璗，金之美者。’《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師簋：‘十五鍚（璗）鍾。’”[1]
案：整理者將 “鍚”讀爲“璗”，並指“銅之美者”似可商榷，如果按照整理者的意見，其所引師簋“鍚（璗）鍾”雖可證明“鍚（璗）”是指精美的銅料，且此用法還見於師簋和楚公鐘及多友鼎，但簡文“銅”、“鍚（璗）”聯用，則語義稍顯重複，簡文時而“銅鍚”並舉，時而或“銅”或“鍚” 單列，這些信息似乎也在告訴我們：簡文“銅”、“鍚”應該是指兩種金属器具。又“璗”也可以指我們現在常說的黃金，《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鉼金謂之鈑，錫謂之鈏。”郝懿行《義疏》認爲“銀錫銅鐵皆金也。黃金為之長璗者”，其義甚明。又《説文》曰：“銅，赤金也。”段注認爲：“銅色本赤，今之白銅，點化爲之耳。《食貨志》曰‘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由此可見，傳世文獻中的“璗”應是指黃金。但簡文中的“鍚”不應該是此種含義，我們懷疑它可能就是指古代常見的錫器，“錫”，《説文》曰：“銀鉛之閒也 。从金易聲。”因秦簡牘文字中，“易”字形可作下列A、B兩種形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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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其中B類形雖為“昜”，但都是用為“易”字。此外如秦簡中“”字常作“偒”形；“賜”作“”形。[2]
在漢簡帛書材料中，這種訛混的情況也是很常見的，如張家山漢簡中的“易”皆作“昜”形，其“賜”字也從“昜”形。[3]我們還可以看到，在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二二一簡有這樣的內容：“瓦器三貴鍚其六鼎盛羹、鈁六盛米酒、溫酒。”其中的“鍚”作形，整理小組認爲：“鍚，似當讀為塗。《禮記·郊特牲》：‘朱干設鍚’，鄭注：‘干，盾也。鍚，傅其背如龜也。’疑“鍚”之鍚與“朱干設鍚”之鍚為同一詞。或以為鍚為錫之訛。墓中出陶鼎六件，其中四件有錫箔，二件彩繪。出土時，四件鼎內有鳥獸骨骼。……”[4]對此，唐蘭先生云：“鍚，鍚當作錫，隸書昜和易常混亂，張遷碑和靈臺碑易並訛作昜。字字書所無，即塗字。《上書·梓材》：‘唯其塗丹。’漢代銅器鎏金稱為金塗，又叫黃塗。這是瓦器錫塗，以代替錫器。漢文帝禁止霸陵用金銀銅錫，所以用錫塗的瓦器。”[5]賀強先生亦持相同意見。[6]另外，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二二二簡：“瓦朁各鍚。”其中的“鍚”作形，整理小組註釋曰：“墓中出陶釜、陶甑各一件，器表有錫箔，與簡文合。”朱德熙、裘錫圭二位先生認為：“此簡及221、224號簡的‘鍚’字都應該釋作‘錫’。 偽‘鍚’為‘錫’，是秦漢文字中極常見的現象。我們曾誤釋‘鍚’字為‘朱干設鍚’的‘鍚’，為‘考釋’所採用。‘考釋’又引或說以‘鍚’為‘錫’之偽，是正確的。”[7]
又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二二四簡：“‖右方七牒瓦器鍚。”其中的“鍚”作形。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二二三簡：“瓦錝二皆畫。”整理小組註釋此簡認為：“墓中出陶鍾二件，有錫箔，與簡文稍異。”
又案：以上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中的“鍚”皆當作“錫”，為器物表面塗上的錫箔。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簡一〇四號簡文：“不足十六買瓦鼎錫。”其中“錫”作形，整理小組將此釋爲“錫”是很正確的，其義應同於一號墓所見簡文內容。[8]其中的“買”字，整理小組未作說明，當爲“貴”字誤字。
通過以上秦簡材料和張家山漢簡及馬王堆漢墓帛書的例子可以看出，當如唐蘭等先生所言，秦漢時期古人確實是時常將“易”訛寫成“昜”形，所以上舉嶽麓秦簡中的“鍚”可以作“錫”字來進行解釋。需要說明的是，錫金屬在我國發現和使用的年代久遠，據研究：
我國……具有悠久的煉錫歷史。據考古報導，唐山出土的一件銅耳環（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000餘年）是含有一定數量錫的銅合金，並含少量的鉛。山東膠縣龍山文化遺址（距今約3700年）出土的小銅錐是含少量鉛錫的銅鋅合金。甘肅馬家窖出土的公元前3000-2800年的銅錫合金。河南偃師縣二里頭成批出土的商朝的青銅鑿、魚鉤、鏃、和小刀等，據放射性同位素C14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1245±90）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1590-1300年。青銅器的化驗表明，商代已達到分別提煉出銅和錫然後配製合金的高級階段。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發現了商朝晚期的錫塊和外鍍厚錫層的虎面銅盔，這足可證明我國至遲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已掌握煉錫技術。
