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

商鞅-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商鞅-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

（廣州市）

[摘要]《睡虎地秦簡•語書》的出土，為我們了解秦國乃至秦代的历史現狀打開了一扇大门。有學者認為《語書》受到墨家思想家所提倡的尚同思想強烈影響，但此說甚為不妥。《語書》的思想淵源是來自于商鞅思想，並非是墨家思想。這一忽略與後世對商鞅思想的了解有很大的關系。長期以來，總是把商鞅釘在法家思想體系的共性上，卻很少有人去了解商鞅思想的個性化。為此，將透過《語書》的記載來探討相關的問題。
[關鍵詞]秦簡 語書 商鞅 思想 淵源
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在《睡虎地秦簡〈語書〉與墨家思想》一文中，論述了《語書》與墨家思想的關系，認為睡虎地秦簡“《語書》這部文獻的完成，顯然受到了當時居住在秦國之墨家思想家所提倡的尚同思想的強烈影響。”[1]然而此說卻忽略了一個历史事實，即商鞅對秦國乃至秦代治國思想的影響。當然，這與後世對商鞅思想的了解有很大的關系。長期以來，總是把商鞅釘在法家思想體系的共性上，卻很少有人去了解商鞅思想的個性化。本文將重點探討《語書》的思想淵源是來自于商鞅思想，並非是墨家思想，試圖構建商鞅的思想體系，客觀地評價商鞅對秦國乃至秦代的影響。
一、商鞅对《語書》的影响
《語書》開篇就說，“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惡俗。法律未足，民多詐巧，故後有閒〔間〕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避〔僻〕，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于為善也。”以上閒〔間〕字的釋意一直存在爭議，其中張建國、王貴元等人認為間令是法的補充關系，而池田知久將間訓為加，陳偉認為“《廣雅•釋诂》云：間，加也。大概即是池田先生此說的訓诂學根據。”[2]筆者認為前說較為妥當，理由是《商君書•更法篇》“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時是相對固定的，宜是一種權變，權變的目的是補法的不足，正好對應《語書》的語境，即“法律未足，民多詐巧”，才需要間令作為補充。
下面就來探討商鞅對《語書》的影響。《開塞篇》有如下論述：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
在這段話中，商鞅對實行“以法為治”的依據進行辯證地論述，因而理解這話段需要一定的辯證法知識。他認為古代之民“樸厚”，當今之民“巧僞”，對于古代可用“德治”，但對于當今，就要“以法為治”。這是商鞅實行“以法為治”的基本依據。他認為世人所謂義是樹立“所好”而去除“所惡”，所謂不義是懲治“所惡”而失去“所樂”。實際上，義和不義的名稱被改變，實質也被替換。他進一步解釋說樹立所好不但沒有使民去除所惡，反而使民被惡所傷害；懲治所惡不但沒有使民失去所樂，反而使民安享其樂。最後他指出，他所說利即懲治所惡而使民安享其樂，是“義之本”；而世人所謂義即樹立所好而使民被所惡傷害，是“暴之道”。因此，他認為“正民”，懲治所惡最終使民得到所好，而樹立所好就會被所惡敗壞。當然，商鞅以法為治的顯著特點是重刑罰以去刑。
根據商鞅這一思想，我們來對比《語書》的思想內涵。《語書》“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惡俗。”“作為法度”就是商鞅所說“以法為治”，而“矯端民心”就是“正民”，最後“去其邪避〔僻〕，除其惡俗”則是對“懲治所惡”的立法表述。《語書》“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避〔僻〕，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于為善也。”實際上，這是商鞅所说的“懲治所惡最終使民得到所好”的另一種表達方式。當然，這里的善和所好是相對于立法者來說，是立法者希望達到的一種狀態。
那麽，《語書》“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這句話應該如何解釋呢？
