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論張家山漢簡《秩律》的若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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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論張家山漢簡《秩律》的若幹問題

（廣州市）

一、關于《秩律》斷代的問題
《史記•平準書》“孝惠、高後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漢書•食貨志》“上（指高帝）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以上二者的記載，存在“同一事件而不同年代”的矛盾。張家山漢簡《秩律》的出土，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原始的資料。晏昌貴認為“從《秩律》所載地名沿革看，宜成，即南郡之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池陽，惠帝四年置。新成，惠帝四年置。靈州，惠帝四年置。圜陽，惠帝五年置。圜陰，惠帝五年置。長安西市，惠帝六年起。時間最晚為惠帝六年（前189年）。所以，《秩律》地名的時間斷限當在惠帝六年至呂后二年之間。”[1]這也就是說，《秩律》的制作年代應在孝惠、高后之時，從而印證了《史記》的記載。秩在當時是指官職的級別，也可以說官職的品級。《秩律》用“秩某石”來規定官職的級別，官吏在担任了某一官職後，就可以根據該官職的級別來衡量自己的俸祿。因此，“量吏祿”就是通過規定官職的級別，來衡量官吏的俸祿標準，從而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秩律》。
二、關于丞相不入《秩律》的問題
在周代最主要的政治制度是實行分封制。《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從這一記載可看出，周天子首先是“制畿方千里”，從而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其次是在王畿以外劃分土地“建邦國”，受封者被稱為諸侯（即畿外諸侯）。按多數文獻的記載，諸侯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對周天子要履行以下四大義務：一是地職。鄭玄說“地職，農圃之屬。”實際上就是代周天子管理受封之地。二是地守。即諸侯要承担守土之責，《左傳•定公四年》說“以藩屏周”。三是地貢。即諸侯要按規定向周天子納貢。四是職事。即諸侯要到王室任職，服侍周天子。其三是在王畿以內劃分室數（後演變為戶數）“造都鄙”，受封者被稱為封君（即畿內諸侯）。他們也要向諸侯一樣對周天子承担義務。
周代在分封制的基礎上，還建立一套完整的官吏制。《周禮》記載這些官吏設置和職權。無論是周天子、諸侯或封君，都需要有人來服侍他們和代他們管理民衆，這就有建立官吏制的必要性。在當時代周天子、諸侯或封君管理民衆的這些人被稱為吏，所以《說文》說“吏，治人者也。”其中一些專門服侍周天子、諸侯或封君的吏，就被稱為官或者官人，所以《說文》“官，吏事君也。”在文獻或出土的簡帛、金文常有“某人”，官人實際就是對這類人的統稱。盡管王室官員的名稱多且複雜，但大體上可分為公、卿、大夫、士四個等級，而王室公卿都是由諸侯或封君來担任。按周代的制度邦國也可在邦內“造都鄙”，這些受封者也被稱為封君。諸侯還參照王室的官吏制，設置為卿、大夫、士三個等級。諸侯卿同樣也是由邦內封君來担任。周天子或諸侯的士大夫都有自己的田邑作為俸祿。所以《荀子•榮辱》說“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除此之外，其他的官吏則是靠領取俸祿，也就是《周禮•天官•宮正》所說“月終則會其稍食”。所以《荀子•榮辱》說“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職也。”在當時王室官吏被稱為天子守臣，而諸侯官吏則被稱為天子陪臣。《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杜預注“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土地的緊缺和社會階層的變化，導致周代的官吏制受到了新的挑戰。所以《漢書•百官表》說“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各諸侯國都不同程度的改革了周代的官吏制。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實行變法，對官爵制度都進行了改革，實行了官爵分離制。他在秦國官職系統以外建立一套軍功授爵制，包括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庶長、左更、中更、右更與客卿（亦為官職）凡十五級。[2]商鞅在設置軍爵制時，其中五大夫以上爵位都有賜邑，《商君書•境內》“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陝西出土的《秦宗邑瓦書》“〔惠王〕四年，大良造庶長遊出命曰：取杜在之酆丘到于潏水，以為右庶長歜宗邑，乃為瓦書。卑司禦不更顝封之，曰子子孫孫以為宗邑。”[3]秦國卿官主要是由五大夫以上爵位的獲得者来担任。隨著商鞅在地方推行縣制，從而初步建立了一套地方官僚制度。《史記•秦本紀》“並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史記•商君傳》“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當時的秦縣還設有縣尉。《商君書•境內》“其縣四尉，訾由丞尉。”因此，商鞅規定了地方吏與大夫以下爵位的轉換關系。《韓非子•定法篇》“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商君書•境內》“故爵為大夫。爵吏而為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錢。”公室大夫以下之官也實行與大夫以下爵位的轉換關系。