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釋“逨”與“逑”

上古音-釋“逨”與“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上古音-釋“逨”與“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釋“逨”與“逑”

（佛羅里達大學藝術史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中文摘要
本文是“西周金文疑難字與戰國楚簡系列考釋”的第一篇。近來流行的以戰國楚簡爲綫索考釋西周金文疑難字的方法，本文檢視此種方法在理論上的缺失，並以“逨”與“逑”的例，說明古文字考釋中應該注意字形與字音演變的辯證關係。本文從對“逑”一組字的歷時音變、古文字“一形多讀”的特性、古文字中的“拼音字”和詩韻的認識，論證西周金文中的“逨”字有一個從職部、到之部、再到幽部的音變過程，同時字形也有相應的變化。從字形、字音演變的辯證關係，我們可以推論，西周金文中裏以往釋為“逑”的字，其實應該是“逨”字。本文也討論了古文字中一種類似後世反切字的“拼音”構形方法，指出楚簡中從戈從來的字可能是“戈”與“來”的反切“拼音字”。
關鍵字： 逨器、金文、“一形多讀”、“拼音字”
一、引言
近幾年來，戰國楚簡大量發現，尤其是其中可與傳世文獻對照的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陸續公佈，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證據、新綫索。不少古文字研究者紛紛撰文，依據楚簡文字來考釋西周金文中以前未能釋讀的疑難字。從理論上說，楚簡文字中可能“蘊含著許多商周以來傳襲的寫法，為解讀更早的文字充當了鑰匙”。[1]因爲文字發展有連續的一面，我們利用後來的戰國楚簡、甚至秦漢簡帛文字，有可能順藤摸瓜，倒推到西周金文，乃至於更早的商代甲骨文。[2]但是，文字發展又有變化的一面，字形、字音、字義在發展過程中會變化。因此，考釋文字應該考慮到這些變化。但實際運用起來，這種利用戰國楚簡文字來考釋西周金文疑難字的方法常常忽視文字變化的一面，仍然有不少問題。目前古文字考釋中普遍存在一些陳舊的思維定式和錯誤的觀念方法。
字形是考釋古文字的主要出發點。[3]倘若字形上流傳有緒、貫穿始終，這樣的字考釋起來就比較容易。文字系統當然要連續、穩定，否則就很難有效傳達信息。但與此同時，記錄語言的文字不但會隨著口語的變化而變化，也會因爲文字結構、形體的發展以及書寫方式、書寫習慣及教學方式等的變化而發生簡省、繁化、類化、訛變。[4]正如王國維1916年就指出的：“顧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5]王國維在這篇關於金文考釋方法論的綱領性文章中，一方面指出由於時代久遠，我們不一定能把握文字連續發展的脈絡，因此有必要“多聞闕疑”；另一方面，説明古文字材料也是當時的通行文字，要用正常的、歷史的語言學觀念來研究古文字。他說：“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彜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6]因此，了解古代情狀、文字義例、古音假借、文字變化都是古文字考釋必要的準備。
目前，古文字學研究以分析字形見長。這一個長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正是其短處。首先，從字形的角度看問題，如果只是“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我們就往往容易只看到字形的連續性，而忽視字形、字音變化的一面。如果再過分執著於“本字”、“本義”（“造字本義”）、“初文”等東漢以後才形成的文字學概念和閲讀習慣，把它們不恰當地倒推到先秦使用文字的實踐上去，則更加容易脫離文字使用的歷史環境，造成一種非歷史、“上古黄金时代式”的錯誤文字觀念。其次，所謂金文中的疑難字，往往是那些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音形義發生了特殊變化的字。因为如果某個字的發展“一貫始终”，音形義都比較稳定，就容易釋讀出來。而那些“疑難字”，如果不注意其中可能的變化，還是使用“一貫始終”的研究方法來看問題，再加上判斷文字音韻通轉上魯莽武斷，勢必會刻舟求劍，錯誤叢生。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思考以戰國楚簡文字爲綫索來考釋西周金文疑難字的方法。筆者嘗試從字形、字音演變關係的角度，通過具體實例來談西周金文疑難字的考釋和古文字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同時，本文也涉及先秦古文字中一般學者忽略的一種類似後來反切字的“拼音字”的構形方法。這是有關西周金文疑難字與戰國楚簡文字的系列考釋的第一篇。