筆者認為這與商鞅“尚壹思想”密切相關。在《商君書》中不難找到這一思想的表述，如《賞刑篇》“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這是商鞅尚壹思想的基本內容，而壹賞、壹刑則是使壹教能夠順利進行的保障。《農戰篇》“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就是對這一關系的論述。這里前提是商鞅所說“以法為治”，手段是壹賞以军爵、壹刑以重刑。商鞅的核心思想是農戰，壹教的目的就是要使民統一到國家農戰的政策之中，如《墾令篇》“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戰篇》“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則國力搏。”“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畜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抟之于農而已矣。”商鞅的尚壹思想還有另一個內涵，即針對官的壹治問題，如《墾令篇》“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為邪。”“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商鞅變法中平賦稅、統一度量衡，也是壹治的要求。這一內涵對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構建統一的治理模式産生深刻影響，將放在第三節進行論述。
正是商鞅這一思想，使得他特別注重對民俗〔具體到地方就是所謂的郡俗、縣俗、鄉俗〕的壹教問題。李斯在《谏逐客書》中對此有明確的表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附”。移風易俗就是商鞅對民俗的壹教，而其目的就是為了使民統一到國家農戰的政策之中。如《農戰篇》“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于談說，高言僞議。舍農遊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壹言篇》“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于農也，不可不知也。”《兵守篇》“有饑寒死亡，不為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靳令篇》“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賞刑篇》“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于民務，國無異俗。”《弱民篇》“六虱成俗，兵必大敗。”
《語書》“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這就是說各種利及好惡不同的鄉俗，有些不符合壹教和壹治，所以說“或不便于民，害于邦”。那麽，具體到南郡地區，有哪些“不便于民，害于邦”？《語書》“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廢主之明法也，而長邪僻淫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今法律令已布，聞吏民犯法為間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上述提到“淫泆之民”、“為間私者”，實際上就是對“壹教和壹治”的挑戰，“故騰為是而脩法律令、田令及為間私方而下之”。淫泆之民在當時，主要是指不從事農業生産，“田令”的再次頒布證實了這一點。《史記•貨殖傳》“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于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盐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也是对這一說法的佐證。
綜上所述，《語書》與商鞅思想高度吻合。而戰國後期墨家雖然一直在秦國活動，甚至受到秦王和一些大臣如呂不韋的厚遇，但並未取得秦國普遍的認可，反而是統一六國後李斯作為政策的拟定者，才將墨家的尚同思想引入國家決策之中，從而导致了焚書事件的發生。池田知久在《睡虎地秦簡〈語書〉與墨家思想》一文中，論述了墨家與秦國的關系，認為呂不韋是墨者的批護者，也論證墨家思想對《呂氏春秋》的影響。《史記•李斯傳》“李斯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作為實用主義者，顯然是受到墨家尚同思想的影響。尚同思想最大的特點是要求思想的統一，這一思想的産生，主要是發端于墨家組織的分裂。而商鞅尚壹思想雖然有所涉及，但並不具備統一思想的條件和需求。因此，把文化專制套在商鞅的身上有失公道。
二、商鞅思想體系及其淵源與流派
據《史記•商君傳》記載，商君，名鞅，是衛國公子之後，以故為公孫氏。[3]于是有稱為衛鞅，也有稱為公孫鞅。因被秦國封于商地，故號稱商君，後世又稱為商鞅。在商鞅之前，衛國已經淪落為附屬小國。《史記•衛世家》“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因此，商鞅雖然為衛國的貴族，但隨着衛國的沒落，已不得不自食其力。或許是生活所迫，或許是為發展自己，商鞅來到魏國謀職，擔任魏相公叔座的中庶子。[4]魏文侯時期，魏國人才云集，先後有李

