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后曉榮：秦隴西郡置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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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1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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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后曉榮：秦隴西郡置縣考

秦陇西郡置县考
（首发）
后晓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内容摘要：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的重要史料。本文就是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考证秦陇西郡设县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关键词：秦朝陇西郡置县
秦陇西郡原为西戎义渠地，因陇山得名，辖境包括今甘肃省临夏、临潭县以西，礼县以北地，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有关其置郡时间，有不同说法。《后汉书 ·西羌传》：“至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据此文献记载其事于周赧王四十三年，即秦昭王三十五年。又《水经·河水注》：“狄道故城，汉陇西郡治，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置”。应劭曰：“有陇坻在其东，故曰陇西也”。但《史记·秦本纪》： “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则秦陇西置郡时间，当在秦昭王二十八年以前。又陕西宝鸡陇县凤阁岭出土秦昭襄王“廿六年陇西守”戈，铭文“廿六年□栖（西）守□造，西工室奄，工□（内背面），武库（内正面）”。李仲操先生隶定“陇西”，但时代定为昭襄王廿六年器[1]。此兵器的纪年也说明《后汉书·西羌传》和《水经注》有关秦陇西郡设置时间似有误。
有关秦陇西郡置县，文献没有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第二册中有关秦陇西郡置县点注有上邽、西县、下辩、翼县、临洮、狄道、枹罕7县[2] ，但没有具体的考证文字。此外，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利用文献也考证秦陇西郡置狄道、临洮、西县、上邽、下辩、翼县、枹罕、故道、榆中、绵诸、成纪、獂道12县[3] 。其中后者增加了“故道、榆中、绵诸、成纪、獂道”五县。特别是马非百先生所利用文献晚至明、清，如《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等，这些文献有关秦置县记载尚有不确，故其所考秦陇西郡置县也多有商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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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言：“班氏所载，寥寥如斯，欲据此以窥秦制之梗概，难矣”[4]。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的重要史料。此外西汉初年的简牍中的地理史料也基本上反映了秦时的地理情况，如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西汉初年的简牍。周振鹤先生在讨论《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时说：“张家山274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之《秩律》中所列的百余县名，却为我们说明了汉初相当大范围内的县级政区的分布情况，让我们知道这些县大多是承秦而来，而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5] 。本文在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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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上，利用有关秦代各种考古、文物资料中有关秦历史地理的“当代文献”，以及战国秦汉城市考古成果，结合相关文献，重新考证秦陇西郡置县，并“坐实 ”其地望。有关秦陇西郡置县可考者有：
西县：秦封泥有“西共丞印”[6] 、“西丞之印”[7] ；秦陶文有“西道”、“西处”等[8] ；湖南博物馆藏秦兵器有“廿年相邦冉”戈，铭文：“廿年相邦冉造，西工师□，丞□，隶臣□”[9] 。西，地名，为秦故都，后改为置县。《史记·樊哙列传》：“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又《史记·绛侯世家》：“围章邯废丘，破西丞”。《水经注》：“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读史方舆纪要》：“西城在秦州西南百二十里，即所谓西犬丘也，非子始居此，后庄公复居焉。秦并天下后改为县。故秦末时有周勃、樊哙击破西丞”。秦置西县，两汉因之，地属陇西郡。《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西县，“莽曰西治”。《正义》引《括地志》云：“西县故城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即秦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百二十里。
兰干：秦封泥有“兰干丞印”。《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兰干县，“莽曰兰盾”。西汉天水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分原秦陇西郡而增置郡。《元和郡县志》：“秦昭王伐义渠戎，始置陇西郡”。推之，汉兰干县实为因秦置之，具体地点待考。