1
2
3
4
5
6
7
8
9
A
逨

何尊
《集成》6014

史牆盤《集成》10175

單伯鐘《集成》82

長甶盉《集成》9455

交鼎《集成》2459

義盉蓋
《集成》9453

逨盤
《文物》2003.6


B



《郭》緇19

《郭》緇43

《包》138反

《上博》
緇10

《上博》緇22

《上博》天乙5

《上博》天甲6

《清華》耆夜6

《溫縣盟書》T4K6 -315
C
裘

《甲詁》1955

次卣
《集成》5405.2

衛簋
《集成》4256.1

裘衛盉
《集成》9456

九年衛鼎《集成》2831




D
𠂔
秭
姊

《甲詁》2921

靜簋
《集成》2437

曶鼎
《集成》2838

季宮父簠《集成》4572

《九店》

《九店》



E
*來𠂔
齍
、

《甲詁》2921

《集成》4132.2

《集成》4318.2

《集成》10305

《集成》3939

《集成》3827

《集成》4441.2

《集成》2692

《集成》3886
F
求

《綜覽》
1259

君夫簋《集成》4178

邾君鐘《集成》50






表一：相關甲骨文、金文、楚簡字形的拓本、照片、摹本及出處[7]
二、是〈逨〉還是〈逑〉[8]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例子是西周金文中的A字（見表一）。陳劍利用郭店簡《緇衣》引詩中寫作B1和B2的兩個字，對應的今本《詩經》分別寫作〈仇〉（《小雅·正月》）和〈逑〉（《周南·關雎》），論證西周金文中的疑難字A也應該釋是“逑”或“仇”字。[9]這一考釋，雖然也有不少學者表示不同意見，[10]但是頗爲學者所信從。例如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青銅器窖藏中有作器者的名字寫作A4，就常常釋爲“逑”字。[11]
事實上，這一考釋是值得商榷的。[12]其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沒有注意到“逑”這一組字（包括裘、逑等）語音的歷時變化。從商周甲骨文、金文到戰國文字的發展過程中，這個字發生了音變，因而也帶來了字形上的一些變化。二是使用文獻和古文字材料作證據時，忽視了西周金文、戰國楚簡和傳世文獻的時間層次。陳劍正確指出了金文中的“A匹”與傳世文獻中的“逑（仇）匹”應該同義，但是直接就把A字與“逑”字的音、形都等同起來，則忽略了該詞的歷時變化。本文從字形、字音演變的辯證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爲雖然西周金文中的A字是‘逑（仇）’義，但是其音、形與“逑（仇）”並不完全相同。該詞字音有一個從職部字>之部字>幽部字的演變過程，即OCM*gwk > *gwə > *gu；相應地，字形也有一個從逨、、、到逑的發展過程。從這樣的字形與字音演變的關係來看，我們可以推論金文中的A很有可能是〈逨〉字，而不一定是〈逑〉。[13]接下來我們分別就“逑”一組字的歷時音變和字形研究中“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的關係這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三、“逑”一組字的歷時音變
我們先來看“逑”這一組字的語音演變。今本《詩經》有“求”字，根據詩韻，“求”歸幽部（群紐）；但是，从“求”得聲的“裘”字，《詩經》也入韻，古音學家根據詩韻，都把它歸之部（群紐）。從 “裘”字的古文字字形的演變也可以看出，“裘”在甲骨文是個象形字（或稱表意字），“衣”字外面左右兩邊各加兩撇，以像其毛，説明是毛朝外翻的皮衣（見C1）。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在“衣”字中間加“又”字，作爲聲符，形成一個形聲字（見C2和C3）。後來金文字形中的“又”再改換成“求”字。對於這些字形的變化，裘錫圭認爲，“大概是爲了適應語音的變化，聲旁‘又’後來又換成了‘求’。”[14]音韻學家麥耘也指出：“‘求俅球逑’**grju等字在幽部，‘裘’**grjə字則在咍部(引者按：即之部)，從後代發展看，應是原都在咍部，後向幽部演變。”[15]金文中的“裘”字有的从又、也有从求。[16]因此，我們可以推斷，“裘”、“逑”一組字的歷史發展在語音上有一個*gwə > *gu，即從之部字音變爲幽部字的變化過程。也就是說，在“逑”一組字早期的聲旁，有可能是之部字，而不是幽部字。這種由之部字變爲幽部字的現象，並不只是“逑”一組字的孤例，而有一大批字（如“牛”、“丘”、“臼”、“尤”、“母”、“又”、“仇”、“久”、“龜”等以及以它們為聲符的字），發生過類似的歷時音變。[17]羅小華利用古文字材料，指出“就”字也有類似的音變，而且从“又”和“尤”聲（兩個聲符都是之部字）的“就”字，多出現在戰國秦簡和陶文上。[18]是否由此可以推測，秦文字比較保守，保留較多古老的讀音，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深入研究。這一音變既是歷時的，又可能有共時的地域變異。如果像傳統音韻學家那樣，只是把它們看作是之幽兩個韻部之間關係密切，無論是“合韻”或“通轉”，都忽視了它們之間的時間與地域的差別。[19]
總之，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金文中A字是从“來”字的可能，因爲“來”字，尤其是从止的“”字，就是之部字。陳劍因爲已經認定A字所从的是“”的變體，因此在上述文章中力辯A字不可能从“來”。但是，他的論證方法是有問題的。首先，他把金文中A的字形（加上長甶盉、交鼎、義盉蓋和楊家村西周窖藏銅器上的兩個，一共有8個）排比一下，然後以較早的何尊上的字形爲標準（即A1），於是說“我們既已找到了此形左半所从在西周金文中更原始的寫法，則釋‘來’之說就都失去了立論的根據。”[20]這裡的論證混淆了漢語言文字中的字詞關係。因爲即使金文中這些字表達的是‘逑’的字義，也不能因此就說這些字所从的聲旁就一定都是同一個〈求〉的字形，尤其在先秦古文字中，字形與音義的聯係沒有像秦漢（特別是東漢）以後那樣固定，它們完全可以是用不同的字，只要表達相同的音就可以（如果有音變，它們還可以是不同音的字）。即使我們對金文表達{逑}一詞的一些字形還不夠清楚，[21]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此抹殺它們之間的差異，一定把它們都規定為一個標準字形。另外，金文中這些字形是否都是“來”字，要看當時識字的人會不會把它們識爲“來”字。雖然眉縣楊家村出土銅器銘文中的A7，因係人名，沒法提供進一步的線索，但參考同時期的金文，[22]通過“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從現有材料來看，把A1-3和A7隸定為“逨”字，是比較審慎的辦法。[23]
四、字形分析中的“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
