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試說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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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試說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要：本文結合考古出土的實物與古文字資料，對青銅觚形器的名稱及功用進行了探討，認爲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及銅棒的組合，應係文獻記載的“瓚”。觚形器的正確名稱，既非宋人所謂的“觚”，亦非近時所謂的“同”，而應係“瓚”。“瓚”係觚形器及其配件所組成的復合器，而非文獻所記載的勺或斗形器。其主要功用是用作祼器。
關鍵詞：觚形器 柄形器 瓚 祼 祼器
2013年夏，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M28出土一件青銅觚形器（M28:170，簡報稱“目雷紋觚”），在其上方，又有一銅棒形器（M28:176[1]，圖一），器體細長、圓柱形，末有轱轆狀長柄，兩端粗中間細，圓莖，菌柱狀首，下端近球形。類似的器物，在以往的考古發掘中也有發現。簡報已正確指出，這一器形在寶雞竹園溝M13和寶雞茹家莊M1乙以及洛陽北窯西周墓分別出土過，爲銅質或玉質。關於其用途，簡報推測說，從葉家山所見共存關係看，此器應爲觚中的攪拌用器。對於這一看法，這裏簡單談一些我們的不同意見。
以往所見的類似器物，與其形制最爲接近的，當屬陜西寶雞竹園溝墓地M13所出銅棒（BZM13:8[2]，圖二）和茹家莊墓地M1乙所出的棒形玉飾（BRM1乙：251[3]，圖三），據發掘報告云，前者係圓棍形上有菌柱形蓋帽，後者有菌柱形圓頂，其下如收攏的花苞。下端較細呈圓柱形，末端有小圓穿孔。關於此二器的功用，發掘報告說前者與酒器共出，似爲攪棍一類，後者出於墓主腹部，用途不明[4]。毫無疑問，這幾件器物的功能應該是相同的。
要說清楚這類器物的正確用途，需聯繫與之共出的觚形器，而這又必須由觚形器之命名及其功用入手。
名此類器爲觚始於宋人，祗是若細究，卻並無任何確實的依據。流傳至今的傳世銅器自不必說，就是在建國後大量出土的有銘青銅器中，幾十年來，我們始終也未能找到與其自名有關的綫索。
2010年，吳鎮烽公佈了一件新見銅器－－內史亳同[5]，其銘文曰：
成王錫内史亳醴祼，弗敢虒，作祼同。
這篇銘文雖極簡短，但其重要性卻出人意表。其中重要的一點，即該器的自名爲“同”，因而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雖然在對“同”字的釋讀上，學者還有不同看法，但它應是這類器物的自名，在這個問題上，大家的意見皆不謀而合。於是，“同”就是這類器物的名稱，似乎一時間就成了定論。
也就是與內史亳同公佈時間差不多的時候，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發掘出兩件觚形器，其中一件有銘[6]，作：
燕侯作瓚。
按照我們現有的金文的有關知識，本銘的“瓚”，應即此器的自名。同是觚形器，在內史亳同銘文裏自名爲“同”，而在此銘中，它卻又自名作“瓚”，那這類器物究竟是應命名作“同”，還是應稱作“瓚”呢？這使剛從長期的迷惑中走出來的學者，又陷入了新的糾結之中。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恐怕要從多方面來入手，纔有可能從源頭上真正徹底釐清各種復雜的糾葛。
內史亳同資料公佈後，學者就觚形器的自名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對於這種形狀的器物爲什么被稱作“同”，有學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如象竹筒之形等[7]。然而事實究竟是否如此，下面我們作些簡單的分析。
自名爲“同”的器物，目前所見，僅內史亳同一件，就器形而言，亦就觚形器這一類。因而，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同”很可能即爲觚形器之本名。但問題是，現在我們並找不到任何的直接證據，表明“同”就是觚形器的本名。
在青銅器銘中，經常見到銅器的自名，不用本名，而用與之相關的其它器種的名稱的現象，亦即功能相似的器物在稱謂上往往會有一定的關聯，此即通常所說的“相關替代”或“連類相及”現象[8]。因而，以功用與觚形器近似的器物自名（如“同”）來替代其自名，這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說文》：“同，合會也。从𠔼从口。”徐鉉注：“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从口。李陽冰云：‘从口，非是。’”《書·顧命》：“上宗奉同瑁。”僞孔傳：“同，爵。”古注謂“同”爲爵，但據目前的資料，我們並不能予以確證。大家知道，以前關於觚形器的用途，有盛酒器、飲酒器等不同的看法。對於爵，也有盛酒器、飲酒器的爭論。無論如何，同或爵與觚形器皆作爲酒器的功能，結合內史亳同的自名及實物來看殆無問題，因而具備“相關替代”或“連類相及”的基礎。
總之，“同”係觚形器之自名，就目前的材料來看，尚祗能作爲姑妄存之的一種假設，而並無任何堅實的證據。
既然“同”未必就是觚形器的本名，那“瓚”是否就是其本名呢？
目前所見自名爲“瓚”的銅器，僅大河口出土的觚形器一件。但“瓚”在出土文字資料，尤其是銅器銘文中作爲賞賜物時，則頻頻出現，如：