我國最早的有關錫的文字見於戰國時期的《周禮》，其中《考工記》詳細記述了6種不同用途的青銅器中銅和錫的配比，即所謂“六齊”規則。戰國時期的《山海經》中也有關於“赤錫”的記載。明代著作 《天工開物》下卷“五金”中也提到錫礦石有“山錫”和“水錫”（實際都是砂錫礦床），開採時用水洗選，除掉泥沙雜質，然後和木炭一起在豎爐中鼓風熔煉。[9]
此外，在我國湖北諸地、雲南楚雄、陝西寶雞、山西天馬-曲村、貴州黔西的咸寧等地均出土過年代為先秦至漢代（有的是西周時期）的錫器，其分佈較為廣泛，如湖北天星觀1號楚墓出土錫片飾200件，其中長方形錫片飾120片，圓形錫片飾12件，鏤孔錫片飾68件（菱形鏤孔錫片飾8件、鳥形鏤孔錫片飾26件、長方形鏤孔錫片飾23件、圓形鏤孔錫片飾11件），據研究，這些錫片飾的用途可能是車上的裝飾品。[10]湖北荊州紀南城附近的雨臺山楚墓曾出土錫塊一件，還有一件圓頭柱狀鏃（M158）經化學分析含錫99.54%。[11]湖北當陽趙家湖楚墓出土錫器4件，其中錫簋2件（ZHM8:13，趙家塝8號墓），馬銜2件（LM13:1，李家洼子13號墓），其中錫簋含錫95.51%。[12]1975年5月到1976年初，雲南博物館在楚雄萬家垻考古發掘了79座墓葬，其中在M21、23、75三墓中出土純錫器五十三件：一種是圓形孔錫飾；一種是錫片；一種是錫管。經測定，這些錫器含錫量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13]陝西寶雞國墓地，即竹園溝M9出土的1件錫鼎和2件錫簋，茹家莊井姬墓BRM2出土了8件錫魚飾。其中鼎足部含錫90.96%，簋腹部含錫87.13%，魚飾前半部含錫98.95%。[14]山西天馬-曲村的墓葬中曾經發現錫器33件，能看出器型的有禮器9件，鼎3件、簋5件、盤1件；兵器戈1件。能復原者僅1鼎、1簋。[15]貴州銀子壇墓地出土的兩件錫耳環YZT08(04銀M56:11)和YZT10（04銀M75:6），含錫量達到90%以上，其中一件達到98.6%，其年代屬於戰國至西漢時代。[16]
關於先秦時期錫礦來源的問題，員雅麗、黃維二位先生曾經有很好的歸納和說明，並且其文中注意到了《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八經》相關的內容“荊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東北百里，曰荊山，……，其陽多赤金。……又東南七十里，曰灌山，……，多白錫……。”員、黃二位先生認爲以上內容所見地名及山名大致在今湖北省西北部與河南淅川、南陽交界處，這一地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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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爲楚人興起之地。[17]我們認爲員、黃二位先生的結論十分有道理，“景山”這一地望又載於清華大學藏楚簡文獻《楚居》，其簡文作“京宗”，整理者疑與荊山之首的景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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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説應該可信，這説明在楚人較早的活動區域內，錫礦產資源已經得到很好的開發和利用。總之，結合上文所引湖北多地出土的錫器實物，我們認爲湖北應是先秦時期錫礦產儲藏豐富的地區之一，前文所述馬王堆漢墓遣策中的“鍚<錫>塗”之錫箔似乎也證明了楚地開發及運用錫礦的歷史悠久並且技藝嫺熟。
此外附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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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上引員雅麗、黃維二位先生文中特別留意到了鄖縣肖家河楚墓所出青銅器，認爲此地可能和錫有關，爲了說明問題，我們將其原文引於下方：
鄖縣肖家河楚墓所處地域為“古麇國，春秋錫穴，戰國楚地”（[清]吳葆義：《鄖陽府志·沿革》，成文出版社印行，同治庚午年重修）。麇國，《文獻通考》：“嬴姓子麇國，近楚，在今均州鄖郷”。
