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釋謹與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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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釋謹與慎

（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
提要：
本文通過討論西周金文{謹}和戰國楚簡{慎}字的考釋，來談古文字中同義詞孳乳的一種特殊的構形方式。這種方式是以一個同義字的字形為基礎，添加聲符，來構成一個新的同義字。本文認為，西周金文中從阝（或其變形）、從心或言、斤聲的{謹}，以前誤釋為“慎”的字，其實應該是“謹”字。戰國楚簡中從斤、從言或心、以幺（即玄）或丨為聲符的{慎}字，是在西周金文中從言或從心、斤聲的{謹}字的基礎上，增加聲符（玄、丨）而構成的。同時，本文也討論了楚簡中的“丨”字的古韻歸部問題，認為它應該是上古音的真部字。而且“謹”和“慎”代表的，有可能是舌根音齶化音變前後兩個不同階段的（同義但不同音的）一對同源詞。
關鍵詞：{謹}、{慎}、“丨”字的古音歸部、同義詞的字形關係
本文是“西周金文疑難字與戰國楚簡系列考釋”中的第二篇。在第一篇《釋逨與逑》中，筆者指出近年古文字學界流行的以戰國楚簡文字為線索考釋西周金文中的疑難字的方法在理論上的缺失。首先，考釋西周金文疑難字時，不能簡單地將不同時間層次的材料直接對等起來，而要考慮兩者之間可能發生的字形與字音演變的辯證關係；其次，古文字研究中古音分析應該吸取上古音構擬的新成果，突破傳統通假字分析中以不通為通的“通”“轉”玄說，在理論上更完善，方法上更謹嚴。[1]本文要討論的西周金文的{謹}字（从阝或其變形、从心或言，斤聲；見表一中A字）和戰國楚簡的{慎}字（從言或心、斤，丨或玄聲；見表一中B字），又是這樣的一對例子。只不過，這裡在考慮字形與字音的關係以外，我們還要考慮與字義的聯繫，即“謹”與“慎”兩個字的同義關係及其字形間的聯繫。西周金文的{謹}字，在到戰國、秦漢的演化過程中，不但發生了形變──其中包括聲符、形符的代換，如從斤聲改換為堇聲（斤、堇古音至近），而且也在“”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再加聲符（玄、丨），孳生出同義的{慎}字來。因此，我們在考釋古文字，利用西周金文、戰國楚簡、傳世文獻作為線索時，應該重視金文、楚簡和文獻材料之間可能存在的時間層次，注意發掘不同時期的材料所提供給我們的不同信息。
本文共分四部分：首先論證舊釋為“慎”的西周金文中的字，其實應該是與“慎”同義的“謹”字。其次，分析戰國楚簡中的“慎”字的構形。再次，討論楚簡中的“丨”字以及以“丨”為聲符的字，認為該字應該歸於上古韻部的真部。最後，本文從“謹”、“慎”兩字的演變來看古文字中記錄同義詞的一種特殊構形方法，從而深化我們對於戰國楚簡文字的認識，並且幫助我們正確釋讀西周金文等其他先秦古文字。

1
2
3
4
5
6
7
8
9
A
{謹}

師望鼎
集成5.2812

逨盤

克鼎
集成
5.2836

梁其鐘集成1.187

井人佞鐘集成1.109.1

番生簋集成8.4236

叔家父集成9.4615

曾伯


B
{慎}
{神}

郭緇33、
上博緇17
語叢四4等

郭店老甲11、緇衣15等

老甲27、丙12、成3、性27等

五行16


五行17


春秋早期 楚大師登編鐘[2]