小臣□柄形器[9]：王錫小臣（瓚）。
多友鼎[10]：錫汝圭（瓚）一，鍚鐘一肆，鐈鋚百鈞。
毛公鼎[11]：錫汝秬鬯一卣，（祼）圭（瓚）寶。
榮簋[12]：王休賜厥臣父榮（瓚）、王（祼）、貝百朋。
宜侯夨簋[13]：錫鬯一卣，商[14]（瓚）一□。
十月敔簋[15]：王蔑敔曆，使尹氏授賚敔圭（瓚）、貝五十朋。
卯簋蓋[16]：錫汝（瓚）四、璋瑴、宗彝一肆、寶。
師訇簋（師詢簋、師訇敦）[17]：錫汝秬鬯一卣、圭（瓚）。
我簋[18]：錫圭（瓚）、彝一肆。
尊[19]：仲錫（瓚）。
子黃尊（子尊）[20]：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
從上述諸銘來看，“瓚”多與“圭”連言，如多友鼎、毛公鼎、十月敔簋、師訇簋及我簋等，文獻亦多有類似記載。小臣□柄形器銘曰“王錫小臣□（瓚）”，據以往所見時代相近的同類器銘來看，銘文所記的賞賜物，往往與銘文的載體即器物有關，因此，銘文所記商王賞賜給小臣囗的瓚，很可能與此件玉柄形器有關。觀該器之形狀，爲扁平長條形，弧形頂，頂下兩側内凹成弧形，下端窄小而薄，作卯榫狀（圖四），與通常所見的圭形器的形狀正相似。因此，小臣□柄形器銘文中的“瓚”，很可能即爲這種柄形玉器的自名。另外，卯簋蓋所云的賞賜物“（瓚）四”與“璋瑴”連言，似乎暗示“瓚”係玉器。因此，銅器銘文中常見的所謂“圭瓚”，或指這種玉柄形器。
不過，如果“瓚”是指玉柄形器，我們又該怎樣解釋大河口M1所出觚形器“瓚”的自名呢？借它類相關器物之名以自名的現象在銅器銘文中雖不乏其例，如尊自名稱“缶”，如蔡侯作大孟姬尊[21]；鑑又自名爲“匜”，如蔡侯申鑑[22]；匜卻自名曰“盤”，如蔡叔季之孫匜[23]；壺亦自名作“盂”，如可方壺[24]、曾少宰黃仲酉方壺[25]等。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所借用作自名的器類與該器的功用相同，如蔡侯作大孟姬尊爲酒器，銅器缶中的尊缶類即爲酒器，其它如鑑與匜，匜與盤，壺與盂等亦皆爲水器（壺有作爲酒器與食器的壺之分，盂有作爲食器與水器、酒器的盂之別，本文皆以其作爲水器的功用而言）。這種青銅器自名，不用本名，而用與之相關的其它器種的名稱的現象，趙平安曾作過探討，他稱之爲“相關替代”現象[26]，且總結道：
“相關替代”現象的產生都有它自己的理據……可以說，兩種毫不相關的專名替代是沒有的。因此，“相關替代”是以器物之間實實在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爲前提的，是以聯想和類聚爲心理基礎的[27]。
張懋鎔亦云“連類相及”的基礎是二者的形態與功能皆近[28]。若如有學者所論，瓚係玉柄形器之名[29]，而二者質地、形態卻又有明顯不同，因而以瓚來替代觚形器的自名，恐怕也是難以理解的。因此，玉柄形器即“瓚”的觀點可能是不正確的。
若將“瓚”視作觚形器之本名，其又自名爲“同”，是因前述“相關替代”或“連類相及”所致，上述矛盾便不復存在了。
上述出土商周時期的古文字資料中已有多例的“瓚”字，如：

考古-試說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

小臣□柄形器 子黃尊 毛公鼎 小盂鼎 多友鼎
從字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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瓚”應是一個象形字，那麼其所象的究竟是什麼器物呢？
傳世文獻中關於“瓚”的解釋，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指質地不純的玉。《周禮·考工記·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瓚，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二是指古代祭祀用的酒勺。圭瓚，即爲玉柄金（銅）勺，祼祭時用以酌香酒。《書·文侯之命》：“平王錫晋文侯秬鬯圭瓚。”僞孔傳：“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詩·小雅·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玉瓚，圭瓚也。”鄭箋：“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孔穎達疏：“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第一種解釋是對執玉而言，與本文所論無關，可不論。至於第二種說法的問題，有學者已作過辨析[30]，可參看。
上述古注關於“圭瓚”係玉柄金勺的說法，雖不準確，但也不無啟發意義。結合上舉有關“瓚”的古文字字形來看，其上部正與出土的玉柄形器相似，其下部，結合大河口墓地所出的自名爲瓚的器物實係觚形器來看，很可能即爲觚形器之象形，因此，所謂“圭瓚”，實際上是玉柄形器和觚形器之組合（當然還包括其它一些組件，有關討論詳見下文），而玉柄形器祗是其一必要的構件，如此亦可理解爲什么銅器銘文中總是“圭瓚”連稱了。
這樣的認識，也是基於考古出土的有關實物及古文字材料所作的推斷。
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屢屢見到觚形器與銅質或玉質棒形器共出的現象，除前述葉家山M28、竹園溝M13、寶雞茹家莊M1乙及洛陽北窯西周墓所出者外，王巍還提到當年在琉璃河發現有漆觚上插一玉質的細棒[31]。另據黃鳳春先生告知，葉家山M87出土有一件漆木觚，在其上方的位置，也有一木棒狀物共存。