略阳：秦封泥有“略阳丞印”。《汉志》天水郡有略阳道。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因，续《志》无道字”[10] 。《水经·渭水注》：“略阳川水出陇山香谷”。秦置略阳县较早。天水放马滩出土秦地图有地名“略”，徐日辉认为“略”即是《汉志》中的略阳道之前身[11] 。今秦封泥证之其论甚确，秦置略阳县，西汉改县为道《清一统志》：“故城今秦泰安县东北九十里”。即今甘肃天水市北。
上邽：秦始皇陵遗址出土陶文有“邽”、“上邽” [12] ；又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有地名“邽”[13] 。诸位专家都考证其为秦邽县，为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战国秦置邽县，故陈直言：“《善斋吉金录》玺印中二页，有‘邽印’当为秦代制作，盖秦代只称邽县，不称上邽” [14] 。陈语或正误参半。武公伐邽戎后，“初县之”，按理在邽戎故地设县应为邽县，秦“邽印”就印证了这一点，放马滩地图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地图中邽地只称“邽丘”，同出《墓主记》竹简中也称“邽丞”、“邽守”，更进一步验证了战国末年以前的上邽县称邽县。始皇二十六年，统一郡县制，改“邽县”为“上邽县”，以对应内史的下邽县。秦始皇陵遗址出土陶文有“邽”、 “上邽”，也证明秦邽县后改为上邽县。秦末之际，周勃就曾“破西丞，攻上邽”[15] 。《太平寰宇记》：“废上邽县本邽戎地，秦伐邽戎而置县，属陇西郡”。《读史方舆纪要》：“上邽城在秦州西六十里”。秦州，即今天水市。雍际春从秦放马滩地图考证其地在今天水市北道区所在地[16] 。
冀县：陕西临潼刘家村秦遗址出土陶文“冀犀”、 “冀□”[17] 。二者是为修建秦始皇陵及其设施，从冀县征发服徭役者陶文。另秦兵器有传世“五十年诏事” 戈，其刻铭“五十年诏事宕，丞穆，工中（正面），翼（背面）”[18]。秦王享年五十以上者，只有昭襄王，故此戈为秦昭襄王五十年，分发与翼县之物。又秦官印有“冀丞之印”[19] 。秦冀县，为较早置县。《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 。二者相证，秦确置冀县。《清一统志》256卷：“冀县，古城在（巩昌府）伏羌县南”。伏羌即今甘肃省甘谷县。
邸县：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有地名“邸 ”[20] 。学者多认为其为秦邽县下一基层行政地名，笔者认为或即为秦置县。《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县有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此邸县或为汉氐道之前身。
走翟：秦封泥有“走翟丞印”。走翟中“翟”有二解：一，“翟”与“狄”相通。《国语·周语》：“我先王不窟，用失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二，“翟”为乐更名，《礼记·祭统》：“翟者，乐吏之贱者。”注：“翟渭教羽舞者也。”刘庆柱先生考证“走翟”可能为掌管乐舞之吏的官署或掌北狄事务的属官[21]。笔者以为翟、狄互通，秦封泥中“走翟”应是地名为妥。
翟，先秦时，秦国散布于西北广大地区的戎族之一。《史记 ·晋世家》：“重耳奔翟”；又“晋北边翟”。春秋战国时，翟人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南西北部等地，有翟、白翟、赤翟等族。《国语》云：“桓公西征，攮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秦穆公时，“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其中就包括陇西之地的翟戎。《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锟戎、翟、獂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据考证，“陇以西”主要指今陕西以西，甘肃陇南及陇西广大地区，其中翟人居于今甘肃临洮一带[22] 。秦伐西戎，据地置县。《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又“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推之，秦据翟地置县，秦内史有翟道县，秦封泥有“翟道丞印 ”。走翟或为“赶走翟族”之耀词，故“走翟丞印”也应为走翟县丞之印，走翟一地，估计在今甘肃临洮一带。
故道：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故道丞印”[23] ；传世秦青铜器有故道量[24] 。《史记·高祖本纪》：“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史记·曹相国世家》：“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汉书·地理志》武都郡领县有故道，“莽曰善治”。从文献和文物可证故道乃秦县而汉因之。《正义》引《括地志》云：“凤州两当县，本汉故道县，在州西五十里”。《清一统志》：“故道故城在（汉中府）凤县西北，接甘肃秦州两当县境”。
临洮：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临洮丞印”[25] 。临洮是秦极为重要的地名，秦长城的西端点，一般意义上秦之西界。《史记·秦始皇本纪》：“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史记·蒙括列传》：“筑长城，因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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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险制塞，起临洮”。《汉书·西域传》：“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元和郡县志》：“岷州在秦为陇西郡临洮县”。《清一统志》 256卷：“故城在今巩昌府岷州治”。岷州即今甘肃省岷县。
