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論秦代的吏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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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論秦代的吏治思想

（廣州市）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進行一系列改革，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度，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1]秦國統一六國後，只是對官僚制度進行完善。隨着官僚制度的發展，必然會産生對官吏的管理問題。通常把對官吏的管理問題稱為吏治或吏政。在過去，由于史籍對秦代吏治的記載嚴重不足，導致後世對秦代的吏治思想了解甚少。《雲夢秦簡》、《嶽麓秦簡》等簡牍的發現，為我們研究秦代的吏治思想提供了不少原始資料。本文將從秦代吏治的思想淵源、發展情況和官箴文化三個方面對秦代吏治思想進行論述。
一、思想淵源
如果要用一句概括秦國吏治的特點，那麽最為突出的就是任法而治。《雲夢秦簡》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如《廄苑律》對田啬夫等官吏的考課和獎懲進行規定、《置吏律》對官吏的任免進行專門的規定以及各律間存在大量的赀甲制度。這一特點的思想淵源，顯然是來自于商鞅。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為秦國構建了“一個以法為治為前提，以壹教和壹治為內容，以壹賞、壹刑為工具的農戰體系。”[2]在這一體系之中，商鞅提出對官吏的壹治問題。“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商君書•墾令篇》) 是商鞅壹治思想的集中表現。為此，商鞅提出了任法而治的主張。一是反對賢治。他認為“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為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以為能；問其黨，以為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勢正使汙吏有資而成其奸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商君書•慎法篇》)二是任法而治。他認為“有明主忠臣産于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于法。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商君書•慎法篇》) 在商鞅看來，如果把吏治比喻為一個硬幣，那麽反對賢治與任法而治就是硬幣的兩面，二者是相互相成的。
在《商君書•定分篇》中，記載了秦孝公與商鞅關于如何任法而治的討論。商鞅闡述了貫徹任法而治的具體辦法。一是以“知法令”為依據，任命主管法令的官吏。“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二是主管法律的官吏忘記或不使用相應的法令，要以對應的法令治其罪。“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三是主管法令的官吏出現遷徒時，要重新學習相應的法令，制定所學法令的程式，如程式不合格也要治其罪。“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辄使學讀法令所謂，為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為法令以罪之。”雲夢秦墓主人曾是鄢縣治獄的官吏。因此，《封診式》實際上就是他學習治獄法令時所制定的程式。四是官吏更改或擅自解釋法令，要被處以死罪。“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五是主管法令的官吏有義務向其他官吏和民衆解答法律。“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雲夢秦墓主人曾是安陸、鄢縣的令史。因此，《法律問答》也是這一要求的産物。此外，《定法篇》還記載法令制定後必須抄寫副本，藏在宮殿中的禁室內，以便對官吏治罪時對照使用，以及在中央到地方各級設置法官及吏員等情形。但這一記載中有天子、諸侯等名詞，這說明該篇是在秦惠王稱王以後完成。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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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周王室通常會以天子名義，向各諸侯國“致胙”。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史記•周本紀》）隨著各諸侯國相繼稱王，實際上已不再承認周王室為天下共主。在此之後，《周本紀》從未有向諸侯國致胙的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
商鞅為貫徹對官吏的任法而治，還把任法而治集中壹賞、壹刑、壹教上。“利祿官爵搏出于兵，無有異施也。”“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商君書•賞刑篇》）
二、發展情況