據發掘報告云，茹家莊BRM1乙出土柄形飾共十四件，其中九件出於棺內死者胸、下腹部，這九件即BRM1乙:225-233，核對其出土位置，皆與BRM1乙：251棒形玉飾接近，結合下文的有關討論來看，其實這也應係一件與觚形器配套使用的玉器組的一部分－－柄形玉器，葉家山所出者，鞠煥文認爲其係觚形器之組件[32]，其說是。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著錄有一件某收藏家收藏的遰觚[33]（圖五），據該書介紹：
該觚中部有一個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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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1釐米的木筒，木筒內有一個木塞，木塞上部呈半球形凹下，中間鑲嵌一根上下貫通的綠松石細管，其上置放一個上部爲細杆下部爲球形的銅杵，連銅杵通高16.8釐米。這些部件可以取出，但其間縫隙極小。
其時代被定爲西周早期後段。
此器雖非科學考古發掘所得，但類似的情況，在古文字資料中也有積極的證據。《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著錄有一件商代晚期的井父戊觚[34]，其圈足內鑄銘文4字：
井父戊。
首字，象一人手持觚形器跽跪於丼旁之形，其觚形器中插有類似上述葉家山出土的棒狀物。
傳世又有一件祼井尊[35]，其銘文首字作，構形與上述之字類似，二者應係一字。其觚形器中所插之棒狀物，與葉家山所出的銅質棒狀物柄部形狀更加接近。
其實，在此前，還有更完整的瓚出土。
上世紀60年代，洛陽北窯西周墓地出土有一組玉器（M155:17，圖六）[36]，據發掘報告介紹：
……柄形器柄部向上，下端部由七個長條形玉片等距圍繞，間距內填以四片橢圓形綠松石小片，它們粘附在端部。在玉片粘附物下面，托以長梯形蚌飾，中有圓穿孔，孔內向下插一柱形玉飾。再下有一漆器痕。漆器痕呈喇叭形，上部已殘下部保存較好，從這組器物的相互關係看，柄形器與下端的玉片粘附物以及下插的玉棒，原是緊緊粘固在一起的，構成一件完整件。下面現存的漆器痕，原可能是承受玉柄形器的套。由於墓內填土逐年下沉，使它們之間位置移動，漸次脫節，造成玉片部位散亂，漆器變形，成爲現存狀況。
……
（玉柄形器）出土時器身四周有木跡和漆片痕跡。在其刃部下端長9、寬6釐米的範圍內，佈滿了長方形小綠松石片，每片長0.5、寬0.4釐米左右。同時，還分佈有上下兩層略爲彎曲的長方形小玉片。上層1片，下層6片，每片長1.2～4、寬0.5～0.7釐米。玉片下置一長方梯形蚌托，中間穿一圓孔，長3、寬1.5、厚0.8釐米。蚌托下有一圓形玉柱，呈青碧色，上端削細插入蚌托中。長9.2、徑0.7釐米。通長28.5釐米。
在鞘形飾的下端，有一件圓形漆器殘跡，上端已殘亂，下座呈喇叭形，內爲朱紅色，外呈黑褐色，間以綠色紋樣。在接近喇叭口處飾四周弦紋，每兩周爲一組。在兩組弦紋的附件，鑲嵌六片橢圓形綠松石，長1、寬0.8釐米左右。從這件漆器殘跡的形狀看，很可能是柄形器的特制鞘飾。殘高34.8、喇叭口徑9、上部殘留漆痕寬17釐米。
報告所提到的呈喇叭形的漆器痕，從其保存部分的圖像來看，無疑是一件漆木觚形器，而非發掘者所認爲的原可能是承受玉柄形器的套或特制鞘飾，這一點，李小燕已正確指出[37]，有學者羅列了考古發現的玉柄形器的“鞘”的遺跡現象[38]，其實從這些遺跡現象來看，更多跡象表明其可能係與玉柄形器組相配套的觚形器而非所謂的“鞘”。其本身的組合情況，可能即如發掘時所呈現的那樣（即圖六所示），而非因墓內填土逐年下沉而致使它們之間位置移動，漸次脫節而成現存狀況。
從形制等方面的特徵來看，小臣□柄形器的功能與下文將要談到的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應相同，即與觚形器配套，以作祼器之用，此前學者也做過這方面的專門研究[39]，應可信。小臣□柄形器銘既曰“王錫小臣□（瓚）”，可知王賞賜給小臣□的是已鑄好的瓚，小臣囗記其事於後，因而於瓚的配件玉柄形器上刻銘文，而非在瓚上鑄銘以資紀念，亦屬情理之中。
總之，將出土文獻和實物資料互相驗證，可以認定，銘文中所提到的“瓚”，應即用作祼器的柄形器和觚形器的組合。
瓚的用途，也可由上引有關銘文所提供的信息得到準確的說明。內史亳同銘曰“用作祼同”，從上下文來看，“祼”應表示“同”的用途，由此可知，瓚的用途，應與祼祭或祼饗有關。榮簋銘文曰“王休賜厥臣父榮（瓚）、王（祼）”，按照我們的理解，這裏的“王（祼）”應該是對前文所提到的“（瓚）”的用途的補充說明；毛公鼎銘文的“（祼）圭（瓚）”，“圭瓚”前一字，其原篆作，學者多釋作“（祼）”，用以表明瓚之用途，應可信。另外，從上引有關銘文來看，瓚多與鐘鎛等宗廟祭祀彝器一起賞賜，如多友鼎、卯簋蓋、我簋等，還通常與鬯酒一起賞賜，如毛公鼎、師訇簋、宜侯夨簋等，鬯是古代宗廟祭祀用的香酒，這些現象，尤其是後者，亦明確表明，瓚之用途，應與祭祀等有關。
關於觚形器，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深入討論和澄清，因篇幅限制，將由另文再議[40]，此不贅述。
綜上，我們可以判定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及銅棒的組合，應係文獻記載的“瓚”，而非觚及其攪拌用器。
附圖

圖一 葉家山M28出土瓚（《江漢考古》2013.3彩版四-2）

圖二 竹園溝出土銅棒 圖三 茹家莊出土棒形玉飾圖四 小臣□柄形器
（BZM13:8，《寶雞𢐗國墓地》圖版三五-3） （BRM1乙:251，《𢐗國玉器》P83）