獂道：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獂道丞印”[26] ；湖北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有“獂道”[27] 。《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西斩戎之獂王”。可知此时秦已据有其地。《汉志》天水郡属县獂道，“骑都尉治密艾亭”。故马非百曰：“汉无獂戎，故獂道亦当为秦之旧县而汉因之”[28] 。今秦封泥证之，马氏甚确，秦置獂道。《正义》引《括地志》云：“獂道故城在渭州襄武县东南三十七里。古之獂戎邑。汉獂道，属天水郡”。今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獂道在今甘肃陇西西南，渭水之北。
绵诸：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绵诸丞印”[29] ；又西汉初年的《秩律》有“绵诸”县。绵诸为西戎之一。《史记·六国年表》秦国栏，历共公二十年，“公将师与绵诸战”。《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属县有绵诸道。今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今甘肃天水市东。
襄武：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襄武□□”[30] 。《汉志》陇西郡属县襄武，“莽曰相桓”。《水经注》卷17：“渭水又东南，径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入鄢，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东北径襄武县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 。《元和郡县志》陇右道渭州：“襄武县，本汉旧县也，属陇西郡……武德元年改属渭州”。从前面文献可知，襄武县在獂道县西北。今甘肃陇西县南。
下辨：秦封泥有“下辨丞印”[31] ；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下辨”，其上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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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郡。《史记· 曹相国世家》：“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雍、斄”。《读史方舆纪要》：“同谷废县即今成县治，秦下辨邑也。汉初，曹参攻下辨，即此”。《清一统志》277卷：“故城在（阶州）成县西三十里，秦置”。其治在今甘肃成县西北。
狄道：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狄道” 。《张家山汉简》属吕后二年之物，距离秦亡尚无多年，按照常规，汉初之县大多是承秦而来。《水经 ·河水注》：“《百官表》曰：县有蛮夷谓之道，公主所食曰邑。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需有译言乃通也。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太平寰宇记》151卷：“狄道县，本秦旧县，其地故西戎别种所居，秦取以为县”。今西汉初年的简牍侧面证明狄道置县较早。《读史方舆纪要》：“故城在今临洮府治西南”。即今甘肃省临洮市。
辨道：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辨道” 。辨道不见文献记载，但有下辨道。《汉书·地理志》武都郡有下辨道，“莽曰杨德”。故周振鹤曰： “但有下辨道，则必有辨道或上辨道也”[32] ，可从。即文献中“下辨道”是相对失载的古“辨道”而言，具体地望无考。武都郡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估计秦至西汉初年辨道属陇西郡。
戎道：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戎道” ，其上属郡为陇西郡。《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汉天水郡为汉武帝元鼎三年置，西汉初年属陇西郡。从简文知，西汉戎邑道初名戎道，估计秦时也为戎道。
武都道：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武都道”。《汉书·地理志》武都郡属县有武都，又《史记·高后纪》：“武都道山崩”。师古曰：“武都道属武都郡”。笔者在考证《汉志》属县的“道目”时，证之“武都”是“武都道”之误[33] 。西汉武都郡为武帝元鼎六年置，估计秦时和西汉初年武都道属陇西郡。
予道：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予道” 。《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属县予道，“莽曰得道”。具体地望无考[34] 。
薄道：秦封泥有“薄道丞印”、“薄道”[35] ；又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秩律》有“薄道”。周振鹤先生认为“要皆在陇西郡中”[36] ？“薄道”不见史汉等书，但秦封泥和汉初年简牍证明秦和西汉初年确置薄道，具体地望无考。
阿阳：秦封泥有“阿阳禁印”[37]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县十六，……绵诸道，阿阳”。《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北，迳阿阳县故城西”。《水经注》卷十七：“又南迳阿阳县故城东，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障侵陇右，汉阳长史盖勋屯阿阳以拒贼，即此城也”。秦阿阳即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
成纪：《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从此可知成纪亦秦时旧县。《清一统志》：“故城在今秦安县北”。
抱罕：《元和郡县志》三九卷：“抱罕县本汉旧县，属金城郡，故罕羌候邑，秦灭为县，后因之”。《清一统志》253卷：“抱罕故城，今兰州府河州治” 。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县。