其次，陳劍對古文字字形研究中的“橫向比較”方法的批評也是片面的。他說，“我們知道，戰國文字中字與字、字與偏旁、偏旁與偏旁之間形體混同的情況相當嚴重。僅僅通過戰國文字間的橫向比較，往往難以確定某形究竟是何字，或从什麼偏旁。橫向比較的結果，往往也很難作爲釋字的根據”，並舉了學者誤將郭店簡中“弁”與“史”字形混同，“就是對這個問題缺乏深刻認識的表現”。[24]從一方面來説，陳劍所說的有一定道理。戰國時期文字使用的頻率提高，文字異形紛繁複雜，的確很難通過某幾個字形的橫向比較得出標準字形。我們必須考慮該字的歷史發展才能看清字形的演變。
但是，從語言文字的根本性質來説，當時人識讀文字的關鍵是要依靠共時的橫向比較。而且在我們現代的文字研究中，這樣的“橫向”比較，最好是用同一寫者所寫的同一時期的同一批材料，或者是同一文化圈内的寫者和讀者所使用的材料。當然，在實際研究中，我們經常缺乏這樣理想的對比材料，那就只能求其次，用同一時期或同一地區的相近材料。總之，不同時間、地域範圍的界定，不同材質、不同風格的文字材料，對我們歸納出來的結論是否可信，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同一文化範圍内，文字材料的橫向聯繫，也就是文字系統的共時性，是確定文字的字音、字義的關鍵。因爲文字的使用主要是靠約定俗成，那我們就得從當時文字使用的情況中去總結，看當時人是怎樣約定的。[25]
古文字字形研究中所謂“縱向比較”，也就是文字的歷時演變。文字的演變有一定的規律，這當然沒有錯，而且語言文字的“約定俗成”也是有一定的歷史基礎的。但是，一方面，文字學中字形演變的歷史規律，不像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中的規律那樣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目前，古文字研究中有過分依賴文字構形演變條例的傾向，尤其是截取一個字的某一部分而大談其演變規律，即使可以擧出一些例子，但是這些例子如果不能落實到具體的書手、具體的書寫材質、具體時期、具體地域等等具體的情境，也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空談。另一方面，所謂文字構形演變的規律，也只是從文字實際使用的例子中歸納出來的傾向。不可能要求當時文字的使用者個個都是古文字學家，了解所使用文字字形的來龍去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經常罵那些“亂改”文字的“淺人”，但實際上，絕大多數文字的使用者，都是這樣的“淺人”，都只是遵循約定俗成的社會規範，力圖簡捷地使用文字，以達到自我表達的目的。[26]正如劉釗指出的那樣：“條例只能作爲一般的規律來認識和運用，任何規律都是相對的，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例外甚至相反的規律。只有根據具體情況綜合活用這些規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27]因此，字形分析應該縱橫兼顧、音義兼采，多方面地考察，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就拿本文涉及的金文與楚簡中〈來〉、〈𠂔〉、〈棗〉等字形來説，這些字形相近易混，需要通過字形的橫向和縱向比較，兼顧音義，才能理清它們各自演變的脈絡和相互影響的關係。[28]
金文和楚簡文字中的〈來〉和〈𠂔〉經常混淆。這是由於這兩個字關係密切，從甲骨文時代起，就是由相近字形來表示的這兩個詞，後來各個詞的字形逐漸分化演變。我們知道，“來”本為“麥”字的象形。[29]而“𠂔”字，《說文》“𠂔，止也。从𣎵盛而一橫止之也”。學者已經指出，“𠂔”的甲金文都不从“𣎵”。[30]而且，許慎這裡的釋義，只是用漢代的聲訓，並不反映這兩個字早期的音義關係。“𠂔”和“止”的上古音不相同也不相近，而它們發展到後漢時期的讀音就比較近（𠂔 OCM *tsiʔ > LHan: tsiB；止OCM*təʔ > LHan: tśəB > tśɨB）。因此《說文》對該字本形、本義的解釋並不正確。于省吾等雖然正確釋出這個字，但是對該字的形義並沒有合理的解釋。[31]筆者認爲，該字就是本意是祭祀所用穀物粢盛，後世寫作“齍”、“𪗉”、“粢”、“秶”等字。該字古文字字形中的中間一橫，即《說文》所謂“一橫止之”的“一橫”，很可能是束縛麥禾的形象（參見D1）。“𠂔”字，也即《說文》的“秭”字，是統計禾把的量詞。[32]《說文》：“秭，五稯爲秭。从禾𠂔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正如學者已經指出，從詞源上看，“一把把的禾必定是累積整齊均勻的，從𠂔字往往和的累積、整齊、衆多的意思相聯係”。[33]“𠂔”的本形本義就是束縛整齊勻稱、次第有序的一把(把)麥禾。古文字中的“奏”字就是雙手奉進一束麥禾的會意字。[34]古文字中的“拜”字从手从𠂔，有學者推測“最初之拜或即手執來麥進獻宗廟”的形象。[35]“𠂔”（OCM *tsiʔ）與“齊”（OCM*dzî）、“次”（OCM*tshih）音義關係都非常密切，而“來”和“𠂔”兩字又是本義相關、字形相近，它們也可以說是近義詞，一是麥禾的統稱，一是指祭祀用穀物的專名。因此，〈來〉和〈𠂔〉是由一個字形演化出來的兩個字，這種“一形多讀”是早期文字常有的現象。[36]
理清楚“來”和“𠂔”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釋讀古文字中相關的疑難字詞。我們先來看前面提到的甲骨、金文中所謂的“”及相關字形。[37]冀小軍在《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一文中，認爲上述甲骨、金文中A和E中的主要聲符，都是“”字變體。[38]冀小軍釋讀的問題是只執著於字形的相似，而忽略了字形、字音的辯證關係。李零已經從有關金文辭例的角度，指出冀小軍釋讀的問題。李零認爲該字在金文中常與“匄”字對文，用法更接近於“求”，而所謂的“”字其實應該就是“求”字，而不是冀小軍所謂的 “禱”字。李零還認爲，楚簡中的相關字形都是“混來為求”。[39]
從古文字考釋的方法上來看，簡要地說，冀小軍是誤信了孫詒讓《名原》中的錯誤分析，錯把金文中从女从棗（讀為“曹”）的字，分析為从女从。甲骨、金文中的所謂的“”字與金文中的〈棗〉，雖然字形相似，但是聲韻並不相同，兩字無關。這裡郭沫若的分析“棗與有皎然不相紊之處”，完全正確。[40]另外，雖然冀小軍也認爲《說文》對“”字的形聲分析是錯誤的（如該字“从夲，卉聲”和“音忽”），但他還是根據《說文》錯誤的字形分析，認爲甲骨、金文中所謂的對應字形，是从夲聲（只是把“夲”由形符改為聲符）。再根據《說文》夲“讀如滔”，他認爲甲骨、金文中的A、E的聲符應讀為“禱”。其實，既然《說文》對“”的字形分析不可信，而且“”是秦漢以後才出現的字形，甲骨、金文中A、E的聲符字與“”字無關。同樣地，裘錫圭