古璽彙編4282－4289， 4292等


古璽彙編4290- 4291，4293等


容成氏1、39
C
{謹}

集成5410
啟卣

集成4464
駒父盨蓋
集成4595
齊陳曼簠
郭店緇衣33
上博緇衣17




表一、兩周金文與戰國楚簡中的“謹”、“慎”、“神”等字形
一、西周金文的{謹}字
在《說慎》一文中，陳劍根據戰國楚簡的{慎}字形以及西周金文中的辭例“A德”或“A厥德”在楚簡、傳世文獻中都寫作“慎德” 或“慎厥德”，就不假思索，直接推論西周金文中的A字就是{慎}。[3]陳文說，
通過與以上豐富的古書材料的對比，前舉金文諸例中列出原形而未釋的那些字（引者按：即A字），除了認為它們表示的就是文獻中的“慎”這個詞，恐怕沒有更好的解釋。
這一個推論的主要線索是辭例上的對應。但是，由於對這條重要線索做了過於簡單、片面的理解，他在之後的字形分析中，被先入為主的觀念所誤導，主觀強解；再加古音通轉分析上的疏漏，以不通為通，因此陳劍的結論──認為西周金文的A字就是“慎”，是值得商榷的。
西周金文中的辭例“A德”或“A厥德”與楚簡、傳世文獻中“慎德” 或“慎厥德”的對應關係，理論上可能存在至少音、形、義三個方面的聯繫。但陳文簡單地認定A字就是“慎”字，則是因為沒有注意到字形與字音演變過程中可能有的辯證關係。
在以上錯誤假設之下，陳文對西周金文中的A字字形做出了錯誤的分析。他認為：金文中A字從心或言，從“斦”聲，認為“斦”即“質”字的聲符。[4]他把A字形分析為從“斦（質）”，是為了和“慎”聯繫起來。
但是，我們從古文字材料來看，以上A字的字形沒有一個真的是從“斦”形的。陳文所謂的“斦”字，大概是“阝”一類字形的訛變。其次，古書、古文字材料中也沒有一個“斦”或從“斦”得聲的字。陳文引《說文·斤部》：“斦，二斤也。闕。”和《說文·貝部》：“質，物相贅。从貝，从斦。闕。”這裡的兩個“闕”似乎說明許慎對這兩個字的解釋並沒有十分的把握，而“斦”字也沒有古文字材料上的佐證。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已依據古文字材料正確指出，這裡許慎的字形分析不確，古文字和《說文》的“質”字，應該是從折聲，小篆所從的“斦”是“折”旁之訛。[5]
再退一步說，即使金文A字是從“斦（質）”聲，“質”與“慎”古音也不相近。[6]陳文要把“質”和“慎”字聯繫起來的設想，也沒有著落。陳文認為，
“質”古音在章母質部，“慎”在禪母真部，它們聲母爲旁紐，韻部有嚴格的陽入對轉關係。西周金文中的質、、 諸字可以讀爲古書中的“慎”，這應該是不存在問題的。
可是，問題就存在於這個“應該是不存在問題”的地方。陳文這裡的古音分析，採用了目前古文字考釋中流行的通假字的“通”“轉”之說。因為“聲母爲旁紐，韻部有嚴格的陽入對轉關係”，就認為一個字可以讀為另一個字，是完全靠不住的。所謂“陽入對轉”，只是說兩個字語音結構的對比，陽聲韻的字以*-ng結尾，入聲韻的字以*-k,*-p,*-t結尾，即使韻部有“嚴格的”對轉關係，即它們的主要元音相同，也並不構成它們可以通假的充分必要條件。同理，所謂的“對轉”“旁轉”等，都不能解釋兩個字為什麼可以通假，也不能成为两字可以通假的充要條件。[7]已經有音韻學家明確指出，清代以來學者所謂的韻部通轉，其實質大部份是不同時代的語音系統之間的歷時音變，也有部分是形態變化、方言差異、小部分是音近通假和連讀音變。[8]而事實上

1-3年级中国历史故事

，質與慎的古音并不相近，因此，“質”與“慎”不可能是通假關係。
金文中的A字，其實應該分析為從阝（或其變形）、從心或言，斤聲。西周與春秋金文和戰國楚簡中有“謹”詞（見表一中的C字）。按照我們通常的閱讀習慣，以後世的常用字為準，那這個字就應該釋為“謹”字。斤與堇，都是見母文部，古音至近，在先秦時期它們可以相互為用。[9]我們也有古文字材料可以證明，“斤”可以讀為“謹”。如《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7: “夫義者，以斤（謹）君子之行也。”[10]即君子謹行慎言的“謹行”。
