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何家興：“舉國”戟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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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家興：“舉國”戟的發現

“（举）国”戟的发现
(首发)
何家兴
安徽大学中文系
《考古》2008年第4期刊载了《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一文，该文公布了一件有铭随葬戟“胡部有一行六字铭文，为‘束（？）’子傀用（之）（戟）。”[1]报道者对第一字的隶定持怀疑态度。我们认为第一字 “”为“（举）”，最后二字为“之戟 ”确定无疑。“”见于甲骨文，作“”（《合集》6667）、“”（《合集》5504）、“”（《合集》20646）三者是繁简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在讨论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遗址时，讨论了这个字。他说：
“‘’字从‘舁’，字中间的不是‘东’，而是橐囊的象形，和商代铜器铭文中象人背负橐囊的字（《金文编》附上90）一致。这个字象众手共举沉重的橐囊，应为‘与’（举）字的古体。《古玺文字征》‘’字所从的‘与’作，也就是这个字。”[2]
李先生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报道者观察出“”字中间部分象橐囊的部分，隶定作“束（？）”，没有注意到两只上举橐囊的手。
“国”戟虽然只有六个字，但是意义十分重大。“”是商朝在今湖北省境内的一个封国，对商朝中央政权负有贡纳、防卫的义务，与曾国一起参加过征伐虎方的战争。甲骨文记录了这些史实：
“……贞，令望乘眔(途)虎方？十一月。”《合集》6667
“……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合集》6667
“……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合集》6667
“……其 (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合集》6667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左比?”《合集》5504
“乙未，〔入〕，在壴,三.辛巳,且辛□,在厥，二。”《甲编》2902
“乙丑卜于。”《合集》20579
“丁丑， 入七。”《合集》20646
李先生认为，“‘’字象以手提举橐囊，应即‘’字的省文。”“与（举）和曾是商朝南土的两个封国。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角的新野，出土了大量周代的曾国青铜器，卜辞的曾当在这一范围内。与（举）应在汉东举水流域，详见《水经·江水注 》。”[3]李先生认为与（举）应在汉东举水流域，是正确的。《水经注·江水注》记载：“举水出龟头山，西北流，经梁南定州治，又西流，左右合垂山之水，又西南经颜城南，又西南经齐安郡西，又东南历赤亭下，南流注于江。江北烽火洲，即举洲也。北对举口，春秋吴、楚陈于柏举。”关于“举水”诸祖耿先生的《战国策集注汇考》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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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相璠曰：‘汉东地矣。江夏有洰水，或作举，疑即此。’《元和志》：麻城县东南八十里，有龟头山，即春秋柏举也。《名胜志》：今麻城县东六十里，有龟峰山，即举水之源也。又有柏子山，在县三十里，柏举之名，盖合柏山、举水得之……案《公羊传》作伯莒，《谷梁传》作伯举。《淮南子·诠言》则言：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莒。注：柏莒即柏举，古字通用。”[4]
我们认为古“举”国在“举水”流域，即今天湖北省东北部的麻城市境内。麻城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处于汉淮之间。汉淮之间一直是古代各民族错居杂厕的地方。有的小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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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如姬姓的随、唐；姜姓的历；有的是各种庶姓，如嬴姓的江黄等。“《左传》所记载的淮汉之间的诸侯国，如江、黄、邓、唐、历等，多已在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出现……”[5]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缺乏，举国的族属不明，这件“举国”戟告诉我们其为子爵。
商周以来，统治者一直重视对汉淮流域的经营。汉淮之间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国一度作为中原以南的屏障。春秋战国时期，王朝衰落，这些小国逐渐为楚国吞灭了。“依清代顾栋高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楚灭国凡四十二，近人略有修正，但说楚在春秋时期共灭四五十国总是符合实际的。楚人的扩张方向，先向北而后向东，周朝分封以防御荆楚的小国渐被蚕食。如清人高士奇所论：‘夫先世带砺之国，棋布星罗。南荆蛮而北为中原之蔽者，最大陈、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黄，其次唐、邓尤偪楚方城之外，为楚门户。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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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上面提到的国名只是举例，其间的迁移流徙等历史变化，现存文献也未必能尽得其详。”[6]正如李先生所说，关于汉淮之间小国的流徙，文献未尽其详。举国作为商朝南土的一个封国，在商朝防卫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出土金文、先秦文献均无记载。我们推测举国很有可能在春秋纷战中被楚国或其他邻国吞并了。这次“国”戟与“唐国”戈同出，说明至少在春秋时期“”与“唐”、“曾”一起都活跃在汉淮流域。
郧县地处湖北省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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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古属麇国，春秋时期为楚所灭。近年来，乔家院墓陆续出土了唐国之器，[7]这次“国”戟与“唐国”戈同出，为我们思考墓主与唐、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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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
《考古》，2008年第4期。
[2]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又见《新出青铜器研究》第
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6月。
[3]同注②。
[4]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第7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5]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又见《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6月。
[6]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7] 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黄旭初、黄凤春：《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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