　 圖五 遰觚 圖六 洛陽北窯所出瓚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09820） （《洛陽北窯西周墓》P56圖二八-D）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16年10月22日22：00。）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M28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3年第4期（下文或簡稱“簡報”），第26-27、31頁，第47頁圖十二-7，《江漢考古》2013年第3期，彩版四-2；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6頁。
[2]盧連成、胡智生：《寶雞𢐗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85頁，第84頁圖六六-3，圖版三五-3。
[3]盧連成、胡智生：《寶雞𢐗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337頁，第338頁圖二三四-7，圖版一七九-6；北京大學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等：《𢐗國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2月，第83頁。
[4]盧連成、胡智生：《寶雞𢐗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85頁，第337頁。
[5]吳鎮烽：《內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第30-33頁。
[6]謝堯亭：《發現霸國：講述大河口墓地考古發掘的故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31頁。
[7]吳鎮烽：《內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第30-33頁；王占奎：《讀金隨札－－內史亳同》，《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2期，第34-39頁。
[8]有關較爲系統的討論可參看趙平安：《銘文中值得注意的幾種用詞現象》，《古漢語研究》1993年第4期，第9-12頁；後修訂輯入氏著《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220-227頁；張亞初：《對商周青銅盉的綜合研究》，載《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8月，第49-63頁；陳劍：《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載李圃主編《中國文字研究》第1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335-370頁；張懋鎔：《試論青銅器自名現象的另類價值》，載《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5月，第443-451頁。
[9]《文物天地》2009年第12期，第56頁。
[10]《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4月-1994年12月；《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以下簡稱“集成”）5.2835。
[11]集成5.2841。
[12]集成8.4121。
[13]集成8.4320。
[14]從下引子黃尊（集成11.6000）銘“王賞子黃（瓚）一、貝百朋”及相關銘文辭例來看，來看，此處的“商”似應讀作“賞”。
[15]集成8.4323。
[16]集成8.4327。
[17]集成8.4342。
[18]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12卷，第5321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21頁。
[19]集成11.5988。
[20]集成11.6000。
[21]集成11.6010。
[22]集成16.10290。
[23]集成16.10284。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7月，第358-360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曾都區考古隊、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曾國墓1994年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2期，第4-18頁。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第346-347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曾都區考古隊、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曾國墓1994年發掘簡報》，第4-18頁。