綜上所述，西周金文的A字，不從斦聲，“質”、“慎”也不能通假；A字從斤聲，讀為“謹”字。斤、堇古音至近。西周金文的“A德”應該讀為“謹德”。“謹”與“慎”是同義詞。
二、戰國楚簡{慎}字的字形分析
戰國楚簡中{慎}字（見表一B1-6）的釋讀，因為有文獻上的堅強證據，得到學者一致的認同，但是大家對該字形的分析卻有爭議。[11]延續上面對於金文“謹”的分析，陳文認對楚簡中的“慎”字，做出了從言、從心、斦（或其訛體）聲的錯誤分析。
首先，如前文所說，B字從“斦”，不確。從表一所列的字形來看，該字的多數字形是從“斤”。其次，陳文說的B3、B4字左上方的“幺”或“彡”形是由戰國古璽印“”形中的“”形訛變而來的推測，則正好是把字形演變的關係給弄顛倒了。[12]慎字從“幺”，而正如陳文已經正確指出，是因為楚簡中的“幺”經常寫作“彡”。[13]古璽印中的“”，很有可能是由“彡”減省而來。裘錫圭以爲楚簡“慎”字所從的“幺”是由“彡”訛變而來的推測，也是錯誤的。[14]
慎字從“幺”的另一個古文字上的證據是在新發現的春秋早期的楚大師登編鐘上的銘文。謝明文在《楚大師登編鐘淺說》一文中，為陳劍的論證作了補充：
陳劍先生在《說慎》一文中認為郭店簡中的［慎］都來源於西周金文中的“”與“”，同時也指出“”發展爲“”和“”，在字形演變上暫時缺乏中間環節。即金文中“慎厥德”等“慎”字通常从“斦”，而未見有寫作“幺”的。整理者認為楚大師登編鐘上的紋飾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青銅鐘上流行的樣式，其時代應該在春秋早期。該編鐘各個慎字兼从“幺”，正好可以作為金文中的“”等形演變為郭店簡中“”等形的中間環節。[15]
這裡謝明文正確指出，楚大師登編鐘的“慎”字從幺、從斤、從心，正好是從西周金文的{謹}字過渡到楚簡{慎}字的中間環節。但是，謝明文沒敢明確說明的是，春秋楚大師登編鐘的{慎}字，正好說明陳文對所謂西周金文“慎”字從“斦”的分析以及楚簡中的“幺”形是由戰國古璽印中的“”形訛變而來的推測，都是不正確的。
慎字從幺，這裡的“幺”，其實是金文的“玄”字。學者已經指出，古文字“玄”、“幺”同形。[16]玄和慎都是真部字。[17]另一個從“幺（玄）”得聲例子是楚簡中的“神”字。《上博二·容成氏》簡1的“戎是”，即傳世文獻中的“神農氏”。[18]神是船母真部字。[19]幺（玄）、神、慎都是真部字。玄是匣母，慎是禪母；類似的例子，有也是真部的“臣”和“賢”，臣是禪母，賢是匣母，臣和賢有諧聲關係。《說文·臤部》：“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因此，在這裡的“玄”是“慎”的諧聲聲符。[20]
楚簡中的“慎”字，除了從幺（玄）的寫法（B3、B4、B6）外，還有另一種寫法（B1、B2）是從“丨”或“十”。學者已經指出，所謂的“十”是“丨”的增繁，這是戰國文字中常見的現象。但對於“丨”的具體讀音或古韻歸部，還有不同意見，我們留到下面去討論。筆者認為“丨”字，應該如《說文》所說，是讀如“引”，或者“讀若囟”；引和囟都是真部字。[21]因此戰國楚簡中的“慎”字，或從幺（玄）聲，或從丨聲。[22]從歷時演變的角度來看，“慎”字有可能是先從幺（玄）聲（現有金文的證據是春秋早期），然後轉而從丨聲（戰國楚簡）。
三、論“丨”字及從“丨”聲之字的古韻歸部問題
根據目前已公布的楚簡材料，“丨”字單獨出現的4次；該字用作偏旁，除了本文所說的“慎”字外，還有2次。相關辭例羅列如次：
（1）《郭店·緇衣》簡17：“其頌（容）不改，出言又（有）丨，利（黎）民所。”[23]
（2）《香港