《商君書•境內》“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秦宗邑瓦書》也有“司禦不更顝”。這說明商鞅將公室大夫以下之官與地方吏納入吏祿系統，從而使官吏逐漸走向了趨同化。在當時秦國最高的吏祿為千石，在地方上出現了千石、八百、七百、六百四個級別的縣令。《商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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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隨着秦國的稱王和郡縣制的推行，從而使官僚制得到了新的發展，勢必會使吏祿系統向上發展。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全國推行郡縣制，並對軍爵制進行改革，改變了軍爵制的分土方式，實行賦稅供養方式。《史記•始皇紀》“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顯然更改徹侯、內侯為列侯、輪侯就是這一改革的結果。[4]實際上，秦始皇只保留了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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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侯的食邑制度，其他則實行與吏祿系統的轉換關系，從而使吏祿系統提高到二千石。由于秦代的丞相是由列侯來担任，所以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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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納入吏祿系統。《史記•李斯傳》“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漢初大體繼承了秦代的官僚制。其後历代帝王不斷發展和完善這套官僚制度。《漢書•百官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從《秩律》的記載來看，漢初確實是繼承了秦代的官僚制及其吏祿系統，同樣形成丞相由徹侯担任的習慣或者稱為制度。只是漢初徹侯數量較多，包括御史大夫在內的其他列卿也多由徹侯担任，但這些担任列卿的徹侯很可能是沒有俸祿的。隨着徹侯數量的不斷減少，御史大夫也有不是徹侯者担任的現象，如漢武帝欲讓御史大夫公孫弘担任丞相，所以先封公孫弘為平津侯，這就是“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典故的由來。到了西漢中期以後，丞相才被納入了吏祿系統，從而實行吏祿從中央到地方的一體化。《居延新簡》EPF22•70-75“《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六萬；御史大夫奉錢月六萬。”這也說明西漢中期以後御史大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5]
三、關于秦漢內史的問題
《秩律》只有內史，並無治粟內史的記載。這說明在秦代至吕后二年內史承担兩大職權。一是主管錢谷之事；二是統領京畿各縣。從《雲夢秦簡》的記載來看，內史最初的職權確實與錢谷和統領京畿各縣有關。《倉律》“入禾稼、刍稿，辄為廥籍，上內史。”“糞其有物不可以須時，求先賣，以書時谒其狀內史。”《均工》“盈期不成學者，籍書而上內史。”《效律》“至計而上廥籍內史。”《內史雜》“都官歲上出器求補者數，上會九月內史。”秦國在邦內已普遍設縣，這些縣應就是由內史來統領的。《廄苑律》“內史課縣，太倉課都官及受服者。”而新占領的地區由于設郡，則是由郡守來管理。所以秦始皇全面推行郡縣制後，原來秦國邦內自然被稱為內史。進入漢代，高帝在九年重新設立內史，內史應當繼承了秦代內史的角色。因此，後來制定《秩律》就只有內史。漢文帝即位不久詢問丞相治國之事，陳平說“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史記•孝景紀》“中六年，更命治粟內史為大農。”這說明在呂后二年之後內史出現了分職。也就是說，內史主管錢谷的職權被剝離，並設立了治粟內史來承担這一職權。因此，《漢書、百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掌谷貨，有兩丞。”這一說法有誤。事實上，閻克步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秩律》之內史應含兩種內史在內（對此我已另行作文考辨）。”“所云之內史，也應該有後來的內史及治粟內史之職。《睡地虎秦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以官稱為名的法規中只有兩種稱雜----《尉雜》和《內史雜》。為何獨獨尉和內史有雜，還可進一步研究，但總歸不是偶然的事情，顯示了與此二官相涉的法規具有特殊性。”[6]
四、關于秦漢三上卿的問題
據《秩律》的記載，漢初三上卿為御史大夫、廷尉和內史，與秦代的三上卿存在差異，秦代除了廷尉和內史以外，另一上卿當為奉常。《漢書•百官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蔔、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宮令長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史記•蒙恬傳》“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這說明蒙毅的官職當為奉常，而奉常位列上卿。秦代的御史大夫明顯比漢初要高，當與丞相一樣被列為三公之位，也是沒有被納入吏祿系統，只是目前仍未有相關的證據。秦代丞相位列三公是明確的，《史記•李斯傳》“二世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诮讓斯居三公位。”漢代習慣將御史大夫稱為三公。《史記•酷吏傳》“及湯為御史大夫”，“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谏。”但從《秩律》的記載來看，漢中前期御史大夫確實位列三上卿之首。這說明漢代稱御史大夫為三公是秦代流傳下來的習慣稱呼。