麇國滅與楚，時間即在春秋晚期，據史料載，楚伐麇三次，《春秋左傳》記載，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杜預注，防渚、錫穴皆麇地。關於“錫穴”，楊伯峻註釋為，鍚音羊，《釋文》云：“或作錫”。《校勘記》云：“《漢書·地理志》錫縣屬於漢中郡，應劭曰‘音陽’。師古曰‘《春秋》所謂鍚穴’”，而《後漢書·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又似以作“錫”為當。錢綺《札記》云：“此字舊說互異，未能定其何處。然《石經》先於版本，班固、應劭又先於《後漢志》，陸氏《釋文》亦以‘鍚’為正字，‘錫’為或作字，則作‘錫’者後出，當從石本。”錫穴當是麇國都城，《清一統志》謂在今陝西省白河縣東，《方輿紀要》謂在鄖縣西北敗百八十里，皆據《水經·漢水注》，地望蓋同。楚軍雖至此，今年並未滅之，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可證。此年楚滅庸，麇恐亦難獨存。
……
明《湖廣鄖縣府志》在“土產”條中有“錫”（還有“沙金”）。
“錫穴”之名，包括鄖縣、鄖西、竹山、竹溪，一直到安康，根據現代地質資料，這裡不但産錫，也産銅，各縣都有銅礦，鄖縣還有春秋古銅礦。這裡曾經是一個巨大的銅錫共生礦區。由此看來，這一地區是存在錫礦的，至於在先秦時期是否開採，還難以認定，不過可以從考古發掘出土的純錫器來進行探討。
其實在此之前，湖北省鄖西縣檔案局的黃朝祥先生曾經在鄖西縣檔案局網站上發表了《古鍚義山考》一文，黃先生在此文中對“鍚穴”進行了考證，他指出：
《左傳》、《漢書》、《水經注》等較早的史料中記述的都是鍚(鍚)穴、鍚(鍚)縣、鍚(鍚)義山，多數史學家和學者考證的結論也是鍚(鍚)穴、鍚(鍚)縣、鍚(鍚)義山。只有以《後漢書》為引本的史料記載的是“錫”（錫）穴、“錫”（錫）縣，並附會“錫穴”為產錫之地，這是訛傳、誤傳。[19]
从以上諸位學者的論述來看，我們可以暫且把“鍚穴”或“錫穴”是否産錫礦的史實拋開，僅僅從上面秦漢隸書中“鍚”、“錫”互訛的情況來進行判斷，我們認爲陸德明《經典釋文》認爲“鍚穴”之“鍚”或作“錫”應該是有可能的，進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傳世文獻中一個“鍚”訛作“錫”的佳證。
回頭再看簡文，我們認爲簡文中的“銅”、“鍚<錫>”應指古墓中被盜掘的銅器和錫器。再結合簡文中的地名“江陵”、“醴（澧）陽”、“孱陵”等来看，這些地區均屬於當時秦之南郡，盜墓案件發生在此區間，更能說明原屬楚國的這些地區錫品的使用應該十分廣泛。
秦漢以降，錫的用途日趨廣泛，其中相當一部分被用作鑄錢或做其它用途。漢以後，錫器被人們更廣泛使用，但由於錫器容易產生錫疫的緣故，歷史上許多有價值的古錫器未能保存下來，上舉天馬-曲村中的部份錫器沒有很好保存下來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到了宋代，錫器已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製造錫器成了重要的民間手工藝。宋代以後，直到明清和民國，錫器的工藝和藝術性達到了高潮，文人錫器隨之誕生，使錫器一舉躋身到珍品雅玩行列，得以和其它貴金屬古玩相媲美。
另據維微先生研究，到了宋代，文獻中關於錫器的記載逐漸多了起來，並且宋代仍有將大量錫器作為殉葬品來進行陪葬的事例，我們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具體內容可以參看維先生的文章。[20]此外，明代墓葬時有錫器出土，可以看出明人對錫器鍾愛有加，如1984年四川岳池縣雙鄢郷一處窖藏出土兩件明代錫器；[21]1987年1月四川大竹縣曾出土明代錫斧3件；[22]1997年湖南邵陽市城北路明代窖藏出土錫盆3件，錫塞1件，若干殘錫片；[23]2008年8月，江蘇江陰葉家宕村明代墓葬出土錫器21件。[24]
最後想提一句的是，因筆者對於古代錫器知之甚少，文中定會有不少不盡人意的地方，希望得到學術界各位專家學者的幫助和指正！
附記：
小文成文後，蒙陳偉老師審閱指正，陳老師指出，嶽麓秦簡叁定稿討論會上曾有學者提出此字是否為“錫”字，但沒有展開論述。今附記於此，並以此篇小文作為研究這一問題的一點補充及說明。又小文寫作時曾向陳劍先生請教，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本文為教育部2008年度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秦簡牘綜合整理與研究”（批准號：08JZD0036）阶段性成果。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2月21日11：00。）
[1]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叄）》，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圖版見第119-124頁，釋文註釋見第126頁。
[2] 方 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6、245、185頁。