中国历史上的关于酒的故事

中文大學文物館簡牘》戰國簡1與《上博一·緇衣》簡10綴合：“丌容不改，出言（□□，□□）所”。
（3）《上博二·容成氏》簡1中有一古帝王名為：“杭（？）丨是（氏）”。[24]
（4）《上博六·用曰》簡3：丨，其又（有）成惪（德），閟（閉）言自關。
（5）《上博八·李頌》簡1背：亂本曾（層）枳（枝），𡩻（侵）毀丨可（兮）。
“〡”字的考釋可謂衆說紛紜。陳高志、周鳳五、范常喜釋作“璋”之初文；[25]劉信芳認爲即《說文》的“〡”，讀若“引”；[26]廖名春以為是“川”之省，讀為“訓”，義同“章”；[27]顔世鉉讀為“文”，與“章”義近；[28]白於藍釋作“乀”。[29]蘇建洲謂此字即《說文》的“〡”，與“章”是通假關係，或可讀為“類”，意為“法”；[30]裘锡圭釋為“針”字初文，讀為“慎”，并把“黎民所”讀作“黎民所訓”；[31]孟蓬生同意裘先生的考釋，但認為“丨（針）”字借為“章”，“”字讀如“瞻”；[32]葉曉鋒認為此字既可釋為“針”的初文，那也可能釋為“芒”（麥芒），兩者都是筆直尖銳的象形。[33]鄔可晶認為此字即《說文》“引而上行讀若囟”的“丨”字；[34]王寧認為“丨”應從《說文》音“囟”，讀為“絢”；但後又改讀為“次”。[35]單育辰則懷疑此字可能是表示缺字的符號。[36]
以上的考釋中，不少學者因為《郭店·緇衣》、《上博一·緇衣》與今本《禮記·緇衣》對照，與“丨”字相當的今本是“章”字，與“”相當的是今本“望”字，所以釋該字為“章”、或者千方百計往這兩字靠攏、或認為這兩個字都應該和“章”一樣古韻屬陽部。但是，正如王寧指出的，“義近和位置相當不等於讀音相同或相近”，因此，這種僅僅靠通過今本《緇衣》來推測“丨”和“”的讀音為陽部字的說法是很不可靠的。[37]
在“丨”字的諸多考釋中，常常為人引用、也是較多人信從的，是裘錫圭的“針”字初文說。但是裘先生的這一考釋，在字形與音韻方面都存在問題。這種論證方法，可以稱之為“象形本名求證法”，即某一字形本身象某種實物，“它們所代表的詞就是所象之物的名稱”，[38]是古文字考釋中常用的一種方法。但是，這種方法的合理應用，起碼得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因素：一，字形本身要足夠象形；二，文字字形雖然是約定俗成的，但是字形演變也有一定的歷史年代序列。象形字的字形也不是一成不變，也會有歷時演化而發展。楚簡“丨”字為“針”的象形初文說之所以不可信，一方面是因為“丨”字字形太簡單，可以說什麼象什麼，太多歧義，因此在形象上並不能確定它所像的到底是什麼。另一方面，是該象形字的年代序列不對。對後一點王寧做了很好的分析：
“丨”字甲骨文中用為數字“十”，裘錫圭先生指出“‘丨’當為‘針’之象形初文”（《中國出土文獻十講》296頁）， 對裘老的這個觀點我很賓服，甲骨文“十”字之本義豁然得明。但是有個問題是，到了周代文字中，“丨（十）”的字形開始發生變化，金文中除了“丨”的寫法之外（多作豐中銳末的棗核形），大量出現的是兩種寫法：一種是竪筆中間加圓點，一種是寫作“十”。楚簡文字沿襲之，數字“十”很常見，基本上就是這兩種寫法，沒有例外，無作“丨”者；而“丨”字在楚簡中出現多次，也沒有用為數字者。可見，在楚簡文中，“丨”與“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字；《說文》肯定也是這種情況，故其中“丨”、“十”均有，音、訓皆不同。所以竊以為楚簡和小篆中的“丨”是別有來源，和“十”沒有關係。只是在楚簡文字中作為文字的構件時 “丨”、“十”或互作，竊意這種現象是屬於對“十”的減省，并不能證明楚簡中的“丨”字就相當于“十”，所以根據“十”或“針”的讀音來推求“丨”的讀音是不適當的。[39]
筆者同意王寧上述的看法，即“丨”不一定要是陽部字，也不是“針”的象形初文；也認為從楚簡《緇衣》的引《詩》我們還看不出“丨”的古韻歸部。王寧相信楚簡《李頌》是一篇講究用韻的辭賦，與“丨”押韻的上句“貳”是脂部字，並且他認為《說文》的“囟”，應該是“”的假借字或誤字，“”字古音清母脂部，正與“貳”字為韻。因此，他後來改變了先前認為“丨”是讀若“絢”的真部字，與脂部“貳”為韻（脂真合韻）的看法，而改“丨”為脂部字。
王寧後一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現有的上古音材料都表明“囟”字古韻屬真部，雖然從其諧聲的“”、“細”等少數字屬脂部，這是少數諧聲並不同部的例子。其次，筆者認為即使《李頌》押韻，也不一定要說“囟”是“”的“假借字或誤字”。押韻和通假的語音條件不同。如王寧先前所說，古代詩賦押韻有合韻的情況，脂質真三部的字都有可能與脂部的“貳”押韻。就目前的材料來看，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丨”字非是脂部字不可。
另外，在討論“丨”字及從“丨”聲之字的古韻歸部問題時，學者大都忽視了對楚簡{慎}字的分析。從前節楚簡{慎}字或從幺（玄）、或從丨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王寧之前的說法是正確的，即楚簡中“丨”字及從“丨”聲之字，都應該如《說文》所說，是真部字。
因此，上文（1）《郭店·緇衣》簡17、（2）《上博一·緇衣》可以讀為“出言有绚，黎民所信”，與今本《詩經·小雅·都士人》：“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意義接近。《說文》：“絢，《詩》云：‘素以爲絢兮’”。段玉裁注：“逸《詩》，見《論語·八佾篇》。馬融曰：‘絢，文貌也’。鄭康成《禮注》：‘采成文曰絢。’《注論語》曰：‘文成章曰絢。’許次此篆於繡、繪間者，亦謂五采成文章，與鄭義略同也。”[40]正如王寧所說，“楚簡之‘出言又（有）丨（絢）’即今本之‘出言有章’也，‘絢’與下句之‘信’同真部為韻。如此解釋，於音、於義皆圓通矣。”[41]
（3）《上博二·容成氏》簡1中的上古帝王名，“杭（？）丨是（氏）”，還沒有很好的解釋。
（4）《上博六·用曰》簡3中的“丨”，李銳認為當讀為“謹”，義近於“慎”。其實可以直接讀為“慎”，並依李銳的解釋，“丨（慎）亓（其）又（有）成惪（德），閟（閉）言自關”，所說就是慎德慎言之類。[42]
（5）《上博八·李頌》簡1背：“亂本曾（層）枳（枝），𡩻（侵）毀丨（绚）可（兮）”，“丨”字可依王寧說，也讀為“绚”。“文成章曰絢。”這裡兩句為貳與绚，脂真合韻。
綜合起來，楚簡中的“丨”是真部字，目前公佈的材料中有三種讀法：一，讀為“信”；二，讀為“慎”；三，讀為“絢”，三個都是真部字。
四、古文字中同義字孳乳的一種特殊構形方式
一種語言文字是否豐富優美、是否精確細膩，與其中同義詞的多寡密切相聯。“同義詞的存在乃是語言的豐富性和精確性的標誌之一。”[43]先秦漢語言文字的發展，到了戰國時期，在詞彙方面突飛猛進。戰國文獻中出現大量的同義詞，大大豐富了先秦文化、思想的文字表達。同義詞的研究，顧名思義，主要是研究文字的意義。但是文字的其他兩個方面—音和形，對於同義詞的形成與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馮蒸對於《說文解字》中的同義詞的研究，提出將同義詞以語音標準，區分為同源同義詞和非同源同義詞，拓寬了同義詞研究的範圍，注意到同義詞音和義的複雜關係。[44]
筆者在研讀戰國楚簡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同義詞在字形上也有著有趣的、密切的聯繫。比如上文所討論的戰國楚簡中的“慎”字是在西周金文以來的“謹”字的基礎之上，添加聲符“幺（玄）”或“丨”而構成一個新的同義詞。“謹”與“慎”當然不是一對孤立的例子，下面我們再列舉類似的同義字孳乳的例子。