从以上秦“当代”文物等资料和文献考证可知，秦陇西郡置县可证者22县，具体如下：上邽、西县、下辩、翼县、临洮、狄道、枹罕、兰干、邸道、走翟、故道、武都、绵诸、獂道、襄武、戎道、辨道、予道、薄道、略阳、成纪、阿阳。其中所考秦陇西郡置县大部分为秦出土文物所证实。秦陇西郡辖地相当于西汉陇西郡和部分天水郡地。《汉书·地理志》陇西郡辖县有11，天水郡辖县16，二者很大部分属县在秦代时就已经设置，并延续了秦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相当于内地县一级的行政单位“道”，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策。秦薄道、辩道延续至西汉初年，但《汉书·地理志》中无，说明其在西汉后期废除，二者对照，反映了秦汉时期陇西郡政区地理的沿革变化。
总之，秦朝国祚短促，留下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对于其在地方的治理机构和郡县的设置等更是模糊不清。通过对有关秦陇西郡文物这类“当代”文献的研究，开拓了我们对秦陇西郡史事的研究视野。即所谓“汉承秦制”，实际上是指历史上西汉对于秦代的政治制度多所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我们通过对秦代地方郡县的研究，可确知汉代的郡县名称和地方职官都是对秦制多所沿袭，很多汉代的地方郡和县的名称实际在秦朝时即己设立，且名称并未改变。如秦陇西郡所属县阿阳、兰干、襄武、戎道、辨道、予道、略阳、临洮、邸道等县，传统文献多认为是西汉所设县，现在考证可知均为秦县，同时将这些地方设县的时间上推之至秦，甚至战国时，可补史料之缺轶。

[1]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香港：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2000年，页72。有关此戈的时代有不同说法，本文从李仲操和王辉之说。
[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页5至13。
[3]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史念海，《秦县考》，《禹贡》，1937年第6、7期。
[5]周振鹤，《<二年法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6]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文中所用秦封泥未注出处者，都出自此书。
[7]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8]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页48。
[9]李学勤，《湖南战国兵器铭文选释》，《古文字研究》第12辑。
[10]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1] 徐日辉，《对秦赢“西垂”及相关问题的考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12]陈晓捷，《临潼新丰镇刘家村秦遗址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13]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14]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212。
[1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16]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陈晓捷，《临潼新丰镇刘家村秦遗址出土陶文》，《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18]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香港：新文丰出版公司发行，2000年，页78。
[19]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页409。
[20]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21]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4月。
[22]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86。
[23]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24]容庚，《秦汉金文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印本，民国二十年。
[25]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26]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2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后者同不一一注出。
[28]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586。
[29]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30]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31]周晓陆等，《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32]周振鹤，《<二年法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33]后晓荣《<汉志>道目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从》， 2008年（待刊）。
[3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页33至34。
[35] 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
[36]周振鹤，《<二年法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37]周晓陆等，《秦封泥与甘肃古史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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