中国历史故事课外练习题

愧、吳起等人成為魏國的將相，為魏國的強盛做出貢獻，留下一筆相當可觀的政治遺産。這對年輕的商鞅來說，是不可多得的人生履历，對他治國思想的形成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商鞅思想體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戰思想。如《商君書》中墾令、農戰、算地、徕民、戰法、立本、兵守等篇章，正是商鞅農战思想的集中體現。雖然這些篇章不盡是商鞅的著述，也有一些是後人的編輯，但並不影響對商鞅農戰思想的理解。商鞅的農戰思想顯然受到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漢書•藝文志》“李愧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公孫鞅》二十七篇。”《荀子•議兵篇》“秦之衛鞅，世俗所謂善用兵者也。”商鞅在變法的實踐中也充分地體現這一思想，如《農戰篇》“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算地篇》“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則是他根據秦國的特殊情況提出的具體方針。墾草即墾荒，《管子•八觀篇》“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顔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漢書•食貨志》“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實際上就是對戰國時代背景的高度概括。在古代，富有實際上就是豐衣足食，即《管子•牧民篇》所說的“倉廪實、衣食足”。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變法，無非就是兩條主線，即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和發展農業經濟。李悝針對魏國地少人多的特點，提出“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辄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商鞅作為魏相的門客，顯然對李愧在魏國的這一改革措施是了解的。然而秦國卻與魏國的情況相反，即地大人少，民衆投機取巧，致使土地荒廢嚴重、農業生産不足。《商君書•算地篇》“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為鄰敵，臣故為世主患之。”《商君書•徕民篇》“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薮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地。”顯然，商鞅已注意到這一實際情況。因此，商鞅才提出鼓勵“墾草”的改革措施。
（二）尚壹思想。這一思想已充分地論述，在此就不再累贅了。如果要概括這一思想的要點，就是通過壹賞、壹刑兩種手段，使壹教和壹治落到實處，從而將民衆統一到國家農戰的政策之中，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商鞅這一思想或許是受到春秋時晉國大臣郭偃的影響，《更法篇》“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這是商鞅引用郭偃之法作為自己觀點的證據，顯然他對郭偃之法是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雖然我們已無法了解郭偃之法的實質內容，但通過對這句話的理解是存在尚壹思想的發展關系。
（三）刑名思想。《商君傳》“鞅少好刑名之學。”[5]刑名思想實際上是對賞罰思想的發展。韓非曾對這一思想進行細致的論述，《韓非子•二柄》“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于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罰。”商鞅這一思想與尚壹思想的結合，就成為商鞅變法中軍功授爵制的思想依據。
（四）“以法為治”思想。商鞅這一思想的顯著特點，是主張用重刑來達到去刑的目的。《商君書•賞刑篇》“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因此，商鞅非常重視刑律修訂，如《秦本紀》“說孝公變法修刑。”《商君書》有刑約、禦盜等篇章。雖然這些篇章已不知其內容，但作為商鞅重視刑律修訂的證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晉書•刑法志》“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
除此之外，商鞅頗略他說。《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屍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說明商鞅涉略相當廣泛。《商君傳》記載商鞅遊說孝公帝、王、霸三道，正好反映了這一點。王蘧常認為商鞅“說孝公以儒家說之帝道、王道”，“此疑後人所僞托，以貶孝公變法者”，于是將商鞅與孝公的對話刪除。[6]馬非百也有類似的做法。[7]鄭良樹借用林劍鳴的反對意見，對這一做法提出了質疑，但並沒有把問題分析透徹。[8]實際上，這是對先秦諸子百家的誤解。在戰國時期諸子之間，大多只有觀點之差異，並無門派之區別。《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呂氏春秋•不二》等已證實了這一點。如果要定義戰國時期的學術流派，最多也只有儒墨二家，《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樂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學術流派的認定是漢代才逐漸興起的，況且漢代如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劉向《七略》、班固《藝文志》等都是概括諸子的共性，從而忽略諸子的個性。也就是說，先秦諸子之間並無漢代所說學術流派的嚴格界限，諸子之間都會吸收各自有用的觀點。這也是錢穆為何認為“法家源于儒者，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複禮”的主要原因，[9]在研究諸子百家學說時，學者需要重視這一現象。而所謂法家基本是一群政治實操者，他們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相當緊密，針對時弊的切入點各自以國情為要。除了一些共性以外，都有自己的個性化。因此，其學術流派並不濃厚，嚴格意義上說，並非是一個學術流派。具體到商鞅身上，這一現象就更加明顯。可以看出，商鞅思