古文字字形
OCM
B-S

{謹}
、、、、、、、
*kənʔ
*kərʔ

{慎}
、、、、、、
*dins
*Cə.lin-s

幺（玄）
集成2813師𡘇父鼎曾79古璽印
*gwîn
*ɢʷˤin

丨（引/囟）
上博八.李頌1背
*linʔ/*sins
*linʔ

慎
睡.為35
*tin
*tin

1）謹和慎：“慎”是在金文“謹”字字形基礎之上，加聲符幺（玄）或丨而構成。

見

*kêns
*kˤen-s

視
集成6014𣄰尊
*giʔ
*gijʔ


氐
、上(2).容.53背
*tîʔ

*tˤijʔ


示

*gih
*s-gijʔ-s


2）見和視：楚簡中先以形符的不同寫法（下部立人為“視”）來區別詞義。[45]再進一步則以聲符（氐、示）區別。 “視”是在“見”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加“氐”或“示”作為聲符。

生

*sreŋ

*sreŋ


產

*srânʔ／en

*s-ŋrarʔ

彥厂

*hŋans

*ŋˤar-s

彥，從文厂聲
3）生和產：“生”的同義詞“產”是在“生” 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加“厂”（彥）聲符而成。

夕
集成2837大盂鼎
*s-jak
*s-N-rak

夜
集成5433效卣包2.113
*jah > *jakh
*N.rak-s

亦
集成5433效卣
*jak
*m-qak

4）夕和夜；“夕”的同義詞“夜”是在“夕” 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加“亦”聲符而構成。

永
集成4112命簋
*wraŋʔ
*ɢwraŋʔ

羕
集成5811羕史尊
* jaŋh
*ɢaŋʔ-s

羊
集成2839小盂鼎
*jaŋ
*ɢaŋ

5）永和羕：“永”的同義詞“羕”是在“永” 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加“羊”聲符而構成。

室

*lhit
*s.tit
至*tit-s
屋

*ʔok


鹿
、包2.179
*lok
*mə-rʕok

6）室和屋：楚簡“室”的同義詞“屋”，是在“室”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加“鹿”聲符而構成。[46]

