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波：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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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波：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札記

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札记
周波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释注提出了八则新的考释意见。改释了部分简文，并对简文中出现的几个职官名和地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 ]：张家山 二年律令 考释
一、皆毋敢穿穽及［置它机］，穿穽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
《二年律令·田律》（简251－252）原释文云：“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穽，穿穽及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盗同法。杀人，弃市。伤人，完为城旦舂。” “穿穽及及置它机能害人”条下原注：“‘及’字下原有重文号，衍。”
据原图版，简251“穿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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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下均有重文符号，所以此处原简文实际上书作“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穽=及=置它机能害人……” （“=”表示重文符号）。由于无法读通简文，故整理者以为“及” 字下衍重文号。
按，整理者的观点可商。在龙岗秦简中有与上所引简文相似的律文。龙岗秦简103－106云：“诸马牛到所，毋敢穿穽及置它机，敢穿穽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殹（也），赀二甲。杀伤马……”[1] 。秦律律文可与《二年律令·田律》对勘。秦律禁止“穿穽”与“置它机”，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将根据其后果定罪。《二年律令·田律》也有对“穿穽及置它机” 后果的描述，则上文应当明令禁止“穿穽及置它机”这两种行为，如果仅禁“穿穽”，那就无从论及“ 置它机”的后果了。所以从律文本身的逻辑关系并结合秦律律文综合考察， 我们认为《二年律令·田律》简文的问题出在抄写者于“置它机”三字下漏写了重文符号。故此部分释文当改作：“皆毋敢穿穽及［置它机］，穿穽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
二、御史［丞］
《二年律令•秩律》（简440－441）原释文云：“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 <卫>将军， <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按，整理者在“御史”下断句，则御史为千石官。但这与《二年律令·赐律》（简 296）“御史比六百石”是相矛盾的。睡虎地秦简亦见“御史”。《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御史卒人使者”，整理者注：“御史，此处疑为监郡的御史，《汉书·高帝纪》注引文颖云：‘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 又《尉杂》：“岁雠辟律于御史。”整理者注：“御史，《史记•张苍列传》：‘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汉初有无监御史，我们不得而知。但汉代御史大夫之属官有侍御史，简称为御史。《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又：“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据此，御史显非千石官。《汉官旧仪》卷上：“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汉旧仪》云：“侍御史秩六百石，员五十人。”知御史秩次为六百石，与《赐律》“御史比六百石”是相合的。则《秩律》“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的释文恐怕应当别作考虑。能够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御史”后可断为顿号， 指“御史长史”秩千石。但秦及汉初不见此官名，据《汉表》，“御史长史”是成帝时始置。所以以上两种处理方式可能都不符合汉初实际。从原图版看，简文“相”字下有重文符号，故推测有可能简文“丞”字下脱重文符号， 原文当作“御史［丞］，丞相、 相国长史，秩各千石”。《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刘越传》：“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鉅鹿诏狱，奏请逮捕去及后昭信。”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御史丞”与“丞相长史”并称，和我们对简文的推测相合。《晋书·职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为中丞。”汉初“御史丞”之设置当是承秦之制。
三、骑千人
《二年律令•秩律》（简446）原释文云：“中候，郡候，骑千人， <卫>将军候， <卫>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原注：“骑千人，即中尉属官司马千人，《封泥考略》有‘中骑千人’。”陈炜祺先生指出其说有误：“《封泥考略》中‘中骑千人’封泥现已被确认为是赝品；‘司马’、‘千人’是两官，已有出土封泥为证。”[2]
关于“中骑千人” 封泥，孙慰祖先生已有详细考辨[3]，此不赘述。我们以为原注“中尉属官”之说法亦值得商榷。“骑千人”为统领骑兵的将领。《史记·傅靳蒯成列传》：“信武侯靳歙，……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则“骑千人”当是秦官名。《续汉书·郡国志》 “张掖属国”条：“张掖属国，户四千六百五十六，口万六千九百五十二。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本注：“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安帝时别领五城。”知“骑千人”与“司马”，“ 千人”官互不相混，且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千人诸官均是属国都尉之属官。尹湾汉简亦见“左骑千人”。李解民先生经比较研究认为尹湾简所见“左骑千人”秩六百石[4]，则与《秩律》正合。《汉印文字征》3 ·2收 “骑千人印”。居延简亦有“骑千人”，为都尉辖下屯兵系统官员[5] 。故疑“骑千人”当为《秩律》所见“郡尉”及“备塞都尉”属官[6]。
