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毛泽东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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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毛泽东与《红楼梦》

毛泽东酷爱《红楼梦》，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晚年，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红楼梦》始终是他常读不厌的古典小说。他看过的《红楼梦》版本差不多就有10种以上。作为一位领袖，能对一部小说倾注这么大的热情，总有其特殊的主客观因素。探求这些原因，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深入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无疑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博学多识，他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怎样才能正确地领导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使其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偏差呢?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非常重视研究中国历史。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他认为只有“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的今天”，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也才能够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怎么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呢?除了广泛阅读古代史书以外，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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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对他的表孙女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他申明：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并说，《红楼梦》是写得很细致很精细的历史。
毛泽东为什么会把一部小说当作历史来读呢?探究起来，这与他的文艺观密不可分。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还说：“过去的文艺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作品的产生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生活—作家—作品，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阅读文艺作品，善于透过艺术形象，直接把握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即：由作品到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楼梦》看成是封建社会的活化石。从中看出了在史书中很难看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精细历史。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史。它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正象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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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一书中说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因此，毛泽东在《红楼梦》中注意到了封建社会衰败的各种迹象。
在《红楼梦》中，毛泽东看出了封建社会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用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在《红楼梦》中，毛泽东也注意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在《红楼梦》中，毛泽东还看到了封建统治者自身的腐朽。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夸下来的。
家长制这个根基的动摇，预示着封建社会已处于风雨漂摇之中；社会经济关系的频繁变化，反映封建社会内部矛盾之尖锐，斗争之激烈；而一代不如一代的膏梁纨裤，只能使已经衰落的局面更加迅速的衰落。从政治、经济到人事，中国封建社会从根子上腐败了，确像冷子兴说的：“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毛泽东以《红楼梦》为活化石，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中国封建社会，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据此研究中国的今天，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成功，无疑证明了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是正确的。作为伟大的政治领袖，他当然希望更多的同志都能从《红楼梦》中获得和自己一样的历史知识，更深入、更理性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社会现实。这是他向别人推荐《红楼梦》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推崇《红楼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表现出了民主性。
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对待古代的文学遗产，所谓的政治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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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可见，民主性、革命性是毛泽东评判古代文化的重要的政治标准。
在封建社会中，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被剥削、被压迫、被污辱、被损害的劳动人民，无疑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它孕育着变革，代表着进步，有着巨大的政治潜能。因此，毛泽东对有点民主性的作品非常重视。毛泽东曾表示：他不喜欢白居易诗歌那种“哭哭啼啼”的哀愁风格，但当他读《琵琶行》时，却写了这么一段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高度赞扬白居易对待弱女子的平等态度，视它为白居易诗的最佳处。他在读《聊斋志异·小谢》时，批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说：“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明确表示《红楼梦》为民主文学。
作为一位一生都以解放被压迫者为己任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在阅读《红楼梦》时感受最强烈的是其中反映的政治斗争，即统治者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和摧残。他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祺、尤二姐、尤三姐等等。他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阶级，并据此评价作品的思想价值和人物形象。他批评“旧红学”，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对“新红学”虽有肯定，也不大满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旧红学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研究。他说“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的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正因为如此，当他发现李希凡、篮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文与自己的文学研究思路相吻合时，格外高兴，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作者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廿六岁。”充满欣喜之情。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学研究权威专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李、篮的文章与以往“红学”研究者最根本的不同是：他们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研究《红楼梦》，评价新旧红学。正是这点，最为毛泽东所赏识。这些可以从毛泽东阅读这两篇文章时所作的标记中看出。他特意在下列几处划了双重着重线，并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如果断定《红楼梦》从《金瓶梅》那里继承了色空观念，那么，这些作品岂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某一作品”这些观点与毛泽东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论点一致。可能是有感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以及意识形态其它领域在研究方法上问题太多吧，后来，又写了那篇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提出《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提到“护官符”。所谓“护官符”，门子向贾雨村作了清楚的介绍：“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护官符’”。可见，“护官符”是一部高度浓缩的“官场现形记”。在封建社会，具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是豪门望族与平民百姓。号称百姓父母官的各地官员，能否坐稳却完全依赖于是否对豪门望族有利，豪门望族又结成了巨大的关系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样的社会里，那里还有正义可言呢?因此，“并无难断之处”的冯渊之死案，“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一拖再拖。刚刚上任的贾雨村竟把它当成晋升的阶梯，深交“四大家族”的机缘，“循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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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门，又是巨富，他们榨取人民的血汗得到的财富反过来又成了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基金。他们凭借巨富买官、买人，买刑，买名利，买是非……一句话为所欲为。总之，第四回从总体上概括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贪婪。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红楼梦》中各类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死荣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毛泽东把第四回作为全书总纲，虽为许多论者难以认同，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有独到之处的，是自成一家之言的。
《红楼梦》只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终生喜爱的古典小说，还与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审美需求分不开。
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性，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说过，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虽然两者都是美的，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他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同时，也十分重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他说：“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批评，也应该允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把艺术性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写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宋人以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个比较，就是从艺术角度而言的。
在实际的欣赏活动中，毛泽东是位品位很高的艺术鉴赏家，他特别欣赏那些艺术形式较为完美的作品。明确表示喜欢“三李”。“三李”都是艺术上独具特色，而且取得很高成就的伟大诗人。李白的诗，雄奇豪放，想象奇妙，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被尊为“诗仙”；李贺的诗，色彩瑰丽，构思奇诡，立意怪诞，富有创新精神，后人名之为“诗鬼”；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优美，音调和谐婉转，有唯美主义之称。这些诗人的诗作，当然都能给他以很大的审美享受。毛泽东喜爱《红楼梦》正是因为它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现象，不仅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他曾说：王熙凤这个人物写得不错；又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就是从认识和审美两个角度说的。
毛泽东喜欢常读常新、内含丰富的文艺作品。他曾表示不喜欢韩愈。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说完了。他的这一审美追求也体现在对《红楼梦》的欣赏中。他多次说：《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也就是说，《红楼梦》内含丰富，百读不厌，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
毛泽东是位乐观主义者，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正义与邪恶、先进与落后并存，而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所以，他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描写代表进步与未来的正义力量(那怕它是弱小的)给读者以希望。他反对一味暴露、一味揭露黑暗的文艺作品。《红楼梦》满足了他的这一审美需求。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它写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的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希望么。
毛泽东酷爱《红楼梦》，《红楼梦》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他常常在讲话和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问题。在“三反”时，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教育党员干部要警惕受坏人包围；用王熙凤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时，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和散的辩证关系等等。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引文自：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掌上千秋》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改造我们的学习》
（文章来源：《唐都学刊》1993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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