祈

*kən

當從斤聲
齋
、、
*tsrî
*tsʕrəj

齋
、
*tsrî
*tsʕrəj

齊
包2.7、
*dzî
*dzʕəj
以“齊”爲“立”
7）祈和齋：楚簡《上博七·武王踐阼》中的“祈”與“齋”。[47]“祈”的同義詞“齋”是在“祈” 字字形的基礎之上，加“齊”聲符（三個簪為齊，但也寫作兩個簪或一個簪[48]）而構成。
這一類由同義字孳乳而構成的字，在目前的文字學研究中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在傳統文字學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同義字孳乳的字，如“船”、“頭”、“爹”、“爸”等。和上面討論的古文字中的“慎”、“視”、“產”、夜”、“羕”、“屋”、“齋”等字一樣，它們也是在的同義字上添加聲符而構成。這些字經常被廣義地涵蓋在形聲字之中，只是作為“少數形聲字跟形旁同義”的例子而加以列舉。[49]但是事實上，它們與一般的形聲字產生的途徑有所不同。[50]例如，船與舟是同義詞，船是在舟的字形基礎上加聲符而形成。《方言》卷九：“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之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據統計，《十三經》總字數634854字，用舟字87次，沒有用到船字。《史記》用舟字29次，用船字92次，可能因為司馬遷是關西人，所以《史記》用船字較多。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有船字。因此，“船”是作為與“舟”同義的方言詞，在戰國秦漢時期進入雅言共同語的。[51]
再如，《說文》“首（頁）”與“頭”同義互訓。王力說，“戰國以前，只有‘首’沒有‘頭’。金文裡有很多‘首’字，卻沒有一個‘頭’字。[52]《詩》《書》《易》都沒有‘頭’字。到了戰國時代，‘頭’字才出現了。”[53]《韓非子》有8個頭字，《戰國策》15個，《呂氏春秋》15個，《史記》用了63次（只考慮“頭部”這一義項；一說126次[54]）。[55]《史記》有3處說“以其頭為飲器”（《大宛列傳》）、“漆其頭以為飲器”（《刺客列傳》），不說首。戰國到西漢時期，“頭”替代“首”開始普遍運用，從首（頁）豆聲的字成為表示“頭部”義項的專字。
“爸”最早見於中古時代，是在“父”字基礎上，加“巴”聲而成。李新魁指出，“古人稱父為‘父’，口頭上一直保留ba音，ba是‘父’字上古的讀法，但‘父’字屬古音的魚部字，後來它的讀書音隨著其他魚部字一起變為u的音，聲母也從重唇變為輕唇，但是口語（特別是楚方言的口語）仍存ba音，結果，人們即在‘父’字下加上一個表示讀音的‘巴’。”[56]“爹”字構形情況也類似。“爹”字出現不早於中古時代，應該是在《說文》與《廣雅》之間的。三國時期魏張輯《廣雅·釋親》最早記載：“爹，父也。”《廣韻》記“爹”有兩個讀音，“徒可切”和“陟邪切”。學者已經指出，“爹”最初的讀音為“徒可切”，是在“父”字的基礎之上，加中古時期“多”（MC tâ）的讀音而構成。[57]而ta現代漢語方言用“大”、“達”、“答”等字表示，是漢語方言口語中仍保留的對父親的俗稱。[58]《廣韻》：“爹，羌人呼父也，陟邪切”，則可能是外來的讀音，後來演變成為明代《洪武正韻》所記的“丁邪切”，即現在普通話的讀音（die）。[59]這樣，和“爸”與“父”的關係一樣，方言口語的“大”反而比“爹”保存了較古的讀音。也就是說，在“爸”和“大”這兩個例子中，被文字固定下來的書面語（“父”和“爹”），隨著諧聲系列讀音的演變而發生變化，而方言口語（“爸”和“大”）卻保留了古音。[60]
我們雖然還不是很清楚上面這些古文字字例中同義字的出現是否是方言口語與雅言的差別；而且，同義詞產生的途徑和來源，除了上面所說方言詞的吸收以外，還有其他如新詞的創造、古詞的襲用、外來語的借用，婉辭的應用等許多原因。[61]也有學者認為“謹”和“慎”疑似同源詞。[62]金文與楚簡中{慎}的聲符“玄”，也是真部字，但聲母古讀舌根音，而由舌根音發生齶化音變，這樣“謹”字才變成了“慎”字。[63]“謹”和“慎”可能代表音變前後不同階段的同義但不同音的一組同源詞。雖然這其中還有不少的語音現象有待進一步仔細研究，但是上述“謹”與“慎”以及其他同義字孳乳的例子已經顯示，在音韻學、訓詁學和詞彙學的研究中，結合古文字字形來考慮字音的變化、詞義的演變、詞彙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的。
由於古文字字形的歷時演變，如“謹”與“慎”、“室”與“屋”、“祈”與“齋”等成對的同義字，後來字形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已經看不出它們原來字形之間的聯繫和中間過渡聲符（如“玄”和“丨”）的作用。因此，對於古文字字形的了解，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多的信息，增加字詞之間複雜聯繫的認識。這不但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先秦文字與文獻，也可以幫助我們全面地認識和更準確地考釋先秦古文字。
二十年前，張永言和汪維輝曾呼籲中古漢語研究中應該提倡長期被忽視的詞彙史，尤其是常用詞演變的研究。[64]其實相同的問題也還存在上古漢語、古文字的研究中。近年來大量戰國秦漢簡牘的出土，為上古漢語音韻史、語法史、詞彙史的研究提供了至為寶貴的材料，但是大家的興趣和工夫還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考釋上。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釋中也常常墨守成規、盲目迷信、濫用通假，在不通為通的“通”“轉”玄說中和稀泥、打轉轉。這種狀況亟須改變。
五、小結：
一、西周金文中的{謹}字，以前誤釋為“慎”，其實應該是從阝或其變形、從心或言，斤聲的“謹”字。斤、堇古音至近。
二、戰國楚簡中的{慎}字的字形，應該分析為從言或心，從斤，幺（玄）或丨聲；是在西周金文{謹}字字形基礎之上，添加聲符(玄或丨)而構成，是楚簡、古文字中記錄同義詞的一種特殊構形方式。“謹”和“慎”可能是代表舌根音齶化前後不同階段（同義但不同音）的一對同源詞。
三、楚簡中的“丨”字應為真部字。
四、古文字中記錄同義詞的一種特殊構形方式，除了謹和慎之外，還有其他的例子，如見和視，生和產，夕和夜，永和羕，室和屋，祈和齋。
五、古文字考釋要形、音、義兼顧，徹底清除通假字理論與實踐中以不通為通“通”“轉”玄說的危害。
附記：本文根據2013年8月1至3日在安徽合肥召開的“紀念何琳儀先生誕辰七十週年暨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講稿修改而成。2014年3月4日應台灣大學文學院徐富昌副院長的邀請，在台大中文系講過一次，徐先生又提出諸多建議，獲益良多。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又得到許思萊（Axel Schuessler）、王志平、朴慧莉（Haeree Park）等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3月27日07：28。）
[1]來國龍，《釋逨與逑——兼談古文字中的“拼音字”》，《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1期，2013年，頁171-195。
[2]周亞，《楚大師登編鐘及相關問題的認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11期，2008年，頁146—167。
[3]陳劍，《說慎》，《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39-53。
[4]陳美蘭已經質疑陳劍的分析，認為該聲符不能完全排除是“折”的可能性。見陳美蘭，《談“慎”字的考釋及典籍中四個“慎”字的誤字》，《中國文字》，第29期，台灣藝文印書館，2003年。大西克也認為“斦”是“質”的本字的可能性不大，見大西克也，《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古文字研究》，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13-518。
[5]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