中国历史故事全集评书

和陳劍以爲〈來〉與〈𠂔〉的字形都是所謂的“”的變體，也是輕信了冀小軍的錯誤分析而形成的先入爲主的偏見。
我們通過縱向、橫向比較，不但考察字形本義本形，也兼顧音義，又考慮到文字使用的上下文語境，從而得出以下結論（限於篇幅不再展開）：金文中的A1-3，A7是“逨”字（意為‘逑、仇’；A7為人名），A4-6是“”字（讀為“次”）。楚簡和溫縣盟書中的B應該是“”或“”字，意為仇人的“仇”。甲骨、金文中的E3是“𠂔”字，在這裡是用來記錄“漆”（OCM*tshit）這個詞，作爲金文車飾“較”、“鞃”等的修飾詞，表明那些車飾是經過髹漆的。張亞初、姚孝遂、劉桓等已經把此字讀爲“漆”。所不同的是，他們認爲該字本身就是“桼”字，而筆者認爲，以“𠂔”字代“漆”字，是連讀音變的結果。[41]E4-E9從食，𠂔聲的字後世文獻寫作“齍” “𪗉”、“粢”、“秶”等字。《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从皿齊聲”，用在金文中可做食器的修飾語，指祭器；或做動詞，指“祭祀”（見伯康簋，《集成》4161）。E1-2則是一個字義為‘求’，但是寫作〈來〉。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證明，這個〈來〉字形所代表的‘求’的較早讀音，應該是*gwə。
五、古文字中的“拼音字”
在討論“”的讀音之前，先要介紹古文字研究中還沒有引起大家注意的一個現象，即古文字中的“拼音字”。所謂“拼音字”，是字形中至少有兩個不同組成部分，每一部分分別貢獻其語音成分中的一部分（往往是聲母或韻母）來拼合成一個新的讀音。用傳統的聲紐韻部的古音分析，不容易看出字的語音結構，用高本漢以來的上古音構擬就比較容易討論這個問題。語言學家、“國語羅馬字”的倡導者林語堂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說：“所謂拼音者，與純粹形聲字不同：形聲字一形一聲。其聲乃整體的，非合拼切成的。‘拼音’則至少要有二聲合併，方合定義。”[42]林語堂把“拼音字”分爲全字皆聲、一字二聲相近、聲母字與韻母字的拼合、形聲字而一字二聲四類。已經有學者討論“二合音”（合音字）、兩聲字（雙聲字）、多聲字、贅加聲符字等屬於林語堂所謂的一、二、四類。[43]本文接下來將要討論的“拼音字”，是指其中比較特別的第三類，即聲母字與韻母字的拼合，類似後來的反切合音字。關於反切的起源，音韻學者已經有很多討論。其中比較中肯的意見是，反切現象在上古漢語中實際語言運用中早就已有存在，但是有意識地作爲漢字注音的工具，很可能是東漢末年受梵文拼音原理的影響，但在此之前，古代漢語中存在反切語和反切字。趙元任說：“就是在中國沒有文字以前就有反切語都是可能的，還許文字的反切是從反切語的暗示而來的呐！”[44]因此，古文字材料中有類似反切的拼音字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也有學者從他們對於漢字的性質的認定出發，比較堅決地反對漢字中有“拼音字”。比如，唐蘭就從根本上否定漢字有“拼音字”的可能。他說：“我認爲形聲字在造字時，只有一形一聲，（當然有些聲母[引者按：指聲符]本身已是形聲字，）絕對沒有同時用兩個形或兩個聲的。……一個字而諧兩個聲母，這真匪夷所思了。所以我們說形聲字只有一形一聲，凡所謂二形一聲，一形二聲的字，如其不是錯誤，就都是緟益字或複體形聲字。”[45]張世祿也先認定漢字的性質是“表意文字”，他說“中國的文字，數千年來，還未曾演進到拼音字母的階段，現今所通行的漢字，始終還保存著一種表意文字的性質”。[46]然後從漢字的性質這一原則出發，認爲“形聲假借既然是利用同音語詞和同音字體彼此互相的關係，以一字表另一字的音讀，只是把整個的語詞兩相比擬，並沒有分析音讀的組織，所以中國文字上的表音方法，完全是‘某、音某’式的一種‘直音’，決不是一種‘拼音’；拼音的原則，可以說真正漢字的結構上始終沒有存在過。”[47]他還批評林語堂的“拼音字”，認爲“這種説法，只是根據偶然巧合的事實，來推定拼音的方法也是中國造字的一種原則，終不免文人學士好奇之過。”[48]裘錫圭雖然對漢字的性質有不同的認識，他認爲漢字是“語素-音節文字”或稱“意符音符記號文字”，但是也認爲“過去有些文字學者認爲早在使用反切的表音方法之前，漢字裏就已經出現一些帶有合音字性質的字，……其實這類字是一般的形聲字，只不過它們和所从的形旁的讀音，聲母恰好相同而已。”[49]我們下面將要討論的古文字中的“拼音字”，或許也是“偶然巧合的事實”或者“聲母恰好相同而已”。但是，筆者以爲，在沒有對這一現象

中国历史故事记载

充分研究之前，與其根據漢字的性質，僅從理論上就此論定，還不如先把問題提出來，看看具體的事實，再來下結論也不晚。因爲一般成熟的文字系統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表意字、表音字、記號字以及其他不同類型的字。因此，某一類型字的多少，或許可以決定某個文字系統的性質，但是，不能否認其他不同類型的字的存在。[50]換言之，不論漢字的性質爲何，我們不能因爲大多數漢字的屬性，就抹殺其中小部分漢字可能有的其他屬性。
諧聲偏旁和所諧的字，根據段玉裁提出的“同聲必同部”的原則，應該讀音相同。但是實際上，我們知道，諧聲字和諧聲偏旁在很多情況下，往往聲紐不同也不近。當然一方面的原因是，相對來説，我們對上古音聲紐的了解比韻部少，常常看不清字與字之間聲紐關係；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對上古漢語中字符構造的複雜性估計不足。因此，我們對“拼音字”了解不多。運用上古音構擬的新成果，我們現在開始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西周金文中就已經有“拼音字”。


來源
字形
OCM
B-S
備註
柔
大克鼎，番生簋盖

*nu
*nu

迺
毛公鼎

*nʔ
*nˤəʔ{*nˤə(ŋ)ʔ}
或釋爲“酉”或“卣”，但是該偏旁底下多一筆，當爲“迺”
憂
毛公鼎

*ʔu
*ʔu {*ʔ(r)u}
孫詒讓、林義光釋；王國維釋“羞”；或釋“夒”