閻克步認為“御史大夫居首，廷尉居次，而掌管禮儀文教的奉常竟然只排在二千石大臣的尾巴上。秦漢帝國‘以刀筆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灼然可見。”事實上，漢初奉常並不是排在九卿之末。《後漢書•百官志》“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這也就是說，漢初諸侯國除了中大夫令、郎中令以外還有奉常。《漢舊儀補遺》“郎中令，秩六百石。”當時諸侯國的郎中令秩為六百石，而天子的郎中令秩為二千石，《秩律》才在郎中令之前加上漢，以區別于諸侯國的郎中令。以此可推定，諸侯國奉常秩也當為六百石，《秩律》才需要在奉常之前加上漢，並與郎中令並列。因此，原文漢郎中與奉常中間當為頓號。但無論如何，漢初奉常已不是三上卿之一，這與漢初政治環境和治國思想等因素有很大的關系。漢高帝本來就很厭惡儒生，只是後來在叔孫通制禮和陸賈上《新語》之後，才对儒生有所改觀。《史記•郦生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加之漢高帝時諸侯國叛亂不斷。漢惠帝以後統治者奉行黃老之學，禮教並未得到重視。《史記•禮書》“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幹谏孝景曰：“諸侯籓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複議。”因此，漢初並未實行以禮治國，奉常自然未被列為上卿。漢武帝即位後，實行“獨尊儒術”的治國策略，以禮治國才被提高到了相當高的位置，而奉常的地位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史記•禮書》“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云。”
五、關于御史長史的問題
《秩律》“御史、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周波認為“整理者在‘御史’下斷句，則御史為千石官。但這與《二年律令•賜律》（簡 296）“御史比六百石”是相矛盾的。”“從原圖版看，簡文‘相’字下有重文符號，故推測有可能簡文‘丞’字下脫重文符號，原文當作‘御史［丞］，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7]《漢書•百官表》“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複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複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然而《史記•酷吏傳》和《漢書•張湯傳》在記載了三長史陷害御史大夫張湯時，御史中丞李文是被列為三長史之一。《漢書•百官表》“有兩丞，秩千石。”按此推定，御史丞也當被視為長史之一。《史記•酷吏傳》“硃買臣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這里的丞應當就是御史丞。《里耶秦簡》8-159簡文有“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舉事可為恒程者□上帬（裙）直。”[8]漢初制作《秩律》時為了簡便化而統一規定為長史。因此，周波改為“御史［丞］”有誤。
六、關于《秩律》沒有太尉長史的問題
《漢書•百官表》“太尉，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绶，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複去大司馬印绶、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複賜大司馬印绶，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秩律》在記載御史與丞相長史時卻沒有太尉長史，這印證了漢初太尉只是因事而設的臨時官職。因此，漢初太尉時設時廢。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5月2日07：37。）[1]晏昌貴：《<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初政區地理》，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年7月。
[2]林少平：《秦始皇削藩與軍功授爵制的變化—從<里耶秦簡>說起》，武漢大學簡帛網，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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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直：《史記新證》，中華書局，2006年，第13頁。
[4]同注2。
[5]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60頁。
[6]閻克步：《從<秩律>論戰國秦漢間祿秩序列的縱向伸展》，張家山《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頁。
[7]周波：《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劄記》，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
[8]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牍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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