中国历史每个朝代的故事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頁251。
[6]質 OCM*tət; B-S*t<r>ip-s／*t-lit 慎 OCM*dins；B-S*Cə.lin-s，古音並不相近。本文所用上古音擬音，除特別説明者外，均採用許思萊的“最低限度上古音構擬”，簡稱OCM，參見Axel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和沙加爾（Laurent Sagart）的擬音系統，則簡稱B-S，參見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通假的基本條件是古音相同或極近。而押韻則有可能是合韻，諧聲字可能有對轉、旁轉關係。詳見另文《通假字與戰國秦漢簡帛研究》。
[8]麥耘，《音韻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07-109；楊劍橋，《“一聲之轉”與同源詞研究》，收入楊劍橋，《漢語現代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32-244；來國龍，《說“殺”“散”，兼談古文字釋讀中的通假字問題》，《簡帛》，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15-331。
[9]斤（OCM*kən／B-S*kər）與堇（OCM*krn／B-S*kərʔ），古音至近。
[1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12-213。
[11]除了下文討論的陳劍的說法外，陳偉武認為此字從言，聲。以為字，是慎聲，並無確據。見陳偉武，《舊釋“折”及从“折”之字平議——兼論“慎德”和“悊終”問題》，《古文字研究》第22輯，2000年，頁251-256。
[12]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頁52。在論集的編按中，陳劍還回引裘錫圭的推測來支持其說。
[13]參考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887－947，从糸諸字。
[14]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兼說“丨”為“針”之初文》，《裘錫圭學術文集（二）‧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92-393。
[15]謝明文，《楚大師登編鐘淺說》，復旦網，2009年2月27日。
[16]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頁1108；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頁155。
[17]玄（OCM*gwîn／B-S*ɢʷˤin）與慎（OCM*dins /B-S*Cə.lin-s）都是真部字。
[18]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50。
[19]神（COM*m-lin／B-S*Cə.lin）。
[20]董同龢認為部分章系字跟舌根音字有諧聲關係（禪母是章系，匣母是舌根音），見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年，頁15-17。陸志韋認為章系有喉牙音的來源（匣母是喉牙音），見陸志韋，《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古音說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56-270。李方桂也認為章、昌、船、禪母有舌尖塞音、舌根塞音兩個來源，章系字是在介音-r-和-j-的影響下由舌根音齶化而來的，見李方桂，《幾個上古聲母問題》，收入《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85-94。
[21]囟（OCM*sins）。
[22]囟是心母真部，引是喻母真部，慎的禪母真部，前兩者與後者都可能有諧聲關係。
[23]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頁18，釋文注釋，頁130，文物出版社，1998年。
[24]“杭”字原整理者釋“椲”，陳劍改讀為“杭”。見陳劍：《試說戰國文字中寫法特殊的“亢”和从“亢”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3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2-182。
[25]陳高志，《〈郭店楚墓竹簡‧緇衣篇〉部分文字隸定檢討》，《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1999年，頁365-366；周鳳五，《郭店楚簡識字札記》，《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1999年，頁352；范常喜，《〈上博六·用曰〉劄記三則》，復旦網，2013年6月24日。
[26]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70。
[27]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篇引〈詩〉考》，饒宗頤主編《華學》第4輯，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頁73。
[28]顔世鉉，《郭店楚簡散論（三）》，《大陸雜誌》2000年第2期，頁76。
[29]白於藍，《郭店楚墓竹簡考釋（四篇）》，李學勤、謝貴華主編《簡帛研究二○○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92-193。
[30]蘇建洲，《〈郭店‧緇衣〉考釋一則》，簡帛研究網，2003年6月25日。
[31]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兼說“丨”為“針”之初文》，《裘錫圭學術文集（二）‧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89-394。
[32]孟蓬生，《“出言又（有）丨，利（黎）民所”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四》，《簡帛》，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23-129。
[33]葉曉峰，《關於楚簡中的“丨”字》，復旦網，2008年5月29日。
[34]參見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李頌〉校讀》，文末評論，復旦網，2011年7月17日。
[35]王寧，《郭店楚簡〈緇衣〉文字補釋》，簡帛研究網，2002年9月12日；《再釋楚簡中的“丨”字》，復旦網，2011年9月7日。
[36]參見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李頌〉校讀》，注[13]，復旦網，2011年7月17日。
[37]王寧，《再釋楚簡中的“丨”字》，復旦網，2011年9月7日。
[38]裘錫圭，《文字學概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15。
[39]王寧, 《再釋楚簡中的“丨”字》，復旦網，2011年9月7日，引自文末王寧2011年9月15日的評論。
[40]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649。
[41]王寧，《郭店楚簡〈緇衣〉文字補釋》，簡帛研究網，2002年9月12日。
[42]李銳，《讀〈用曰〉札記(二) 》，武大簡帛網，2007年7月20日。
[43]張永言，《詞彙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頁105。
[44]馮蒸，《〈說文〉同義詞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必須注意的是，正如馮蒸已經指出，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他所說的“同源關係”“只是一種‘俗詞源’（folk etymology），並不是真正的同源字”（頁87）。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同義詞同源分類法，是無謂的增加混亂，對於同義詞辨釋並沒有什麼幫助。參見黃金貴，《古漢語同義詞辨釋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82。
[45]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一）·甲骨文卷》，頁444-448。但是這一形體上的差別，是否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代，則是可以再討論的。
[46]孟蓬生，《清華簡（三）“屋”字補釋》，武大簡帛網，2013年1月6日。
[47]參看劉洪濤, 《釋上博竹書《武王踐阼》的“齋”字》，復旦網，2009年4月5日。
[48]西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見諸祖耿，《戰國策集註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795。這裡所謂的“立”，其實是楚簡中的簪形。從音、形、義三方面來看，齊字的形體取象是三個簪形。詳見另文《楚簡“疌”字補釋——兼說聯綿詞“從容”的來源與本義》。
[49]裘錫圭，《文字學概論》（修訂本），頁163。
[50]關於一般形聲字產生的途徑，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論》（修訂本），頁148-153。
[51]齊沖天、齊小乎編著，《漢語音義字典》，中華書局，2010年，頁923；李波，《〈史記〉中的船和舟》，《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3期，頁88-91。戰國時期出自吳越的冉鉦鋮上有“船”字，但銘文殘缺，見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208。許思萊認為“船”是源自Austroasiatic語的方言，見Axel Schuessler,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195-196。沙加爾認為“船”是動詞“沿”的名物化派生詞，見沙加爾著，龔虎群譯，《上古漢語詞根》，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226。
[52]春秋晚期的蔡侯殘鼎蓋上有“頭”字，銘文殘，但是據同出的同類銘文推測，當為“蔡侯申之頭鼎”，“頭”讀為“廚”，字見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249。戰國文字有從首從豆的“頭”字，多作人名，意義不清，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頁369。
[53]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2002年，頁478。“頭”作為頭部這一義項，見於睡虎地秦簡，參見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1006。
[54]齊沖天、齊小乎編著，《漢語音義字典》，中華書局，2010年，頁651。
[55]吳寶安，《小議“頭”與“首”的詞義演變》，《語言研究》，2011年第2期，頁124-127。
[56]李新魁，《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50；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77。
[57]“多”字從上古到中古到近代的語音演變：duo < MC tâ < LHan *ta < *tai < OCM*tâi < *tlai。參看Axel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 214。
[58]許寶華、宮本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辭典》，中華書局，1999年，頁233-234、1780、6194。
[59]陳燕，《“爹”字二音考》，《辭書研究》，2003年第3期。
[60]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曾經指出漢語音韻史上，口語中極為常見的詞彙，如人稱代詞“我”、“他”、助詞“的”等，往往脫離一般的語音演變的軌跡，在口語發音中保存古音不變。見Paul Demiéville, “Archaïsmes de prononciation en chinois vulgaire.” T'oung Pao, 2nd Series, 40, Livr. 1/3 (1950), pp. 1-59, 238.
[61]張永言，《詞彙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頁110-112；楊劍橋、楊柳著，《楓窗語文札記》，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06-107。
[62]見大西克也，《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頁514。但大西克也誤信陳劍的意見，以為西周金文的“謹”即“慎”字。
[63]大西克也，《