中国历史党史小故事简短

想淵源，並非來自某一個人或學派，而是他對戰國時期前沿思想的選擇性吸收和綜合運用。
三、商鞅對秦國乃至秦代的影響
下面就來論述商鞅對秦國乃至秦代的影響。從以上的論述来看，商鞅給秦國最大的貢獻，通過變法為秦國構建了一個以法為治為前提，以壹教和壹治為內容，以壹賞、壹刑為工具的農戰體系。這一體系一直持續到秦始皇時期，《語書》就是最好的證據。而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壹治思想逐漸成為了秦始皇構建統一模式的理論依據。《史記&

中国历史所有故事名称

#8226;始皇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實際上就是對壹治思想的發展，而構建以郡縣制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也是這一思想的運用。軍功授爵制是壹賞思想和刑名思想的運用，是為了勸農戰而制定的一套激勵制度，是將當時秦國一些官職拿出來作為軍爵，與官職制度並行，同時將客卿、相納入軍爵制，以便外來人才提供一條上升的渠道。早期軍爵包括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庶長、左更、中更、右更與客卿（亦為官職），凡十五級。[10]軍爵制後來逐漸發展為二十等，但在後期的發展中，隨著戰爭擴大和頻繁，已出現了新的變化，其發揮的實際效應已大不如前。《韓非子•定法篇》“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韓非子•定法篇》“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開始意識到農戰體系的不適應性。因此，對軍爵制進行改革，進一步弱化了這一制度的激勵性。實際上，這也是壹治的內在要求。
總的來說，商鞅變法構建出的農戰體系，對秦國國力的迅速提升，確實是起到相當大地促進作用，商鞅成為封君就是秦孝公對其貢獻的肯定。這一體系延續到秦始皇時期，才在統一後逐漸對其進行改革。但如果說秦國的統一是商鞅變法的結果，則是言過其實。秦國的統一是“衆人拾柴”的結果，既需要豐厚的物質基礎，軍隊戰鬥力的提升也包括軟硬兩個方面，在軍隊硬件建設上主要還是歸功于墨者，而秦國的統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戰略的正確性和六國應對策略的失誤，當然也包含商鞅東出謀魏在內的戰略。同樣，如果貶低商鞅變法的實際效應，也是一種片面的看法。
商鞅的農戰體系也存在其局限性，而在分析其局限性時，不能脫離历史的背景，這一點相當重要。其局限性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刑罰的嚴酷性。商鞅在“以法為治”思想的影響下，主張重刑以去刑。所以他講“利”，不講“義”。《開塞篇》“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商君傳》“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這一記載是符合历史事實的。二是民衆的功利化。云夢4號墓出土的木牍（即家書），“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日：不得，無反。”已說明了這一點。賈誼在《過秦論》中有過批評，“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王朝的滅亡，在本質上是農戰體系與六國文化不斷發生衝突的結果，而其迅速滅亡則是對突發事件應對不當的結果。秦始皇二十九年及其後的石刻，都論及統一六國的理由，现在出土的簡牍中也有不少反抗事件的記載，這說明衝突是客觀存在的。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4月8日22：50。）
[1]池田知久：《睡虎地秦简〈语书〉与墨家思想》，《秦汉史论丛》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
[2]陳偉：《睡虎地秦簡《語書》的釋讀問題（四則）》，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index.php），2005年11月。
[3]《儀禮·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通志》“公孫氏，春秋時諸侯之孫，亦以為氏者，曰公孫氏，皆貴族之稱。”
[4]《商君傳》作“中庶子”，《戰國策》作“御庶子”。
[5]此處存在斷句問題，當斷為“鞅少，好刑名之學。”後文有“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原王舉國而聽之。”錢穆考證“鞅敗時其母尚在，知鞅非高壽。”按《秦本紀》商鞅事秦二十四年，則在魏國時當為二十多歲。以上可作為佐證。
[6]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158頁。
[7]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1982年，第138頁。
[8]鄭良樹：《商鞅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大學出版社，第98頁。
[9]錢

中国历史上受到的屈辱故事

穆：《商鞅考》，鳳凰历史網（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gudaishi/special/shangyang/detail_2011_01/16/4303343_0.shtml），2011年01月（網站發布時間）。
[10]拙作《秦始皇削藩與軍功授爵制的變化--從<里耶秦簡>說起》，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index.php），2015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190.html

以上是关于商鞅-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商鞅-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7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