商鞅雖然被秦惠王車裂，但所實行的法令和所主張的思想並未被廢棄，一直被延續到秦始皇時期。《雲夢秦簡•語書》與商鞅思想的高度吻合，已足夠證實了這一點。在《語書》中，南郡守騰為了解決“吏民莫用鄉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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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主之明法”的困境，他重新頒布“法律令、田令及為間私方”。其中的“為間私方”就是解決官吏的“為間私”問題。南郡守騰的“為間私方”，實際上就是語書的後半部分。理由如下：一是從形式上來看，語書的前半部分已有完整的結束語，即“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二是從內容上來看，前半部分著重講述南郡的政治狀況及發布《語書》；後半部則是講劃分“良吏”與“惡吏”的標準及懲治“惡吏”的辦法。[3]後半部的內容，實際上是治理“為間私”的具體措施。三是為間私方是南郡守騰對吏治的主要措施，墓主人不可能收藏其他法令，而唯獨不收藏“為間私方”。南郡守騰的“為間私方”，無論是思想還是內容，都是對商鞅壹治思想及以法治吏的繼承和發展。他區別良吏與惡吏的基本標準，與商鞅主張“以知法令為依據，任命主管法令的官吏”如出一轍。但除此之外，他還明確指出良吏應該具備“知事、廉潔、佐上、公心、自端、不爭”等能力和品格，而惡吏則與良吏相反。這說明秦國的吏治思想已經發展出一些新的內容，吸收了儒、墨等學派的一些思想內核。而這一變化可能來自呂不韋的影響，“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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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史記•始皇紀》）呂不韋曾在這一時期組織編撰了《呂氏春秋》，對當時戰國流行的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進行梳理和綜合運用，提出了諸如“公而天下平”（《貴公篇》）、“先治身”（《先己篇》）、“知人”（《論人篇》）、“處職治事以待主”（《圜道篇》）、“孝忠”（《勸學篇》）、“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弘演可謂忠”（《忠廉篇》）、“臨患忘利，遺生行義”（《士節篇》）、“知輕重”（《誠廉篇》）、“宗廟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亂在于有司”（《務本篇》）、“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行篇》）、“去小利則大利，去小忠則大忠”（《權勳篇》）、“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任數篇》）、“行必誠義”（《高義篇》）、“忠臣廉士”（《恃君篇》）、“達乎死生之分”（《知分篇》）、“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求人篇》、“直言則枉者見”（《貴直篇》）、“言極直谏”（《直谏篇》）、“貴知化”（《知化篇》）、“上尊下卑”（《慎小篇》）等吏治思想，這必然會對下層官吏産生相當大的影響。從《為私間方》、《為吏之道》等內容來看，都無不與《呂氏春秋》息息相關。
三、官箴文化
官箴一詞最早來自于《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杜預注“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襄公四年》）官箴最初只是臣下用來對君主進谏的箴辭。後來才逐漸成為官吏為官處世的訓戒之學，對官吏的思想和行為産生深刻的影響。因此，後來的官箴有一大特點，它是官吏為官處世學習和思考的結果，屬于官吏私人的物品，對外人不一定能起到訓戒的作用。秦代《為吏之道》、《為吏治官及黔首》等篇章，無論從形式還是從內容上來看，與後世的官箴並無本質上的區別。《為吏治官及黔首》剛開始被命名為官箴，我個人認為並無不妥。《為吏治官及黔首》的內容相對于《為吏之道》要豐富很多，二者的對比研究，于洪濤等學者已經進行細致的研究。
戰國後期，秦國之所以形成官箴文化，主要還是由于呂不韋的推動。呂不韋被罷相之後，秦始皇在大方向上否決了呂不韋所構建的吏治思想，進一步強化了商鞅任法而治的壹治思想。“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會稽山石刻）呂不韋雖敗，但他的影響仍然存在。李斯上谏逐客令書，實際上就是踐行了“直言則枉者見”的思想。《為吏之道》、《為吏治官及黔首》等官箴文化的發展，說明了呂不韋及《呂氏春秋》的吏治思想已紮入下層官吏的思想之中，從而對秦代的吏治思想産生潛移默化的實質影響。
統一六國後，秦始皇依然堅持了商鞅任法而治的壹治思想，如“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始皇紀》)全面推行郡縣制，構建一整套較為完整的官僚制度，尤其是設置以禦史大夫為核心的監察系統，除了在中樞系統設置外，還向全國各郡派遣監禦史，如“洞庭監禦史”(《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4]以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監察，從而實現了“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高度壹治的統一治理模式。漢代並未完整地繼承秦代的監察制度，因而二者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一點需要引起學者的注意。在曆次的石刻中，也體現對任法而治的堅持。“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泰山石刻)“端平法度，萬物之紀”；“除疑定法，鹹知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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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邪石刻)“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之罘石刻)後來在李斯的推動下，進一步達到了“以吏為師”極端的程度，但在石刻中也不時透露出一些德治的因素，這說明秦代的吏治思想也受到官箴文化的影響。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4月14日20：02。）[1]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3頁。
[2]林少平：《論<語書>與商鞅的思想淵源》，武漢大學簡帛網，2015年4月。
[3]高敏：《雲夢秦簡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頁。
[4]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武漢大學簡帛網，2014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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