鐘

*gâ
*gˤa {*[g]ˤa}
西周厲王名“胡”[51]
害
師害簋

*gâts
*m-kˤat-s

夫
克鼎

*pa
*pa {*p(r)a}

脜
上博五《季康子問于孔子》簡1

*nu
*nu
《說文·𦣻部》：“脜，面和也。从𦣻从肉。讀若柔。”上博簡文讀爲“羞”。
肉


*nuk
*k.nuk

首
上博三《周易》簡10

*lhuʔ
*l̥uʔ
楚簡〈首〉〈頁〉〈𦣻〉爲{首}的異寫
視
何尊
侯馬盟書
、

*giʔ
*gijʔ

氐
侯馬盟書

*tîʔ
*tˤijʔ
氏OCM *ge；B-S*k.deʔ
見


*kêns
*kˤen-s {*[k]ˤen-s}

從古文字材料來看，“柔遠能邇”的“柔”字，西周金文中由“迺”和“憂”兩部分組成：
1）迺*nʔ + 憂*ʔu = 柔*nu
“憂”字是孫詒讓、林義光所釋。王國維釋“羞”。也有學者釋為“夒”。此字若釋為“羞”(*snu)或“夒”(*nû)，則一個偏旁字符中已經包括新的讀音的聲母與韻母。另一個字符只是起到強調的作用。但是，即使這樣，這些個字也不可能是形聲字，字形左邊的“迺”字，不是表示意義的形旁。因此，此字既非表意字、假借字，也非形聲字，而是拼音字。
2）害*gâts + 夫*pa = *gâ
3) 肉*nuk + 首*lhuʔ = 脜/擾*nuʔ/柔*nu /羞”*snu
九店楚簡中的“䐓”字，即見於《說文》的“脜”字，最先出現於九店楚簡：“凡五亥，不可以畜六牲䐓，帝之所戮六䐓之日”。整理者李家浩認爲“六牲䐓”即“六䐓”，“䐓”與“擾”古音相近，可以通用，簡文“䐓”當讀爲“擾”，“六擾”與“六牲”同義。[52]“䐓”也是一個“拼音字”。[53]
4)見*kens + 氐*tîʔ = 視*giʔ[54]
其實也是這樣的一個古文字中的“拼音字”:
5）戈*kwâi/kôi + 來*mrk > *rk > *r = *gwk > *gwə
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再從《詩經》用韻的角度來證明，這個字的早期讀音*gwk才是更接近早期詩的原貌。
六、從詩韻再論字的讀音
《詩經》用韻是上古音研究至關重要的材料。但是今本《詩經》的文字面貌，經過歷代傳抄，文本演變，並不能完全反映詩的原貌。最近歷史音韻學的研究使我們開始認識到，由於今本《詩經》文本的最後成形大約在漢代，晚於原詩創作的年代，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今本《詩經》的文字所反映的語音狀況，很可能是原詩時代以後的語音變化。[55]其中一些原詩中押韻的韻腳，由於歷時音變、文字易形，在今本《詩經》中已經變得不再押韻。因此，今本《詩經》可能不完全反映原詩的用韻情況。而相反，戰國楚簡引《詩》的異文，倒有可能更接近原詩。例如，郭店簡《緇衣》引詩（簡18-19）：
彼求我則，(*tsk)
如不我得。(*tk)
執我

上古音-釋“逨”與“逑”

=， (*gw

上古音-釋“逨”與“逑”

k）
亦不我力。(*rək）
這裡四句一韻到底。此段詩句見今本《小雅·正月》；《正月》共有十三章，此是第七章，採用的韻式是OAOAAAOA。
瞻彼阪田，（*lîn）
有菀其特。（*dk）
天之杌我，（*ŋâiʔ）
如不我克，（khk）
彼求我則，（*tsk）
如不我得。（*tk）
執我仇仇，（*gw

上古音-釋“逨”與“逑”

k > *gwə >*gu）
亦不我力。（*rək）
對比楚簡引詩和今本《詩經》我們可以看出，今本《正月》的“執我仇仇”一句很有可能原詩就是寫作“執我=”。首先，今本“仇”字本身的讀音，就有從之部向幽部（*gwə >*gu）的轉變過程，這正好接應了“”字從職部到之部，再向幽部（*gwk > *gwə > 逑*gu）演變的後半程。據此，我們可以推測，《正月》中該韻腳的讀音，從戰國楚簡到今本，經歷了由職部到之部，再向幽部的音變。其次，如果我們假設原詩該章其他韻腳與今本全同，那麽這一章原來用韻的格式是OAOAAAAA。王顯對《詩經》韻式的綜合研究表明，《詩經》的韻式建立在章的意段上，因此我們要以章爲單位來分析。[56]根據他的統計，整部《詩經》中，八句一章、單一型（即所有韻腳都屬於同一個韻部）、連間格（即韻腳相連或相間）的OAOAAAAA韻式的，其他還有4章，而OAOAAAOA韻式的，此章不算，只有2章。[57]而且《正月》詩中的第二章就是一樣的OAOAAAAA的韻式：
父母生我，（*ŋâiʔ）
胡俾我瘉？（*loʔ）
不自我先，（*sn）
不自我後。（*ɦôʔ）
好言自口，（*khôʔ）
莠言自口。（*khôʔ）
憂心愈愈，（*loʔ）
是以有侮。（*moʔ）
根據王力《詩經韻讀》，《正月》詩中第一、十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二、十三章的韻式基本相同（第一、第八章各多出兩句）。如果第二章的“仇”字也入韻的話，第二章與第七章的韻式就相同。[58]這説明《正月》詩中的韻式是有一定的規律，也就間接説明第七章的“仇”字原詩應該是入韻的，也就是應該是“”字，讀*gwk音。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從詩韻來看，“”字的早期讀音*gwk，可能才更接近詩的原貌。
從現有的戰國楚簡引詩的例子中，我們還不能斷定在當時是否已經念*gu的音。在音變的過渡時期，一個字可能有兩個讀音：比如，字，一是根據諧聲的、較早的*gwk的讀音，另一個則是新近發展出來的*gu的讀音，但是讀*gu音的字形，還沒有改換成後來的“求”或“九”等新的聲符。[59]在這樣的情況，我們只能根據文字使用的上下文環境來決定其讀音。楚簡字除了出現在以上討論的郭店簡《緇衣》簡18-19引《詩經·正月》以外，還出現在郭店簡《緇衣》簡43引《詩經·關雎》第一章的最後一句：