四、

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波：讀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札記

〈蓾（卤）〉
地名“”见《二年律令•秩律》（简451）。原释文作“（蓾）”。 注云：“蓾，字亦作“卤”，汉初属北地郡。” 刘钊先生云：“释文认为（蓾）字结构为从艸从卤，字通作‘卤’，其地汉初属北地郡。按该字其实并不从卤，这个字见于《说文·艸部》，《说文》训为‘粪’，分析结构为从艸胃省。这个字还见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语丛三，多出一‘心’字旁）。至于此字在张家山汉简中具体指何地，则还有待研究。 ”[7]
按刘钊先生认为此字即《说文·艸部》“”字，可从。《说文·艸部》：“，粪也。从艸胃省，式视切。”《玉篇·艸部》：“，粪也，亦作矢，俗作屎。”《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有失伍及 不来者，遣来识戏次。”整理者注：“，读为迟。”“”字又见于《二年律令·金布律》(简436)。原释文云：“有赎买其亲者，以为庶人，勿得奴婢。诸私为（卤）盐，煮济、汉[8]，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整理者释文作“（卤）”。此种处理方法恐欠妥当。从文义看， “”显然用作“卤”，但“”、“卤”音义皆不同，那么“”应当是个讹字。推测“”本是“蓾”的讹字。《说文·艸部》：“， 艸也。可以束。从艸鲁声。蓾, 或从卤。”《尔雅·释草》：“蓾，蔖。”陆德明《释文》：“蓾，本又作卤。”“蓾”以音近读作“卤”。所以释文应改作“〈蓾（卤）〉”。据此推测，《秩律》所见 “”也是“蓾”的讹字， 当读作“卤”，原释文“（蓾）”也应改作“〈蓾（卤）〉”。“卤”，侯国名。即《汉书·地理志》（下简称《汉志》）“安定郡”下之“卤”县，汉初属北地郡，具体地望不详。《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卤”，与《汉志》合。据《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高帝六年封张平为卤侯，食邑于此，文帝四年国除为县[9]。《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作“菌”。 《集解》引徐广云：“一作‘卤’。”《索隐》：“《汉志》阙。菌音求陨反。徐作‘卤’，音鲁。又作‘齿’。”从《秩律》律文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菌”很可能也是“蓾”之讹。《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作“蓾”，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卤”，用字虽不同，指的却是同一地方。
五、楬<栒>邑
地名“楬邑” 见《二年律令•秩律》（简451），在律文中紧接 “卤”县。原注：“楬邑，地望不详。”周振鹤先生云：“楬邑地望不明，然其前五县，其后四县皆属北地郡，也很有可能在此郡中。”[10]
按“楬”疑为“栒”字之讹。两字形体较为接近，抄写者很可能因此致误。
“栒邑”， 故城在今陕西旬邑县东北。学者多认为秦时属“内史” [11]，大概是从《汉志》“栒邑”属“右扶风”所推测得出的。但《汉志》所记载的是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的行政区划，并不能据此说明秦或汉初的情况。《秩律》之“楬<栒>邑”，我们以为当属北地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苏驵军于泥阳。”《汉书·郦商传》：“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将于乌氏、栒邑、泥阳。”“焉氏”即“乌氏”，秦属北地郡[12]， 汉初因袭之[13]； “泥阳”则秦、汉均为北地郡属县。《史记》、《汉书》又云“定北地”，据此，“栒邑”也有可能是北地属县。从地理位置分析，“栒邑”近“泥阳”，处内史与北地郡边界，秦、汉初属内史，北地郡的可能性都存在。《二年律令·秩律》“楬<栒>邑”上下文均为北地郡属县，而依照《秩律》通篇的行文规律，此处显然应为一北地郡县名。综上所述，我们推测“栒邑”秦、汉初很可能当属北地郡。
我们知道传统上学者均认为汉制三辅地不封列侯[14]，如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就说：“前汉三辅地，例不封列侯，《地理志》无注‘侯国’者。”[15]这种观点应当是正确的[16]。而“栒邑”在吕后二年时为侯国，高祖八年以封栒侯温疥，到景帝中四年才国除为县[17]。如果我们将之划归“内史”的话，显然与汉制不符，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将汉初“栒邑”归属北地郡应当不误。
六、新城
“新城”见《二年律令•秩律》（简455）。原释文作“新城（成）”。注云：“新成，汉初疑属内史，《地理志》记属河南郡。”周振鹤先生云：“陕、卢氏、新安、新成《志》属弘农郡，汉初无弘农郡，故整理者疑其汉初属内史，误。汉初应属河南郡。弘农乃析内史河南而置。”[18]
按 “新城”即《汉志》河南郡下之“新成”，故城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秦封泥有 “新城丞印” ，《续封泥考略》著录。此印文叶其峰先生以为指《汉志》渭城，高帝元年更名新城，并将之视为汉高祖时期官印的标准品[19]。孙慰祖先生非之。他说：“此印文曾以为《地理志》之渭城，景帝元年更名新城。现据相家巷封泥风格，亦当属秦。则新城当另有其地。但《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有昭王‘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归’之记载，与《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七年，拔楚新城’相合，同书记：昭襄十三，白起攻韩新城。后者据《索隐》，当在河南伊阙之左右，封泥为何者，未可确定”[20] 。孙说可从。今据简文，《汉志》河南郡之“新成”汉初写作“新城”，与秦封泥相合，则此印文指河南伊阙的可能性较大。“新城” 县，当是战国时韩所置[21]。秦属三川郡，高帝二年更名河南郡。悬泉简87 －89C:7云：“河南郡新成当利里乾克，字子 遊，神爵五年正月壬戌过东。 卩。章曰新成丞印。” [22]神爵五年属宣帝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此地名已由“新城”改作“新成”了，与《汉志》相合。
七、醴陵
“醴陵”见简456，原注：“地望不详。”周振鹤先生云：“属南郡，推测应在长沙。”[23]后来，周先生对前说进行了修正，他说：“侯国名，属长沙国。此县《汉志》无，整理者云地望不详。其实应即吕后所封越之侯国。越（其姓不明）因任长沙王国之相而得此封，故取长沙国之醴陵地以封之。文帝四年越有罪国除，故《汉志》不见。但东汉醴陵复置县，即今湖南醴陵。唯尚有一疑问：据《史》、《汉》侯表，吕后封越在四年，而此为二年律令，何以已有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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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按《汉志》无“醴陵”，其作为县名始见于东汉，故城在今湖南醴陵县。据地望， “醴陵”在长沙东南，只能属长沙国，不得属南郡。《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均谓醴陵侯“越”于吕后四年四月丙申封，文帝四年国除。《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吕后四年封“诸侯丞相五人”，其中就有醴陵侯“越”[25]。所以醴陵侯之封在吕后四年当无疑问。 我们知道汉初是天子与诸王分治天下的局面，而《二年律令·秩律》仅是对中央辖下各级官吏的规定，所以《二年律令·秩律》中出现的地名均统属于中央[26]。“醴陵”吕后二年非侯国，出现在律文中说明其时当是中央辖下的县，这便与我们上面据地望而属之于长沙国相矛盾了。