[26]趙平安：《銘文中值得注意的幾種用詞現象》，《古漢語研究》1993年第4期，第9-12頁；後修訂輯入氏著《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第220-227頁。張亞初稱之爲“連類相及”現象（張亞初：《對商周青銅盉的綜合研究》，載《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8月，第49-63頁）。陳劍將這種現象稱爲“代稱”，認爲張光裕（張光裕：《從字的釋讀談到𥂴、盆、盂諸器的定名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第76-82頁）、杜廼松（杜廼松：《談銅器定名中的一些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第80-82頁）等從語音現象上對此加以解釋有有一定道理，但聯繫銅器自名中的通假現象，有些直接可以看作是通假關係（陳劍：《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第335-370頁）。
[27]趙平安：《銘文中值得注意的幾種用詞現象》，第10頁。
[28]張懋鎔：《試論青銅器自名現象的另類價值》，載《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5月，第443-451頁。
[29]方稚松：《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瓒、祼及相关诸字》，《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第83-87頁；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3期，第34-53頁。
[30]臧振：《玉瓚考辨》，《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第27-32頁；方稚松：《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瓒、祼及相关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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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第83-87頁；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3期，第34-53頁。
[31]王巍：《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筆談》，《江漢考古》2013年第4期，第59頁。
[32]鞠煥文：《殷周之际青铜觚形器之功用及相关诸字》，《中國文字研究》第19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2月，第29-40頁。
[33]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十八卷，第09820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473頁。
[34]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十八卷，第09754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第419頁。
[3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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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1.5444。
[36]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北窯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51-52、152-153頁。
[37]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3期，第34-53頁。
[38]魏繼印：《玉柄形器功能新識》，《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1期，第38-44頁。
[39]方稚松：《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的瓒、祼及相关诸字》，《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第83-87頁；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瑁”問題》，《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3期，第34-53頁。
[40]拙文：《說瓚－－從出土資料談觚形器之名稱、功用及相關問題》，待刊。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743.html

以上是关于考古-試說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考古-試說葉家山M28所出觚形器；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8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