關關雎鳩，（*ku < 九*kuʔ/kwəʔ）
在河之洲。（*tu）
窈窕淑女，（*nraʔ）
君子好‘逑’。（*gu <*gwə <*gwk）
由於郭店簡《緇衣》簡43只引了《詩經·關雎》第一章的最後一句，我們看不到其他的韻腳，因此沒法判斷‘逑’的讀音。如果該章押的已經是幽韻（*-u），那麽，‘逑’雖然還是寫作字，但是根據上下文，已經要念成*gu音了。
順便這裡談一下，前面所討論的《詩經·正月》中的“仇”字，上博簡《緇衣》10號簡引同句詩，異文寫作B4，从各从戈。李零認爲“各”是“咎”的省變；[60]陳偉認爲B4字就是“戟”的異文。[61]陳先生所論“各”（*krâk）與“戟”（*krak）古音至近，這完全正確。但是，該字如念成“戟”（鐸部）與該處的詩韻（押職部韻）不相合。因此，筆者認爲這裡可能還是以“來”和“各”兩字在傳抄過程中的“同義替換”（或稱“同義換讀”）來解釋。學者對“同義替換”的討論，一般認爲這一現象的性質接近於日文的“訓讀”及臺灣、福建、廣東等方言區所說的“文白異讀”。[62]楚簡文字中也有這樣雅言與方言訓讀的情況，如“一”和“”（从能聲）的對讀。[63]因此，《楚帛書》甲篇開頭一句中“伏羲”之前提到的神名，字形从大从能，其實可能就是“太一”兩字的合文。[64]訓讀或文白對讀都需要兩個有聯係又有區別的語音層次（即某些字有兩種不同的讀法），但是我們也知道，很多情況下的“同義替換”只是同一語音層次上同義詞之間的替換。“來”和“各”兩字都有來往的“來”的意義。傳世典籍中這一意義的“各”字經常寫作“格”。筆者認爲，抄寫者在傳抄文本時，下意識地把“來”字寫成了同義的“各”字，這可能是寫本文化中傳抄文本時容易發生的筆誤，是個值得進一步系統研究現象。
七、總結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總結如下：
1．西周金文中A字的音、形、義三個方面中，陳劍根據金文與傳世文獻對讀，指出了該字的字義應該是‘逑’或‘仇’，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把A字直接與這兩個字簡單地對應起來，認爲該字就應該釋讀為“逑”或“仇”，則是錯誤的。從西周到戰國秦漢期間，該字的讀音發生了由職部到之部（來*mrk > *rə）、再到幽部（*gw