地名“醴陵”存在难于解决的矛盾，我们怀疑“醴陵”当为“醴阳”之误，汉初属南郡。“醴阳”地名首见于香港中文大学馆藏西汉河堤简（222号）：“宜成堤凡三百廿三里廿六步，……醴阳江堤卅九里二十□步。……”[27]简中“宜成”地名又见河堤简221号[28]，《二年律令·秩律》（简448）。 “宜成” 即“宜城 ”，属南郡[29]。河堤简214号有“□陵河堤”[30] ，首字整理者缺释。从原书所附图版看，应当是“夷” 字之残。“夷陵”也属南郡。“醴阳”亦不见《汉志》，但据河堤简，似乎有属南郡的可能。“醴阳” 又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奏谳书》简69－74：“（高帝）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从史石盗醴阳己乡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居郦邑建成里，属南郡守。南郡守强、守丞吉、卒史建舍治。”据简文“恢居郦邑建成里， 属南郡守”，知醴阳令恢当是南郡守之属吏，故可以确证 “醴阳”其时当是南郡属县。《奏谳书》 “醴阳”条下原注云：“醴阳，县名，不见于《汉书·地理志》，‘醴’疑读为‘澧’，县当在澧水之阳，属南郡。 ”按《史记·夏本纪》：“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 《集解》：“孔安国及马融、王肃皆以醴为水名。郑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长沙有醴陵县。’”《索隐》：“骚人所歌‘濯余佩于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国、马融解得其实。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别流，而醴字作‘澧’也。”《汉志》：“崏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字作“澧”，与《史记》、《汉书》不同。这说明，澧水之“澧”确实可以写作“醴”。《奏谳书》原注之说可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地名“醴陵”无论是归属于南郡还是长沙国均不合适。而我们若将其视作“醴阳”之误的话，一切矛盾均可以解决。实际上从简文来看，“醴陵”上下紧邻的分别是 “夷陵”，“孱陵”，确实存在涉上下文误书的可能。《秩律》“醴陵”上文之“秭归、临沮、夷陵”及下文之“孱陵[31] 、销[32]、竟陵、安陆、州陵、沙羡、西陵、夷道、下隽”均属南郡，依《秩律》之行文规律，此处也应为一南郡属县。而据《奏谳书》及河堤简，西汉“醴阳”正是南郡属县。《秩律》中“醴陵”所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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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六百石，这与《奏谳书》醴阳令恢秩六百石也是相合的。《秩律》所见南郡属县，除去“醴陵”，共有十七个，计为：宜成、巫、江陵、秭归、临沮、索[33]、秭归、夷陵、孱陵、销、竟陵、安陆、州陵、沙羡、西陵、夷道、下隽。《汉志》载 南郡属县共有十八个，有部分是后期所置或分置。将《秩律》南郡属县所分布的范围与《汉志》南郡十八属县相比较，应可认为《秩律》所载汉初南郡的属县是大体完备的。但汉初“醴阳”县名不见于《秩律》。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简文 “醴陵”很可能就是“醴阳”涉上下文而讹。
李学勤先生在谈到《奏谳书》中的“醴阳”地名时说：“醴阳，县名，不见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澧水注》的澧阳则系晋太康时所立。推想醴（澧）阳应在澧水以北，属于南郡，所以本条前后都讲到南郡和江陵、这和《汉书·王子侯表》南郡有尉文县一样，曾一度设县，后来又废除或改名了。”[34] 联系西汉河堤简来看，李学勤先生之说应当是合乎实际的。
八、苑陵
“苑陵”见简458。《秩律》原注“苑陵，属河南郡”。按“苑陵”故城在今河南新郑市东北。《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作“宛陵”，《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八里，本郑旧县也。”《汉志》作“苑陵”。《大清一统志》卷187：“苑陵故城在今（开封府）新郑县东北，秦置县。” 《史记·秦本纪》：“（始皇）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 ” 《魏世家》：“（韩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谭其骧先生云：“新郑、 苑陵、尉氏，疑亦当属颍川，故郑地，韩所都也。” [35]则秦置“苑陵”县，属颍川郡[36]，汉初当因秦之旧。《秩律》“苑陵”上下文的“阳城”、“襄城”、“偃 ”、“郏”、“尉氏”、“颍阳”、“长社”诸县汉初均属颍川郡，可作为秦，汉初“苑陵”属颍川郡之侧证。
本文蒙裘锡圭先生、李天虹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此文原刊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主要内容又收入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漢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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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第107页，中华书局，2001年。
[2] 陈炜祺：《〈秩律〉注释》，武汉大学“张家山汉简研讨课”论文，未刊。
[3]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第2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载《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
[5] 参陈梦家：《汉简缀述》第42、43，69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
[6]《汉表》：“郡尉，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7] 刘钊：《〈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一）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