[3] 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62、170頁。
[4]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上冊釋文及註釋第147頁，下冊圖版第237頁。以下所引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皆出此書，不另注。
[5] 唐 蘭：《長沙馬王堆漢軑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釋》，《文史》第十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38頁。
[6] 賀 強：《馬王堆漢墓遣策整理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張顯成教授），2006年，第28頁。
[7] 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補正·十八 簪甗》，《文史》第十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70頁。
[8]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何介鈞主編：《長沙馬王堆二、三漢墓-第一卷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釋文第54頁，圖版二八（XXVⅢ）。
[9] 宋興誠編著：《錫冶金》，冶金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2頁。
[10]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第95、111頁。
[11]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臺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0頁。
[12] 湖北宜昌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當陽趙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48、248頁。
[13]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楚雄萬家垻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3年第3期，第347-381頁。
[14] 蘇榮譽、盧連成、胡智生等：《國墓地青銅器鑄造工藝考察和金屬器物檢測》，《寶雞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20-636、638頁。
[15]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天馬-曲村（1980-1989）》第二冊，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174-1177頁。
[16] 李曉岑等：《貴州銀子壇墓地出土銅錫器的初步分析》，《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3年第02期，第74-78頁。
[17] 員雅麗、黃維《再議先秦時期錫的問題》，《文博》，2013年第1期，第28-35頁。下文所引觀點皆出此篇，不另注。
[18]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上冊第26-27頁、117-124頁，下冊第180-192頁。
[19] 鄖西縣檔案局網站：2011年3月18日。
http://yxda.hbda.gov.cn/childNews.do?method=showNews2&newsId=14256&netId=86
[20] 維 微：《說錫器（上）》，《收藏家》，2005年第5期，第33-38頁。
[21] 張道遠：《岳池縣雙鄢郷出土銅器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第62-64頁。
[22] 大竹縣文物管理所：《大竹縣出土的明代銅器》，《四川文物》2010年第4期，第31-34頁。
[23] 邵陽市文物局：《邵陽市城北路明代窖藏發掘報告》，《湖南考古輯刊》1999年，第153-159頁。
[24] 江陰博物館：《江蘇江陰葉家宕明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8期，第31-45頁。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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