中国历史故事集多少页

01; >*gu）的歷時音變，因此該字在字形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逨、*gwk > *gwə >逑*gu）。當然，這樣的字音、字形的演變並不是整齊劃一、單綫平行的，也會有早晚快慢的不同和地域上前後的差異。
2．從本文討論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古文字研究中，使用傳世文獻和古文字材料作證據時，應該特別注意商周甲骨、金文、戰國楚簡和傳世文獻的時間層次。我們不能因爲金文中的A字後來演變成爲“逑”字，傳世文獻寫作“逑”字，就把它們直接等同起來，也一定把A字說成就是〈逑〉字。就像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但是我們不能把猿人和人直接等同起來一樣。把猿人等同於人，就忽視了人類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當然，文字系統不是進化，只是演變）。因此，筆者認爲從字形上說西周金文中的A字，不能直接釋讀和隷定為〈逑〉，還是應該隸定成〈逨〉字。
3．古文字研究中，應該注意字形變化可能反映出的歷時音變，密切注意字形、字音演變的辯證關係。以前就有學者已經注意到“逑”這一組字（裘、逑等）的歷時音變和字形改換的關係，但是，在考釋相關字形時，沒有將這些音變的因素綜合考慮進去，而是把它們之間歷時的音變，用寬泛的“音近可通”的方式，模糊處理。從商周甲骨文、金文到戰國文字的發展過程中，有些詞發生了音變，因而也在字形上帶來了一些相應的變化，因此在考釋相關古文字時，字形分析不可只偏執於字形的相似，而不顧字音的異同和上下文語境的切合，要“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相結合，綜合分析，這樣才可能理清文字字音、字形演化的脈絡。
4．本文利用上古音構擬的新成果，通過對古文字字形組成部分的音韻分析，發現古文字中的確有拼音構形的現象。雖然大多數的情況下，這樣的組合是疊加韻母或聲母，但也確有類似後來反切字的“拼音字”。這對進一步研究古代漢字的構形原則，加深對漢字屬性的了解，都有深遠意義。
5．當前古文字研究中，一個亟待引起注意的問題就是濫用通假，在判斷文字音韻通轉上魯莽武斷，墨守以不通爲通的“通”“轉”等玄說。[65]這已經成爲正確釋讀古文字的一個主要障礙。前文引王國維說的“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彜器亦古之通行文字”，這句話包含的另一層意思是説，古文字研究也要遵循一般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的常識。比如説，現在古文字學術論著中常見“音近通假”、“對轉”、“旁轉”、兩個字韻部“主要元音相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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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轉”等説法，是違背語言學的常識的。其實我們不妨參考一下，現代人是怎樣用通假字（寫白字）的，尤其在臺灣、福建、廣東等方言區，看看哪些“音近”的字可以通假。
事實上，音韻學家邵榮芬在研究中古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時，已經作過類似的實驗研究。他們調查了說地道北京話的30個高中生寫的152篇作文，發現別字282個，其中音誤226個。音誤的例子中，同音而誤的佔81.4%，音近而誤，但只是聲調差別的佔15.9%，而同聲不同韻或同韻不同聲的只佔2.7%。[66]結合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的研究，邵先生得出結論：“音誤的別字、異文基本上是同音替代”，也就是說，通假字基本上是同音替代。邵先生也解釋說，現代漢語與唐五代西北方言語音相去還不太遠，因此別字的音誤情況大致類似；上古音系統比較複雜，用同一方法來推証周秦時代的假借字，準確性也許就要差些。初步的研究表明，周秦時代的通假字，除了“同音替代”外，大量的是“諧聲通假”（其中有是“同音”的，也有“音近”的）。[67]
6．我們要利用歷史語言學、歷史音韻學研究的新成果，探索古文字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子，就要不怕走彎路錯路，不怕出硬傷軟傷。更要如朱德熙所說的，既吃透漢語實際，又吃透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把這兩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68]因爲在古文字研究中，傳統彎彎繞的“通”“轉”玄說已經走到了盡頭，只有另辟蹊徑，才能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切實推進漢語、漢字研究的水平。
附記：本文首刊於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第1輯（2014），頁171-193。
本文根據2012年11月27-28日在香港浸會大學召開的“吉金與周代文明”國際論壇會議論文修改而成。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得到白一平（Bill Baxter）、陳侃理、何景成、李銳、劉釗、羅小華、朴慧莉 (Haeree Park)、Jonathan Smith、許思萊（Axel Schuessler）、王丁、顏世鉉、游逸飛等先生和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批評和幫助，謹致謝忱。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3月12日21：56。）
[1]李學勤：“簡帛書籍的發現及其影響”，《文物》1999年第10期，頁42。裘錫圭也認爲，“戰國楚文字中，確實保持著某些在同時的其他地區文字中已經看不到或極其少見的較古文字形體”。見裘錫圭,“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悤’字和从‘悤’、从‘兇’之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二輯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
[2]例如，于豪亮根據雲夢睡虎地秦漢簡帛中的“引”字，考證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舊釋爲“弘”的字，應該是“引”字，見于豪亮，“說引字“，《于豪亮學術文存》，頁74-76，中華書局1985年；趙平安，“戰國文字的‘’與甲骨文的‘’爲一字說”，《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42-46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張新俊，“據楚簡釋讀甲骨卜辭一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7-57。陳劍“柞伯簋銘補釋”一文利用郭店楚簡中的有的“賢”字寫作“”和“”，從而正確釋出西周金文中的“”應該釋讀爲“賢”字。但是陳劍對該字的文字學分析比較迂曲。他根據裘錫圭未刊稿的説法，認爲該字是“掔”字的表意初文，讀音與“臤”相近，所以該字在“臤”字中又起表音的作用；後來又以“臤”爲聲符，爲該字造了後起的形聲字“掔”。其實，這裡的“臣”字，也就是個聲符。臣，禪紐真部；臤，溪紐真部；賢，匣紐真部；這三個字的古音構擬分別是：OCM*gin; *khrîn; gîn，上古讀音極其相近。因此，該字即《說文·臤部》的“臤”字：“臤，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該字金文字形和上引楚簡文字中的前一個字形，用陳夢家“三書説” 的漢字構造論，既是象形字（裘錫圭稱“表意字”），而“臤”字，則是該字的形聲字（也可以說是象形兼形聲）。如果一定要對該字的金文象形進行猜測的話，手中所拿的珠子，很可能不是一般的珠子，而應如孫常敍所說的，是竪目的“臣”中的眼珠，象手抉目形，參見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頁210。該字也就不一定是“掔”字的表意“初文”。上引楚簡文字中的後一個字則是疊加了聲符“臣”。本文所用上古音擬音，除特別説明者外，均採用許思萊的“最低限度古音構擬”，簡稱OCM，參見Axel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和沙加爾（Laurent Sagart）的擬音系統（Version 1.00）則簡稱B-S，該系統已公開的部分上古擬音詞表，見http://crlao.ehess.fr/document.php?id=1217。
[3]林澐，《古文字研究簡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36-48；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28-234。
[4]劉釗，《古文字構形學》。
[5]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93-294。
[6]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頁294。
[7]表中參考書目簡稱：《甲詁》，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綜覽》，松丸道雄、高島謙一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溫縣盟書》，見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包》，《包山楚簡》；《九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郭》，荊州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上博》，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清華》，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上海：中西書局，2010-);
[8]在特別需要明確區分字形與音義的場合，本文用尖括號〈〉特指該字的字形，用雙斜綫/ /特指該字的字音，用單引號‘’特指該字的字義，用花括號{}特指該字所代表的詞（即音義的結合）。漢字字形的左上角加星號，用於表示一個與該字的音、形、義有關但又是區別的字。如表一E欄中的“*來”字，字形與“來”相同，但是字義與“求”相同。
[9]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07年），頁20-38。
[10]李學勤，“論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頁5-12，關於該字的討論見第8頁；湯餘惠：“讀金文瑣記（八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60-61；黃德寬：“釋金文字”，《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68-478。
[11]裘錫圭雖然仍將此字隷寫爲〈逨〉字，但也同意陳劍的意見，認爲該字的偏旁很可能是“”字的變體，而不是〈來〉，只是“爲了排字方便姑書爲‘逨’”。見裘錫圭，“讀逨器銘文札記三則”，《文物》2003年第6期，74頁。裘先生這樣的處理是不妥當的。最近，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完全接受陳劍的這一説法，並在此基礎上推衍，論證春秋晚期溫縣盟書中的从來（或又从止）从戈的字（即B9）應該讀爲“討”。魏文所謂的“討”字，應該隷定爲、,就是後來的“仇”字（參見下文的討論）。溫縣盟書T4K6坑出土的315號盟書玉版上右起第一行，倒數七六兩字，“”應讀爲“仇貳”，指仇人和有貳心的人，與“賊夫”平行並列。魏文所謂“音符是[日]還是[旦]不清楚，所以該字讀爲何詞不能確認”的字，應該是从日聲。日，OCM*nit, B-S*C.nit {*C.ni[t]}；貳，OCM*nis, B-S*nij-s {*ni[j]-s}；兩字古音至近。溫縣盟書T4K6坑已經公開發表的160、211、212、315號玉版上，都有“仇貳”一詞，見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圖版一三，1、2；十四，1、2。參見魏克彬，“溫縣盟書T4K5、T4K6、T4K11盟辭釋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11-324。
[12]在陳劍討論的西周金文字形中，李銳已經指出，其中的三個字形，西周銅器長甶盉、交鼎、義盉蓋銘文中所謂的A字，都从𠂔聲，應該釋為“”字，讀為“次”。𠂔（OCM*tsiʔ）和次（OCM*tshih）古音至近。見李銳，“讀竹書《周易》札記”，“Confucius2000”網，2004年4月18日；對於這三個字形的討論見下文。
[13]陳劍的論證還以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一文的結論爲基礎，認爲A字的右上部偏旁是“”字變體。裘錫圭也持相同的觀點，見裘錫圭，“公盨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頁15-16；收入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3。關於這一點，因爲本文下文可以證明金文A字有一個音變過程，金文該字應該是之部字，而就不一定是幽部字，因此陳劍所謂A字的右上部偏旁是幽部的“”字變體的論證，也就失去了必然性。更何況，該字偏旁與所謂的“”字無關。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91年第1期，頁35-44。我們重新分析冀小軍文的論證，發現他的這一釋讀也是值得商榷的，詳下文。
[1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172。
[15]麥耘，《音韻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06。
[16]董蓮池編，《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148-1149。何琳儀引春秋金文庚壺，認爲“裘”字从九聲，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7。
[17]史存直，“古韻‘之’‘幽’兩部之間的交涉”，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音韻學研究》第一輯， （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96-313。
[18]羅小華，“試論‘就’字的演變過程”，《新西部》2008年第10期，頁115。
[19]關於“合韻”的討論，參看汪啓明，“古合韻評議”，收入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287-301。
[20]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頁30。
[21]金文A1-3的右上部偏旁也是“來”字，見下文的討論。
[22]參見董蓮池編，《新金文編》，頁707-708，“來”字條。
[23]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07。這個字以前吳大澂、劉心源等釋爲“來”，見黃德寬：“釋金文字”，《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68。
[24]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頁30。
[25]李銳已經提出類似的意見：“古代沒有規範字的要求，可能因爲時代、地域、書手之不同，有些字就逐漸形近以至難以區分，恐怕宜隨文考釋。這種現象在戰國文字中較爲普遍，在商周金文中，可能也有這種現象存在，這正是導致戰國文字形近的源頭所在。”見李銳，“讀竹書《周易》札記”，“Confucius2000”網，2004年4月18日。
[26]來國龍，“釋楚簡中的儥、䢱、覿：兼及古文字學和古音學的相關問題”，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9.2 (2011): 410-411.
[27]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335。
[28]參看李銳，“讀竹書《周易》札記”，“Confucius2000”網，2004年4月18日；陳偉，《新出楚簡研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54-257，259。
[29]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51-1456。
[30]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2930。
[31]關於“𠂔”字的討論，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2929-2930；陳偉，《新出楚簡研讀》，頁254-257。
[32]董珊，“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考古學報》2010年第2期，頁196-198。
[33]齊沖天、齊小乎編，《漢語音義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779。
[34]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1477；董蓮池編，《新金文編》，頁1467。
[35]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證（中）”，《史林》2003年第3期，頁73。
[36]另一個與〈來〉和〈𠂔〉相關的字形是〈求〉，擬另文討論。關於早期文字中“一形多讀”的理論，參看林澐，“王、士同源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22-29；“古文字轉注舉例”，收入《林澐學術文集》，頁35-43。
[37]有關該字考釋的論著很多，這裡不一一列舉。請參看最近單育辰，“釋