[8] 该处王子今先生断句为“诸私为 <卤>盐煮，济汉”（王子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盐政史料》，《文史》，2002年第4期）。
[9] 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10]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11] 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皆属内史（参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中华书局，1982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2] 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3] “乌氏”见《二年律令•秩律》（简451），原注云：“汉初属北地郡”，当是。据《汉志》，“乌氏”武帝元鼎三年更属安定郡。
[14] 钱坫，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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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等均持这种观点。钱坫，王先谦说见王先谦《补注》“合阳 ”条。
[15] 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一册19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16] 唯一有可能例外的是《汉志》左冯翊下之“合阳”，虽不云侯国，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合阳侯喜，《索隐》云属冯翊。钱坫、杨守敬等均非之（钱坫说见王先谦《补注》“合阳”条所引，杨说见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一册19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认为当是平原郡之合阳县。王先谦虽赞同《索隐》，但也说： “三辅不封列侯，此或以亲亲之故，一时变例与。”
[17] 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18]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19] 参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6年1期，又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鉴定》第12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20]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第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 战国韩兵器有新城令戈。参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2]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3]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24] 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修订）》，“简帛研究网”，2003年11月23日。
[25] 《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四年，封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集解》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
[26] 参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又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27] 此蒙陈伟老师告知。
[28] 陈松长编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 93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29] 《秩律》之“宜成”，原注以为即济南郡之“宜成” 。周振鹤先生指出此当是南郡之“宜城” （《〈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其说是。《汉志》“南郡”条下：“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 河堤简所见“宜成”亦同。
[30] 陈松长编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 91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31] “孱陵”，原注“属武陵郡”。周振鹤先生云：“孱陵与索县《志》皆属武陵郡，而武陵郡地汉初属长沙国，故此二县其时必属南郡无疑”（《〈二年律令 ·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按“孱陵”见里耶秦简，当为秦县名，其地在南郡北境附近，秦，汉初当属南郡。
[32] “销”，原注云“地望不详”。据里耶秦简可推知其当在南郡。参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33] “索”，原注云：“索，武陵郡有索县，河内郡有索邑，此当为后者。” 周振鹤先生属南郡（《〈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按《二年律令·行书律》（简264）云：“十里置一邮。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界（？），廿里一邮。”[33] 可证“索”其时当属南郡。
[34] 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上），《文物》， 1993年第8期，又李学勤：《〈奏谳书〉初论》，《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引文据后者。
[35] 谭其骧：《秦郡界址考》，载《真理杂志》第一卷第 2期，1944年；又收入其着《长水集》，人民出版社， 1987年。
[36] 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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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札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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