中国历史传说真实故事

戰國楚簡文字中讀作舌根音的幾個章組字》，頁513-518。這裡所謂的齶化（palatalization）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輔音同化的音變現象，指的是某一輔音發音時，由於受臨近高元音i（或y）或半元音j等的影響，舌面抬高，發音部位移向硬齶，因而俱有舌面音色（見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頁84-85）。在漢語音韻史上，齶化現象非常普遍，如中古以後舌尖音端透定泥分化為舌上音知徹澄娘（分化的條件是緊接著的音是i、y或e），近代精系和見系齊撮呼（即i、y）轉化讀如現代漢語拼音的j、q、x（見王力，《漢語語音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660-663，673-680）。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之前，也有所谓的“第一次齶化”，即古讀舌根音的章系字，在某些條件下發生齶化（見河野六郎，《中國音韻史研究一方向－－第一口蓋音化に關聯して——》，《河野六郎著作集》，第二卷，平凡社，1979年，頁227-232；龔煌城，“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收入《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67-77；平山久雄，《河野六郎博士の“第一口蓋音化”說について》，《東ユーラシア言語研究》，第1集，好文出版，2006年）。學者對於上古音是否有齶化音以及齶化的具體條件等有不同的意見（討論見陸志韋，《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古音說略》，頁256-258，268-270；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頁16，等等）。從“謹”與“慎”的例子來看，西周以來的｛謹｝字從斤聲（OCM*kən／B-S*kər）或堇聲（OCM*krn／B-S*kərʔ），後面跟的不是高元音i（或y）或半元音j，因此不可能發生一般所說的齶化。但是，楚國春秋金文和戰國簡牘材料又表明，春秋早期以來，“謹”字又增添了一個“玄”（OCM*gwîn／B-S*ɢʷˤin）的聲符（主元音是高元音i），然後到戰國時期再更換為“丨”聲符，到秦漢以後又改換成“真”聲符。
[64]張永言、汪維輝，《關於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頁401-413。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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