上古音-釋“逨”與“逑”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年1月23日。
[38]冀小軍，“說甲骨金文中表祈求義的字——兼談字在金文車飾名稱中的用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1991年第1期，頁35-44。
[39]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76-77。
[40]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412。
[41]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收入《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42頁；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頁1476-1477；劉桓，“釋桼”，收入《甲骨徴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98-403。
[42]林語堂，“漢字中的拼音字”，收入林語堂：《語言學論叢》（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1933年開明書店版），頁134-135。
[43]傅定淼，《反切起源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13-126；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79-94；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131。
[44]趙元任，“反切語八種”，《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5年，318頁。
[45]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影印開明書店1949年版），頁107-108。
[46]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複印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頁35。
[47]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頁48。
[48]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頁49。
[49]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131。
[50]來國龍，“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和漢字起源的考古學研究”，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66-67。
[51]陳秉新認爲金文“害”象下器上蓋的器物形，本讀匣母魚部，後借爲患害之害，音轉爲月部。陳秉新，“害爲胡簋之胡本字說”，《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頁80-83。陳說並無堅實證據。害字《詩經》入韻，歸月部。
[5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03。
[53]袁瑩從字形訛變的角度來解釋，認爲“䐓”所从的肉形，當是由“夒”所从的“爪”形訛變來的，“䐓”即“夒”的象形字的訛變。見袁瑩，“說‘䐓’”，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第十九屆年會論文，上海復旦大學，2012年10月23-25日。
[54]此例是許思萊先生在審閲本文之後來信提供的又一證據（2012年12月14日電子郵件）。許先生還告訴我，說蒲立本和高島謙一在私下交流中，也談到過類似的拼音字的想法。例如高島謙一說，古文字中“馬”（OCM*mrâʔ）字的字形中的“大眼睛”（目，OCM*muk）有可能是代表該字的聲母。
[55]沙加爾著，龔群虎譯，《上古漢語詞根》（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9；白一平，“關於上古音的四個假設”，收入潘悟雲編：《境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254-256。
[56]王顯，《詩經韻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74-92。
[57]王顯，《詩經韻譜》，127頁。王顯歸納出《詩經》韻式總共249個，同時指出，不能把這些韻式絕對化。如果我們再考慮上文所說的，今本《詩經》中有原詩韻腳因歷時音變、文字易形而竄改等情況，似乎可以推測原詩韻式可能要比今本《詩經》更有規律。
[58]王力，《詩經韻讀》，收入《王力文集》第6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307-309。
[59]上博簡《緇衣》22號簡引同句詩，異文作B5，字形从來、从一個還不太清楚的偏旁，也不能幫助我們判斷的讀音。
[60]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頁54。
[61]陳偉，“上博、郭店二本〈緇衣〉對讀”，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421。
[62]呂叔湘，《語文常談》（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頁31；李榮，“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中國語文》1980年第1期，頁10-1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248-249。
[63]林虹瑛、村瀨望、古屋昭宏：“戰國文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研究·開篇》2004年第23期，頁71-75；鄭偉：“古代楚方言‘’字的來源”，《中國語文》2007年第4期，頁378-381。
[64]裘錫圭，“‘東皇太一’與‘大伏羲’”，《裘錫圭學術文集》第2卷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46-561。但是，裘先生把上古音屬質部的“壹/一”字說成“可能有過緝部音”，然後再通過“緝、侵陰入對轉”想把“一”和侵部的“能”字聯係起來，這樣的論證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65]“‘通’‘轉’等玄說”一語，出自董同龢：“假借字問題”，見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4年）頁306。
[66]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原載《中國語文》2963年第3期，收入《邵榮芬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204。
[67]來國龍，“說‘殺’、‘散’—兼談古文字釋讀中的通假字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四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78-383。
[68]記者徐川山採訪裘錫圭先生的報道，“回憶朱德熙先生的一段話”，《語言文字周報》，2009年1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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